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我国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6个民族居住在包括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1]等11省区的民族自治区域内。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共计6625.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3%。西部民族聚居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土地面积达60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西部国土面积的90%。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藏量丰富多样：约占全国95%的草场，50%以上的森林，80%以上的水力资源以及约90%的有色金属矿藏资源。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种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人均国内产值及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远低于东部省份且差距日益增大。党中央最近提出：“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2]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摆脱贫困状况，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从而实现我国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在民族地区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主要有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尽快脱穷致富，为此，其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调集一切人力和物力（自然资源和资金）求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把这种单一的发展目标模式称作“突进发展”(rush development)或者突进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模式则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绝不是单一的突进式的经济增长，而应是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选择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合理呢？我们认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里，笔者愿就民族地区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可持续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所谓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既符合局部人口利益又符合全球人口利益的发展。”[3]在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中包含了需求、限制与平等三大原理：首先发展的目标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与欲望；其次人口、资源和环境对满足人类现实的和未来的需求构成限制；最后资源须在同一代人和代际之间平等分配。[4]如果说，需求和平等是从消费与分配两个方面发展提出普遍性要求的话，那么限制则因地域、种族、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其特殊的针对性。换言之，不同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特征对各区域的发展会形成互有差异的限制。因此，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依据这一原理充分考虑该区域内各种限制性因素。
资源——环境的限制 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的重大差异，我国西部地区可分为西南和西北两大地理区域。我们就这两大区域来分别讨论民族地区资源—环境的限制问题。
地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只含其西部区域）6个省区的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该地区自然资源中可资利用土地和地下（矿物）资源丰富多样。其中草原面积为1.2亿公顷，约占全国草原面积的48%，尚等开发的土地潜力很大。气候资源中光、热条件较为充足。这无疑对民族地区农业资源的开发是有利的。但该地区处于内陆腹地，气候干旱，降水量少，其产水模数仅为全国平均量的1/4。水资源的匮乏，加上水、土资源空间匹配差，造成这一地区植被（尤其是森林）稀少（据调查西北地区目前森林履盖率仅为1%，远低于全国13.6%的平均水平），且再生能力差，生态环境恶劣而脆弱。西北民族聚居区除甘南、宁南之外，干旱的沙漠、半沙漠和戈壁荒漠地带面积甚广。加之最近二三十年来对耕地、草场和林地的过垦、过牧、滥砍滥伐等人为破坏，民族地区内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碱化；干旱及季节性的洪涝、冰雹、霜冻、风沙、干热风、沙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近年来内蒙古西北出现沙暴，新疆塔里木河中下流、宁夏西海固等地区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青海牧区草场大面积退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与西北一样，西南民族地区虽然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也极为丰厚，但也存在明显的生态环境问题。这里的地貌、气候更为复杂多样：水资源丰富（产水模数为全国平均量的1.9倍），但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均匀；水、土、光、热资源在空间上不匹配，加之地貌切割强烈，更增加了土地资源开发难度。西南民族地区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性，还表现在占西南5省区（川、滇、桂、黔、藏）面积57%的藏族聚居区（含西藏自治区、四川甘孜、阿坝两自治州以及云南迪庆州共计145万平方公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上。西南的藏区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达4000—5000米（阿坝、甘孜州及迪庆州平均高度为3000米）。这里气候酷寒、干旱、风大、缺氧，土壤贫瘠且易受风、水、泥石流的侵蚀。除光辐射条件好之外，水、土、热条件差，致使藏区绝大部地区植被生长周期长，再生能力弱；部分高山、极高山地带连植被也难以存在。由于植被的一定存量是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的主导因素，故西南的藏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遭致破坏便很难恢复。尤其近几十年来由于对藏区森林、草场管理不善以及人为的滥垦、滥伐、过牧以及鼠害、虫害等因素，植被资源已遭致大面积的破坏。如四川藏区的森林资源已由50年代的30%降为目前的13.6%。据研究，长江上流地区近年出现的气候恶变，雨量偏集，暴雨、洪水及水土流失都与该地区植被资源破坏所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变有关。
