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化与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10-0087-08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21世纪初，城市化率都从刚开始的20%左右上升到了80%左右的稳定水平，与此相伴的是这些国家人均GDP的飞速增长[1]。世界上这些经济强国的崛起之路给了发展中国家很大的启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57%，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70.6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094美元[2]。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涓滴假说”认为，经济增长的福利会自动地扩散到全社会各阶层，经济增长能够自动促进贫困人口的减少。正如该理论所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确实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后来，经济发展的成果却没有平等地惠及所有人，甚至出现了贫困人口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远低于富有人口的现象。例如，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的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不但总体质量低于城市，而且这种质量的提高率也远低于城市。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成为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中国借鉴世界银行2007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日益重视在发展中让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会[3]。 城市化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将会如何影响城乡包容性增长呢？研究并回答上述问题，必将丰富城市化和包容性增长两方面的理论内涵，还将具有指导中国的城市化，促进中国的城乡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针对世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等问题的研究，脱胎于以前提出的“基础广泛的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等概念[4]。包容性增长蕴含丰富的社会经济意义，但是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和机会，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经济由于先天的自然差异或后天的发展差异，总是呈出多种维度的不平衡。经济学家将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地区或行业称为“增长极”[5][6][7]。缪尔达尔和赫希曼还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作了研究，并提出了增长极作用的“极化效应(即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概念[8][9][10]。赫希曼首次将城市作为地理增长极进行了分析，认为区域发展中，工业投资应集中在初具规模的城市，这不仅能推动城市增长，促进城市等地理单元“区域增长极”的形成，还能带动周围腹地经济发展[10]24。后来的学者沿着增长极的概念对城市化与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关系展开了研究。麦克·道格拉斯通过对泰国东北部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城市极化效应可以带来城市的繁荣，但相伴随的是农村的老龄化、区域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贫困[11]130。斯卡利特·爱泼斯坦和戴维·杰泽夫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采取“城市偏向”的政策，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发展，其结果是城市基础设施趋于紧张、城市贫民窟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等城市病出现[12]98-110。托达罗的研究则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源拥有量，进而提高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13]138-148。舒尔茨认为劳动流动将带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增进，从而减少收入的不平等[14]510-520。Lucas[15]S29-S59认为由乡村向城市移民是从传统的、土地密集型技术向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变的过程，在促使农村居民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同时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现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结合社会学的知识研究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关系，但是这类研究更多的是从概念上阐述包容性增长对城市化的要求[16]9-16[17]15-20或者构建指标对城乡的包容性增长程度进行测度[18]，并没有对城市化促进城乡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机制进行探讨。二是以城乡的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包容性增长的全部含义研究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关系。陆铭、陈钊[19]8和曹裕等[20]29-36认为劳动力的流动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降低城镇的工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程洪宝[21]26的研究发现了城镇化与农村增收负相关的一面；陆铭、陈钊[19]8通过实证方法也发现：尽管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为此进行的制度安排从长期看却不利于差距缩小。程开明、李金昌[22]116-125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偏向与城市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郭军华[23]23-29意识到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阀值效应，采用Hansen[24]345-368提出的阀值面板数据模型将两者关系的研究拓展到非线性框架下。研究得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变化。 综上所述，国外的学者们对于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定论，而且这些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背景的研究普遍忽视了中国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执行的城市偏向政策对城乡包容性增长产生的影响。城市偏向政策在给城市发展提供优势的同时，也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分析中国的城市化与包容性发展必须要考虑政府的作用。国内学者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则较多地集中于定性探讨和实证领域，较少分析城市化的微观机制，仅有的关于微观机制的研究也将收入作为个体迁移的唯一决策因素。其实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更多的是追求多方面的满足。这突出体现在人们在迁移过程中大多倾向于靠近医院、学校或交通便利的地方。因此本文在分析人口迁移时，将效用作为影响个人迁移决策的最终因素，并引入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对效用的影响，分析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发展的关系。 三、理论模型分析 城乡之间的包容性增长要求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包括城乡居民经济差距的缩小和在公共品方面差距的缩小。城市化通过人口流动的资源配置效应缩小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但是来自公共品方面的差距还需要政府未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农村公共品的提供。在城市化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缩小城乡生活效用的差距，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下面就通过构建效用函数分析居民的迁移行为来研究城市化影响城乡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模型的设定 1.城乡人口流动的设定 在关于人口流动的文献中，收入常常被看作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动力[13][15][24][25][26]。但是从人口流动的福利层面考虑，迁移的动力应当远不止直接的货币性收益，流入地区的公共品水平对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很大影响，因而一些学者在研究人口迁移决策时，将迁移地的收入与公共品共同带来的效用作为最终决策因素[27]416-424[28]957-971[29]277-289，本文也将从福利角度考虑居民的迁移行为。 这里公共品(public goods)的范围根据国际通行的发展中国家“基本社会服务”范畴，即指基础公共生活设施(生活用水、供电、道路)、初级教育、初级医疗、养老服务和社会救助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源。同时还包括生产性公共品和其他社会性公共品(如治安、精神文明教育等)。 假设在城市或农村生活的货币收入与公共品所带来的综合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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