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与扶贫_农业论文

农业发展与扶贫_农业论文

农业发展与贫困的缓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发展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业与农民收入

在缓解贫困的斗争中,农业因其收益低而往往被忽视。“无工不富”是一个典型的说法,把增加收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工业发展上。不可否认,在农村发展工业,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部门去,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来自非农产业的部分越来越大,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在借鉴发达地区的这项“发明”时,必须格外慎重。由于忽视农业,盲目发展工业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不成功记录在贫困地区太多了。

农村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主要是靠农业的快速发展实现的,1978—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以每年1800万人的规模减少,首先也是得益于农业。农民收入随农业的高速增长而快速增加,也随农业的停滞而停滞。许多研究都证明,农民收入以及贫困缓解程度和农业发展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些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实例也证明,把发展农业做为优先的目标易于实现区域增长和缓解贫困的效果。例如一个地区首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农业,逐步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在形成某种产品生产的一定规模以后,再发展该种产品的加工工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发展,随之,也会带动起小城镇的发展。随着工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又会反过来加速农业的发展,农民的贫困问题和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地解决了。走这样的发展道路而迅速改变贫困状况的例子很多。如地处大别山区的金寨县,实行了种桑→养蚕→缫丝工业→丝绸纺织业→出口创汇这样的发展路子。陕北走的路子也类似。在农业中,依据资源首先发展了三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主导产业;烟叶、水果、养羊;在形成批量生产以后,推动了相应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卷烟业、毛纺工业和水果罐头业三大工业部门,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当然有些农产品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而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河北的张家口地区有不少农村过去很穷,近几年发展起了蔬菜大棚,成为北京蔬菜供应的重要基地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加工工业的发展了。

上述依靠优先发展农业成功的实例并不排除其他发展道路,如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直接发展某些工业部门或其他非农行业,如在某些邻近大城市或工业中心地区,在城市工业的幅射下,发展起一些直接为大工业服务的配套工业部门,或发展某些为城市和工业服务的其他非农产业部门,如建筑业、建材业等;在有特殊资源的地方(如矿产)也可以依赖开发这些资源而致富。但这样的例子总是发生在局部地区,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这样的条件,更不是所有的贫困农户都有这样的机会。山西北部煤炭资源丰富,一些县通过采煤而致富,有的甚至从全国最穷的县一跃成为全国最富县之一。但即使在这样资源异常丰富的地方,资源的分布也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一个县几十个乡(镇)内,有资源的仅仅是少数几个乡(镇),多数乡(镇)并无这样的优越的条件。所以上述金寨、陕北的例子更具有普遍意义。就大多数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而言,农业可能是其可利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源。

农业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农民收入增长额中,农业的贡献远大于非农产业。即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当农村社会总产值结构中,非农产业已超过农业并以远快于农业的速度增长时,农民增收主要依赖于农业的格局也没有根本性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制作的下表反映了1985年—1992年期间全国和几个省(市、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形成。

表1 1985—1992 年农民家庭生产性收入增长额中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贡献 单位:%

生产性纯收 其中农业非农业

入增长总计

全国平均 100.063.136.9

广东100.0051.748.3

吉林 100.088.311.7

湖北 100.074.825.2

湖南 100.068.831.2

江西 100.079.220.8

西藏 100.077.722.3

天津 100.047.252.8

云南 100.078.921.1

河北 100.042.157.9

陕西 100.059.440.6

宁夏 100.072.527.5

山西 100.052.048.0

广西 100.058.141.9

从表1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农民收入增加额的2/3 来源于农业。还可以看出,省际之间的差异很明显,一般说,经济越不发达的省,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经济发达、发展速度快的省(市),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要低。但是非农产业的贡献超过农业的省(市)不多,即使像广东这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发展获得远比全国其他地区为快的省,与人们直观的印象相反,在其农民收入的增长上,农业的贡献也大于非农产业。在观察的13个省、市、区中(其他省、市、区无相关统计资料),在农民收入增长额中来源于非农产业的比重大于农业比重的只有天津市和河北省。天津代表了大城市郊区,在这里,在城市大工业的幅射下,工业比较发达,从产业结构看,可以说已实现了农村工业化。但不应忽视的是,即使对这些大城市郊区农民的收入增长来说,农业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表里,河北的例子令人不解,这里是全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都不是处于全国前列的。但在农民收入增长中,非农产业的贡献大于农业,这似乎同一般的规律相违。目前尚无充分的资料予以说明。

