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校企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目前，我国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细胞的企业还没有广泛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因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是在为社会培养和培训合格的劳动者这一目标指引下，开展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服务部门等校外机构之间的合作，将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训练紧密结合起来，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学生的素质，并增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双向选择的可能性，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具有技术优势、信息优势、人力优势和物质优势，学校和企业是优势互补的两个主体，也是需求互补的两个主体。很多学者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促使职业教育由以供给为导向、以国家和学校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模式向以需求为导向、国家为主导、学校和企业为主体的职业教育模式转变。本文基于对全国范围内114个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促使学校与企业通过职业教育建立有效的连接。
目前对校企合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欠缺企业的研究视角。已有研究多是从宏观政策及合作双方共赢的角度提出职业教育办学形式的改革，甚至把中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遇到很多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企业没有积极主动参与，很少从企业的角度来认真考虑企业个体为什么没有选择参与合作职业教育。第二，欠缺实证的研究方法。目前有很多学者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做了研究，部分学者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阻碍因素，以及企业参与合作的条件和环境做了研究，但是研究方法多是经验总结、对比研究和案例研究，也有一些学者作了小范围的调查问卷，但是对数据的处理只是采用描述性统计，极少有学者采用构建指标体系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研究问题。第三，指标建立存在一定的偏差。已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基本特征出发，而没有从企业决策过程出发，并结合企业基本特征来建立指标，也就是说没有考虑企业决策的机会成本。
本文选择从企业的角度考察中国校企合作的发展状况，从企业的内部基本特征、校企合作的环境，以及企业合作决策面临的机会成本等方面构建计量模型，通过对企业的静态一次性测量来研究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
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
我国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66年国有企业大力参与办学阶段；1966年到1976年职业教育停滞发展阶段；1978年到90年代中期，企业参与办学的复兴阶段；以及90年代中期至今改革与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是以学校职业教育为主体，由政府、教育部门承担责任。石伟平、徐国庆(2004)指出，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先天存在三个缺陷：学校教学内容与生产、服务一线所应用的最新知识、最新技术、最新工艺的差距；学校实训设施与生产、服务一线最新生产设备的差距；学校专业课师资与生产、服务一线技术专家、操作能手的差距。这些“致命缺陷”只有依靠校企合作才能克服。在合作的过程中，企业为培养学生派出企业员工以兼职教师的身份参与教学，弥补了职业教育实践教师不足的缺口，企业提供实习机会，使学生提前接触工作岗位在一线学习和实训。企业和学校还是需求互补的两个主体，主要在就业中得以体现。黄日强(2004)指出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学校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因此，只有企业与职业教育相互参与、相互渗透，才能出现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
企业与学校合作是市场竞争、政策激励、科技发展的共同作用，但这些因素也会因为企业的规模、企业所处的行业、所有权结构等企业内部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刘春生、张宇、柴彦辉(2006)指出企业规模对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20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Brown、Barton、Black、Horign，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大企业比同类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员工培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大企业更容易产生规模效益，它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可以分摊到更多的产品和人身上，具备培训成本的优势。世界银行(1996)对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调查显示，企业规模与雇主参与“双元制”的积极性有很大关系，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越高。查吉德(2006)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州市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的意愿进行调查时发现企业研发人员数、年平均利税、所有制形式等因素对企业合作意愿度有显著影响。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其决策的基础是获得收益。陈丹(2005)对我国的校企合作情况的研究指出，在我国的合作教育中企业能得到的收益有：第一，优化的人力资源结构。因为培养的人才和企业岗位需求一致，岗位适应迅速，专业素质、职业素质过硬，与企业文化相融。第二，科研成果。依靠学校的科技研究水平获得自己真正需要的科研成果。第三，企业声誉。在学生、家庭中推广企业形象，效益无法估计。第四，政府优惠政策。陈丹对企业在合作中的收益总结比较全面，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补充。黄日强、张霞(2004)指出职业教育能促进知识流动，为企业传播新技术、新观念，也可以对企业原有职工进行转岗培训。吴建设(2004)指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学校的科学创新结合，企业能从合作中获得符合企业要求且具有创新性的关键技术。马树超(2006)通过总结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的实践，指出通过设立企业冠名的奖学奖教基金，奖励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能够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新技术、新知识，新人、声誉和优惠政策方面，更多的学者偏向于合作给企业带来的核心收益是“人”。
需要注意的是，要获得上述的收益，企业还可以选择采取其他的方式，如通过培训机构培训员工、购买产权等。从企业自身角度讲，除非与学校合作的成本更低，或者收益更大，或者有其他的刺激因素，才会选择校企合作的企业教育模式。
