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人类学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进展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4)03-0289-05
1 体育人类学的兴起
体育萌芽之初，并没有建立各种理论和学说；发展至今，已经有洋洋数十门各种学科入驻体育领域，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阐释体育的方方面面。然而，欲从宏观上把握飞速成长的体育，在纵向和横向的立体交织中审视其内在脉络，人们不断地在选择新的宏观途径，把视线投向了体育人类学。
19世纪后半叶，文化人类学将原始的身体游戏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当然，那并不是为了理解体育是什么，而把传统竞技活动看成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探索其来龙去脉。
在古典进化论统治人类学的时代，伴随着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生物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不少早期的人类学者对竞技游戏在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中表现出的耀眼色彩，表示出较大关注。其中对后来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当首推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元老泰勒（公元1823～1917年）。他提出了文化“残存”(Survival)这一概念，即在文化演变后，总会存在一些过去时代的东西，作为前一个时代的遗留物，仍然具有原来的意义和机能。以后的许多人类学者受到泰勒这一观点的启发和影响，认为在未开化的社会中，有些一般被认为是游戏性的东西，原来是非游戏的、作为经济活动和宗教活动而进行的，尤其是某些礼仪形式中所进行的类似游戏性的运动形式。
面对“残存”起源说和后来德国的格鲁斯等人的游戏说，荷兰文化史学家豪伊津格1944年在其《人类文化与游戏》一书中认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竞技和游戏形式，在未开化社会中，是作为一种礼仪和劳动形态存在着的。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在进化过程中，那些礼仪活动中的竞技和游戏，逐渐失去其原有属性，演化成纯粹的竞技活动形式。[1]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等人在《文化中的竞技游戏》（1959年）一文中应用统计方法，把作为一种特定种类的竞技游戏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之关系进行了调查。这种定量分析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超越某一种文化界限，属于跨文化的分析。[2]
对原始体育的人类学研究，是以参与性观察为出发点的，主要通过人类学特有的“田野工作”方式即实地调查来完成。像莫尼的《北美印第安人切洛基族的球技》，就是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3]马林诺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进行了实地调查后，由文化构造的功能论方面从事的古代竞技研究，以及弗思所著《大洋洲的掷标枪比赛》等，亦属较早利用这种方法的研究。[4]针对一个民族纵向的竞技和体育史性质的专著也出现了如《美洲印地安人的竞技遗产》等。[5]
从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的角度出发，利用实际的调查研究，可以折射出某些民族的独特观念及其变化。如中国最早的竞渡几乎均为祭水神，后来在汉族中演变为纪念文人屈原，而苗族却保持了原始的祭奠恶龙的古老仪轨；即便在今天龙舟已成为全国性的比赛项目，傣族、白族的龙舟比赛仍然遗留着传统风味。从闻一多先生开始，对龙舟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却几乎都没有站在体育的立场。这说明当时体育意识的淡薄。
传统体育实际上是一种萌芽，处于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很难从节日集会、休闲娱乐、军事演练、宗教仪式中剥离出来，因此也暂时不能考虑从人类学中分支出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这些忽隐忽现的模糊现象。一旦模糊变得清晰，体育脱颖而出自立门户，成为一种专门的人类实践领域，应用人类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个世纪以来，是人类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体育的鼎盛期。一些学者把人类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如早在1913年意大利教育家蒙苔梭利在美国出版的开拓性专著《教育人类学》中，把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应用到教育中，对学生身体的各项发展如身高、体重、胸围、肤色、肌肉等进行记录，据此制定教学措施和教育方案。[6]1926年德国的威尔在其所著的《运动与人种学》中[7]，还没有建立体育人类学体系的意识。
站在体育人类学的立场正式提出名称以及建立体系的尝试，是由美国人类学者在1985年出版的著作中开始进行的。勃兰恰德(Kendall Blanchard)和切斯卡(Alyce Tayce Cheska)的体育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An Introduction，亦称竞技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方法研究原始体育和民族体育的大胆尝试。此举乃建体育人类学开创之功，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最初只引进和应用了人类学的一部分，即主要是在应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民族体育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忽略了体质人类学等其他方面，更没有涉及当代体育最为火爆的现代竞技运动。
这本书的作者切斯卡等人在1973年在美国人类学会的年会上开始酝酿，同年的美国保健体育娱乐舞蹈协会(AAHPERD)上开始提出并筹备，次年即1974年在北美竞技史学会(NASSH)的年会上成立了游戏人类学会，进行了体育人类学的研究，1984年已经发展了有多种学科领域的会员300多人，并在每年的年会上发表论文集。其后，在日本有6000多名会员的日本体育学会中，1988年作为第13个专门分科学会成立了“体育人类学专门分科学会”，几年后发展了会员100多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寒川恒夫博士作为日本体育人类学专科会的负责人，他翻译了《竞技人类学入门》一书，并于1988年出版。1991年，寒川恒夫到上海体育学院与笔者等中国学者交流；之后，数次带日本体育人类学分会的会员来中国观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995年，勃兰恰德修订了他和切斯卡10年前出版的《体育人类学》，仅从目录看，其视野已大为拓展：
第一章 体育与人类学
