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日常生活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陶东风
参加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博士生王瑾、和磊、喻书琴、陈晓华
陶东风：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新媒介人阶层的兴起以及美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问题，从西美尔、本雅明到博德里拉，西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中，费瑟斯通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0年）与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这两本书，特别是后者，集中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提及了审美化的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艺术亚文化的兴起，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和超现实运动，他们追求的是消解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艺术的灵气；二是将生活转换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具体指追求生活方式的风格化、审美化（顺便指出，今天的人已经越来越依据人的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内在德性，甚至不是根据人的职业来辨认与划分人的身份、认同乃至社会地位）；三是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泛滥。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符号化、影像化，它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构成现实幻觉化的空间。按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仿真的世界，一个由符号包裹的超现实世界。
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与评价这种现象？有人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审美的民主化，也有人认为它是美学和审美活动的堕落。作为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的人，我们还要关注这种现象对我们的美学研究、传统的美学观念以及其他方面造成的冲击。有人可能会说，以前也有过关于审美泛化现象的讨论，并出现了泛美学研究，如饮食美学、环境美学、形体美学等。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审美化现象以及它所引发的美学学科反思，跟这种泛美学研究还不太一样。这些所谓泛美学研究基本没有触及到一些传统美学的根基，只不过扩展了美学的研究范围，冒出了一大堆“新兴学科”，而且对于生活审美化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语境缺少深入的解释。现在似乎要把讨论更深一步，特别是要深入认识生活审美化出现的社会文化语境，大众传媒的关系、它与文化市场以及消费文化的关系。另外必须指出，我们谈论生活的审美化的现象，决不是无条件地为它辩护。这是—个开放性话题。
王瑾：20世纪以前，美学家们往往把人类的审美、文化活动局限在艺术美的领域之内，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列入审美、文化的范围。但是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人类还来不及对审美、文化作出十分成熟的理性反省时，审美文化已经大举进入了日常生活的领域，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美学家都一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就中国现实而言，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理解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1、审美启蒙的淡出。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审美文化基本属于精英文化的范围，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必须创造出一种真美的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比如说《班主任》里的教师张俊石，《芙蓉镇》里的知识分子秦书田，还有《歌德巴赫猜想》里的数学家陈景润等等，他们都是启蒙意识的化身。但是到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出现了由启蒙模式向消费模式的转换，人们往往会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去构筑现实生活的感性满足。在这种转换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职能开始出现变化，产生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也就是“新型媒介人”。这些新型媒介人往往通过制造消费偶像来引导日常生活。最近新浪网进行的关于文化偶像的评选其实也正是一个制造偶像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法兰克福理论家洛文塔尔所提出的生产性偶像向消费性偶像的转变。总体来说，在现代中国，审美已不再是一种诗意表达（陶东风：也可以说是一种泛化了的诗意表达），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物质满足的快乐，美已经从理想精神的高峰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
2、日常审美的打造，即费瑟斯通提出的“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进入20世纪，审美、文化由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丧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开始降低姿态，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审美在内化着人们的生活。
3、审美消费。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现在，商品、服装、百货和餐饮都转化成文化。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也提出了“硬件”和“软件”的位移问题，原先是硬件的物品如今成了附件，而原先是软件的美学则成为主流。具体地说，消费除了是对文化意义的消费以外，更多的是对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的消费，商品的卖点就是那些与众不同的特点，特别是那些象征社会地位的特点，比如买房子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那么很多房产广告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句子“上等地段，荟集精英名仕、企业总裁”。
4、媒介与审美。大众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媒介载体抽象成某种生活方式并将其纳入传播，进而介入到日常生活中。因此，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
和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涉及对“审美”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韦尔施的《重构美学》通过“家族相似性”描述、界定“审美”。关于审美的理解，在传统的教科书上也有，但是本质不太一样。以前的教科书也列举了许多人关于什么是“美”“审美”的观点，但是目的在于肯定一种而否定其他。在列举完许多不同的“理解”之后，往往得出一个单一的的结论。而韦尔施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强调的是各种理解都应该承认。这种定义审美的方法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转变。但“家族相似性”并不是把单个的理解都罗列在一起，彼此之间好像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它强调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作者强调的一点就是“感知”，就是关于审美的一种心理上的作用。这可能是审美的一个最低的底线。感知把所有的这些有关审美的理解都联合起来了，但并不是用某一种观点或某一个人的哲学观点把它统一起来，而是从最基础的、从人的最根本的感知这一点去理解，我觉得这点是对审美理解的一个推进，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观点。
