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变迁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制度论文,方法论文,博弈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4)01-0027-(04)
本文拟从博弈论的视角，把制度变迁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是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二是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理性—最大化—均衡”的分析框架、演进主义（早期）的分析框架、权力分析框架和宏观动态分析框架显然应该归纳在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中，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讨论是合适的。
一、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
1.新古典“理性—最大化—均衡”的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在个人主义原则的框架下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有改进的必要性的结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历史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和制度学派制度分析的传统上，同时又吸收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均衡”的分析方法，使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一种综合。但从本质上讲，这种分析方法仍局囿在新古典“理性—最大化—均衡”的分析框架下。
2.演进主义的分析框架
以凡勃仑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是19世纪末出现的，与西方经济学中以数量分析和边际分析为特征的经济学方法论相抗衡的流派。旧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是以心理的、演进的、整体的、结构的、规范的分析方法作为共同的说明方法。其中一位主要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强调整体的、演进的方法，以探讨历史的起源和过程，对揭示主流经济学的弊端和在70年代再度弘扬制度分析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
演进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肇始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的组织行为理论，后经纳尔逊和温特加以完善，它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拓展，因为这种方法贯穿于熊彼特、纳尔逊和温特制度变迁研究的始终。早期的演进主义经济学，在批判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均衡”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超越正统的制度分析框架，以说明经济体制的变迁。演进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体系认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框架无法真正洞悉经济的本质，因此，必须着重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他们认为在经济变迁演化过程中，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并具有有机体的持久不变的特点，它们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随机“搜寻”过程。
3.权力分析框架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主张用整体分析方法来取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个体分析方法，并主张用权力分析方法取代新制度经济学单纯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为此，他们着重从利益集团冲突、权力体系对比和经济与政治之相互关系等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蒂特瑞奇(Ditrich)、皮特里斯(Pitelis)、普特曼(Putterman)等人以“超越交易费用经济学”为旗号，以异化、阶级斗争、集团冲突为核心理论范畴，从微观领域反思、批判了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对企业和市场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演进不是效率的演进，而是权力体系的演进，只有从“权力分析方法”出发，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制度的变迁。
4.马克思的宏观动态分析框架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其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分析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点：(1)唯物历史分析法。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按照社会经济制度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规律。(2)矛盾分析法。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充满了前进与后退、发展与停滞、灭亡与新生的矛盾斗争。之所以如此，马克思认为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3)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系统动态分析法。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多个子系统，它们一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由此矛盾运动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重要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指出：“当人们不得不把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史上伟大的经典作家之一看待的时候……是基于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果”。诺斯则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确实，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迄今少有的、包括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在内的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
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
博弈论作为制度变迁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根据对博弈参与人的不同假设（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和进化博弈论（有限理性）。传统的博弈论假定博弈参与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合理博弈的解是以参与人将博弈的构造完全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前提的，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并不是在完全认识到博弈结构及参与人是合理的前提下，对博弈进行理性预测并采取行动的，于是，进化博弈论采取了对博弈参与人更逼近现实的假设，即博弈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
1.传统博弈论的研究方法
在传统博弈论的框架下，对重复博弈论的探讨是合适的。所谓的重复博弈论，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进行多次，与一次性博弈不同，它是由若干个阶段博弈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博弈参与人的核心就不是在某一阶段上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是整个博弈过程的总体利益和长期利益。当各博弈参与人面对不同的策略选择时必须考察其在当前阶段的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不致在随后阶段引起其他博弈方的对抗、报复或恶性竞争。这样，在重复博弈中就存在着比一次性博弈更大的合作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实现比一次性博弈更有效率的均衡。重复博弈论的这一特征，为它说明和解释人类之间的合作行为，特别是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重复博弈方法运用更精细的均衡概念，如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来分析制度的变迁过程。子博弈精炼均衡分析框架特别重视对博弈者的预期及其作用的分析。由于子博弈精炼均衡要求博弈者的策略必须令其在整个博弈和所有子博弈中都实现纳什均衡，因此，那些非纳什均衡的选择在实际的博弈中就注定不会出现。也就是说，那些非纳什均衡的策略选择及其后果，只能通过博弈者的预期这种主观的方式反映出来。然而，在制度博弈和制度选择过程中，博弈者的预期（也即那些无法观察到的非纳什均衡的策略选择及其后果），无疑对博弈者现实的策略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应用重复博弈论方法研究制度变迁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格雷夫进行的“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格雷夫倡导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格外引人注目，他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史尤其是制度变迁的研究，强调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长期历史自然演化的产物。该分析框架综合运用了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格雷夫在总结该学说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在本质上与以往的制度史研究不同，它是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下运用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方法研究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
2.进化博弈论的研究方法