第二章 什么是体育：一种文化方式
第三章 体育人类学：理沦与方法
第四章 史前及早期体育
第五章 文化中的体育：进化论的视角——游群社会
第六章 文化中的体育：进化论的视角——高级游群社会
第七章 应用[8]
而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组织一些体育人类学家编著出版了《体育文化人类学》，虽然其研究的对象仍然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但重点已转移到与现代体育运动有关的人种和文化各个方面。具体章节如下：
●第一部分：体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部分：体育、文化、人种和赛跑
●第三部分：体育与文化变迁
●第四部分：体育和文化特征
●第五部分：文化、体育和宗教[9]
回顾过去，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近年来，中国体育理论工作者也在努力，试图为体育人类学构筑更加完善的框架。
2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体育人类学，我们可以从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分析自然环境中人类各不同种族的体质差异，可以通过语言学的研究来发现对不同体育文化形态进行描述的微妙异同，还可以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判断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育状况，使研究工作居于更高层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体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至少有以下几个板块：
2.1 体育原理 建构认识体育的新视角 什么是体育？这是人们不断加深认识的老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体育，从更长的时间段考察人类体质的进化和遗传变异，有连续性和纵深感。如对过去体育教科书上深信不疑的“劳动起源说”，人类学至少可以指出其模糊不清之处。
多年来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常常把理论研究视为对现行方针政策的诠释，使得研究具有短期功利色彩，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围涉及到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与现存灵长类的比较、人体发育的时代变化规律、社会文化的影响、人种差异、及生态学和生物机体的关系等，有助于对体育原理的深层次文化研究。人类学的显著特点是：研究范围较广泛，它直接明确地涉及到世界各地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从几百万年前直到未来）的人们而不仅仅局限于周围有限区域或某个历史时期内的人们。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具有的综合性与视野开阔的特点，可以更宏观地把握体育事业的发展脉络，纠正以往的理论误区。
因此，人类学对体育具有宏观的意义，是“封闭体育”向“开放体育”、现代体育向未来体育过渡的文化理论支柱。对于体育的研究者来说，人类学家的那种将古往今来人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现象尽收眼底并作通盘考虑的恢弘气度，不失为积极效法的榜样。
2.2 民族体育 传承人类文化遗产 民族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
从历史角度看，一百多年前的体育和竞技几乎都是各民族的体育竞技，因此各国的体育史看起来像一部部民族体育史；现代体育风靡全球，民族体育的概念就通常用来称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或与现代正规竞技相对的民间传统体育。无论哪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体育，都是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学的深度研究法可以探索人类认识体育的心路历程。法国人类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精辟地指出：人类学、历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选择了可以相互补充的透视法。[10]因此，体育人类学在研究处于原始混沌状态的民族体育，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规律。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中可以剥离出体育的源生状态。不研究文化人类学，很难弄清什么是体育文化，也弄不明白现代奥林匹克是怎样从民族体育中衍生而来。体育人类学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基础学科，可以对民族体育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改良，在人类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筛选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可以为飞速发展的体育文化积累大量砖瓦。
2.3 竞技文化 摆脱单纯追求人体极限的误区 高水平的竞技运动，是体育文化的王冠上的明珠。人类学全方位分析竞技的价值，对竞技运动发展的整体观照，以至竞技人类学很可能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体育人类学指出：两足行走是体育诞生的生物学基础，竞技是人类特殊生存状态的积极显现。把这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身体运动形态发挥到极端的竞技，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花样翻新不断涌现竞技项目中各国健儿各领风骚，体现出异质文化的缤纷多采，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正是种族的细微差异性在体育中的反映。人类学研究竞技运动中的人种差异，但强调种族平等。竞技场上的成绩高低，不应该用来概括种族的优劣。
人类学特别关注现代竞技运动发展中的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像生态学者重视环保一样，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为追求超越人体极限而带来的滥用药物等弊端，同时也研究竞技与性别、暴力、赌博、宗教等关系到人类健康发展的问题。
2.4 未来标示 把握体育的发展轨迹 人类的发展，为体育的未来制订了坐标。传统的体育研究，主要借用教育学的方法，因此很容易把目光约束在学校体育上。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更便于人类进步的大角度把握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不仅可结合营养卫生等健康教育来提高体育教学水平，还有利于把体育提高到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层次。
体育是人类针对自己的身体所创造出的一种文化，归根到底，其结果要落实到身体上。任何对于体育的研究，如果不考虑对于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都难免陷于误区。
