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西南地区近代化问题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近代论文,时期论文,近代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化”还是“现代化”，这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使用的“近代化”概念，乃从中国历史传统分期框架中的“近代”概念引伸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对于古老的封建中国来说，近代化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说，中国近代化起步于洋务运动时期，那么中国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起步则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有比较明显的进展。然而，总体上说来，西南地区近代化步履蹒跚而艰难，其中的辛酸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为今日现代化建设事业之借鉴。
一、近代开始前的中国西南
中国“西南”，在历史实际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所处的方位、方向大体相似以外，各个历史时期所指的西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即使进入近代以后，“西南”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狭义地讲“西南”主要指川、滇、黔三省；广义的“西南”还包括藏、桂两地，甚至湘、鄂、粤西部地区；而研究民国初年西南军阀的“西南”，则涉及川、滇、黔、桂、湘、粤六省区。本文叙述所引用的“西南”材料的范围，则限于川、滇、黔三省，换言之，使用的是狭义的“西南”概念。
西南的川、滇、黔三省在历史发展的水平上，虽然有很多不尽一致之处，不过，其发展趋势亦有许多接近之处，进入近代以后尤其如此。
西南各省中，依据现在发掘的材料，云南的历史发展最早。云南元谋猿人的时代距今已有170万年，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家不久前在云南澄江发现的距今5.7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动物化石群，命名为澄江化石群，又称为云南虫的这种最早的脊索或半索动物化石，被国际舆论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这种云南虫是人类最早的祖先。云南和中国西南其它地区以至东南亚地区，有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云南和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一样，一度中断，而且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较之中原地区明显地落后了，而以西南“夷”载入史册。
从经济发展角度进行考察，有史以来，在西南地区以巴蜀开发最早。巴蜀作为“四塞之国”，在古代并不算封闭，而且在古代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奇迹般的繁荣和稳定。在西汉时，成都的人口即达35万，东汉时达40万。而且就是从汉代起，成都一直是国家的大都会之一，以“天府”之名享誉天下。到唐代，成都人口近60万，其时商业大都会有“扬一益二”之说。两千余年间，地处中原的古代大都会，洛阳、长安、开封、邯郸等，相继衰落，唯独成都久盛不衰。西南的其它重要城市重庆、昆明、贵阳等亦先后发展起来，在古代都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例如在元代，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称赞边境城市、云南首府昆明为“壮丽大城”。
然而光辉的过去，并没有直接带来近代的繁荣，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西南除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出现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外，总体上说，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体，谈不上什么近代工业。
以四川而论，鸦片战争前在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中，庶民地主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趋势，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即使是新出现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与封建生产关系，有着不解之缘，如盐业经营者大多拥有数量庞大的地产，在经营管理中带有浓厚的家族宗法制度的色彩，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分散的特征到处可见。
作为多民族、山区、边疆的云南，情形更为特殊，从全省范围来讲，虽然基本上以地主经济为主，却是与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和氏族、部落等原始经济并存的社会，显现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结构的基本特征。
贵州社会经济状况类似云南，在某种程度上却更为落，可见，西南地区的这种社会经济状况，与近代化相去甚远。
当然这不是说，部分地区没有出现过繁华的迹象。成都如此，昆明也如此。在道光初年（19世纪20——30年代），昆明城内“道路宽阔，烟户密集，房屋栉比，楼阁云连，巷道参差，店铺杂错，市面之上，货物山集，行人水流，早有早市，午有午市，夜有夜市。”[①]好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这种局部地区的繁华，却另有原因（另论），与近代化并不相联系。
二、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起步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中国社会逐渐地演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在鸦片战争中，除了四川奉命派兵2000人赴广东抗英作战外，对处于西南后方的川、滇、黔三省社会的影响并不直接。其实，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西南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加紧了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从而激化了这一地区的阶级矛盾。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号召下，四川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一年之内，起义军从滇东北到驰骋川南、川西、川东40余州县，起义由数百人发展到30多万人，随后又扩展到湖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历时数年；在云南爆发了杜文秀、李文学起义，起义军先后攻克省内近60个州县，队伍达数十万人，坚持达18年之久；贵州的张秀眉、姜映芳起义等，遍及全省60个州县，此起彼伏，延续达20年之久。