还有一项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可用来分析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来源结构,从中也不难准确估计农业对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表2 1985年—1992年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额中农业、 非农产业和劳务输出的贡献单位:%

农民家庭经营纯农业其 中劳务收入

收入总计

非农业

全国平均100.0069.45

13.24 17.31

广东100.0057.60

18.37 24.04

浙江100.0045.13

28.49 26.38

吉林100.0088.30

1.63

10.07

湖南100.0072.06

16.33 11.61

西藏100.0080.50

14.46 5.03

福建100.0063.04

13.79 23.17

云南100.0076.78

4.87

19.35

河北100.0045.75

16.49 37.76

青海100.0078.94

8.41

12.65

宁夏100.0072.73

10.25 17.03

表2反映的情况与表1基本一致,不同的在于农业显得更重要了。

在农村社会总产值结构中,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已在1986年超过农业,从而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农村以农为主的结构格局,标志着在改革的10几年中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80年非农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为31.1∶68.9,1992年相应为64.2∶35.8;农业产值从占三分之二下降到只占三分之一,下降了33.1个百分点,变化是激烈的。但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变化却与产值结构变化不一致,表现出明显滞后性。

表3 1985—1992 年农民家庭生产性收入增长额和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额中农业与非农产业贡献的变化比较单位:%

农村社会总产值农民家庭生产性收入

增量总计 其中 农业 非农业 增量总计 其中 农业 非农产业

100.0 28.7

71.3 100.0 63.136.9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产业对两项增长指标的影响有明显差异。 在考察期内,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主要靠非农产业的增长实现的。与此不同,农民收入的增长却主要靠农业的增长实现,不同产业对不同指标增长的贡献份额完全颠倒过来了。这种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与农民收入有更高的相关性。在考察期间,表现为:农业产值每增加1元,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可增加0.46元; 而非农产业产值每增加1元,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仅增加0.12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首先同目前农业的技术基础有关,农业的有机构成比各非农产业部门低;其次,同目前的经营体制有关,农业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各个农户,他们经营农业的收入在扣除数量不多的国家税金和集体提留以后都转变成农民的收入;而非农产业除了负担较多的税金外,它的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并不转化为农民的收入,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部分主要是工资、福利(包括企业的和社区的),其余部分则用于企业扩大生产投资和用于社区各种目的的开支。

农业对减缓贫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较快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在于这种收入能够比较均衡地分配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换句话说农业为各类农户(包括居住在自然、经济、社会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户和目前经济状况不好的贫困农户)提供了相对平等增收机会。这一特点同我国农村的经济制度有关,其特点完全不同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土地的分配极不均等,所以农业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也是极不均等的。农业起着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作用。当那些无地或少地农民(正是他们构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转向非农产业领域时,非农产业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缓解由于土地占有导致的收入上的巨大差别。在中国农村,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实行的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社区公有制,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基本上也是按高度平均的原则分配到户的,在初期差别几乎是不存在的,以后随着家庭人口变动,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随之出现差别,土地使用权分配上的差别开始对农村贫困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总的看,土地使用权极其平均的分配仍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正是由于这一因素决定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比较平均,农户间的差别最小,而来自其他方面的收入呈现出较大的差别。用于表示收入差别的指标——基尼系数对不同的收入来源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88年对全国1万多农户调查, 各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工资0.716,非工资(包括企业分红、股金)0.49, 家庭非农业收入0.39,家庭农业收入0.242,资产收入(包括出租土地, 存款利息等)0.475,住房租金0.288,私人转移收入及其他收入0.44,全部收入总计0.338。 如果考察各分项收入对全部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还要考虑各分项收入在可支配收入总计中的比重,因为各分项收入对收入基尼系数贡献,除了决定于各分项收入自身的不均等程度影响外,还决定于各分项收入占收入的总额的份额。如果把收入分做两部分做比较,即农业和非农业,可以看到,农业以占收入总额的64%形成了对收入总额基尼系数的46.1%的贡献。而非农产业以占收入总额36%的份额形成了对收入总额基尼系数的53.9%的贡献。结论是:农业起着缓解收入差别的作用,非农产业起着扩大收入差别的作用(朱玲)。

