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家庭经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6)01-0025-05
传统发展经济学对收入与贫困的研究主要是库兹涅茨假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业与工业化、城市与农村、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资源与环境、贸易与增长等宏观经济问题上。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上贫困问题却未见好转，贫困的人数在扩大。在近几年经济研究中，发展问题已经超出了纯粹经济学范畴，许多学者注重用大量的经验事实从收入与健康、营养的关系，以及家庭的经济决策等方面探讨家庭贫困问题，发展了发展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一、家庭收入与健康正相关分析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贫困和营养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尤其在低收入国家。当收入很低时，个人很难给自己及其家庭成员供应充足的食物和营养消费，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健康恶化反过来降低获取收入的工作能力。德布拉吉·瑞(Debraj Ray)假设所有的收入都被转化为营养，营养与工作能力之间将呈S型曲线关系，并且呈现三个不同的阶段：在最初摄入食物阶段，大部分营养被用于维持人体基本的新陈代谢，在这个阶段，剩余下来并用于工作的能量相当少，因此，在此区间内工作能力接近于0，随着营养水平的上升，工作能力增加也不会太快；第二阶段：一旦基础新陈代谢问题被解决，工作能力就会随着营养的增加而显著上升。第三阶段：由于人体的极限会限制把增加的营养转化为更高的生产能力，最后存在一个边际报酬递减的阶段。因此，贫困家庭有可能存在一个低收入—营养不良—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对于那些处于饥饿、贫困阶段的人来说，更好的营养将会提高工作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加创收的能力，收入的增加直接导致购买力上升，强购买力又增加了营养水平，尤其在初始的营养水平较低时，情况尤其如此[1] (P249—288)。
收入与营养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约翰·斯特劳斯(John Strauss)和邓肯·托马斯(Duncan Thomas)的首肯，他们通过比较美国和巴西人均身高(代表身体健康)与工资水平，得出的结论是：身高占优势的人获得的收入也高，身高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的增加是8个百分点。斯特劳斯和和托马斯根据个人健康产出与投入构建了一个个人健康生产函数，健康产出包括身高、身体素质、疾病、体力劳动等，健康投入包括营养摄入、体育锻炼、吸烟、免疫能力和医疗保健等。个人健康生产函数为：
H=H(N，L，A，B′，D，μ，e[，h])
H：健康成果；N：健康投入向量；L：劳动供给；A：社会特征(性别)；B′：父母健康；D：环境因素；μ：个人内在健康素质；e[，h]：测量误差；其中μ和e[，h]是难以测度的。
假设个人的真实工资(w)等于他的边际劳动，那么个人收入函数是：
w=w(H，A，S，B，I，α，e[，w])
S：人力资本；B：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α：暂时难以考察的要素，如能力等；I：非健康类变量[2]。
在以上模型基础上，斯特劳斯和托马斯比较分析了美国和巴西的统计数据资料，系统验证了富人穷人之间的收入与健康关系、健康—劳动供给效应、健康—劳动需求效应、健康对跨部门就业和自我雇佣效应、健康与劳动市场产出、健康与消费约束等，得出了与瑞一致性的结论：健康营养决定了个人收入与消费状况、生活与工作状况，健康问题(如营养不良)可以使人更加虚弱，低于健康门槛的穷人存在严重的功能性障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境况堪忧，更有可能陷于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状态；信贷市场约束限制了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借贷行为，结果是他们的健康投资低于正常效率水平。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健康设施的公共投资和政策干预有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帕克森(C.Paxson)和卢波斯基(D.Lubotsky)更注重对儿童健康的研究，认为儿童健康与家庭长期平均收入紧密联系，有慢性疾病(不包括感冒、胃痛等临时、偶发性疾病)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比高收入家庭儿童更有可能出现健康恶化，且父母收入对儿童健康影响还具有代际传递性[3] (P897—930)。贫困家庭的儿童有较多的慢性疾病和失学时间，进入成人时期总体健康状况要差些，所有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将来的收入水平。富裕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营养食品、安全环境和教育等，孩子的健康更多地受父母性格基因、行为等方面影响。帕克森的研究表明，收入和人力资本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再加上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将导致贫困陷阱的出现。相对较富裕的家庭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使得他们进而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比较富裕状态。反之，穷人无力投资于人力资本，他们的收入继续持低，仍然维持在贫困状态。
二、公正、平等与健康关系分析
