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智囊演变看当代智库建设
文/王萍
智囊，本意指足智多谋的人。在中国古代，智囊又称为谋士、策士、门客、军师，他们为军国大事建言献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了解古代智囊，对当代智库建设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李达旗帜鲜明地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评第四国际》等文章中，李达反复强调倘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党就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与敌对阶级争斗的重任。在《马克思还原》《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章中，李达指出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向广大劳动阶级宣传马克思学说。
逐步制度化的古代智囊
中国古代的智囊有三种内涵，分别指有谋略的个人、智囊团体、智囊制度。
一是有谋略的个人。秦惠王作为秦国第一位君王，创立了不朽功业，为秦统一打下坚实基础。《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这是“智囊”一词第一次出现。樗里子是秦惠王异母弟，其人足智多谋，在秦惠王身边积极进言。秦惠王的成功与樗里子不无关系。桓范是三国时期曹魏大臣、文学家、画家，魏明帝时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正始年间任大司农，为曹爽出谋划策。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后，桓范力劝曹爽带魏帝曹芳到许昌，以皇帝为号召，集结全国各方力量与司马懿对抗，但曹爽没有听取桓范的建议，做出了罢官投降的错误决定，最终曹爽和桓范都被司马懿杀害。桓范颇有计谋，被司马懿称作“智囊”，但曹爽却不能明辨。秦惠王和曹爽，一成一败，重视智囊者成，疏远智囊者败。
二是智囊团体。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集团、三国鼎立时期的谋士群体和东晋时期的清谈之士都是智囊团体。战国门客集团以战国四公子（魏无忌、赵胜、黄歇、田文）为代表，他们为了抵制强秦侵略，招贤纳士、礼贤下士，为自己的君主出力。三国时期，尽管刘备有诸葛亮、庞统等高级智囊，但仍居三国末流，一个原因便是曹操和孙权拥有强大的谋士群体。东晋清谈盛行不辍，王导善于清谈，他通过清谈来向别人渗透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他为了巩固政权所提出的。除王导以外，还有一大批朝廷权贵崇尚清谈，使之成为一项社交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东晋政权的稳定是有所助益的。这些智囊团体在政权处于纷争、战乱或偏安时期，出谋划策、用心决策、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父母离异。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也追求婚姻的幸福，在乎婚姻的质量，因此，离异家庭也越来越多。家庭的巨大变故，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父母没有照顾到孩子的情感和想法，或者在离异过程中爆发激烈的冲突，甚至相互诋毁，都会对孩子造成很恶劣的影响。更有甚者，夫妻离婚争夺房产和财产，却没人愿意抚养孩子。获得监护权的一方，把孩子扔给老人，自己重新组建家庭，许久都不和孩子见一面，更别提关注孩子的“成长的烦恼”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内向敏感，易激惹，容易和他人爆发冲突。
当代智库建设需以古为鉴
古代智囊可以看作当代智库的雏形，笼统来说，二者是相似的，都发挥了建言献策的作用，但深究起来，二者又不尽相同。古代智囊和当代智库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自身性质不同。古代智囊是完全依附于君王的，君王决定他们的地位、前途甚至生死。而当代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第二，组织形式不同。古代智囊服务对象单一，基本只服务于君王或皇室成员，智囊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而当代智库则趋向多元，既有以政府为背景的官方智库，也有不具有政府背景的民间智库。另外，还有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网络智库、媒体智库等各种类型的智库应运而生。第三，研究领域不同。古代智囊对君王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主要为君王服务，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急君王之所急，而君王的燃眉之急通常都是军事和外交问题，所以古代智囊的研究领域以军事为主，外交为次，偶有涉及经济。当代智库研究范围更为宽广，除军事、外交、经济以外，还涉及社会、科技、文化、教育、民生等多个领域。
三是智囊制度。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其实就是智囊制度。监官是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的官吏，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监官和谏官并称台谏，通称言官。言官主要负责监督和进谏。明代具有中国古代最为完善的言官制度，言官权力广泛而且重大，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明代选拔言官时对他们的政治素养、道德品格、仕途经历、性格、学问等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明代出现了一批直言敢谏、鞠躬尽瘁、尽忠职守的言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对比古代智囊和当代智库可以看到，当代智库具有自身性质独立化、组织形式多元化、研究领域广泛化等特征，无疑是比古代智囊更加完善的智慧生产机构，已然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尽管如此，探讨古代智囊对当代智库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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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代智库建设必须了解古代智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一，完善机制。中国古代形成较为完善的智囊制度是在明代以后，明代之前的智囊与其所服务对象之间更倾向于私人交往的关系。没有完善的制度便会使智囊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当代智库建设要把完善机制作为一个重点。第二，未雨绸缪。中国古代一般在出现某种问题之后才重视智囊的作用，或者是战乱，如春秋战国、三国时期，或者是偏安，如东晋时期。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君王还是智囊都会处于被动地位，也难以获得稳定的长足发展。因此，当代智库必须秉持未雨绸缪的原则，分析状况，提供咨询，发现风险，进行诊断，规避风险，追踪调研，反馈信息，预测未来。第三，古为今用。古代智囊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一些令人敬仰的智慧结晶流传至今，如《战国策》《长短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三十六计》等，当代智库学者必定能通过深入研读这些著作得到启发，从而增强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
古代智囊一般都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既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胸襟，他们为国家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高尚品格和广阔胸怀不仅值得现代智库学者借鉴，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