云南（除迪庆藏族自治州外）、贵州、广西的民族地区地处我国南方，纬度低，海拔高度不及青藏高原，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其生态环境条件优于藏区。但是，其土质瘠薄或多石少土，且坡度大，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加上近年来对土地资源开发不当，局部地区也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倾向。例如，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的滥施砍伐已使滇、黔、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遭致不同程度的破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地区热带雨林已大面积减少，导致多种特有珍稀动、植物资源灭绝。目前广西森林的木材蓄积量已降至零；贵州的木材耗费量也超过其成长量。部分地区已出现了土地沙化现象，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此种情况表明，即使在西南自然环境较好的民族地区也存在因人为破坏而引起生态失衡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富集地带：整个西部地区蕴藏的有色金属矿，贵重、稀有金属矿达数十种之多；西北的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则是我国煤、石油、天燃气、油页岩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然而，地势高峻，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科技力量薄弱，管理水平落后等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地下矿物资源的开采中普遍存在类型单一，技术水平低，浪费大，污染重（基本无治污投入，三废排放量大）等缺陷。[5]换言之，西部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仍停留在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很差的粗放型开发阶段。
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限制 人口与劳动力素质，特别是文化科技素质低下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西部地区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则更低。新疆大学人口学者张毅最近对全国18个1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作了定量分析。这18个当中除朝鲜族、满族和黎族之外，其余15个民族全部或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地区。张毅对这些民族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的研究表明，1990年15个西部少数民族除蒙古族文化教育综合指数(7.00)略高于全国平均指数(6.45)之外，其余14个民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在18个民族之尾的三个民族是彝族、哈尼族和藏族。其15及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分别高达49.9%、60.9%和69.0%。彝、哈尼、藏三个民族不但人口文化素质低，身体素质也最差，其婴儿死亡率分别为65‰、107‰和81‰。这三个民族按生命素质指数(PQLI)和人口素质指数的高→低排列亦列于18个民族之末尾。[6]值得注意的是藏族这个人口较多（1990年为460万），聚居区面积最广（为223万平方公里，分别约占全国和西部国土面积的1/4和1/3以上）的民族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素质最差。笔者对1990年西藏、四川藏区人口普查相关资料所作的统计分析表明，西藏和四川藏区藏族在业人口中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农牧劳动者及商业服务业人员有2/3以上仅有小学或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67.4%的人只有初中及其以下的文化程度，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9.0%。若按1990年各适龄人口入学率推算，到2000年西藏自治区16-34岁主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比1:5.3:7.2:43.2，换言之，那时西藏主体劳动力中仍有近80%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7]
笔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和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已经严重制约该地区以往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将危及区域当前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1)在维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系统和各子系统协调运行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由于人，特别是具有能动作用的劳动力，在维持系统平衡和协调运行以求得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而素质低下的人口和劳动力则对系统运行产生负面的影响和作用。(2)处于16-49岁生育年龄段的人口，特别是妇女人口文化科技素质低势必形成很高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在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引起民族地区人口的激增。反过来，人口的过速增长会加剧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贫困状况，引起人口—经济—社会子系统的恶性循环。(3)低素质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能与资源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经济系统运行中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差的状况。(4)文盲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很难通过教育宣传建立环境保护意识。事实上，西部地区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森林、草场的大面积缩减与退化，以及对地下矿物滥施开采，环境污染等，无不与民族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低且无环境保护意识有关。
传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限制 自50年代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忽视了本区域的人口与劳动力、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等项条件以及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大体上照搬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高投入、高产出，只求经济增长速度，不讲环境保护，“大干快上”的突进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模式从短期看不无成效，但若从中、长期经济—环境综合效益看，则是失多于得或得不偿失。举例来说，川、黔、桂民族地区森林资源及滇南热带雨林的滥伐与破坏，青海藏区和内蒙古等部分草原毁草种粮、毁草挖药材，这不仅使区域环境毁坏，生态失衡，灾害频仍，而且现有农、林、牧业发展也深受其害，有的地区如青海移民垦荒区已很难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又如最近几年西部一些贫困地县急于脱贫而对本地矿物资源滥施开采，弃贫（矿）采富（矿），其结果使当地矿产资源迅速枯竭；单一的掠夺式开采且无任何环保投入所造成的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危及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因污染致病、致贫或返贫的人口则有增无减。