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并不完全赞同收入与营养是严格正相关的，认为收入增长并不是营养改善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一定是必要条件。传统发展文献研究营养(卡路里)与收入关系不外乎两条不同线索，第一条，来自于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米尔利斯(Mirrlees)和斯蒂格利茨效率工资论(efficiency wages)，该理论假设劳动生产力非线性依赖于营养。第二条，营养由收入和食物需求决定的卡路里恩格尔曲线(calorie Engel curves)表示。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点是，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饥饿和营养不良会逐渐消除，对卡路里的需求逐渐增加。布斯(H.E.Bouis)和赫达特(L.J.Haddad)用卡路里有效性、卡路里摄入、总消费和当前收入作为因变量和解释变量，基于以下两点对卡路里—收入弹性作了一个简单回归分析：其一，测定食物购买的任何随机误差被转移到卡路里有效性和总消费；其二，随着收入增加，家庭卡路里摄入与家庭卡路里有效性的残差作为总食物消费的一个百分点也会上升。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卡路里有效性—总消费弹性是0.03～0.59，把卡路里摄入—总消费作为测量家庭卡路里摄入随收入变化的最合适变量，它们的弹性区间在0.08～0.14，显然这一计算结果不足以支持传统理论[4]。布斯和赫达特通过对菲律宾经验数据库的抽样调查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去的经济政策过于集中在收入变化的百分比上，而对收入的绝对变化关注不够，对于穷人来说，即使收入上升的百分比非常大也不足以改变他们低收入水平的经济状况，如果收入绝对量有微小的增加，将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效应。营养改善不能够单独解决贫困地区的发病率等问题，但如果经济是持续增长，且增长部分能够以非常大的比例向穷人倾斜，那么收入对营养改善具有单独价值。因此，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保证增长的收入能有效分配。
丁童(A.Deaton)也认为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他通过分析非线性收入效应、信贷约束、营养陷阱、公共物品供应等一组机制，比较富国和穷国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关系及收入不平等对死亡率、死亡模式的效应等，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态没有直接联系，收入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健康危险，生活在非常不平等地区的人并不一定更容易死亡[5]。收入分配能否改善人口健康并不取决于收入不平等的直接效应，存在其他不平等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如不公平、其他社会环境等。丁童对印度563个乡村的5630个家庭卡路里—总消费弹性抽样调查，使用非参数回归技术测算卡路里与总消费关系，最终研究表明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导致营养大量改善。丁童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能消除饥饿，即使一项政策增加了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但并不一定能够改善他们的营养健康状况。世界上普遍实行的贸易政策、价格和税收政策、项目评估等提高了人们的真实收入，却没有达到发展的目标，改善不发达地区人口健康状况的有效政策是提供良好、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包括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
一般经济学家假设健康、营养状况与教育水平会影响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健康、营养水平的改善可以增加个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斯特劳斯、托马斯和丁童的研究却认为，实际上营养—收入弹性接近于0。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标准估计方法有四个方面被高估了：首先，由于存在着从营养到生产力的反馈作用，收入可能是外生的；第二，很多关于卡路里需求的预测是通过比较宽泛的食物分组支出报告，然后运用标准的营养表计算并转化为卡路里数值的；当收入上升的时候，人们可能在这些食物分组中消费一些更加昂贵的食品，这就高估了所计算的卡路里的需求收入弹性；第三，贫穷的国家所消费的食物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在自己的农场生产的，因此也是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无论是从收入看，还是从卡路里数值看，对自己农场食物生产方面的度量错误都会导致高估弹性；最后，一些食物馈赠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比较富裕家庭转移到贫困家庭，这就会导致贫困家庭卡路里消费被低估，而富裕家庭卡路里消费水平被高估，也导致所估计的弹性偏高[6]。
三、家庭生产、消费决策分析
家庭的行为决策体现在家庭生产、消费、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方面。巴丹(P.Bardhan)通过一个农业家庭模型证明，在完善市场和不完善市场条件下，家庭的生产、消费决策是不同的[7] (P7—15)。在完善市场条件下，家庭优先考虑最大化利润，然后在标准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家庭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分离特性”，家庭选择土地及劳动力来最大化利润，而在某块土地上所作的决策只取决于该土地的价格及其特点，与家庭的禀赋和偏好无关；如果存在多种市场的不完善，分离特征不再成立，家庭也不再最大化利润，生产决策取决于家庭的偏好和禀赋。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农场规模与耕作集约程度成反比例关系，即使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但生产中存在风险，而家庭是厌恶风险的，在不存在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类似结果。斯特劳斯和托马斯把上述农业家庭模型作了些许拓展，家庭不仅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消费品，也可以通过家庭劳动来生产自己所需的部分消费品。假定个人效用取决于消费向量、健康程度，而健康程度又取决于花费在生产“健康”方面的时间。那么家庭面临的问题是：
约束条件是：
pc+wl+wL[c]=F(L)-wL+wL[c]
H=H(c，L[c])
其中，L是农场所用的劳动力，H表示健康，l表示闲暇，p是产品价格，w为劳动力工资，L[c]是用于生产健康所花费的时间。对于农场的生产活动，分离特性依然成立，健康的生产取决于偏好。分配给健康的劳动一阶条件为：
H/L[c]=wλ(U/H)[-1]，其中，为对应于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因子。因此，家庭内部健康的生产取决于保持健康所用产品价格、工资率以及家庭效用函数的参数和土地、劳动力禀赋条件。