在韦尔施看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表现为逐层深化的四层：第一层与第二层是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类似于费瑟斯通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下面两层分别是道德方面的审美化和认识论方面的审美化，这就更深一层了。这四点并不是完全并列的，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从深层来理解它的表层，就是从认识论的审美化和道德的审美化来理解日常生活的表层的审美化。这也是美学的一个发展过程。从传统美学来讲，它强调美的终极性作用，强调美对人的精神、对人的涵养和修养的一种根本的改造净化作用，强调认识论和道德方面的美对人的一种改造；而现在的审美化过程让这种深层的东西浮到表层上来了，反映到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可以得到美，同样也可以得到一种修养。韦尔施还把审美当成是一种现实的基础，他说审美是“原初性质”的东西，把一切都归结于美了，现实的构成不是现实而是审美，这样似乎有点太泛。但是从根本的内在精神上来讲好像也是这样的，人发展到最高层实际上可能就剩下美了。美可能从最根本上来说是人的需要中的最高层。
这应该算是从哲学认识论方面来理解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有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这个方面。从深层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可能会找到哲学认识论根源，但最根本的直接原因可能还是来源于今天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今天的消费文化。这种现实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影响。在现代以前，真、善、美是合在一起的，都带有一些宗教形而上学的色彩，到了现代以后真、善、美分开了，各自发展；而到后现代又进一步整合起来了。
在消费文化理论中，费瑟斯通主要是通过一个过程来谈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费理论，就是消费的生产、消费的过程、消费的效果。消费的生产强调商品的过剩，消费的过程强调消费的方式，消费的效果强调消费之后的那种快感，一种狂欢性的快感。我觉得费瑟斯通的思路是社会学角度的，强调消费过程之中各种社会关系、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斗争和平衡。特别是在消费方式中强调象征性消费所形成的阶层关系、社会关系。他举了个“犬兔”追逐的例子，即是处于中心阶层的那些人担心处于外围的人渗入到自己占据的中心地位，所以他们极力地想划出自己的界限，而外层的人肯定又想进去，他们之间因而形成了一种追逐游戏，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花样，通过现实的经济地位，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确定他们的一种身份，同时通过区分、通过命名一些话语来确立他们的文化身份。在这个追逐过程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里面也有这种话语斗争的体现。另外，韦尔施提到了“狂欢的控制”，他强调一种中产阶级情绪的控制，而以前巴赫金的理论强调无限制的狂欢，这中狂欢具有很大的颠覆性，颠覆现实、重构现实；但韦尔施强调的是中产阶级的控制，他说“这种控制是一种弹性的潜在的生成结构”。他之所以强调控制，可能跟中产阶级本身强调自己的文化——审美修养有关，和大众文化毫无节制的狂欢不同。我从这里想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是否和中产阶级的话语阴谋有关系。在经济上取得优势之后，他们试图通过审美、通过艺术来提高自己的文化身份，但一时又很难达到，于是他们就通过自己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来满足。我认为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陶东风：和磊的观点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或者说生活方式的审美化里面的确存在有一种权力关系（客观上是如此，不一定是什么“阴谋”），可以对此进行阶级分析，博德里拉的符号泛化导致等级消解的观念有些太极端化。在文化的所谓“民主化”背后包含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审美与文化领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区格”(distinction)行为，通过趣味的差异、通过设计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来跟别人进行区分。问题在于，这种趣味的区分并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这种区分的策略不仅是审美策略，而且也是一种权力运作策略，它把趣味分成不同的等级，并把它延伸到道德的领域。关于“高级的”趣味、“低级的”趣味的界定权力（象征权力）是掌握在那些拥有大量符号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人手中，下层的弱势群体没有这种界定权力。趣味看似是一种自然的、中性的、跟权力不搭边的东西，好像不能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一种所谓“高雅”趣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需要投资的，比如：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出生来就对交响乐或十四行诗有一种欣赏能力，相反，首先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而要接受这种教育，就得有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需要钱，因此就有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些人投资得起，有些人就不行。所以，趣味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有经济、政治的权力在起作用。布迪厄特别指出今天西方的有钱阶层越来越重视对于子女的教育投资，把自己的经济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教育资本与文化资本。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主要是教育的竞争。这样，在一种趣味的背后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谈到生活方式，有些人可以追求高雅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但另外的人却不行，后者可能不是天生的趣味低俗，而是他没有经济实力让他去追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常常体现为时尚，而时尚话语的制造者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甚至可以说，浪漫和高雅的生活方式、良好的趣味是金钱堆积起来的。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趣味”以外的条件，就很难在趣味的竞争上跟别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即是说，趣味斗争、趣味区分的背后实际上卷入了很多别的因素，并不纯粹是审美的因素，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
喻书琴：当我们说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时，我们必须明确审美化的主体是谁？肯定不是一般的劳苦大众，也不是暴发户，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而是在话语上具有引导力量的新型知识人、新型文化人。