体育人类学正是要结合体质和文化人类学，探讨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特殊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其他人文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系，确立体育实践活动在未来社会的行进方向，以保障体育与人类的发展协调同步。
3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是认识人类的基础科学。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性观察方法，重视人在现实中的实际行为，是人类学最基本的途径。将田野调查的素材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可获得对某一文化的认识和经验。这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体育人类学的主要方法。
3.1 田野工作及其程序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按照英语直译，又可称为野外考察。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验证假设的主要方法，即参与进入到其他社会去，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进行直接观察。有条理的观察与访问、系统解释和有对照的比较，是人类学家的独特研究手段。现在，大多数的野外考察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人类学家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以便检验理论设想，然后再集中研究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田野工作”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从研究室出发到某一个社区亲自去收集素材的工作。
早期人类学家多在书斋从事文献资料的分析，而很少对研究对象作实地考察。经马林诺斯基·博厄斯等人类学家的努力，野外考察——特别是参与观察法，已成为人类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人类学家为了在“野外”收集资料，他们就生活到一个人类群体中，通过直接观察，努力去理解他们习惯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类学家要提出问题并小心记录下答案，严密地检验被考察对象所制作的各种器物，还要持续地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及相互影响。这与社会科学其他方法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野外考察的准备、野外资料收集技术、野外适应、野外资料分析。[11]
野外考察的准备工作分为：选择研究课题→提出假设→制定方案。准备工作完成后，方能出发到需要开展研究工作的“田野”，进入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的搜集阶段。
3.2 野外资料收集及人体测量 野外资料收集技术分为：现场观察、访问、或然性样品和实然性样品的抽样调查、人口调查、勘测、编制目录和资源研究等收集非行为资料的方法，还包括官方统计文献、历史档案、摄影、民间文学及其他资料收集方法。
现场观察原始形态的体育活动，对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工作是必需的步骤。
人类学家常用考古的方法来研究古人类，所形成的方法建构了古人类学或考古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实现把人类体质和文化综合起来探索的设想。人类学家可以从对古人类骨骼进行年龄、性别鉴定的材料中，来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对他们体质的影响。可以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测定肌肉强壮程度，分析身体活动方式。同时，随葬品的性质反映当时的经济状况（比如从各地墓葬中发现的石球，有人推测为游戏用具）。对古代遗址的发掘，有时能够明显推动体育的发展，如古代奥林匹亚、德尔斐竞技场的发现，直接促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从考古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体质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变化，至今仍然被自然和社会缓慢地改变着。不仅研究体育和竞技活动的历史需要考古的方法，而且，在对民族体育的比较和评价中，经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学的成果。然而，除了相当专门的高级研究机构，目前体育界能够采用考古方法的并不多。
对于体育而言，经常使用人体测量方法。这是体质人类学经典技术。人体测量主要是通过对人体整体或局部进行测量和观察，来探讨人体的特征、类型、变异和发展规律。人体测量包括骨骼测量和观察以及活体测量和观察。骨骼测量和观察多用于古人类学研究。而活体测量和观察则多用于现代人类的研究。与体育关系更直接的是活体测量和观察。活体测量根据人体的部位，可分为头面部测量和观察及体部测量和观察。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体测量学还增添了诸如关节活动度测量、皮褶厚度测量、体力测定和生理测定等。
进行活体测量首先必须确定测量项目和找到测点。体质人类学研究所选的测点和测量项目主要以德国人类学家马丁所编著的《人类学教科书》为标准。
头面部有37个常用测点。头面部的观察主要是观察肤色、发色、眼色，以及头型、面型和五官的形态等。体部有38个常用测点。体部的测量值也可以组成不同的指数，用于表示体部的形态特征。有些指数，如李氏体重指数、罗氏指数、体质指数、艾里斯曼身高胸围指数、体型指数等，可以表示一个人的体型特征和体质状态。
体部形态观察主要是观察颈部、胸部、体姿类型、乳房类型、臂部伸展类型、腿部类型等。另外，有时还要观察全身的毛发，包括头发、胡须、眉毛和体毛等的形状和多少。体育人类学研究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人体测量和观察项目，收集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研究不同年龄、性别、地区的人种或民族，采用人体测量方法是一种重要手段，各国都广泛应用，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并有专著。[12]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中的人体测量的着眼点往往与普通解剖学的形态测量不同，人类学更注重研究人体在功能、时代和地域等各方面的综合变异。因此，体育人类学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体标准类型的测量法，也不主张静止地去研究人体常态。用于体育的测量要善于吸收这些成果。对于一个体育测量者来说，在进行活体测量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研究风俗习惯等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体育测量如果不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在不同种族的比较中也会产生偏差。