人们常用经济发展类型这一概念来分析和比较不同产业的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

关于经济发展类型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国务院开发办与澳大利亚某国立大学合作研究项目对广西百色地区12个县的调查研究结论很有意思。他们使用的方法是用人均纯收入、粮食生产、农业产值、乡镇企业产值、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6个指标, 分析它们的增长率与贫困缓解率(表示贫困人口比重的变化)关系,结果是:前三项指标与贫困缓解率成正相关关系,表明其增长率越高,贫困缓解率也越高;后三个指标成负相关关系,表明,其增长得越高,贫困缓解率越低。各项指标相关系数以人均纯收入正相关性最高,而工业为负相关性最高,具体如下:

贫困缓争率与相应指标相关系数

指标相关系数

农民人均纯收入0.712

社会生产 0.535

农业产值 0.391

乡镇企业产值 -0.028

工业产值 -0.388

财政收入 -0.253

这项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农民收入、粮食和农业生产对贫困缓解有直接的影响,其增长率越高,贫困的缓解速度也就越快。工业产值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与贫困缓解为负相关,表明地方工业与财政收入增长越快,贫困的缓解速度反而越慢。乡镇企业产值增长率指标与贫困缓解率的相关系数只有0.028, 表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解释百色各县贫困缓解速度差异上没有意义。工业和财政收入增长与贫困缓解率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在一个开发资金十分有限的贫困地区,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富县与富民是相互冲突的。财政和工业的增长至少在短期内(至少三年内)不仅无助于贫困的缓解,反而会延缓贫困的缓解。因此,缓解贫困的增长类型必须把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增长放在首位而不是工业的增长,要注重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财政收入水平。

这项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需要做进一步分析。这项结论可能更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时期贫困地区民穷县也穷,工农业生产都十分落后,而供给的资金又是极有限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目标上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上述结论就具有重要意义。不能笼统说工业发展都不利于贫困的缓解。这也有工业增长类型的选择问题,是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连的工业,还是独立于农业生产之外的工业。如农产品加工工业,会保证农业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工业对缓解贫困就会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只有到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但绝不是不可能的。如前面介绍的那些成功实例就可以证明,如果工业与农业生产毫无关连,其发展就会与农业争资金,而影响贫困的缓解。乡镇企业为什么对农村贫困缓解影响那样弱?农村发展所的一项调查使人看到,乡镇工业与城市联系要比与农村和农业的联系密切得多。这样,乡镇企业对缓解贫困的作用往往只局限于吸收几个劳动力就业。而这种就业机会贫困农户又很难得到。

关于农业发展对缓解贫困的重要作用,还可以从“七五”期间扶贫资金使用效果上明显看得出来。5 年中投入农业的扶贫资金占资金总额的40%,而受益农户和解决温饱农户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投入非农产业的资金以其占投放资金总额的60%,只解决了20%多的贫困户温饱问题。可见,投入非农产业的资金效益远比投入到农业部门的资金效益低。在贫困地区,由于资金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困农户较难有发展工商业的条件或享受工商业发展的好处。加工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那些部门,固然同农业有着较密切联系,但从农产品加工业中获得好处的还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农产品有剩余的非贫困户;贫困农户因其农业商品率低而不能从加工业发展中受益。而农业却不同。几乎所有贫困农户都有可能从农业发展中受益。

二、农业生产布局变化和贫困地区发展

关于贫困地区发展战略选择,首先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经济改革总目标和宏观经济环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仅农村商品生产会有很大发展,而且会进一步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藩篱而逐渐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贫困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遗痕会被彻底消除,排除在与外界社会联系之外的半封闭状态也将被彻底打破,贫困地区会越来越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中来。不仅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此,其他生产要素也如此。借助于市场经济的杠杆,区域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密切。贫困地区在选择自己长远发展战略时要立足于自己的资源优势,面向全国市场。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统一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中,贫困地区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贫困地区与其他区域(包括发达地区和城市)联系的加强,必然使后者对前者的经济发展发挥影响。经济发达地区过去都有发展工业的优越条件,靠近大城市和口岸、交通便利,非农业部门在历史上就有一定基础。随着工业化进程,其产业结构会周期性调整,传统产业部门被现代产业部门代替,低技术部门会被高技术部门代替。新的产业部门一个个建立起来,原有的产业部门又会一个个被转移出去。首先被替代下来的产业是农业的某些部门,使这些地区的某些农业部门地位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工业化会占用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作发展非农产业之用,原有的大量农业劳动力也会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从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部门转为相对缺乏劳动力的部门。另外,资金也会加速向盈利较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初始阶段,这些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农业积累的)。结果是,就全国而言,某些农业品生产的重心会从原来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向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转移。下表4 反映了几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区域的变化。

