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棉花生产波动原因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花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棉花作为农产品的工业原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也是目前仍然由国家统一经营，统一定价的唯一的大宗农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棉花生产几次获得大丰收，但产量不稳，波动较大，其中出现过1984年、1991年创历史纪录的两次峰值；波动幅度在20%以上的年份有7个，波动幅度在30%以上的年份有2个。棉花供求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好，供给短缺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分析预测，今后几年我国棉花社会总需求量在460万吨至510万吨，改革开放以来，15年里达到这一水平的仅有3年， 而国际棉花价格今后几年继续呈上升趋势。因此，分析影响这一时期棉花生产波动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国家的棉花价格政策、棉花的生产效益以及棉花的流通体制改革等几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以求为今后解决棉花的供求矛盾提供可以借鉴的依据。
一、国家棉花价格政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从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入手，改变对棉花长期实行的低价格收购政策所造成的棉花长期短缺状况，从1978—1982年连续几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实行其它物质奖励政策。1978年国家决定从8月1日起，适当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全国平均皮棉收购价格从115元/ 担提高到126元/担，提价幅度为10%。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从3 月份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棉花收购价格提高15%，并对超购部分开始实行30%的加价奖励。鉴于北方棉区单产较低的状况，对北方棉区给予5%的价外加价。10月份又决定，从1980年新棉上市起，棉花收购价格，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全国平均再提高10%。至此，全国棉花价格连续三年平均每年提高12.2%，已从1978年的115元/担提高至157元/担。北方地区超购部分的棉花，加上价外加价部分每担提价29.13%，1980 年底的收购价格已提至215.2元/担。与此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对棉农进行物资补偿的奖售政策。1978年国务院决定从新棉上市起，每担皮辊棉奖售化肥40公斤，锯齿棉奖售化肥42公斤。1980年中央决定每年给棉区专项安排9.6亿斤粮食和10万吨尿素，以解决棉农的口粮问题。1981 年国家实行对超购基数的收购部分，每公斤皮棉奖售2公斤粮食的政策。 上述政策调动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改变了棉花生产长期停滞的状况，增加了棉花的有效供给。在1980—1984年的5 年中棉花的播种面积年平均递增8.96%，1984年棉花播种面积达1 亿多亩。棉花总产量连年增长，到1983年我国的棉花产量已达463.7万吨， 超过了“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1984年棉花产量达626万吨。但棉花出现库存积压， 供过于求的相对过剩状况。
1984—1985年国家为缓解棉花积压的矛盾，几次出台抑制棉花生产的政策。首先，将全国棉花价格降低一个档次，决定从1984年新棉上市起，取消北方棉区（包括江苏、湖北、安徽三省享受北方价区的县、公社）5%的价格补贴。将棉花加价由基数法改为比例法， 南方按“正四六”（即40%加价，60%牌价），北方按“倒二八”（即80%加价，20%牌价）比例收购。1985年北方棉区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1986年下调到“倒四六”。至此，棉花收购价格比1984年下降6%。其次， 通过各级政府行政干预，严格控制棉田的种植面积。两年中减少3925.5万亩，减幅达37.8%。第三，改变了棉花的奖售粮食的优惠政策，从1984年新棉上市起，北方棉区超基数收购每斤棉花奖售粮食由原来的1公斤改为0.75公斤。国家收购等外棉不加价，不奖售粮食和化肥。第四，全国的棉花品级普遍压低一个级别。第五，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致使种棉成本上升。上述政策奏效极快，1985年到1986年两年时间内，棉花的面积和产量均降低40%左右。1986年棉花产量仅有354万吨。 棉花再次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1987年初，国家再次从价格入手促进棉花生产，决定从该年新棉上市起，不分南北棉区，收购价格一律调整到“倒三七”的比例价，南方棉标准级平均价由163.2元/担提高到176.42元/担， 北方棉标准级由1-172.04元/担提高到176.42元/担。每售50公斤棉花奖售化肥3.5公斤，合同外敞开收购不封顶。1988年初国家规定从该年新棉上市起国家每收购一担皮棉奖棉农平价柴油2.5公斤。 对省间调拨棉花按国家计划净调出量，每吨奖售粮由中央财政补贴差价款128元。1989年1月国务院决定调整棉花收购政策，将标准级皮棉收购价格由176.42元/担提高到211.42元/担。 2月底国家再次提高棉花价格，从当年新棉上市起，将标准级皮棉的收购价格由236.42元/担提高到300元/担。从1987 年以后出台的四次提价及有关奖励政策，再次促进了棉花生产，1991年全国棉花产量恢复到567.5万吨，创改革开放以来棉花生产的第二个高峰年。
