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巴黎公社虽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伟大的尝试，但很快就被扼杀了，并没有积累起系统的经验。马克思逝世后34年，恩格斯逝世后22年，才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又经过了几十年才出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既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又以自己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这方面，列宁和毛泽东都有重大贡献。
列宁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他第一个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在一批国家同时取胜的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胜，并且取胜的国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这样的国家恰恰可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一理论指导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他第一个解决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能不能以及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胜利。
苏联和中国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苏联的成绩也十分突出。从十月革命后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短短20多年中，俄国从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无论经济实力还是综合国力都可以同西方主要国家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可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段时间内，俄国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实现了两个五年计划，并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的工业水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6倍，农业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发展。这就为苏联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是苏联之所以能够抗击穷凶极恶的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并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教训也很深刻。共同的教训是，苏联也好，中国也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处理好几个关系，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几个矛盾。这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以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的重要原因。关键是没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那么，究竟哪几个关系没有处理好，或者哪几个矛盾没有解决好呢？
第一，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应当说，苏联、中国对经济建设还是很重视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党的工作重点长期放在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相当的影响。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可在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胜，因此，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孤立，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处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设想，既然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胜，因此，国内的阶级状况比较单纯，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剥夺剥夺者的任务。
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胜，而是在一国首先取胜；第二，社会主义不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取胜，而是首先在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取胜。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胜，胜利了的国家就会面对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有可能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甚至武装干涉，原来设想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就不复存在。又如，由于首先取胜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这里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有前资本主义的矛盾，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阶级斗争也比想象的要尖锐得多。拿俄国来说，十月革命后，被打倒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白卫军同外国反动势力相勾结，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这种情况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对阶级斗争给以特殊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都曾经把阶级斗争作为执政党工作重点的客观原因。
但是，当着剥削阶级的反抗已基本被镇压，大规模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经济建设理应成为工作重点而提到议事日程时，苏、中两国都未能适时地实行工作重点的转变，这不能不归之于领导人的主观决策失误。苏联在1936年召开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提出新宪法草案，当时斯大林宣布：资本主义成份完全被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永远铲除，换句话说，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既然这样，那就应当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斯大林却没有这样做，不久以后，他甚至宣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苏德战争的爆发。在中国，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按理也应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结果也没有实现这种转变。党的八大虽然已经提出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由于不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一正确的方针还没有真正贯彻，毛泽东又重新把党的工作重点确定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不但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且伤害了一大批群众和干部，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它不但决定上层建筑，而且决定整个社会面貌。就是说，一个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被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当具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依据。因此，在苏联、中国的实践中，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不允许对它有任何削弱，这是正确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条重要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生产力就会顺利发展，否则生产力就会受到阻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是公有制，但是这种公有制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要以生产力的情况为准，不能抽象地认为公有程度越高越好。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公有制，但其前提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俄国、中国原来都是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生产力水平都很低，在这种低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程度很高的公有制。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选择一种适合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公有制形式。列宁在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时（1921年）就讲过，当时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经济，小生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我国经济成分的分析也大体把它分成五种。党的任务是通过发展经济，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从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发展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过程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条件，不能超越生产力的水平提前从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单一的经济成分。苏联、中国都有过超越生产力水平提早实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情况。
此外，从理论上讲，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有误区。苏联1936年宣布消灭阶级，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称，在苏联，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说苏联当时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是不符合实际的。苏联经过1926年～1929年的工业化和1930年～1934年的农业集体化，生产力的确有较大发展，可是总的水平仍不算高。但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召开时，就已宣布社会主义工业占全部工业的99%，社会主义农业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0%，流通领域的资本主义成分已全部被排挤出去。这种程度很高的公有制实际上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中国，1956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水平仍很低，按照党中央预计，从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算起，大约需要15年或更长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可能从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实际进程大大加快，其中既有形势发展超出人们预料的因素，也有主观上急躁冒进的因素。我们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从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水平，造成不小的后遗症。1958年，毛泽东还嫌公有化的程度不够，又提出了要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公有化的程度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结果超过了生产力的承受能力，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毛泽东的理论误区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认为生产关系可以走在生产力的前头，可以先建立一种公有化程度很高的生产关系，然后利用这种生产关系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达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致。殊不知，只有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而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建立起来，只会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用这种办法永远不能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和谐一致。
第三，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的论述一度被教条化。马克思、恩格斯作出这种论断的前提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经济可以进行有计划的直接调节，社会的产品也可以不需要通过市场直接在劳动者中进行分配。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样的国家中，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经济的运行虽需要一定的计划指导，但不可能排除市场。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绝对化，而且不顾当时苏联的具体情况，在很长的时期内排斥市场。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使苏联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苏联模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苏联当年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客观历史条件，并且在一段时期内也曾经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和经济运行的过程越来越复杂，这种体制的弊病也就逐步暴露了出来。这种体制之所以长期没有改变，反而被进一步凝固化，是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的，这就是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当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尽管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也很有看法，他甚至讲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其影响，根子也在于没有弄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由于以上几个关系没有处理好，苏联、中国虽然在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又经历了重大曲折，影响到了苏联、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妨碍其取得更大的成就。由此可见，完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是在总结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基础上，形成他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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