表4 1980、1992年贫困人口比重不同的省(市、 区)农副产品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得(1)单位:%

按贫困人口 时 农产品

比重分组间粮食 油料 棉花 麻类 甘蔗 烟叶

14个贫困人口

1980

44.3 41.2 36.6 43.0 34.3 58.8

比重高的省(区) 1992

44.8 44.5 43.4 56.0 48.2 70.7

7个贫困人口1980

34.0 39.3 42.0 35.4 7.1

35.3

比重居中的省(区)

1992

36.3 37.5 42.3 33.9 6.7

23.8

7个贫困人口1980

21.7 19.5 21.4 21.4 58.6 5.9

比重低的省(市) 1992

16.9 18.0 13.8 10.1 45.1 5.5

按贫困人口农产品

比重分组桑蚕茧 茶叶 水果 油桐籽 油茶籽 核桃

14个贫困人口 41.2

14.1 43.7

71.015.9

88.2

比重高的省(区)

35.6

26.8 41.4

73.121.7

90.8

7个贫困人口 8.847.1 40.1

26.472.3

4.2

比重居中的省(区) 16.0

30.3 26.9

22.465.1

4.9

7个贫困人口 50.0

38.8 16.2

2.6 11.8

7.6

比重低的省(市)

48.4

42.9 31.7

4.5 13.2

4.3

按贫困人口农产品

比重分组 板栗 猪牛 绵羊毛 牛奶 水产品 鲜蛋 松脂

羊肉

14个贫困人口 52.2 41.6

77.8

56.4

7.933.2 33.5

比重高的省(区)

43.3 45.7

78.4

67.5

9.534.5 50.4

7个贫困人口 37.4 33.3

18.2

20.6

33.1

40.8 15.2

比重居中的省(区) 41.4 34.0

19.5

16.1

40.1

41.1 8.9

7个贫困人口 10.4 25.1

4.023.0

59.0

26.0 51.3

比重低的省(市)

15.2 20.3

2.116.4

50.4

24.4 40.7

注:按贫困人口占人口总数比重分三个组,即比重高的、比重居中的和比重低的;划分的具体方法是按1985年人均纯收入200 元以下人口比重为基础,凡高于全国平均值(12.2%)的列入贫困人口比重高的省(区),共14个,即甘肃、宁夏、陕西、贵州、广西、青海、云南、山西、黑龙江、新疆、四川、内蒙、河南、河北;其余14 个省、 市收入200元以下人口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值,再把它们分为二个组, 凡收入低于200元以下人口比重低于6%的作为贫困人口比重低的组,共8 个省、市,即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湖南、江苏、广东(含海南)、福建;收入低于200元以下人口比重在6—12.2%之间的列入贫困人口比重居中的组,共6个省,即吉林、辽宁、湖北、江西、山东、安徽。 只有一个省做了调整,即把湖南根据以后几年数据划入贫困人口比重居中的组。结果贫困发生率居中和低的省、市区各为7个。

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在各类农副产品生产中的地位加强了,只有少数产品例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桑蚕茧,但它们的生产并未显示向工业化速度较快的经济发达区域集中的趋向。全国贫困人口比重最低的7个省、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北京、天津、上海), 其桑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也下降了,说明桑蚕茧的生产在中间的经济地带得到加强。贫困人口比重低的经济发达地区历史上就是商品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基地,今天,这一地位并没有完全动摇,他们仍是一些重要农副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商品产品的供给地,但是同10年前比较,他们的地位下降了。大宗农产品生产向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逐渐缓慢转移的趋势明显可见。就提供商品农产品来说结论也是一样的。像粮、棉、油、肉、蛋这样的大宗农产品向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转移的趋势最为明显。某些经济作物,如烟叶和大部分林产品,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本来就有优势,现在进一步得到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中原有的优势部门,如甘蔗、桑蚕茧、水产品的地位也下降了。在这里,水果生产比重明显提高,这是各类农副产品中唯一的例外现象。