我记得90年代初期，蔡翔先生写了一本书《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宣称市场经济的体制确立后，“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到来，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浪漫憧憬已经终结”。在刘震云同一时期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里，我们也看到当时城市社会中，体制内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日常生活“粗鄙”状态：像主人公小林一样：早起买豆腐，接孩子去幼儿园，换煤气罐，由于生存困窘不得不给上级送礼，两口子为几毛钱精打细算，完全淹没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不仅毫无诗意，而且庸俗琐碎，真是“一地鸡毛”。而仅在十多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常生活开始以诗意盎然的方式呈现在都市社会面前，生活的粗鄙化转变为精致化，虽然这也许只是表面的“诗情”或“诗意”。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这是谁的“诗情画意”？显然不是小林这种旧式知识分子的，或说，“小林”已经转型，转型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体制外的公司外企白领、中关村的技术精英、广告企划人、文化媒介人、先锋新潮艺术家、都市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时尚杂志报刊新闻工作者等等，此外还可以包括在公众领域频频亮相、相当于“大众导师”的新型学院专家教授们，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社会阶层的变迁转型必然是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转型联系在一起的，陶老师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给我很大启发，尤其是最后一章《中心与边缘的位移》谈到了市场化带来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内部的转化：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入边缘，而新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成为主导。这不仅只是知识结构和知识类型的重新分配，更是、更意味着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他们扮演着新的知识文化精英角色，操纵着新的话语霸权，引导着新的人生观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塑造着关于“幸福生活”的新的定义和神话。韦尔施在《重构美学》里提出了“美学人”概念，他这样写道：“美学人正在变成新的模特儿角色，他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着精细入微的鉴赏力，他知道趣味问题是没有可争辩的，如此，在包围着我们的动荡混乱中，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他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地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我们可以从三环公路的广告牌上看到这一男性美学人形象，中关村一个帅而多金的知识精英，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坐在老板椅上听音乐喝咖啡，很享受的样子，同时沉浸在工作成就感和休闲舒适感中，这一定是女孩子梦寐以求的择偶形象，有钱当然是必须的，此外是有文化品位。同样还可以看到女性审美形象，就像我们时代的广告、杂志、电视上的那些有闲又有钱的“幸福”女人，有中产阶层的体面、从容、优雅的生活环境，在小桥流水人家间手持一本纳兰性德散步，自言自语作陶醉状：“啊，人，诗意地栖居。”于是，我们也跟着陶醉了，觉得大家闺秀加中产身份加小资情调就是幸福——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新型知识分子主导的最大幸福神话。
当然，美学人“唯美主义”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不那么美的文化资本运作关系。这些“美学人”偶像也许还有另外一面。西美尔的现代人形象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看似乐观的现代人有他们不为人知的精神困境，同样，我想美学人会不会有悲观低调的另一面？吉米、村上春树、王家卫、安妮宝贝作品的畅销现象说明了什么，在今天知识分子中流行这一现象，不能完全用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影像消费、文化资本、权力斗争来解读，它可能也表现了权力运作之外人性的真正情感诉求。我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这个词不仅表现在对美的品位区分、美的趣味鉴赏上，也可以表现在私人领域的心理主义、印象主义、感觉主义上，同样散发着审美气息。
日常生活的审美泛化还意味着现实的可塑性和可操作性。现实可以加工成一个虚拟世界，当我们离网络、电视画面、广告信息越来越近的同时，我们会不会离底层、真实苦难、现实关注越来越远？把目光仅仅放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越来越像幻觉，知识分子终日沉浸在自我审美想象和社会审美想象中，会不会成为迎合政治权力诡计的障眼法，助长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的形成？有粉饰太平之嫌？关于消费主义的批判性问题。80年代初期的消费文化（比如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是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因为与那时的思想解放、人性诉求以及对於主流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而到了90年代，消费主义的批判性丧失了，人们沉溺在没有政治权力的生活享受（比如生活的审美化，身体的塑造与呵护等）之中。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对于消费主义意义的一次重大改写。
陶东风：小喻提到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的所谓“时尚”、“生活方式”就是他们在打造、引领潮流。有些人把他们叫做“新媒介人”，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角色的区别很大。传统知识分子具有这几个特征。首先，如同科塞说的，他们是观念人，他们擅长于在观念领域里面进行思考，而不擅长于实际操作，而媒介人这类“新型知识分子”是很擅长于操作的，他们一般就职于电台、电视台、报社、文化公司等机构，本身就介乎文化和市场之间，不是坐在书斋做纯学问，操作能力很强；其次，传统知识分子是批判性的，这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赛伊德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性，跟权力说“不”，跟当局、市场不合作；但现在所谓新型知识分子跟市场的关系、跟当局的关系是非常暖昧的，虽然也有冲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第三，传统知识分子常常带有宗教情怀（超越情怀），追求终极价值，至少是不完全认同于世俗价值；而现在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往往是非常世俗化的。这些现象都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另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消费方式的关注，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热衷，是现在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一般大众对时尚观念没有更大的超越。他们虽然有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但是又共同认可时尚话语的重要性，认可这个游戏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有合谋的关系。这种对于审美化的热衷会不会导致政治参与热情的淡化，或者对创伤记忆的遗忘？还有，会不会越来越远离底层？对真正的现实问题的遗忘？因为中国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里出现消费主义的，简单的说就是80年代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渐淡出（虽然现在似乎有升温的迹象，但是仍然不足以与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抗衡）。我的感觉是，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是从广场回到书斋，而是从广场回到身体，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成了消费的主体也成了消费的对象。