自从贝克尔开创了对个人行为经济分析先河之后，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成为人们研究的新视点。曼瑟(M.Manser)和布朗(M.Brown)使用了一个纳什合作博弈模型来分析家庭内部资源配置问题。该模型假定在家庭内资源配置是有效的，所选择的特定帕累托有效配置是由家庭个人的“威胁点”(threat points)决定的。个人“威胁点”是指，如果家庭成员无法得到资源分配协议时，该个体所取得的效用。相对于家庭其他人而言，一个人的威胁点越高，均衡状态下其效用越大。在这里，经济学家对威胁点的解释稍微有所不同。曼瑟和布朗认为，家庭成员的威胁点是由他(或她)在离婚时的可得效用决定的，而有的经济学家则假设相关的威胁点是由某种家庭内部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决定的。在早期的贝克尔模型中，家庭资源配置不仅要有效率，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家庭成员(利他主义者)关心其他家庭成员的效用，并有足够的收入对每个家庭成员进行转移支付。只要这些支付为正，家庭内收入的重新配置对任何人的消费毫无影响，因为此时进行转移支付的人可以通过支付来补充任何变动。只要每个家庭成员的效用对利他主义者是正常商品，每个家庭成员就有动机选择那些使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这样，家庭的总行为与一个面临同样预算约束下个人所选择的行为是完全相同的。
四、家庭生育决策分析
事实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家庭来说，家庭资源如何配置不仅仅与收入相关，更同家庭人口数量相关，因为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是家庭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家庭平均人口数量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研究家庭人口、家庭生育决策问题。巴舒(K.Basu)和范(P.H.Van)描述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家庭生育决策简单模型。该模型假设：(1)家庭的偏好是，除非成年人的工资太低，否则父母不会让子女去工作赚钱。由此，小孩的闲暇是奢侈品；(2)生产技术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劳动可以相互替代；(3)未成年人的工作能够为家庭提供净经济收益，即他们工作所产生的收益高于他们的消费。在这三个假设基础上，生育率决策与劳动力市场产出的互动关系会产生多重均衡：第一个均衡是，在该模型中，如果经济完全由小家庭组成，劳动力相对稀缺，成年人的工资比较高，家庭就会有足够的收入不让未成年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每个家庭都愿意保持较小的规模；另外一个均衡是，劳动者工资较低、家庭太低的收入使得未成年孩子必须去赚钱养家糊口，最终结果是，家庭决定多生育孩子。相对于穷国来说，第二个均衡的可能性更高，因为，如果给定其他家庭选择高生育的条件，对每个家庭而言，选择高生育率是最优决策。巴舒—范(Basu-Van)模型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显得非同寻常，但由于协作失灵的存在，设计合适的公共政策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家庭生育决策除了改变家庭人口结构和收入问题之外，还产生外部效应：每个家庭生育孩子的决策促成一个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家庭。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生育决策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是战略互补性的，而战略互补性进而又可能引起多重均衡。在库珀—约翰(Cooper-John)模型：假定每个家庭在决定本家庭子女数目时，其他家庭的决策是既定的，那么家庭i就求解以下形式问题：
U[，i](X)，假设X[，-i]≡(X[，1]，…，X[，i-1]，…，X[，i+1]，…，X[，m])，且家庭子女数目的边际效用递减，那么，对任何X[，-i]，存在一个特定的X[，i]，如X[*]，可以解家庭i的问题。X[*](X[，-i])是家庭反应函数，它描述在其他家庭行为给定时本家庭的反应。如果所有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偏好，考虑对称的纳什均衡，令z为其他家庭的孩子总数，因此，X[，-i]=(Z，Z，Z，…，Z)≡Z。
丁童认为衡量个人家庭生活水平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是测算家庭规模经济，因为规模经济、家庭大小和食物需求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他把家庭消费品分为两类：家庭公共物品和个人物品，最合理的规模经济分析源泉是家庭公共物品，家庭公共物品可以被家庭成员共享，其功能不需要按照家庭成员数量以同比例增减或复制。丁童利用以下数据资料：美国1990年消费者消费调查、英国1992年家庭消费调查、法国1990家庭预算调查、中国台湾1990年个人收入分配、泰国1992年社会经济调查、巴基斯坦1991年生活水平调查、南非1993年生活水平调查；所有数据包括：所有消费项目的家庭总消费、食物总消费、家庭成员不同年龄阶段和性别以及其他社会变量等。通过采用非参数、参数和半参数恩格尔曲线分析，得出结果是，人均总消费不变时，随着家庭规模扩大，人均食物需求递减，特别是在最穷的国家。在家庭人均总消费不变时，人均食物消费随着家庭人口增加是下降的，这个结果不仅仅存在于美国，在英国、法国、中国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食物消费下降很小部分，而在中国台湾、泰国和南非国家，食物下降比例很高。在最穷的国家，人均食物消费与家庭规模是完全负相关的，当人均食物消费值是常量时，家庭规模以对数上升一个单位，家庭食物预算支出下降5个百分点，人均食物消费支出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
五、结论
目前，发展经济学对家庭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许多研究成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互趋同作出了特殊贡献。由于对家庭经济的研究在发展经济学中尚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中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穷人的声音如何受到倾听，如何将改善医疗、扩大教育的政策与政府旨在促进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增长行动更好地结合起来，公共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有多大，家庭中是否存在或为什么存在利他主义，贫困家庭内部的收入再分配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使发展经济学的家庭经济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