表5 1980、1992年贫困人口比重不同的省(市、 区)农副产品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单位:%

粮食 食用植物油 肥猪 鲜蛋 水产品 棉花

14个贫困人口1980 42.5 41.835.0 26.6 4.8

36.4

比重高的省(区) 1992 41.1 43.332.6 22.6 8.6

43.0

7个贫困人口 1980 36.5 40.029.5 48.7 31.5 42.2

比重居中的省(区)1992 43.1 38.638.5 50.9 47.8 43.2

7个贫困人口 1980 21.0 18.235.5 20.7 63.7 21.4

比重低的省(市) 1992 15.8 18.128.9 26.5 43.6 13.8

这种情况,可能显示出一种趋势,表明在未来的发展中,贫困地区的位置将是提供主要食品和原料的越来越重要的基地。随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地位也会进一步加强。未来对贫困地区的挑战,并不是(至少首先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其工业的极端落后及缺乏发展的不利条件,而是农业的落后,不能适应发达地区工业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贫困地区提出的要求,即提供工业原料和食品,不仅满足自己本地区人口的食品需求,也成为向发达地区提供食品的基地。贫困地区能否承担起这项任务将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制约。

一是技术上的条件。农业生产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的贫困地区转移意味着从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利于农耕的地区向自然条件较差地区转移。为了不使这种转移带来农业生产力的下降,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要随之提高,诸如培育高产、抗恶劣自然条件的品种,投资改善生产设施等。为此,具备较高水平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也十分必要。

其次是经济上的障碍。通过完善、发育市场体系和改变经营方式,逐步解决农业生产效益低的问题,使农业生产像工业生产一样成为可以有较高盈利的部门。

所谓农业生产向贫困地区或经济上的中间地带转移并不是指所有农业部门,更不意味着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的衰落。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产值在全国农业产值比重的提高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发达地区经历的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的部门结构也会调整,一些高值和一些经过加工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部门会得到保留发展,代替原有低值的部门。还有一些不宜长途运输或要保鲜的食品,如鲜活产品、花卉等也会在需求地附近发展起来。

三、贫困地区的农业政策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论证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缓解贫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对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都适用。但是农业的作用常常被忽视,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从区域政策而言,其注意的焦点集中于效益更高非农产业的发展(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从宏观政策而言,其注意的焦点又集中于提供商品农产品较多的非贫困地区。事实上,即使对于提供商品农产品不多的地区和农户来说,农业的发展由于改善了食品供给带来的缓解贫困的意义也是不能忽视的。同样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贫困地区在全国一部分商品农产品的供给中地位在加强。因此,实施一项刺激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对缓解贫困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改善农产品供给也有重要意义。

1.改善资源分配。这里讲的资源主要指农用工业品(化肥、农机)、水利投资和能源(电力)等。这些资源的分配损害了贫困地区农业的发展。下表反映了贫困县几项农业生产指标在全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表6 全国663个国定和省定贫困县某些农业生产指标在全国同类指标中的地位单位:%

1980198519871987年比1980+-百分点

乡村人口24.525.17

25.44+0.94

耕地面积26.21

25.44

25.52-0.69

有效灌溉面积18.27

17.67

17.67-0.6

化肥用量17.31

17.09

16.96-0.35

电用量 11.86

11.27

10.90-0.96

农机总动力 16.36

15.26-0.74

粮食产量18.27

17.67

17.67-0.6

棉花产量7.628.959.31 +1.69

油料产量17.82

19.36

18.97+1.15

猪牛羊肉产量21.08

22.77

23.26+2.28

在上表中,分为两组指标。一类是产品产量指标,除粮食产量外,贫困县在其他产品生产上的比重都上升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列的只是少数几种主要产品,在为数很多的农、林、牧、水产品生产中,有些产品贫困县过去就占有优势或绝对优势,近年进一步加强了;有些产品生产量虽然不多,但其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在提高;还有些产品的生产,贫困县的地位削弱了,但这类产品不多,大量属于前两种情况。上表列的另一类指标是生产条件指标。可以看出,在贫困地区无一例外地都变坏了。可以说,贫困地区以不断恶化的生产条件,却实现了生产的较快增长(比全国平均值),这说明,贫困地区发展农业还是有潜力的。同时它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贫困地区可能成为某些大宗农产品、畜产品、林特产品等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基地。这是发达的农业区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生产区域转移带来的结果。