我觉得这样一种对身体极度的、甚至变态的迷恋，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文字，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涌现，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基本政治权利仍然有待争取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却都把眼睛盯着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今天的消费文化还有它的反抗性与批判性吗？它反抗与批判什么？以前我曾为消费文化辩护，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客观上冲击了主流文化。我也曾为邓丽君辩护，为王朔辩护，很多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不管怎样，他们的出现比以前主流的一统天下要好一些，更多元一些。但现在我对这种判断已经不太自信了，因为主流文化自己也在不断调整，并不是消费文化自身就必然具有一种反主流的色彩，不一定。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它都不具有自明的反抗性，都要看它的语境。在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呼唤文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诉求具有反抗性，尤其是对工具论的这种文艺学具有反抗性。那个时候大家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有进步性，因为文革遗留的禁欲主义对大家仍然有种种限制，比如不允许留长发、不许穿喇叭裤，等等。那个时候没有权利追求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所以追求审美化确实是带有批判色彩的。但今天是否仍然有批判意识就不好说了。
陈晓华；对于目前国内的消费文化，或者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这个问题，已经由以前的边缘性变成了强势的占主导的论调。这种现象的出现我觉得是各种权力的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以及商业资本等等纠缠和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既有合谋也有互相对抗消解的一面，他们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又互相妥协，而那些由原来的边缘逐渐进入中心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消费文化的既得利益者，操纵着手中的文化资本与话语霸权，站在消费文化的前沿，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引领着国内时尚生活的方向，成为普罗大众眼中的消费偶像。像几年前风靡一时的《格调》等书籍，即是教导普通老百姓怎样吃喝玩乐才是有品位的表现，怎样才更符合高雅的趣味和潮流，什么是恶俗的低劣的，等等。广大民众在他们的诱导和教唆下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魅力。新型知识分子挂在嘴上的莫过于所谓“个性”、“风格”、“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他们对差异极为关注，因而，消费文化中就充满了对差异的前所未有的强调和重视，广告中到处可见住“特别为您量身定做”、“满足您的个性欲望”诸如此类的话语。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中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基础之上的，因此当代垄断性生产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的（垄断性）生产”，这句话对那些整日忙于追逐个性差异的新型知识分子可谓一针见血。
另外，我觉得目前消费文化或者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盛行跟当前大众的深层心理需求有关系，或者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契合了人们潜意识里的某些渴望，是有一定心理根据的。据我所知，很多朝九晚五的白领们只有在周末逛街拼命购物、泡吧中才能释放自己郁积已久的空虚和压抑，尽管消费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得到真正的幸福难度太大太遥不可及，因此，沉浸在幸福的替代品中，获得一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是好的，而且这种获得相对来说更为轻松和便利。因而，在别人艳羡和追随的目光中过着舒适生活的新型知识分子也有着他们的苦衷，吉米漫画当中那种淡淡的失落和忧伤因此而网罗了一大批读者，尽管在一些人看来他们不过是无病呻吟。
陶东风：作为一个文艺学、美学工作者，我与大家一样是把这种审美化的趋势与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反思联系起来思考。无可否定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美学的挑战，同时也为文艺学、美学的超越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60年代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西方国家的兴起，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挑战。文化研究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对于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其方法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在这方面要滞后许多。面对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顽强地延续，导致许多学者仍然认定文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结果是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
这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在今天的主要代表是产生于80年代的自律论文艺学。正是它妨碍了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使之无法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尽管它在80年代已经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意义与创新意义）。它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比如流行歌曲、广告、时尚等），把它们排挤出文艺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随身听等都已是西方文化研究所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修正、扩展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新兴的审美文化现象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应该抛弃学者、大学教授以研究广告或时尚为耻的传统观念。英国著名的理论家里维斯（曾经写过研究英国小说的名著《伟大的传统》）就曾经研究过广告。
我以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当然，我们倡导在方法论上拓展文艺学的对象与范围、调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并不等同于在价值论上无条件地肯定它。相反，即使是对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文化的有效批判也必须以对它的学理上的关注为前提。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倡导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的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回到“庸俗社会学”。以泰纳等人为代表的西方19世纪的文学社会学的确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与实证主义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也曾经在前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我国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对于文论建设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但是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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