从附表一可见，1978年以来国家的棉花收购价格的波动与棉花的播种面积、总产量成正比，收购价格的波动决定着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波动。当1978—1982年国家连续几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棉花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从6767.7万亩、216.7万吨一路增长到1984年的10384万亩、626万吨。1984—1986年国家在平抑棉花收购价格期间，棉花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很快跌到7710.5万亩、415万吨，并在这个水平上徘徊6年。1990年国家较大幅度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1991年棉花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又恢复到9807.7万亩、567.5万吨。
二、棉花生产效益的作用
（一）生产成本的影响
我国棉花的供给价格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不取决于棉农是否愿意接受。从50年代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国家对棉花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下的低价格垄断收购政策，在20多年中棉花的收购价格从91元/担调整到104元/担，仅增加了13元，年平均增长幅度仅有0.7%，棉花价格同其它农产品价格一样被长期扭曲。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决于是否以最低的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虽然农民没有权决定其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却有权决定对其生产农产品投入的数量和质量。
1978—1983年，国家在连续几次提高棉花收购价格的同时，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出厂及销售价格，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价格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了10%到15%。因而棉花的生产成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保持在50元/亩上下， 加上这期间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加强，棉花的每亩单产从原来的29.5公斤，提高到50公斤左右。几年中棉花每亩纯利增长10倍，这一时期总产量也增长最快，波峰最高（参见附表二）。
附表11978—1993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项目 历年播种面积 历年总产量
播种面积 比上年增长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年份(万亩)幅度(%)
(万吨) 幅度(%)
1978
7300 216.7
1979
6767.7 -7.3 220.7 1.8
1980
7380.4 9.1
270.7 22.6
1981
7777.6 5.4
296.8 9.6
1982
8742.6 12.4 36021.3
1983
9115.9 4.2
463.6 28.8
1984
10384.713.9 625.9 35
1985
7710.5 -25.7 414.7 -33.7
1986
6459.2 -16.2 354-14.7
1987
7266.3 12.5 424.5 19.9
1988
8302.1 14.3 414.9 -2.2
1989
7805.1 -6378.8 -8.7
1990
8382.2 7.4
450.8 19
1991
9807.7 17567.5 25.9
1992
10252.54.5
450.8 -20.6
1993
7478.1 -27.1 373.9 -17.1
1985—1989年，随着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以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取代了统购派购，尤其是肉、禽、蛋、水产品、蔬菜价格的放开，以及煤炭、铁路短途运输价格的调整，使棉花生产成本逐年上涨。1984年棉花每亩的生产成本为72.8元，1989年涨到205.6元， 上涨幅度为182%，而棉花的收购价格却因国家为解决1984年的棉花过剩而带来的负担被相应调低，棉花产量由顶峰跌入低谷。虽然1987—1989年国家为解决棉花供不应求的矛盾两次提高棉花价格，每亩产值因此从1984年的190.7元提到1989年的282.2元，每亩提高幅度48%，但这远远低于成本的上涨幅度。所以，这一时期尽管国家下了很大功夫，但棉花总产量仍然徘徊不前（参见附表二）。