合作环境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同样存在很大的影响。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都是成功发展职业教育的国家，石伟平、徐国庆(2004)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虽然办学模式上各国有差异，但是在职业教育发展上有许多共性，表现在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技术应用性人才作为重点。政府在推进校企合作，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通常是采取制定法律、政策引导、建立相应的部门专门负责等方式。除了政府宏观引导激励企业参与合作以外，企业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企业的参与决策有很大影响。黄亚妮(2004)指出校企合作的发展受制于各国一定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水平，校企合作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存在依附性。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差异比较大，职业教育的发展区域差异比较大。各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的参与决策。刘春生、张宇、柴彦辉(2006)指出外部劳动力市场合适人才的易得性决定了企业的参与方式。企业如果直接凭借对口专业的毕业证书或者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找到岗位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它就不会参与职业教育。只有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所需人才难度较大，且劳动力价格成本较高时，企业才有可能选择相对成本较低的参与职业教育行为来保障劳动力的供给。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指标选择
根据已有的研究，本研究主要测量的有三类变量：企业的内部基本特征、企业采取合作决策的机会成本、合作环境。企业的基本特征变量选取了：企业规模、所有权结构、企业所处的行业、企业员工的知识技能水平、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基础员工的流动性。相对应于企业在校企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主要是“人才”和“科技成果”，企业采取合作决策的机会成本变量选取技术创新方式替代、劳动力替代，以及企业内部培训替代。合作环境变量选择：企业所在地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政府援助（见表1）。
2.计量经济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因变量是企业是否参与了校企合作，这是一个二元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根据研究设计，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方程：
3.结果分析
根据SPSS计量分析软件的分析，本文得到目前中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模型的系数（见表2）。
首先，企业规模、所有权结构、企业文化、企业内部培训替代四个变量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显著。这几个变量的统计检验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企业规模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从业人员越多），其参与校企的合作的概率越大。所有权结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政府拥有或部分拥有产权的企业会倾向于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企业文化的统计检验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文化的特点确实影响企业的参与决策，系数为负说明拥有强调创新和成长的企业文化，会促使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企业内部培训替代的系数为正，说明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需要时间越长，其参与校企合作的几率越大。企业自己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时间越长，成本越高，它就会选择成本相对低的校企合作方式。这些都与我们的假设相符。
其次，基础员工的流动性和劳动力替代两变量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基础员工流动性的系数为负，说明与其他同类企业的同类员工相比较，企业基础岗位的员工流动性越高，其参与校企合作的几率越大。劳动力替代的系数为正，说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招收合格的基础员工越难，其参与校企合作的几率越大。两个变量的影响方向都与预期结果一致，但影响不显著。
最后，知识技能水平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两变量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不显著。知识技能水平的系数为负，说明企业的技术人员比例和高学历人员比例越高，其参与校企合作的几率越小。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说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当地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几率越小。两个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预期结果不一致，并且影响也不显著。
三、结论及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114个有效样本中，已经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共有35个，占样本总数的30.70%，未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共有79个，占样本总数的69.30%。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外部环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结构、企业文化特征和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时间等因素对企业是否采取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校企合作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实现学校、企业和社会的多赢，因此，需要建立和谐的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机制。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该依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不同影响因素，制定具体的政策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政府很难从改变企业的特征和企业面临的机会成本来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但是在了解了这些显著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因素后，学校在选择合作对象、政府在引导企业和学校合作时就有了依据。一般来说，选择企业规模大、政府拥有或部分拥有产权、具有创新和发展的文化特征、基础岗位对新员工入职培训时间较长的企业，达成合作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校企合作是企业、学校、政府、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强调企业能动性的同时，需要提高学校输出要素的质量，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社会的共同关注。通过各方的努力建立和谐的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发展机制。
第三，政府应该根据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因素，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为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制定推动校企合作发展的政策时，适当为企业提供各种具体的政策优惠，如在发展初期给予税收优惠等，保护企业和学校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使合作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