起义军被镇压后，又是大屠杀，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的功过，姑且不论，我们只论一点，洋务运动创办的各种工业企业，事实上成为中国工业化、也是近代化的起点。然而地处西南的各省，由于远离沿海（例如四川距海近2000公里），工业发展较之沿海地区差不多晚半个世纪，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军事、民用工业，与西南地区基本无缘。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西南地区的云南与英国的殖民地缅甸、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接壤，直接受到严重威胁，云南自然成了英法入侵中国的“后门”。[②]马嘉理事件、片马事件、猛乌乌得事件等相继发生。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逼迫下，云南蒙自、思茅、昆明分别于1889、1897、1905年开关，辟为商埠。而在1891年，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亦被迫开为商埠。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迫使中国同意在云南修筑铁路，滇越铁路全长850多公里（在云南境内从昆明至河口一段长450多公里），于1910年初建成全线通车。开埠及滇越铁路的通车，既是列强入侵中国的结果，成为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又是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孔道。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南地区的近代工业才开始缓慢地起步，到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新的增长。这一时期，四川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业部门，由火柴、矿业扩大到电灯、自来水、玻璃、航运、建筑、制糖、制茶、制药、化学、造纸、机械、纺织、面粉等行业。从1891——1911年的20年间，厂矿数达119家，其中商办企业占绝大多数，而民办铁路公司历年积累资本达1645万元，民办铁路投资不仅四川开了先河，其资本在各省铁路公司中亦高居榜首。手工工场亦有相当发展，1912年已达1309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企业有了新的发展。与工业企业发展的同时，金融、交通事业也有新的起步。1905年，四川出现了最早的官办地方银行“浚川源银行”；1909年，大清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并代理国库；辛亥革命后，仅在重庆就出现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中商业银行、中和银行等的重庆分行；1915年，在重庆还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家商业银行——聚兴城银行。四川的交通也有了发展，仅长江航运，1908年成立了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公司，1919年华商轮船“满福”、“洪江”号也加入川江航运；1926年，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到抗日战争前夕，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1936年，四川境内第一次修成了北川铁路16.8公里的运煤专线等。
云南近代工业也起步于这一时期。1884年在昆明开办了云南机器局，这是云南近代机器工业、也是云南近代工业的发端。到辛亥革命前夕，云南较大的近代工业有10个，包括机器局、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劝工局、个旧锡务公司、宝华锑矿公司、耀龙电灯公司等，此外尚有若干手工业工场。1912——1923年间的12年，又兴办了45家企业，涉及12个行业，其中商办企业亦占明显优势。与此同时，1909年大清银行在昆明建立分行，1912年第一家云南地方银行——富滇银行成立，1915年又有中国银行、殖边银行的昆明分行建立，1918年云南为建设个碧石（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而设立个碧石铁路银行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亦曾在云南设分行。滇越铁路通车及沿线地区的开发，也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即使是内陆更为封闭的贵州，既无公路、铁道可通，亦无大江大河与省外联系，近代工业的起步更为迟缓，不过还是迈出了艰难而又微弱的一步。1886年贵州建成了青溪铁厂，虽然后来这个铁厂办垮了，可是总算迈出了举办近代工业的第一步。随后，安顺泰丰矿务公司、遵义百艺工厂、铜松思石矿务总局、警务工厂相继出现，还有119家手工业工场。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西南地区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战乱频繁，难顾建设，近代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直到抗日战争前夕，贵州没有明显的起色，但在1936年终于建成了从贵阳通往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的公路干线。四川有一些增长，却也非常微弱，到1937年，四川使用动力，资本在1万元以上、雇工在30人以上的厂矿仅有115家。也许只有在1930年以后即相对稳定的云南稍有起色，不仅改变了多年财政赤字，省财政略有节余，而且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云南省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即达38个，效益一般还好。特别是云南个旧锡业公司所产大锡，经过技术改造，精炼成色提到99%以上，打开了国际市场，为云南出口创汇增加了大量收入。到1937年，云南地方企业收入在全省总预算中已达35%之多。1936年，云南自建的长达176公里的个碧石铁路（窄轨，轨距为60公分），全线通车，这在云南近代化经济建设中是一件大事。
抗日战争时期为西南地区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机遇。抗日战争前，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和沿海地区，据统计，抗战前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不包括东北）全国有3935家，创办资金为37700万元，70%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而全国60%的工厂又集中于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仅上海一地即集中全国30%的工厂。西南地区的工业却十分薄弱，四川只11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93%；云南42家，占1%，贵州仅3家，占0.08%。[③]西南三省相加，工厂数仅占全国的4%，而产值则连4%也未达到。可见其经济落后和近代化步履的蹒跚状态。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东部和沿海、沿江地区大部国土沦陷，不得不将工厂内迁。仅1938——1940年间即内迁工厂448家，有技工12182人，内迁后复工的也有308家。[④]这一时期，仅迁入四川的工厂即达245家，物资达9万余吨，云南、贵州也有少数工厂迁来。