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经济学“难点”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点论文,中国论文,透视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建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长期未竟之业。就我们这代人来说，要想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使命，恐怕很难。具体说来，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经济学人知识结构难适应
马克思之所以能站在科学之巅，就因为马克思通晓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我国经济学人知识残缺不全，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老一代经济学人，大多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一些人望文生义，看到“庸俗”二字，就不承认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大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子熟悉西方经济学，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多人觉得“过时”了。再加之我们的教育制度，学理工科的不学文科，学文科的不学理工科，于是乎，从理工科和文科中抽出的共有的操作规程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交叉学科群，就更陌生。由于知识结构残缺不全，讨论经济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常常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常识性纰缪。
例1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不少人主张运用辩证法、归纳法和实证分析法，要求同等重视，不可偏废，不可厚此薄彼。一篇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的大作，居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类为实证科学，真叫人哭笑不得。
实证科学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是既不赞成唯物主义也不赞成唯心主义的所谓第三种哲学，同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一回事。在西方，无论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实证科学的影响都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量子力学获得巨大成功，使得东西方哲学界和学术理论界不少人相信，量子力学（实证科学）向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后起之秀，把辩证唯物主义加在恩格斯头上，加以否定，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进行实证科学的改造，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实证科学“实践唯物主义”。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把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加以推崇，就毫不奇怪了。
那么，实证科学同唯物辩证法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实证科学同唯物辩证法都坚持：任何一种知识体系、一种理论、一种假说，是否是真理，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即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后的结论，实证科学把个别当作一般，而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个别包含一般。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同市场经济能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经过检验了的不争的历史事实。面对这个事实，实证科学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唯物辩证法认为，人格独立拥有财产权的民事行为主体才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两个结合，谁更科学，谁更符合历史实际，当然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唯物辩证法同实证科学不能混同，把唯物辩证法归属于或“改造”成实证科学，更不可取。至于归纳法，相对应的是演绎法，是形式逻辑交替使用的两种分析工具，同研究方法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
例2 经济学的价值观假定。道德、价值观念、利益判断， 是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经济学人主张“道德中性”，他们认为，经济学就跟“左轮手枪”一样，“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这一主张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而发的，我们就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来佐证，而用他们信奉的西方经济学来回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荷兰学者库普曼斯，在实证哲学的指导下，研究出一个结论，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价值观假定+形式逻辑推论”的结构。价值观不可通约性是常识性知识，经济学既能为好人服务，又能为坏蛋服务，恐怕是不可能的。
论者或许以为“库氏”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结论不足为凭。那么，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新凯恩主义学派是怎么认识的呢？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编写的上、下册《经济学》，被西方誉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斯氏”在书中写道：“在大多数时间里，私有市场提供了维持经济效率的最好的方式，即保证物品是以最小成本生产出来的，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正是消费者需要的。现代经济对私有市场的信赖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142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私有制作为“价值观假定”，确定无疑。
不同的价值观念没有通约性，不等于说不会面临共同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也不一样，但我们却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生态失衡、大气变暖，以及削减军备、销毁核武器等。共性问题当然可以研究，但不能割断与特定问题的联系。脱离道德、脱离价值观念，去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利润最大化，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那只能与数量经济或技术经济有关联，与现存的政治经济学大概是无缘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例3 经济学的操作控制手段。经济学的操作控制手段， 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营管理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必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理论和对策依据。”（注：卫兴华：《关于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或许正因为如此，经济运行操作控制手段的系统化知识， 在我们经济学人知识结构里，不说是空白，至少是一个薄弱环节。关于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大辩论就是明证。
拥护承包制的一方认为，承包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完善不能否定承包制；否定承包制的一方则说，承包制存在短期行为，不规范，不能使政企分开，所以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用股份制代替承包制。两种主张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极大的片面性，关键就是视角不对。
经营承包责任制是目标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从管理科学的视角看，承包制是十分有效的科学管理办法，只存在灵活运用的问题，不存在过时不过时的问题。所谓管理，就其功能来说，是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把参与要素组织好、协调好，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但管理不能改变前提条件，所谓“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承包制无法使政企分开，是承包制不具备这种功能，换言之，最好的管理办法，最先进的管理科学，都不具备政企分开的功能，“短期行为”、“不规范”，不是承包制的过错，而是“医生”的过错。好比说，股份公司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不但不能使政企分开，反而为暴发户和“寻租者”玩弄手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谁又敢说股份公司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不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有效财产组织方式呢？