最早把博弈论引入制度变迁分析的当属奥地利经济学家斯科特，在他的分析中，把制度作为一种博弈参与人的均衡解，制度的变更是经济行为人通过不同的战略最大化其收益的结果，从而开创了制度变迁研究的新视角。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化博弈论所取得的新成果，使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前沿课题。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人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时，把进化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引入到社会制度变迁的研究中。进化博弈论是在生物学的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竞争性经济行为同生物的进化相类比，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策略和行为方式的均衡，以及向均衡状态调整、收敛的过程与性质。进化博弈论之所以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是在不依赖博弈参与人计算能力的前提下来说明均衡选择过程，从而在纳什均衡的理性主义解释遇到理论困难时，显示出了通过进化机制实现纳什均衡的可能性。进化博弈论的基本思路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可能正确知道自己所处的利害状况，它通过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战略逐渐模仿下去，而最终达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经济中稳定的均衡。在这样的经济中，能够观察到采用更高收益战略的人数比率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利用进化博弈论的制度变迁模型研究了经济制度的变迁。他们的制度变迁模型假定博弈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具体有以下三个要素决定：一是惯性。它是指在进化博弈论中，博弈参与人每次参与新一轮的博弈选择相对的最佳战略集合时，由于战略的变更会伴随成本的附加，所以并非每一位博弈参与人每次都变更自己的战略。二是近视眼。博弈参与人每次变更其战略时总是以现有的特定战略为基础，进而选择相对的最佳战略集合，这种过程称为近视眼。三是试错法实验。社会中具有革新意识的人们也许不仅仅拘泥于最佳战略，而是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战略，也能够出现一些与现状不相适应的新战略，这种历次打乱既存战略分布因子的方法称作试错法实验。此外，他们坚持制度的博弈均衡观。下面我们以李军林的一个简单的两人进化博弈分析模型来说明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研究的经济制度变迁。
图1 两人进化博弈分析模型
上面的博弈模型，是对复杂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一种简化与抽象，假定行为人1和行为人2都有两种战略选择X和Y，这就产生了四种结果，用战略组合表示为(X,X)；(X,Y)；(Y,X)；(Y,Y)。收益用向量a和b来表示且a＞b。如a1,a2＞b1,b2，那么，该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X,X)和(Y,Y)，这两个均衡都有可能在现实中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收益矩阵作为历史的初期状态，并且把这种均衡看作一种制度的话，那么随着政府的介入，以及异文化的入侵，经济行为人会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战略选择，形成新的均衡，这其中会存在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就会造成非最优的博弈均衡的存在，但如果有政府的介入或异文化的入侵，制度就会趋向于帕累托改进，从而就会表现为制度的变迁。他们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是由历史的初期条件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过程、社会中进行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因素决定的。
此外，以克雷普斯、霍奇森为代表的进化制度分析经济学家在进化博弈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由认知能力和学习模型的制度变迁理论
三、简要评论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方法，在根本上仍然没有逃离新古典主义的局囿。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主观个体主义、市场均衡等。演进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纳尔逊和温特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始终都伴随着新古典理论，因此其本质也和新制度经济学一样都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拓展，其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是着重从动态演化而非新制度经济学着重从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因此它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解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另一方面，该理论框架仍然有不少的缺陷：一是机械地运用生物演进方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的成果，只看到了制度变迁的自发演进性；二是没有区分人类社会制度与生物、自然界演进的差异，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人为意识性和目的性。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权力分析框架下的制度变迁理论，以“权力”范畴取代“交易费用”范畴来分析制度变迁，偏离了制度变迁的物质动因，分析思路显得更为模糊，并且从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等上层建筑领域分析制度变迁，最终将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制度变迁观。马克思宏观动态分析框架下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方法立足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采用系统、动态、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其他学派关于制度变迁解说的主观性、机械性与片面性，可以说这是对交易费用、自然演进和权力体系分析框架的较为彻底地科学超越，并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动态开放性的合理分析框架，但其本质只是一个宏观动态的整体制度变迁理论，对微观比较静态的制度分析有所忽视，该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微观化。
相比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而言，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显然更适合于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传统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重复博弈论中博弈参与人不只关注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更多地考虑整个博弈过程的总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这样，在重复博弈中就存在着比一次性博弈更大的合作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实现比一次性博弈更有效率的均衡，这一特征，为它说明和解释人类之间的合作行为，特别是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博弈论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将经济均衡分析与演进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与传统博弈论不同的是进化博弈论假设经济主体是有限理性的，这一假设更符合现实。从方法论上说，它既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那样将重点放在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上，又不同于演进经济学那样忽视静态均衡分析的意义而流于动态的不可知论。
传统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二者相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传统博弈论分析的是较为固定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特定博弈，而进化博弈论则假定一个博弈局为一个群体，它包括许多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分析目标、目的的不同，这个群体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数量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第二，传统博弈论假定博弈参与人在信息获取和博弈结果的预期上是超理性的，而进化博弈论则假定博弈参与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行动被简单模仿所驱使，并受制于他人的行动。第三，传统博弈论更适合对诸如规范、契约和治理结构之类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而进化博弈论则对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有着天然的优越性。第四，传统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在某些方面也是相互补充的，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二者甚至可以得出相同的模型解——制度，表明二者具有互补性。
总之，传统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是各侧重制度演化的不同但又不可分开的两个方面，二者既是各自独立的两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互补充的。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显然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更适合于对制度变迁的分析，其中传统博弈论更适合对诸如规范、契约和治理结构之类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而进化博弈论则对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有着天然的优越性。
［收稿日期］200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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