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序刘晓南《宋代闽音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宋代论文,文献论文,语音论文,闽音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是刘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的初稿、二稿……直至现在的定稿的最早的读者之一，因为这个缘分，晓南同志要我作序，忝在知交，义不容辞。正好今秋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文系邀我作短期学术访问，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教授也发来E-mail，要我去作一次关于传统音韵学方法的演讲，东北大学的花登正宏教授也邀我去与仙台的汉语学者交流。因此这两个月一边在读晓南同志的书稿，酝酿写序的事；一边在思索如何向花登、平田教授交答卷，两股线自然拧成一根绳，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话说，就“合二而一”了。
现将我1998年11月6日、11月17日在日本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的所谓“讲演”写成文字，以序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
我谈的题目是“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这里先得交代一下，“研究”的对象是限定好了的，不是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加个状语“主要”是有意为之，文中会谈到。
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自然不止一种，可以从现代亲属方言或亲属语言运用历史比较法，上溯其源；可以从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接触来研究相互间的影响；可以根据理论演绎推阐；可以从传世的历史文献考证；可以用考古新获得的文献来印证……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殊途同归”，要是用西谚“条条大道通罗马”，似乎更形象些。方法是无所谓高下、新旧之分的，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了格言了，在这里我仿造一句，“实践是检验方法的唯一标准”，用某种方法能出结实的成果，这方法就是好方法。但是如果“成果”像青霉素，瓶子上印着“有效期×月×日止”，那就令人失望了。
现在着重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
我以为这种方法有四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冷。如今通行讲层次，我就按层次讲吧。近十几年中国大学的校长多是理科专家，于是在文科中“重理轻文”的怨声四起。可是到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掌权者多是或全是文学教员。而在“语言”层次里，现代汉语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则相对热得多，音韵学注定是冷门。在音韵学中，比起其他方法来，“从文献来研究”的方法就不那么新潮、前卫了，冷中之冷，真是到了冰箱中了。
何以处之？只有二途，一是趋利避害，趋热避冷；一是认了，“板凳甘坐十年冷”。“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这九百年前的诗句可真嘲笑了当今的一小撮书生。
特点之二是难。
难有四。
首先是读文献难。且不论“佶屈聱牙”的“殷盘周诰”，就是明清笔记，对今人来说，也不全是好懂的，北京、上海两地出版了好些当代专家整理过的新校点本，可是我们在古籍整理刊物上不是常常看到对它们纠谬的文章吗？谁都得承认：当今中国的作家、学者、政治家、公务员的语言水平整体滑坡，读古书的能力亦然，汉语史专家也不例外。
其次，寻找文献资料难。我们东方人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上千年的绵长不断的文献纪录，中国人喜欢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古书之多。在这么多的文献中搜集专题研究所需的资料，谈何易？“沙里淘金”、“大海捞针”并不是夸张的语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很多书生的亲身经历。
第三，与其他学科会通难。如果就熟知的韵书、字书、韵图继续作深入的研究，当然会有收获。如果我们想有所扩展，想开拓新的领域，搜集材料的范围就得扩大，就更需要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根底，就要深入到戏剧学、诗学、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考古学、科学技术等等学科的领域，在那些学科里寻觅与汉语史有关的资料，区分年代，辨别真伪，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四，立说难。一个人只要不是伪学者，著书的目的总是为了能立说，说能立。众所周知，有些别的学科立说不难，因为其说难以验证，甚至无法验证，读者不肯信其是，亦难以辨其非。可是从文献研究，立说特难，为何？因为著者读过的书，读者也多能读到，除非在日本的古寺里发现秘本、孤本。而严酷的事实是，读者读的书往往比著者多，因此著者辛辛苦苦所立之说不免被攻破，这就是说，从文献研究而得的结论很容易被检验，很容易被看出罅漏，甚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古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读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在文献之海里“探骊”而又要“得珠”，难，难，难。
就说这四点吧，其实还有第五难，就是赚稿费难。才华横溢的高手，振笔疾书，滔滔不绝，书厚盈寸。而从文献研究，一年半载方得一文，数千字而已。不过能坐冷板凳的多安贫乐道，故第五难不与焉。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特点之三是笨。读千卷万卷书，抄千张万张卡片，做数不尽的统计，这方法难道还不笨吗？看晓南的这本书，他从上万首（篇）的诗文里爬罗剔抉，竟然搜出反映宋代闽音的确切信息六百余条，不下死功夫，不用笨办法，能行吗？我常打这样的比喻：有些文章，洋洋洒洒，动辄万言，有如写意画；而从文献来研究汉语语音史，则如工笔画，孔雀的一根翎羽，要耗多少时辰啊！
特点之四是实。中国民间有句俗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甘坐冷板凳，迎着困难上，按照笨办法做去，总能结实（jiē shí）的，这“实”是结实（jiē shi）的，不会像有效期短暂的青霉素，不会像炫耀着幻彩的肥皂泡。它没有轰动效应，但是可保“平实”。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在中国、在日本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我想这与环境、条件、传统、师承、爱好等等都不无关系。试想，某个地区，文献资料少，那怎能从文献入手来研究呢？汉语中有个四字格“扬长避短”，近二十年可谓家喻户晓，“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扬长避短”则是人类理性的升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专家可以夸口：我们拥有祖先传下来的大量的文献；我们历代的文献学家在文献的辨伪、辑集、校勘、注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中日学者具有较强的阅读、搜集、研究古书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长处，我们应该“扬长”！