[8]此外，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所形成的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合理：基本上不加选择地沿袭了内地那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梯度转移”的结构转化方式，即不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特点和优势出发，普遍将投资的重点放在第二产业，从而使民族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第三产业如边贸、农贸、旅游服务等行业难以得到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又往往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修造业作为投资重点，对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轻工业、能源（水电、地热发电）和交通运输的投入则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和发展重点的决策失误，加上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形成民族地区多年来经济效益差，发展无持续性的状况。以西藏为例，1984—1988年西藏机械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仅为15%—56%，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数由1979年的3.03降到1988年的2.61；四川甘孜藏区1978—1988年工业劳动生率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32%。[9]这些实例说明，盲目照搬内地省份的发展模式不但不能使西部民族地区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反而造成经济—环境综合效益低下，欲速不达的结果。
由于上述诸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中至少存在以下三种非良性的系统运行模式[10]：
1.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子系统非良性循环模式：
2.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子系统非良性循环模式：
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子系统非良性循环模式：
上述三个循环模式图，实际上是对西部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三个主要子系统内部的非良性（或恶性）运行方式的概括。这三个循环线路图中，每一箭所指方向都是在前一因素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或迫不得已的选择。若仔细分析这些运行模式，人们不难发现作为社会的人参与每一子系统的运行并发挥着负面的主导性作用。那么，怎样才能打破民族地区已经不同程度存在的恶性循环，实现大系统和子系统的良性运行呢？我们认为，唯一的途径是“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1]走区域“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之路。”[12]这里，笔者就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设想。
二、关于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笔者难以作全面的讨论。在这里，我们仅就民族地区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应当把握的三项原则和两个主要环节予以重点阐述：
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制定和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注意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1.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13]笔者以为，这一原则包括两种内涵：其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即满足社会中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可持续发展则是为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威协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构造的是这样一种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将得到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由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系统协调运行而具有持续性，即发展对现代人与未来人需要的持续满足，达到现代与未来人类利益的统一。[14]其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也是人。人的社会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他们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主导作用和关键地位。人的能动作用的性质及大小对大系统和各子系统运行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既可以是生产者又可以是消费者；既可能成为环境保护者也可能成为破坏者；人的生育行为形成的人口再生产，既有可能促进经济—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又有可能导致其恶性循环。应当指出，在系统运行中，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素质高低比其数量大小更能影响系统运行性质的优劣。这是因为：(1)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不等于经济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本。“只有那些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能创造价值和取得经济效益的劳动（力）人口才是人力资本。”[15]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人力资本含量的大小不仅在于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更重要地取决于它们的质量，即劳动力所受的教育和专业技术训练程度，因此，只有大量高素质且结构合理的劳动力形成的人力资本与物化资本相匹配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反之，数量虽多但素质低劣的劳动力资源则不能与物化资源相匹配，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其结果是边际生产率的下降：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2)劳动力人口当中16-49岁处于生育年龄段的人口（主要指女性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越低则生育率越高，在一定条件下（如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势必形成很高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的激增将加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与居民的贫困，反过来又限制了人口素质（文化和身体素质）的提高。(3)在文盲和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和劳动力中是难以培育环境保护意识的。贫困的压力和盲目无知将会驱使他们滥用资源，成为生态环境不自觉的破坏者。事实上，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激增—环境恶化已经形成一种日惭加剧的螺旋线式循环，而数量多、素质低的人在这一恶性循环中的负面作用则十分明显。因此，打破这一周而复始不断深化的恶性循环，实现良性运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可持续发展为了人；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体。