3.3 野外适应 野外工作对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严峻的考验。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感到迷惑，除了伴随孤独感之外，野外工作者还必须不断地忍受不被研究对象认同的压力。人类学家到达野外，首先应注意要同所进行研究的人建立友好关系，同时要解决好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以前研究者因为需要调查未开化的原始民族，往往要住在很偏僻和艰苦的地方，必须预先准备足够的自用生活必需品以及应付各种困难。今天，经济全球化使野外考察已不是很艰苦。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在都市与发达地区进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社区考察中显得更为重要。
3.4 田野资料分析和跨文化研究 野外资料的分析包括统计分析→探索规律→理论建构。
收集和分析野外资料的目的是理论建构，即对我们关于人类文化的宏观导向进行不断的改进。由于理论和方法都要改进，注意新发现的文化，因此调查就必须使用新技术。新方法通过分析以前被忽视的资料而产生新理论。理论和方法因此而相互依赖，通过互相作用影响到野外考察的手段，最终，形成文化模式。
在分析和研究中，人类学家即使涉及的是一个极其专门化的问题，他们也必须保持一个视野的宽度，也就是说养成在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因为他们要保持人类学研究的特殊视角——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
3.4.1 文化整体观 从整体观出发，所有的实体都有一个超出其各部分总和的存在状态和价值。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原理，整体观的意思是无论研究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着眼于与它有关的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其他各学科的专家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事实上，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经常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
通过运用整体观点，人类学家就能打破一些封闭的学术禁区，比如打破那种把人文社会科学划分为严格的分支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学和经济学的禁区。人类学家可以缩窄他们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范围，但不能缩窄他们的人类学眼光。一颗石球、一副游戏用具、或者是一个古竞技遗址，他们都要从人类文化总体上去把它解释清楚。
一旦理论成熟，研究者可以利用整体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检验该理论的适缨性。整体文化研究就是一种对所有已知文化的统计调查或者抽样。研究者首先选择一种典型的文化样品，然后运用各种统计试验，来确定某种理论是否有许多实际事例为支撑。应用整体观探讨体育时，我们要探讨体育竞技与其他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体育的形式、内容、体制都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由于体育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构成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我国体育的形式、内容、体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3.4.2 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是整体观点的一个方面，不提倡民族中心主义，因为它有碍客观分析和正确认识。另一方面，文化相对论有助于认识陌生的文化，它要求人类学家用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看待其他社会的习俗，这些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在对待弱势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时尤为突出。
文化相对论对于评判不同民族的竞技项目时很有价值。例如，现代奥林匹克竞技项目几乎都是西方的，如何挖掘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在价值，需要客观地评价东西方文化。
人类学强调实证，注重田野工作、参与观察、跨文化比较，主张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一般性规律，这些方法已逐渐地为其他学科所认识、接受和运用。人类学能使人们了解人类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从而能使人们充满信心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4 体育人类学的学术进展
4.1 体育人类学的学科位置及理论模型 人类学研究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包含人类的由来、人类的地位和特征、人类的系统和地理分布、人种的进化、各种族性质的异同及其原因、人类的文化等。这样，人类学所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便在较大程度上和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人文科学所研究的问题相似或相同。有人将人类学列为人文科学的分支。人类学走进体育，使体育理论又向学术殿堂迈进了一步。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体育人文社会学，标志着体育学的进步。以前的体育理论偏重社会学而缺乏人文学，缺乏个体的创造、文化的积淀和深层思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建立，为体育人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是，体育人类学的学科位置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人类学是从人和人种形态学、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具有成熟的优势；然而，体育人类学毕竟是一门形成中的新学科，这决定了它具有不成熟的性质。从学科的生长期看，体育人类学尚处于童年，较多地需要母学科的理论支撑。
体育人类学不仅要认识史前、古代、现代社会的体育，同时要理解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动力，这样才能将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体育人类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用性研究：文化变迁与体育的关系，妇女在体育中的角色，人种与少数民族以及体育的关系，体育在教育中的角色，体育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体育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等。