完全可以说，从文献研究，是语音史研究的基石。在深厚牢固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筑高楼巨厦，反之则否，这是常识，毋庸多言。
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一文出，《切韵》的长安音系说即告歇息。索绪尔在1878年提出的关于原始印欧语元音的假说在希太特铭文（按，也是一种文献）发现后得到证实。由于有了宋代福建文士的大量诗、词、文用韵的研究，闽方言史才得以上推到10-13世纪。……伟哉文献之功！
浩如烟海的典籍（包括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的古代学者，我们的师辈远远没有开采完。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王念孙、王闿运都说过非汉唐之书不敢观的话。他们看过的书，我们要重看；他们没看过的书太多了，我们更要看。我们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觅搜新的研究材料，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若问什么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近在眼前，这宋代闽音史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注重“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方法，是不是守旧，或者复旧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初的学术史吧，那时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很激烈，一方面是饱读诗书的旧派学者，一方面是接受西学熏陶的新派学者，我们可曾注意到，赵荫棠氏的《等韵源流》之末有“旧声韵学家”“新声韵学家”的提法，而且列有名单。而在现在的音韵学教科书和论著中却看不到“新”“旧”这样的形容词，原因何在？本世纪下半期“新音韵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一统天下。现在还在从事音韵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全是“新音韵学”派的传人。这二十年出版了十几种音韵学概论的书，都跟旧式的音韵学入门书迥不相同，便可证明。
再说，我们主张“主要从文献研究”，绝非“唯一从文献研究”（按，即使是“唯一从文献研究”，只要出结实的成果，也是应该称道的），我们也提倡研究方言和方言史，试看今日活跃在学坛上的音韵学家，很多都同时从事共时方言和历时方言的研究，请注意，这可不是传统的方言语汇的溯古考释，而是运用“新方言学”的方法和手段。我们比以共时描写为主要园地的新方言学者更注意方言史的开拓，比如以两宋福建路文士的诗、词、文等大宗文献为资料，寻求其用韵的特点，就使闽方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说是重大突破，毫不过分。可以说，研究方言史，主要依据文献；要精确地断代，更非得依靠文献不可，舍此别无他路。我们还应该学习音系学和语言声学，关心国内外对于语言接触和融合的研究，注意历史语言学的新进展，……对于各种新说辨别、扬弃，以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要密切注意考古学、分子遗传学的最新动态。据报载，中国三峡地区发现了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的化石；安徽繁昌县孙村镇瘌痢山进行的古人类化石探寻工作，有可能把亚洲古人类生活的年代向前推到二百万至二百四十万年前；中国南北二十八个人群的DNA的研究可以显示中国人种的来源，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与汉语的起源、分化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学者不可能死守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在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学者的思惟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
方法多种多样，每个学者各有其长。当然，最理想的是“全能”，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每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诸种方法都运用娴熟，然而这是可望而难即的。纵观以《马氏文通》问世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时期的一百年内，“样样都拿得起”（按，这是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1991年3月16日给我的信中的用语）的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可以各有侧重，也势必有所偏重，使用各种方法的学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个我们所向往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那是皆大欢喜的。
最后，我们特别要说的是，时至今日，“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尤其应该受到重视。本世纪初年，新学冲击了旧学，应该承认，这些新派学者的国学根柢也很深，如今这些学者都已凋零。一段时间，传统文化跌入低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堪悲堪痛复堪怜：当今名学者、名作家文理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传统文化更是到了亟须维护、继承之时。说到这里，我要“节外生枝”：五十年代初中国到处有城墙，不几年间拆毁殆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连北京古城墙也不能免于难，终于在梁思成的哭声中被拆了，曾几何时，今日欲求古城墙而不可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之，提倡文献研究，若在本世纪初，难免有守旧之嫌；而在本世纪末，则为切中时弊之论。
如今该是重视文献研究的时候了。充栋汗牛的传世典籍，不断发现的考古文献，都是我们的金饭碗，祖宗留下了偌大基业，子孙的责任不仅在继承，而且要发扬光大。
我们要“扬长”，可是我们绝不能“避短”，我们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别的方法长处很多很多，是我们学也学不尽的。我们敬重而不贬低他人之长，珍重而不菲薄自己之长。因为命题关系，我的答卷就只能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不敢离题。妄论之处，敬请仙台、京都的学者及海内外同道指正。
汉语有个成语，叫“因缘际会”，我发这番议论的际会是平田、花登二教授的试题，而因缘则是刘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读文学作品，知道其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多有“原型”，那么我上述的想法的“原型”就是晓南同志的著作。
对于晓南同志的书的评价，我不再饶舌了，“尽在不言中”。
不过，还是不能已于言：今年五月上旬，我参加了北大期颐之寿的庆典，庆典之一是母校在香山举办了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在会上见到了著名的文献学家孙钦善学长，我问他：“《全宋诗》北宋部分25册都出了，下面还有多少本？”“南宋部分70册，补遗5册都已交稿了。”我希望数年之后，《全宋诗》百册，还有《全宋文》若干册都出齐后，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的增补本即定本也接踵而至人间，晓南同志能做到吧。
199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