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思想生成视阈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内涵论文,立场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一环。就毛泽东思想生成视阈来看，突出表现为牢牢把握“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阶级分析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三对矛盾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遵循。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遵循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这是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突破，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论遵循。可以说，自延安时期始，我们党就牢牢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和要义，这就是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学以致用马列主义。 对这一方法论的认识和把握，是建立在哲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实践论》确立了实践标准，用中国化的语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论，并就此提出几对需要解决的关系：第一，阶级性与实践性的关系。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是在坚持其阶级性的基础上，重点把握其实践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和方向。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引入，不仅克服了以前党内存在的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偏见，而且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点突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指明了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的认识路径，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第三，突出强调实践的主体，这就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第四，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②。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可以说，《实践论》侧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路径问题。 如何把认识与实践、知和行统一起来，也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为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键，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问题。在上述哲学认识基础上，毛泽东通过推动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对此作出理论阐释指出，不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做到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达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③的目的，这其实是找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环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句话既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学习运用马列主义内容对象的高度一致性，也指明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一致性。 学习和运用在认识论上是很难“自洽”的一对矛盾。为此，我们党在学习运动基础上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意在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经验主义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要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通过延安整风，全党一改以前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主义迷信，一改以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迷信，一改对自己经验的主观主义迷信。这就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完全建立在了实践基础和实践导向之上，从而架起了认识和实践之间互联互通的“桥梁”，并且把这个“桥梁”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说，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列主义的西方形态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核心思想内涵，也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转化成实践形态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把马列主义的其他层面理论正确地科学地运用到中国来，做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列主义在一定时代特征下与中国实践“双向回合”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这一“双向回合”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成为我们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列主义的基本遵循。 具体到毛泽东思想生成视阈而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应该说是牢牢把握并坚持了“阶级立场、实践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时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了“民族立场、群众观点、调查研究方法”，从而构成了“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阶级分析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这三对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在每一对矛盾关系中，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终毛泽东一生来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几乎都是在牢牢把握和正确处理这三对矛盾关系。毛泽东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中，实现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从世界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也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有革命的实践，但是除了巴黎公社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尝试外，马克思主义并未变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直至苏俄时期，马克思主义才从一种理论形态转变成为一种制度形态，这也表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面临如何从一种理论转变为一种社会制度的问题。理论的相对确定性与现实的复杂多变性成为一组很难弥合的矛盾，“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规律越发凸显。因此，“诠释经典、运用经典”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变成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何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统一，一个重要的基本遵循应该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与时俱进的历史观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主要体现为时代特征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变化。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到民族矛盾再到阶级矛盾的转换，这极大地考验了我们党对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把握。事实证明，我们党较好地处理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矛盾，避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极“左”的阶级立场和极右的民族立场的干扰。 毛泽东对这一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是不平衡的，这是由国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由于北洋军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者，因此，革命目标的相对确定性决定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高度关注，从而写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重在分析阶级矛盾的文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族矛盾被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所掩盖，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非常突出，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大量的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这既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更大程度上恐怕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毛泽东的关注点，这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能够牢牢把握阶级立场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进入延安时期，中共在果断放弃六大以来的“左”倾路线，转而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中共所应持有的阶级立场，在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主张后，毛泽东和中共果断对其予以驳斥，正是在与一左一右“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中共站稳了阶级立场，同时不失民族立场，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发展方向。 毛泽东对阶级立场的把握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延安时期及其之前的中国，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反帝反封建才是主要的革命任务。因此，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用以解决劳资矛盾的阶级斗争方法，运用到解决地主与农民这一阶级矛盾之中。因为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此前的资产阶级领导有本质区别，因此，毛泽东将其定义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阶级立场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领导阶级、革命目标、依靠力量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也可以说，终其一生，毛泽东首要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执行较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实行土地国有制度，这是阶级立场极端化的表现；抗战时期，中共采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这一政策的中心在“减”而不在“交”，并且其实施强度，也就是租赋减少的程度，随着抗战的推进逐步加大；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随即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土地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阶级立场是决定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民族立场只是策略性调整的依据，是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的适时性举措。 