但是资源主要以现时提供商品农产品的数量进行分配,使得原有的发达的农业区,投入相对较多。由于这里农业生产的集约程度已相当高,因此投入的边际效益很低, 有时甚至近于零。 在一些粮食亩产超过1000公斤的地区,投入1公斤化肥一般只能增产1公斤多粮食,而在西部低产地区,其增产效果是这里的四、五倍。其他投入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在保证原有农业区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和逐步地增加对贫困地区农业的投入可能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使农业生产效益提高。

2.加强贫困地区农业资源开发。农业资源的低度开发和低效率的开发是导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三西”地区(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河西)已利用的资源只及潜力的10—30%(张一明、童亚明);中国贫困山区人口的大部分赖以生存的经济收入是通过利用极少量的经济资源获得的。严瑞珍提供的河北邢台吕家庄的例子既形象又典型。在这里,5%的土地提供了60%的经济收入。 这种自然资源结构与经济收入结构严重不协调的情况在贫困地区是普遍存在的。

一些成功的实例表明,贫困地区通过开发某种农业资源能够改变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形成商品农产品的生产优势,进而改变贫困面貌。这是贫困地区走出贫困的必由之路。例如前面提到的大别山某些地区形成的利用荒山种桑→养蚕→丝绸加工系列产品开发,陕北形成的种草→养羊→羊毛加工和种果树→水果运销和加工等无一例外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户包括贫困农户受益很大。

这些成功实例的经验还表明,开发贫困地区农业资源应循着下列方式进行:

①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制度不要轻易改变。贫困地区非农产业落后,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农户仍主要依赖农业为生,因此农业资源的利用必须照顾大多数农户的实际情况,不应借口资源的规模开发而把一部分农户排斥在外,这样受损的首先是贫困农户。资源的规模开发和利用固然可以带来效率,但要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户逐渐脱离土地而逐步实现。一般说,目前农业资源开发的基础环节需要的只是一般的实用技术,简单的技术培训或传授就能使各家各户所掌握。例如在种桑→养蚕→丝绸产品系列开发中,种桑养蚕,这一生产环节完全可以由农户完成。

②向区域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即在一个地区逐渐形成一、二个最有优势的产业部门,即所谓支柱产业。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是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密切相联的。实现了区域的生产专业化才能使生产具有规模效益,就可以推动农民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有组织的产品运销以及为产品的深加工增值创造条件。

在形成区域的生产专业化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可以起很大作用,它可以通过信贷支持、技术传授、改善流通渠道和生产补贴等形式促进某些优势部门的较快发展。农户之间的示范效应也可以起很大作用,一些农户生产有了效益以后能带动其他农户。农户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形成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也能起很积极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

③建立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生产形成了规模以后,发展该类产品的加工工业,既可以带动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增值,对加速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将发挥重要作用。加工企业可以由政府部门兴办,也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兴办,也应允许和鼓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私人兴办。这些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与农户或农民组织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当前农业资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障碍是:

1.缺乏投资来源。贫困地区进行大规模农业资源开发显然不是收入水平很低的农户单独承担得了的,也不是经常处于财政严重赤字的当地政府所能承担得了的。必需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要的财政支持,此外,还要从多方面筹措和吸收资金,其中包括通过联合开发、补偿贸易等形式从国内发达地区,甚至从国外引入资金。与多渠道筹资相适应,资源开发的模式也应是多种多样。湖南怀化近年利用荒山,大规模扩大水果种植采用的模式有:党政机关示范性开发,大户开发,国营集体林场承包荒山进行开发,专业公司组织开发,合作和股份制开发等(周彬彬,1992年)。