2.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的原则。
制定和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兼顾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做到综合平衡，使大系统和各子系统的运行都处于良性化。这是因为，“我们谈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增长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与进步。这其中也包括环境保护。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环境保护，这样的发展是不健康的，也是不能持续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发展”。[16]根据这一综合效益原则，民族地区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确定产业生态化发展导向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两项目标。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将经济运行中的产业活动纳入大生态系统中，运用现代生态化技术改造和重组经济结构，把产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影响置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总交换过程中。不仅达到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且要达到大生态系统中自然总供给能力与人类总需求水平的平衡，实现大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17]为此，西部民族地区应首先摒弃传统的“竭泽而渔”式的突进经济增长方式，即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生产与环保、治污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应当指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暂时的经济速度放慢的情况，但是这种因结构转换、环保投入增加而带来的短期速度的牺牲是必要的。不如此，便很难保证民族地区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3.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
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须根据区域自身的特点与实际条件，切忌“一刀切”。西部民族地区横跨11省区，地域辽阔，各区域的环境、资源条件很不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的民族、宗教、文化特征差异也很大。因此在坚持发展的系统内部协调、平衡运行的前提下，各民族区域必须因地制宜地拟定适合自身条件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比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的产业结构调整，西北民族地区应有别于西南民族地区。笔者曾针对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聚居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提出应将结构转移的重点放在藏区具有明显资源优势，又可维护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旅游服务业及其相关的第三产业（如商贸、金融、通讯、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上面。以此为契机，将第二产业的开发重点转向为旅游服务等行业提供基础或配套设备的能源（主要是开发藏区有资源优势且无污染的水力、风能、太阳能、地热等）、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上。[18]此种有藏区特色和优势的非“梯度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好处，近年来正在为个别民族地区的实践所证实。但是，藏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于内蒙古、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源、环境特征以及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特征都与藏区迥然相异。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例，各民族地区的不同区域都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特征选择最有利的发展方式。例如，在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区的沙漠、戈壁、荒漠地带以及西藏藏北高原等种植业、林、牧业皆不适宜发展的区域内，则可以分别采用植草种树或土地涵养的办法，首先恢复一定的植被存量，待区域的生态环境改善后才谈得上生态农业的发展，我国正在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就是实例。最近，刘长茂、叶明德两位学者就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农业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开发土地，特别是山区土地，要顺其自然，宜农则农，宜草则草，宜林则林。发挥优势，避免劣势”。[19]笔者认为，这就是因地制宜地实现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好建议。
产业生态化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 所谓产业政策一般是指通过确立产业发展重点以及相应的发展层次安排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的产业政策则是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总资源（含人力、自然、文化、技术、信息等资源）优化配置并促成大系统和各子系统协调运行的产业生态化政策。因此，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似应包括三个方面：(1)选择开发的重点产业，即找准最具区域资源优势，又可获得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最佳综合效益的产业（或产业中的某些行业）作为发展的重点；(2)在确定开发重点产业的基础上排定开发产业的层次以及相应的资源利用层次；(3)以(1)(2)为中心确定产业调整、转移的导向。应当指出，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在这一环节上的突破将有助于打破区域大系统和各子系统的恶性循环，促成其良性运行。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始终不能脱离因地制宜的原则。具体地说，我国藏族聚居地区的产业开发重点，层次安排及转移导向应与西北的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古有所有同。同样后者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应与滇、黔、桂三省区的民族区域有所区别。为此，笔者前不久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建立有藏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注：这里仅作为实例列举，供参考）：
(1)发展生态农牧业，保证藏区第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近期的目标是保证藏区粮食、肉类、蔬菜基本自给自足。为此藏区农牧业发展重点，一是提高藏族农牧民文化科技素质，二是以科技兴农牧。
(2)将产业结构转移方向和投资的重点，转到藏区具有资源优势和环境保护效应的旅游服务及其相关行业（如金融证券、商贸、通讯信息服务、房地产开发）为主体的第三产业。
(3)以开发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为重点，对藏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即第二产业中重点开发为旅游服务及其相关行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条件的能源（主要是非污染，可再生或永续性的水力、风能、太阳能、地热发电），交通运输（公路、铁路、航空等），建筑等行业。