1990—1993年，棉花的生产成本因农业生产资料的上涨继续升高，从1989年205元/亩涨到1991年的265.01元/亩，上涨幅度为28.9%。同时国家对棉花收购价格也从1989年的236.42元/担提至300元/担， 涨幅为26.9%。国家对棉花的收购价格的上涨幅度与棉花生产成本的上涨幅度基本持平，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恢复，1991年棉花总产量创历史第二次高峰。但当1992—1993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次上涨，国家对棉花的收购价格没作相应调整时，棉花的生产成本上升，粮棉的比较利益下降，加上其它因素，如：气候、棉铃虫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棉花的总产量再次下跌（参见附表二和1980—1994年《中国农业年鉴》）。
附表二 1978—1991年每亩棉花成本利润 单位：元/每亩，公斤/亩
项目
产量成本产值 纯利
197829.5
52.1164.94 12.83
197932.5
47.0582.08 35.03
198036.5
45.76106.7160.95
198138 54.24106.8452.60
198241 49.18130.1480.96
198351 51.95180.78128.83
198460 72.80190.67117.87
198556 69.58155.6586.07
198651.8
112.11
198.8877.77
198759.6
121.74
222.34100.60
198867.8
171.32
291.15119.83
198957.8
205.56
282.1976.63
199056.6
238.10
358.13120.03
199162.6
265.01
456.09191.07
（二）粮棉比价的影响
在我国有限的耕地上，粮棉争地的情况一直比较严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户是以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来选择自己的种植目标。粮棉之间的矛盾，实质是收益矛盾。因此，国家所制定的粮棉比价也是影响棉花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看，粮棉比价定在1:10左右比较合理。
从1978—1984年，粮棉生产均发展较快，粮食、棉花的产量均大幅度增长，棉花总产量的年增长率为19.9%，这几年的粮棉比价基本保持在1:10—1:11。
从1984—1989年，粮棉比价由1:9.18下降至1:7左右，棉花的总产量由625.8万吨跌至378.8万吨，年递减9.6%。
从1990—1991年，粮棉比价又上升为1:10左右，粮棉生产均得到了恢复，1991年棉花生产创历史第二个丰收年。1992年粮棉比价又下降至1:8.67，棉花产量随之下降。棉花总产量降到407.5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棉花供给量满足当年需求的年份分别是1982年、1983年、1984年、1991年，相应年份的粮棉比价均在1:10以上。
（三）农村二、三产业及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
1983年以前，乡镇企业还未形成规模，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才刚刚起步，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很有限，占农村90%以上的劳动力仍然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当时植棉的经济效益高于从事其它农产品生产，所以，这一时期植棉不失为一条农民理想的致富之路。据山东省临清市记载，在1984年仅棉花一项人均增收330元。
1985年随着国家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台，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该年全国有乡镇企业1222.45万个，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6979.0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18.8%。随着农副产品经营的开放，许多农民开始从事农产品的运输、贩卖。随之而起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1985年以后沿海及大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使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开发区及城市转移。植棉同种粮一样，在农村经济中比较经济效益愈来愈低，如果国家的收购价格没有大的提高，棉农的生产积极性便很难调动，棉花的产量只有在低水平上徘徊。