毛泽东对阶级立场的把握也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因为世界社会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阶级矛盾并不是唯一矛盾。民族主义激发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文化冲突等，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考虑的时代背景。延安时期恰恰给了中共一个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历史时机，特别是民族矛盾以日本侵华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更使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把握彻底到位，为日后正确处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毛泽东思想所表现出的对民族立场的把握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而是在实践和理论双重构建中阶级与民族双主体性的表达。这是中共在经历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革命实践后，既抛弃“全盘西化”，又克服“全盘苏化”，同时否定复古主义的结果，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成熟和自觉的标志。 民族立场用毛泽东思想术语概括就是“独立自主”，分为三个层面：就中共来看，主要体现为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这在整个共产国际时代都是一个必须牢牢把握的问题，具体到延安时期来看，就是既不能搞“武装保卫苏联”，还要处理好中国与苏联等国家的关系。就新中国来看，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就制度和文化选择来看，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创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在文化方面尤其要克服“全盘他化”和“复古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独立自主”还要克服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不能搞极端民族主义，这一点从中共对国内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认识看得十分清楚。建党初期我们坚持民族自决，而到抗战后期我们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直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二是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这从毛泽东“古今中外”的文化观，从他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从他与斯诺谈话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⑤等提法中可以看出，他既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政治虚无主义者。 对民族矛盾的把握，是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何者为主、何时转化的认识和把握问题。通过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延安时期也是在日本侵华扩大的情况下才使中日民族矛盾压倒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继而中共才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与此同时，不能把民族矛盾抬到过高的地位，否则容易演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阶级原则和民族原则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立场。这一原则终毛泽东一生恪守不变，即便是在“两个拳头”打人，一手反美、一手反苏的历史时期，他也没有越雷池一步，而是试图用国际统一战线的办法，用国际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民族矛盾(国家矛盾)问题，所以才会有“三个世界”的划分。 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那阶级矛盾是不是就一定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呢？也不是的。抗战胜利后直至解放战争前，毛泽东和中共并没有作出阶级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战略实施，实行的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包括“三三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对地主富农给出路的政策，等等，这表明我们党在民族矛盾已经解决的条件下，经过延安时期的实践探索，并没有急转而向纯粹的阶级斗争。只是后来因为国民党挑起内战，中共才把阶级矛盾作为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出现过“左”的偏差，但中共并没有把阶级矛盾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便在反“右”时期，也没有走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去。这都说明毛泽东和中共对阶级矛盾认识把握的一贯性和准确性。后来历史的发展走向“文化大革命”，走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错不在坚持阶级立场，而在于对阶级矛盾认识的混淆、误判和扩大化。 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首要坚持的根本立场，民族立场只能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的策略性把握，本质上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是对民族主义时代思潮的反映。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体现了中共历史观的与时俱进。 三、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相辅相成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十分巧妙地找到了逐步实现这一观点的途径和方法——实践，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人民群众，并把群众观点上升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群众路线，成为实践观点的有益补充。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作为相辅相成的认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中共对“实践”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其他共产党，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实践导向”。原因何在？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是非中国本土理论，在与中国现实对接中存在“缝隙”有关，也与中共历史上屡次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毛病”有关，并且这两大问题可能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存在的。因此，对“实践”的特别强调就不可能丝毫松懈，反而会随着实践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受到重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随着实践的推进，实践之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会越发凸显，理论的创新就越迫切并越成为可能。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十分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会发现，中共的实践观点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标准”。这“两点”就是把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致的。就“出发点”来看，主要是想问题办事情究竟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的问题。这个现在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早期却成为困扰中共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才会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质疑。当然，此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低下，也是这种不自信的主要原因，但这却不能成为我们唯书唯教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党的早期的很多领导人恰恰是带着这一“紧箍咒”，作茧自缚，在实践面前束手无策，只知照搬照抄书本、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实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毛泽东和中共扭转了这一思维方法，牢固树立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也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落脚点”来看，理论的价值全在应用，而在此之前甚至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内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经院哲学”泛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了实践，而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严厉批评了这一作风，并通过调查研究等方法和干部教育等途径，在全党深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其意就在于改变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实践标准问题”本身也就是“两点”的问题，说到底是用理论检验实践，还是用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⑥这说明，实践观点不仅作为认识论而且演变成为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中共对实践问题的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与其他党甚至与苏联党对实践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相比，都更高一筹。在哲学上主要体现为深受中国思维方式影响，逐步克服了对实践“主客二分”的理解，特别是“知行二分”的理解，着力构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标志，宣告了中共实践观点的基本确立，后经不断发展逐步成熟，并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武装全党，这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是少见的。不甚恰当地说，实践观点几乎成了中共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恰恰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处，也正是这一发展，使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了“实践”这一不竭源泉，也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成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永不停息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中共的实践观点，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永续发展的最根本基础。 实践观点不管多重要，毕竟只是理论，要想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还必须借助实践的主体才能实现。实践观点自身是无主体性、无主观能动性的，只有“人”作为主体，实践才成为可能。反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全面发展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所以，在实践观点基础上，中共更加明确了群众观点，并且把这一观点从理论上阐述为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的核心是阶级观点，是阶级观点的延伸，对“群众”内涵的基本分析工具也是阶级分析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群众”内涵的把握，成为中共群众观点的首要内容，也直接表明了中共对群众观点的历史性认识过程。