(4)随着上述产业结构的调整、转移，藏区劳动力产业、行业结构的转变方向亦作相应的调整。这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藏区农牧业剩余劳动力首先和大部分向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转移，而后当条件成熟时，部分向第二产业转移。
与上述藏区产业结构调整相应的自然资源利用序列可作如下变动：
(1)首先利用和开发本区域内非耗损，非污染型的自然资源——藏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例如西藏和青海、四川藏区的自然景观——森林、草原、湖泊、雪山、珍稀动植物以及独特的文化资源如古迹、寺庙、文物、民族风土人情等。(2)能源资源以及森林、草场（可再生性植被资源）。(3)最后的利用层次是那些不可再生（一次性）、有污染的自然资源，如煤、铁及其他矿物资源。最后这一利用层次一般应在具备高效利用能力和良好的治理污染技术条件下来实现。[20]这种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不但能充分利用藏区的资源优势，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更能为藏区积累建设资金并吸纳剩余劳动力，同时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将推动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21]事实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设想的有效性、合理性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小区域的试验所证明。笔者最近调查了解到，位于四川西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经反复摸索之后，已将发展旅游等相关产业，开发岷江、大渡河上游的水电资源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并进行了相应的结构调整，此外该州还在两江上游大面积人工造林，恢复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目前，阿坝州旅游、水电两项收入已达数十亿元，以往那种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已有明显改观。另外，西藏自治区90年代以来，在重点开发生态旅游服务及其相关第三产业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最近几年西藏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1/3；笔者对1982—1990年西藏、四川、青海藏族在业人口结构变动的分析表明，第一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几乎全部或大部分转移到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也给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如此等等的好处，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22]
教育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人在大系统及各子系统中具有主导地位和能动作用，而区域是否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人口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教育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有知识技能和环境意识的高素质劳动力是制定和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忽视又一重要环节。发展教育必须首先转变以往的教育观念。具体地说，应将教育作为一种“超级产业”来进行规划、发展。所谓“超级产业”就是置于其他产业发展之上的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特殊产业。教育之所以应当成为“超级产业”，一方面因为只有经过教育这种特殊产业才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的人力资本，故教育的投入往往决定人力资本与其他物化资本的配置和产出，所以人们理应彻底改变那种将教育经费列为消费性乃至社会福利性投入的旧观念；另一方面教育又不是一般性的产业而是能影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系统和各个子系统运行性质的基础产业。因此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确立教育的“超级产业”的地位极为重要。事实上，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的生态化的实现若无教育事业发展、人才的培育相配合，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只是一句空话。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普遍落后，人口素质十分低下的状况，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办学方法、办学形式、学制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可选择与我国内地省份不同的、切合本地特点的新路。当前抓好现有劳动力和劳动力后备资源的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对民族地区来说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建议，首先对民族地区第一、二、三产业中16—45岁这一最有劳动生产潜力的劳动力人口群体进行扫盲和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其次，当前的民族教育工作重点应特别放在6—15岁组人口的教育普及与提高，因为这一人口群作为劳动力的后备资源对民族地区未来10余年的可持续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再次，根据民族区域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居住环境、气候、交通、当地师资等项条件，需采用特殊的办法和措施，改善办学条件，以提高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这些特殊办法和措施是：
(1)用宣传教育与经济奖励的双重办法鼓励适龄儿童入学，例如，对少数民族农牧民子女入学予以一定的经济资助或奖励。(2)在农牧区设点办学，学生集中学习与食宿于学校中，防止农牧民子女因交通困难而中途辍学。(3)由各级政府和产业部门乃至私营企事业共同出资兴办专门培养某些行业所需的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班，从初中乃至小学阶段开始对入学青少年进行定向培养，以造就毕业后立即可以投入经济活动的初、中级专门人才。(4)与上述相关的是，各民族地区在学制、教材内容、教学方式上可作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改进，比如试将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职高）的12年制改为10年或9年制，从教育的初期阶段便有选择地加强专业基础知识教育与技能的培养。总之，这些办法和措施在于迅速改善目前民族地区劳动力人口和将来劳动力人口的素质，优化人口文化科技知识结构，以逐步适应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5)在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当中增设生态环境课，应当使民族地区的所有人特别是新一代劳动力懂得，本地区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只有保护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才能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6)最后，建议各级人民政府尽可能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例如，可以考虑将财政补贴和扶贫资金的一部分转为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之用，变单纯的支援和扶贫为教育支援和教育扶贫。