上述理论问题并不玄奥，出现常识性的纰缪，主要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对于此种现象，本世纪40年代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作过十分深刻的揭示：“在这样的领域里，一些重要的工作被各方面重复地做了三四遍；可是却有另一些重要工作，它们在一个领域里由于得不到结果而拖延下来，但在邻近的领域里却早已成为古典的工作。”接着他又说，“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教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同时这些边缘区域也是最最不能用集体攻击和劳动分工这种公认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回想几年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同经济所的结盟，不会有积极成果，恐怕是意料之中的事——引者注）。如果一个生理学问题的困难实质上是数学的困难，那么，十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的研究成绩会和一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完全一样，不会更多。如果一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和一个不懂生理学的数学家合作，那么，这个人不会用那个人所能接受的术语表达自己的问题，那个人也不能用这个人所懂得的任何形式来作出自己的回答。”（注：N·维纳：《控制论》第 2～3页，中国科学出版社。）
知识结构残缺不全的问题怎么解决？想想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馆的情景，答案很明确，走马克思的路，让“屁股同板凳结合起来”，舍此，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二、宏观经济目标及行为主体难确定
西方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西方微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十分明确。它以确定的社会行为主体为自己的对象，不象我们总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抽象概念上，纠缠不清。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二，西方微观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已经历两百年的历史，通过历代经济学人的修改、补充、完善，使西方微观经济学日臻成熟。因此，西方微观经济学，对于创建中国经济学来说，除了价值观假定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我们不能认同，其余的我们都可以借鉴。
西方宏观经济学提出了宏观经济概念，提出了宏观经济问题，或者说，凯恩斯《货币通论》的革命意义，是向“斯密教条”，是向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除此之外，具体内容并没多少积极成果值得借鉴。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确属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但是，马克思研究宏观经济，不是研究两大部类如何平衡，而是揭示出两大部类应该平衡，而事实上又经常地严重失衡，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内在矛盾的暴露。所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服务的，不是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实现有效配置的。
西方宏观经济学无论怎么不成熟，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框架，本文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逻辑漏洞和现实宏观经济决策选择困惑两个方面，说明确定宏观经济目标及其行为主体的难度。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集中体现在两点：第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错位。微观和宏观两个概念是从物理科学借鉴过来的，微观指量子力学研究的基本粒子世界，宏观指爱因斯坦相对论研究的宇宙世界。自然科学的特定研究对象（非自组织系统），把宏观和微观理解成大和小的关系，是可以的。实证科学的悲剧就在于，把个别当作一般，以为政府比企业大，政府比企业管得宽，企业是微观，政府就是宏观（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自组织系统或自动控制系统，宏观和微观是指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比方政府，作为行政系统，乡政府或城市街道办事处是微观，国务院是宏观；比方军队，连队是微观，总参谋部是宏观；比方政党，支部是微观，中央委员会是宏观，如此等等。企业是经济系统的细胞，政府属于行政系统，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系统的行为主体，它们哪儿来的宏观微观关系呢？
西方宏观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的《货币通论》，还是“斯氏”的《经济学》，都把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目标的行为主体，这是不合逻辑的。逻辑一贯即无矛盾性，是任何一门知识体系步入科学殿堂的通行证。看来，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科学殿堂还暂时找不到位置。
第二，西方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教条。西方经济学把定量分析、数学方法神秘化、教条化了。个量和总量的关系，不是绝对不可以运用定量的数学方法，比方，失业人数，单个企业的失业人数加总就是全社会的失业人数；国民总收入，把各个单位的销售收入加总起来，就知道一年的GDP了。但是，个量同总量、微观同宏观的关系就那么简单， 一个需求曲线、一个供给曲线，就能把那么多复杂多变的经济变量表现出来？经济科学不是玩数学游戏。
“斯氏”在他《经济学》的“序”中说，“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17页（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斯氏”为之骄傲的本钱之一。恰恰是这一条，他犯了系统科学的“大忌”。系统科学有个基本原理，就是系统功能不等于单个要素功能之和。用贝塔朗菲的话来说，“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因此，复合体的特征与其要素相比似乎是‘新加的’或‘突现的’。”（注：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第5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贝塔朗菲的话不难理解。利润最大化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斯氏”也承认这一点，“在市场经济中给厂商以刺激的胡萝卜是利润，给家庭以刺激的胡萝卜是收入。”（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说得好极了。宏观经济目标是不是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理论，可以理解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必须保持平衡并成比例地协调发展。保持平衡并成比例地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同利润最大化不是一回事，是“新加的”或“突现的”。那么，是马克思和贝塔朗菲的辩证分析接近事物的本质呢，还是西方经济学数学教条分析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正因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不成熟，缺乏科学性，使得人们对宏观经济决策进行选择时，常常陷入无所适从的困惑之中。
1.西方宏观经济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政府选择谁？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把凯恩斯主义放在了“国策”的位置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声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客观地说，凯恩斯主义的实施，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再出现1929年—1933年那样大起大落的经济危机，但却带来了新的困扰，这便是长期“滞胀”现象的出现。新自由主义学派把“滞胀”归咎于政府投资和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采纳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掀起了“私有化”改革浪潮。不错，撒切尔执政，治好了“英国病”，摘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但是，失业的增加和贫富差距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使得弗里德曼本人也禁不住长吁短叹：天晓得哪儿出了岔子？！
·新凯恩斯主义试图开出新“处方”，“他们倾向于赞同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这就是政府干预得太多，政府会得到比它干预较少时所得到更坏的结果。 ”（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354页（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可是， 弗里德曼的格言是“只有货币才有用。”（注：《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第2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的信条是，“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足理由。”（注：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282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分歧的实质， 不是干预得“太多”或“较少”的问题，而是说，经济活动，不该政府直接干预的，“再少”也不行，其他领域，该政府做的，“再多”也不为过。政府选择什么呢？