比如，土地革命时期，群众主要就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大众；抗战时期“群众”包括工、农、兵、学、商以及开明地主士绅等最大范围的群体，并由此形成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解放战争时期，地主即被排除在了群众之外，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却被暂时保留在了“群众”之中。这种“群众”内涵的历史性变化不是中共翻云覆雨的权谋之术，而是中共牢牢把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结果，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换句话说，群众观点的核心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这是上述变化的关键原因。中共群众观点在延安时期的一个最大收获，还不在于以阶级分析方法分层化、分众化认识群众，而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把“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提了出来，探索形成了人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基础。这就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仅注重以唯物史观认识群众，也不仅注重群众内部的“差异性”，而是把“合群”作为“分众”的一个重要补充，更为注重群众的整体性、一致性和统一性。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 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的相通点，在中共话语系统中，主要是通过突出强调群众的主体性体现出来的，这是最为彻底的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点的体现。中共对群众主体地位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来回调整、逐步清楚的历史过程。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出现过失误，这就是在极“左”路线主导下，通过极端方式逼迫群众革命，这是违背群众观点的典型。延安时期，中共吸取这一教训，逐步实现了从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到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转变。这在文艺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工农兵文艺为标志，群众创作主体地位突显，群众的主体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通过大众化的艺术形式，通过政治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政治化手段，使群众的主体性为广大群众所认知和接受，从而成功实现了群众观点的意识形态构建。在此基础上，为把群众的主体性贯彻到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中共特别强调防止两个偏向。一是自发的观点，尾巴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在“三三制”政权的实施过程中就出现过忽视放弃党的领导的现象，这为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一再批评，后来逐步得到改进。一是恩赐的观点，脱离群众，替群众包办。在土改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一度出现过替群众包办的“左”的倾向，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和西北局的习仲勋等都对此作过指示、写过报告，后来这一问题也逐步得到纠正。这说明，群众的主体性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也是群众观点的难点所在。搞不好容易出现或“左”或右两个极端。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左”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民主”；右主要表现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这两种极端在认识论上却是相通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极“左”和极右往往是相通的道理，也是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⑦的道理所在。对群众主体性的把握，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法治框架内处理好党群关系，处理好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 所以，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 四、阶级分析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色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是《毛泽东选集》中内容最丰富、最精彩、最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部分。”⑧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坚持，以及如何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这就是调查研究方法，并且两者逐步合二为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 阶级分析方法，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直接体现，是在站稳阶级立场基础上，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分析判断的根本方法。对这一方法的认识、接受和探索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阶级分析方法不是一下子就进入中共头脑并确立起来的，建党伊始中共对这一问题是懵懵懂懂的，因此在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上存在着或“左”或右的偏差，这以李立三等的“左”倾路线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典型。此一时期的毛泽东并不掌握中共的领导权也不是理论权威，不可能从理论上对阶级分析方法作出理论阐释，但毛泽东学孔夫子的“每事问”，注重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所以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村调查。正是通过调查研究这一具体方法，在分析农村社会状况特别是阶级状况的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实现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在思想意识中逐步接受并且初步确立起适合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方法。与此同时，他也把能够启发他认识阶级分析方法的途径——调查研究，作为自己认识接受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方法而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阶级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合二为一”才成为可能。但从全党来看，此时并没有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这一方法。 延安时期，经过对以前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写就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可以看作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实践的复杂环境，又极大地检验锻炼和丰富发展了这一方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学习运动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毛泽东决定把解决方法论问题上升为我们党至关重要地位的发端。如果说，此前毛泽东思想的重点是放在价值观层面(理论内容)的中国化，到此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提出但并没有为全党所及时认识认同的情况下，毛泽东发现，这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方法论问题。所以，他逐步把解决方法论问题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根本和最为彻底的问题来看待并加以解决。所以，在延安整风之前，才有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问题的高度重视，才决定在全党重印《农村调查》，并亲自撰写序言和跋，继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以彻底改变方法论缺失和不科学的问题。这是他希望借鉴自己以前通过调查研究实现方法论飞跃的经验，使全党能够来一个方法论的“革命”。 事实证明，阶级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合二为一”是十分有效的，全党的思想很快得到了统一。不管是理论创新，还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执行，无不体现出阶级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的有机结合。因此，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不仅仅代表对毛泽东思想中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高度认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代表着对毛泽东思想中方法论的认同。这就是，通过延安整风使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一方法论的内涵逐步确立，最终通过调查研究方法的再释和重塑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可以说，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内容(价值观)中国化”向“方法论中国化”转化的一个“分水岭”。延安时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不仅体现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内容，还在于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及对调查研究的高度认同。从长远来看，对方法的掌握比对理论内容的掌握更为重要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应该说，对于阶级分析方法，不能搞纯学理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地执行，而必须要以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作支撑；而对调查研究方法，则不能脱离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根本。调查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化，必须要以阶级分析方法为遵循和依归。只有如此方可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统一，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可以说，两者在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方面，合二为一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所以，阶级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不管在逻辑起点、理论构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合二为一”，都统一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中，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主要是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在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定位是十分准确到位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又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事实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实践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一个十分自洽的“理论生成”过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生成和方法生成共同推进的历史轨迹。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⑧逄先知：《光辉永在真理长存——为〈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而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