总而言之，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确立教育的“超级产业”地位，尽最大努力改善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素质，在实施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是两个最重要且可操作性强，并在近期可获得显著效益的两个环节中有关方面似应予以重点考虑。
三、结论
1.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限制、传统产业结构与突进发展模式的影响，长期处于人口激增—生态环境恶化—经济落后与贫困的非良性循环之中。因此，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乃是西部民族地区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2.制定和实施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坚持以人为发展的中心，兼顾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以及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原则，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大系统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并充分考虑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群体在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以合理开发区域的优势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3.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抓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确立教育“超级产业”的地位两个主要环节。前者的目标是实现第一二和第三产业的生态化达到资源合理、优化的配置，后者则是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人口和劳动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基础条件，这是两个既重要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环节。
4.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与地球（环境）和谐共处，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其特征的发展模式。可以断言，西部及西部民族地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但不会扩大我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反而将会逐步缩小乃至弥合两者的差距，最终实现我国各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因此将西部选择可持续发展与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WW 刘芳贤
注释：
[1]本研究系按自然地理特征将我国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而不是按行政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东的区域不应列入西部地区的地理范围。
[2]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
[3]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按布伦特兰(WCPD,1987)的报告，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对此定义作了扩展：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既符合局部人口利益又符合全球人口利益的发展（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4年第1期）。本文采用杨开忠的定义。
[4]《马大猷在“环境与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群言》1994年第12期。
[5]原荣华等：《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论文集》第12分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6]张毅：《中国18个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分析》，《西北人口》1995年第3期。
[7]详见何景熙、王建敏：《试论全国藏区可持续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表4、表5，《西藏研究》1995年第4期。
[8]刘长茂、叶明德：《中国贫困地区人口、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1期。
[9]何景熙：《简论藏族聚居地区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导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3期。
[10]本文在构想这一系统运行模式时参考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两位专家黄锁成、何希吾有关我国贫困地区“无序发展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巨系统”的运行模式。详见黄、何所著《九十年代我国反贫困战略》，《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1994年第1期。
[11]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
[12]《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3]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lation and Development,Cairo,Egypt。UN.A/CONF 171/13,18/10/1994,P14。原文为:"Human beings are at the centre of Concer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4]刘则渊、代锦：《可持续发展观与产业生态化》，《人民日报》1996年1月20日。
[15]肖永年：《论人力资本开发》，《学术交流》1995年第3期。
[16]《李鹏和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同志的谈话》，《人民日报》1996年2月10日。
[17]刘则渊、代锦：《可持续发展观与产业生态化》，《人民日报》1996年1月20日。
[18]何景熙：《简论藏族聚居区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导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3期。
[19]刘长茂、叶明德：《中国贫困地区人口、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1期。
[20]何景熙：《简论藏族聚居区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导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3期。
[21]参见何景熙、王建敏：《试论全国藏区可持续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表7，《西藏研究》1995年第4期。
[22]何景熙：《关于全国主要藏区资源—经济人口容量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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