此外，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又在内地，与地方政府合作，兴办一些近代工厂，仅在云南即办了中央机器厂9个，而且达成协议：“资源委员会出资金和人员，并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职责，如有盈利，双方均分；如有亏损，云南方面不承担责任。”[⑤]对发展地方近代化事业，很有促进作用。这样，到1940年底，在西南建成8个工业区，即重庆、川中、川东、广元、昆明、贵阳、桂林、宁雅，共有工业生产企业846个，其中重庆区429个，川中区187个，昆明区80个。在重庆工业区的429家企业中，拥有机械厂159家、纺织厂62家、冶炼厂17家，电力厂23家，化工厂120家，其它行业48家。[⑥]在昆明工业区的80个企业中，拥有机器业11个、冶炼业6个、电器业7个、化学工业25个、纺织业15个，其它行业13个。[⑦]在贵州，到1943年近代企业终于增至27个，其中化工厂11家，机械厂4家、纺织厂2家、食品厂3家、土石厂3家、水泥厂1家、油脂厂3家。[⑧]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到1942年达到了顶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42年国统区各省共有工厂3758个，其中四川一省即拥有1654个，占44%；资本11.3亿元，占国统区总资本的58%。其中，化学、机器、纺织、冶金几种工业，四川一省在1942年分别占46.6%、64.8%、57%、83%；而重庆纺织业占全川纱锭的89%，布机的95%，产量的96%，冶炼、机械工业在80%以上，重庆民生轮船公司集中四川航运业的90%以上。[⑨]不过，在国统区的企业中，由原来民族资本占优势，到1942年已转化为官僚资本占优势，这一年在企业中官僚资本比重占69.58%，民族资本仅占30.42%，可见已形成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交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虽然主要是着眼于战争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到1943年，川、康、滇、黔、桂五省区（西康从四川分出、独立建省）公路通车数达17438公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8月底建成的滇缅公路，长969.4公里，不仅成为中国大后方的“命脉”，“抗战输血管”，也为近代化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银行金融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尽管大多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所控制。
抗日战争为西南地区工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加快了西南地区近代化的步伐。但这是在特定的年代中形成的，而且只维持了大约5年的时间。1943年以后，国统区工业出现了停滞和回落，以国统区工厂设厂数来看，1942年达1138家，1944年即减至549家。[⑩]而且到1945年更减至102家。西南地区也不例外。如1943年重庆324家机器厂，即停工73家；嘉陵江原有煤业300多家。1943年降为186家，1944年仅存36家。当时报纸也说，机器厂维持正常开工才不及十分之一，停用之工具机械约占总数的40%。(11)而抗战胜利后，大批工厂内迁，接着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抗战前期西南工业的迅速发展，仅成为“昙花一现”的景象，近代化步伐再次中断。
西南地区近代化等待着新的时期的到来！
三、简要的思考
近代时期西南地区近代化不仅步履维艰，发展曲折，而且事实上在其刚刚起步不久，即中断和夭折了。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西南地区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其原因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环境辟处西南，山川大多险恶，交通闭塞，缺少对外交往，是比较典型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社会。另一面是历史上社会发展滞后，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后来又有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加剧了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
其次，进入近代以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有了新的机遇，近代工业企业开始创办、兴起，近代化有了起步，并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面对这种机遇，却缺少必要的对策，缺少计划、组织和行政的必要干预、调控，结果就只能是在动乱和竞争中自生自灭，致使近代化过程被迫中断。
最后，近代化步伐是历史自身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西南地区重新开始近代化（即在今天形势下的现代化）时期，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冲破封闭，强化对外开放；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加强对策规划，强化组织和必要的计划、行政干预，以及有实际效益的政策倾斜，加大资金和技术（包括人才）投入，加快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追赶东部地区，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整体上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罗养儒：《云南掌故》（原名《记我所知集》）第3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②（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24—12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③参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1辑第78、89页，第4辑第95、97页，三联书店1957、1961年版。
④国民政府经济部：《经济统计月报》1940年第4期
⑤钱昌照：《资源委员会及其在云南的活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第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⑥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第331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数目相加，不尽符合，原文如此。
⑦国民政府：《经济报告》，转见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历史考评》数目相加，亦不尽符合。
⑧《贵州财政经济资料》第63页，转见《贵州近代史》第316页。
⑨同注③第4辑第93页。
⑩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中华时报》194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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