2.金融是“大脑”还是“心脏”？
社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体结构完美绝伦，社会只不过是人类以自身作为参照系改造世界的结果。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些思想大师也认同上述观点。所以，经济学界常把货币比作经济机体的血液。就人体而言，细胞的基本功能是造血，心脏的功能，一方面是把血液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准确、及时并成比例地把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由此推论，企业是经济系统的细胞，基本功能是增殖（造血），金融的基本功能是把货币（血液）聚集起来，然后是把货币（血液）准确、及时并成比例地输送到经济系统的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身体的各个部位）。
期蒂格列茨不这样认为，他说，“我时常将金融比作经济的‘大脑’，它一方面聚集储蓄，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分配，形成生产力。”（注：斯蒂格利茨：《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3期；《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 13日。）
就逻辑而言，“斯氏”没有错，企业是微观，政府是宏观，社会中的政府就类似于人体的大脑，宏观要直接干预微观，只得把心脏移植进大脑，作为大脑的组成部分。可是，真实世界却不喜欢这种逻辑！心脏或金融聚集和输送的是具体的物质，是血液或货币，而大脑和政府的功能，应是转换信息。
3.索罗斯是毒枭还是慈善家？
国际游资集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该怎么看？索罗斯究竟是国际毒枭还是国际慈善家？对索罗斯行为性质的判定，实际是对金融流通中投机资本作用的定位，这是金融理论的一个难题。难题攻不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几年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目前的东亚金融危机，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当然也就提不出强有力的对策措施。
上面三个使各国政府首脑感到十分棘手的难题，集中起来是一个问题，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宏观经济目标行为主体又是谁？如果我们把宏观经济行为主体定位在“心脏”而不是“大脑”，是金融而不是政府；它的基本功能，既不是造血（增殖），也不是单纯变换信息，而是一方面聚集血液（货币），另一方面又准确、及时并成比例地把血液（货币）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各行业和各个部门），那么，对索罗斯是国际大毒枭还是国际大慈善家这样的棘手问题，就能作出明确的答复，而且，对1998年8 月香港当局痛击索罗斯并获得胜利的典型经验，所包含着的普遍真理，就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把“心脏”从“大脑”中移植出来，或者说，让“大脑”不要代替“心脏”的功能，“大脑”愿意不愿意，这就不仅是个观念或打个比方就能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利益调整的问题，一代两代人，恐怕解决不了。
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难形成
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卫兴华教授曾发问：“试问‘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定位在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还是定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上，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如果定位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就需要进行科学抽象，舍去目前某些非本质的因素，而这样一来，又会出现脱离目前实际的问题；而如果定位于现实社会主义，其研究内容又会与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绞在一起，削弱其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注：卫兴华：《关于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
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否要“定位在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问题的提法本身，正如卫兴华教授所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纰误”。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凯恩斯写《货币通论》，似乎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没有把逻辑起点定位在什么“成熟形态”的某种制度上。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不用说什么“成熟形态”，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实践，谁能否认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门科学呢？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脱离实际，缺乏科学性，没有生命力，既不是因为定位于未来成熟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因为进行了什么科学抽象，而是从固有的先验模式出发，说废话，说套话。
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只能定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这么一来，“其研究内容又会与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绞在一起，削弱其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这算一个难题，即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难形成。
西方经济学，凡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无论是入门书籍，还是学术专著，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内容与“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绞在一起”，然而，读完之后，却没有人格“依附性”和学风“应景性”的感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东方无产阶级学者却反而做不到呢？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思考和解决。这就是，行动上保持一致与理论上标新立异的关系不能混淆。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或者说一个自组织系统，要生存并实现自身系统运作目标的内在要求；理论上鼓励标新立异，又是上述系统保持生机和活力，不断创造的必备条件。
行动上要求保持一致，理论上允许标新立异，是近代资产阶级创立的调控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是普鲁士人不是英国人。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前提是行动上与宪法保持一致，理论上则允许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在英国首都伦敦大英博物馆一坐就是34年，写出历史巨著《资本论》，创立了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得益于英国资产阶级调控社会的科学方法。
舆论一律，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只允许一花独放，不允许标新立异，这是封建帝王推行的一种十分落后的统治方法。从汉朝董中舒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朝推行“文字狱”结束，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更是令人发指，从而也导致中华文明倒退了好多年！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如果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看见这句话，就神经过敏，用野蛮的很愚蠢的办法对待马克思，我们可以断言，世界上根本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如果马克思当年能拥有的理论研究氛围，今天若不具备，怎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科学成长发育的摇篮。中国要产生世界级的顶尖的经济学大师，要能创立反映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实际运动并为之服务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学术理论圈子里，就必须给予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世界不同主张的经济学理论一席之地，这是宽容，也是辩证法，问问马寅初，问问孙冶方，这个道理是否需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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