美国学者在创建体育人类学时，全面引进了人类学的理论模型。人类学的理论模型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解释(explanatory)模型和说明(interpretive)模型。解释模型是一种提出因果关系的明确的“科学”模型；而说明模型为观察者理解事件或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视点。[13]
4.1.1 解释模型 包括进化论(evolution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结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materialism)、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等。
4.1.2 说明模型 说明模型不像解释理论模型那样要分离出因果关系或做出解释，而只是提供一个理解问题的视点。它包括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文化相对论(culturalrelativism)、整体观(holism)、种族科学(ethnoscience)、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等。
4.2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理论丰富，对体育人类学产生了迫切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体育界出现了人类学的论文[14]，其后，在成都体育学院成立了体育人类学研究室并开始招硕士生；1999年，“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中首次出现了《体育人类学》专著[15]，2001年又有另一些学者合编的《体育人类学》[16]，并有体育界人士参加了国际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同年，华南师范大学开始招收体育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并且在某些局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譬如，笔者通过近30年的田野工作实践，最近对体育形成一些新的理论认识：1)两足直立行走对人类体质与身体运动形式长远的深层影响。近代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是以直立行走后人体形态结构的改变为前提条件的，而不是通常泛泛而谈的“劳动起源说”。
人类在进化为直立行走后，所发生的人体形态结构的变化，为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人类为弥补自己的生物性缺陷，产生了对体育活动的主观需求。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突变中，近代体育得以诞生。
两足行走，给人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形式，也带给人类特有的毛病，人类悬挂着的内脏器官，尤其是易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这个体质弱点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表现得更明显。增强体质是良好的愿望，人类身体生物活力的弱化趋向其实早在两足行走的史前时代就已经确立，直立行走使人体形态结构的改变，为人类的某些生理疾病埋下了隐患，产生对体育的需求，现代文明仅仅是催化物[17]。新时期发展体育对抗疾病，展开对健康的新追求，由此导致了体育的生活化。因此，需要重新建构当代体育与健康理论。
2)劳动方式的演化导致体育的萌生、成熟及模式的改变。在自然条件下获取食物的渔猎采集和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整体的体育需求，只能长期处于萌芽状态。工业社会强调的规模化生产，以机器取代体力劳动，以分工限制了人的全身性运动，体育从萌芽迅速成熟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工业经济——异化劳动使人体生物适应性达到极限，破坏了几百万年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类产生体育需求的社会根源。信息革命将人类的体力劳动降至最低强度和范围，知识经济使人的体力变得更缺乏意义，而分散性的社会组织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使强制性体育的领域迅速萎缩，形式和内容会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劳动方式的演化，产业升级，必将导致体育方式的彻底变革，其社会功能发生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转移[18]。中国体育不仅要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也要考虑每一个体过小康生活的需要，弥补半个世纪以来对“娱乐”的缺失[19]。
4.3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民族体育的崛起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中华民族体育崛起。对中华民族体育这样的传统文化遗产妄谈“糟粕”、“扬弃”之类，是体育人类学难以认同的。人类学倡导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观点，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民族传统体育学借助体育人类学，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建设。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定会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2008年奥运会，是最佳契机。[20]
4.4 人类身心需求与未来体育的协同发展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1)生存空间的异化；2)适应的极限；3)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体育人类学，为实施基本关怀提供教育理论的新依据。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类生物性运动能力的衰退，是人类发展至今变得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如果说旧体育是针对人体活动部位的失衡和根据生产的需要来发展大肌肉，那么新体育则要针对人体全身越来越少的运动量采用积极措施保持物种的活力。中国体育的结构性改革应该尽快适应新时期体育社会功能的转轨[21]。
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1)最积极的休闲方式；2)最有益的健身方式；3)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将以培养人类健康身体的方式来提供快乐。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