2.缺乏服务支持系统。首先是适合于贫困地区资源开发的技术准备不足。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与常规的农业资源开发不同,需要开发特殊资源的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另外贫困地区自然气候条件与现有农业区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差异,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在这些方面都显得严重不足,集中表现在新开发的产品品种旧,产品质量低,形成开拓市场的严重障碍。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也缺乏适应各地复杂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开发模式和组织系统。此外,管理体制对生产发展的障碍在贫困地区比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急需要进行改革。更为灵活和更为开放的政策,对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也有重要意义,但恰恰在这方面远比发达地区要差。

3.改善生态环境,减轻自然灾害。 灾害与贫困紧密相连(朱玲, 1994年)。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比较,自然灾害的特点是发生频率高,灾害后的恢复慢以及在同一灾区易受损失的是贫困地区,而其贫困人口又首当其冲。

贫困地区不断强化的自然灾害的破坏首先同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贫困地区多处于生态脆弱带(李周,1994年)。从主观上讲,资源利用方式不当所带来的人为破坏也相当严重。由于人口过速增长,资源超载相当普遍,贫困人口为了基本生存需要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种粮食或乱砍乱伐林木以解决生活热能需要,随之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开发利用非农业资源时,也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有效减轻灾害的破坏首先应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在人口数量已超过资源承载潜力的地区,应向外移民;其次加强以修建水平梯田和改善水利设施为中心内容的基本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把不适宜耕作的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缓解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各方面的参与,其中政府的投资和全面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像江河治理、防护林营造以及其他关系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应主要依靠政府的规划和投资才能完成。

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有密切联系。灾害可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环境变坏又会使灾害增加,两者常陷于恶性循环中,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救济救灾组织和制度能发挥积极作用,它无疑可以减轻灾害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目前,各级政府都已建立了相应救济救灾组织,今后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使因灾害陷入生活无着的灾民及时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使灾害破坏的生态工程和生产条件能得到及时恢复。

4.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就整体而言,中国农业资源不十分丰富,生产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更不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今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只有更多依靠技术的投入才能有出路。就贫困地区而言,这一特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与发达地区比较,贫困地区在资源占有方面有某些优势,如宜农土地较多,但也有不少劣势,如土地质量差,自然气候恶劣,多灾、无霜期短,降水量少,甚至有一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作物栽培。这类地区今后要发展农业,并随着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提高而使农业的某些部门逐渐转移到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而成为某些农产品更为重要的生产基地,不能不更加依赖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制度、科研力量的分布以及技术结构都以面向发达地区为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长时期内,这里是,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主要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但这种情况使大多处于山区的贫困地区的农技研究和推广长期处于落后状况。新品种和新的栽培方法由于多在平原研制,对自然条件有差别的山区的适应性就差,其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由于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力量多集中于粮食、棉花、油料等这些关系重要的农产品,对山区有优势的农、林、牧产品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有些甚至是技术研究和推广的空白,有不少历史上的名特产品栽培方法和产品品种长期没有提高,以致品种退化,质量下降,产量不高,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优势。80年代伴随农村体制变革,农村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一方面原有的科研和推广体系削弱以后适应新体制的科研和推广系统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组织瘫痪,科技力量流失严重。贫困地区由于财政更困难,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差,比发达地区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难恢复。

在加速农业科技进步方面,贫困地区面临的任务是:

①结合本地区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制约发展和提高的技术难题攻关和突破。这不仅做为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统筹布署,统一安排技术力量和资金。

②增拨资金,逐渐恢复和完善从县到村的农业技术推广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③农业科技体制要进行改革,使其更适应目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经营体制,也更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和农民推广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含量的积极性。当前,还要注意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体制的建立。

④增加科技研究和推广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要以国家投入为主体,把科技工作主要作为政府的职能,同时吸收和开辟其他资金渠道。

⑤提高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工作水平,除了健全农村科技研究和推广组织和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以外,提高农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是关键。当前在贫困地区做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农村技术培训体系,使学校培训和成年人的业余培训结合起来。目前农村的学校教育体制也要进行改革,除了增加和办好专门的农业技术学校以外,在普通中学的课程结构中开设农业基础、实用技术课程,使大量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学生都有一技之长。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年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技术知识很少,常成为技术推广的死角,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即使对于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民而言,由于新技术不断出现,他们也需要有经常接受技术培训的机会。成年农民的培训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农村和农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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