三、流通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棉花购销的流通体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国家只在棉花的收购制度上做了一些改变。①1980年国家将以前沿用了25年的全额收购制度改为定基数收购，即对棉花根据计划期前几年的平均产量，按照一定的购留比例，确定一个比例基数几年内不变。对其产量超出基数部分，国家再依据年度产需平衡计划每年下达一个超购指标，实行加价收购。②1985年国家为适应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棉花的分散经营和农户生产，宣布了以棉花合同定购取代统购，定购以外的棉花不能上市。合同的签定是由国家下达的收购任务确定的，受各地政府的行政影响。价格由国家决定的合同定购实际上仍是计划任务书。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棉花收购制度，经历了定面积全额收购、定基数收购以及和合同定购。但是直到目前，由于棉花产量不稳，供需紧张，其实际操作上依然实行国家通过行政性强制手段收购棉花。政府对棉花的收购价格如果定在均衡价格水平上，对全社会产生的经济效益最高。而均衡价格是在供需双方经过市场供求的自发调节而形成的。所以，在国家垄断了流通环节，而真正的供需双方——棉农与纺织企业二者不在市场上见面的情况下，国家所制定的收购价格往往偏离均衡价格。由此而引起棉花生产的波动。
在棉花短缺时期，如农村经济改革的初期及80年代末期，国家用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来有效地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刺激棉农多生产棉花，国家不断调整价格，主要是提高价格，但由于棉花销售价格没有放开，提高的棉花收购价格便不是均衡价格，其额外支出，必须由国家财政负担，结果是棉花产量越高，国家的财政负担越重。据统计，在大丰收的1991年，国家每收一担棉花，中央财政就要支出42.22 元（其中财政补贴30.62元，柴油补贴2.5元，奖售化肥补贴9.1元）， 国家全年为此支出42.81亿元。当棉花丰收时，国家为摆脱财政负担， 想下调收购价格，在没有任何支持措施的基础上放开市场（由于棉花作为工业原料，农民的消费量很有限，个人贮存难度又大），国家就变相地转嫁了棉花过剩的危机，棉农的利益受到损害，造成其后年度棉花的大幅度减产，国家又必须吞食其苦果。如1984—1985年一年之间棉花跌幅达2-00万吨，最后棉花供给又严重不足，国家所保护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便会因缺乏原料，遭受经济损失，国家又不得不关闭棉花市场。又由于现在农村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国家要想收购所需要的棉花，在依靠行政手段的同时又必须以价格来刺激，国家最终又不得不投入大量财政补贴，在棉花生产回升时，国家又继续背上沉重的包袱。棉花流通体制的这种现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不适应，使政府经常处在一种尴尬境地，或是承担财政重负，或是棉农没有生产热情。
现行的流通体制在实际运行中，是由供销社下属的棉麻公司代表国家从事棉花的购销工作。不可否认，棉麻公司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做出过较大的贡献，但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中期，棉麻公司也进行了以建立企业管理责任制为主的改革。棉麻公司一身二任，具有两种职能，既是国家行政职能部门，要执行国家交给它的对棉花进行收购、调拨及供应等政策性的功能；又是一个经济实体，本身也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因而当国家赋予其垄断棉花经营时，就很难有效制约其谋取自身企业利益的行为。
垄断必然带来不公平的交易，棉麻公司在进行原棉收购时，国家虽然公布了不同等级棉花的收购价格，但等级的验收难以控制，棉花的定级、付款均由轧花厂负责，没有独立其外的社会公正检测和监督机构。当棉花生产供大于求时，棉麻公司压级压价，损害棉农利益，1983—1985年这种情况在各棉区均有发生。在棉花调拨时棉麻公司按国家规定价格出售给纺织部门，据调查，江苏省1987年纺织厂用一担皮棉付186.66元，当年棉花的收购价格为149.56元/担，棉麻公司从中获利31.3元。而农民当年生产一担棉花的生产成本131.07元，一担棉花农民只净得18.49元。这种流通体制极大地影响了棉花生产的发展。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棉花生产的波动，一是受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二是与棉农的植棉生产成本、粮棉比价等生产效益密切相关。但最主要是因为棉花购销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解决我国棉花问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其供需平衡，即棉农愿意提供的棉花产量与全社会的集团与个人愿意购买的数量相等。这一目标只有把棉花的收购价格定在均衡价格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在现行的棉花购销体制下，国家指定的独家经营棉花的棉麻公司既不是生产者，又不是消费者，它只是按国家规定的棉花收购、调拨及供应价格经营棉花，而真正的供需双方——棉农与纺织企业及其它用棉单位均没有价格上的主动权。这样反映出来的有关棉花价格信号往往失真。当收购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棉花的产量有可能急剧上升（这种情况很少），直到国家财政难以承受，最后被迫开放市场，使棉农自己承受棉花过剩的危机。当棉花收购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农民便失去生产积极性，因此棉花生产上下波动。所以，解决棉花供求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彻底改革现行的棉花流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