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没有回忆的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通常忘记，归根到底，总是第一人称发言。
H·D·索罗《沃尔登》（注：索罗，19世纪美国作家，《沃尔登》是其主要著作之一。本文的注释一部分是原注，另一部分是译者根据作者的提示加上的。）
没有集体的记忆，每一种记忆必然是个人的。这种冒犯的表述可能令人反感：不是经常看到在某一社会阶层内部，众多的人同时讲述和评论有关一个遥远过去的相同事实吗？他们所忆及的不正是集体向他们传输的回忆吗？在作出回答前，我认为必须首先排除所谓“集体无意识”、“共同精神”、“时代性情”这些通行的概念，它们处于明确的理论框架以外，可以任意使用；其次，必须提醒注意，没有任何社会表现能够在其行动者以外的层次被观察到。然而，对弹性表述的怀疑不应令人忘记，在一个群体的内部，当广泛的注意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例如本文论述的过去某一时刻，每一个人的个人投入不属于一种纯心理的探究；如果现实化是个人的，汇聚确定的则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它涉及一个整体，联系到整体分析这种汇聚才是恰当的。
毫无疑问，集体经常回忆过去的某一时期。对于一个社会或一种集体的参与者，忆及一个共同的经历是证实他们的身份、巩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回忆具有一种内生的功能，群体消失之日即告终结。相反，当群体为了回忆一个时代、一些情形而集合起来，但大部分年轻成员不是见证人时，回忆的作用就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困难不在于传播的模式：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一代又一代重新激活过去的碎片。但是，这些遥远的材料怎样重新显现呢？它们重新获得一种突然的现实性吗？特别是，它们对于没有回忆的人怎样成为一些真实的回忆呢？换个说法，个人怎样通过接触一种超个人的未知，在缺席之上建立一种分担的情感？集体的成员怎样共同发明一种记忆，每一个人在同一种活动中将其占为己有？
就像有关“集体情感”的概念是轻率的，有关个人心理结构的概念应当予以排除。《Shoah》引发的讨论有助于阐明这一点（注：Shoah，希伯来语，意为“灾难”，指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法国导演朗兹芒拍摄了一部长达六个小时的同名影片，在这部影片里，他采访了大屠杀的一些见证人，表现了这些见证人因过分痛苦的经历而难以表述。）。某些被采访者的保留、明显的不自在使一些评论家在笼罩大屠杀的沉默下寻找一种集体忘却的效果。思考刽子手、受害者和见证人对今天不可接受的、几乎不再可相象的、难以表述的过去之事作出回忆的方式是十分正常的，但这还与一些个人的反应相关。如果“忘却/记忆”这对组合可能是个性或某些个性的建构者，它完全没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关联性。一个事件的消隐，即这一事件停止介入一个群体的交流话语和不再作为相会点，这个事实并非异常，但这一隐退只涉及公众交流的圈子，绝不预见同一个事件在有限的圈子内将来重现的可能性，或对它的持续关注。忘却的能力是个人的，不会转移到社会交流的层面。
当然有一些抹去的策略、一些审慎和持续的做法，以便消除某一事件的标志。纳粹分子甚至企图改变地图，从而掩饰他们建立了死亡集中营的地点，如果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使关押、屠杀、酷刑和肉体消灭这些事件灭迹，就像在他们以前的某些人干过的一样。物证、尸体和焚烧炉、人员名单、照片都要灭迹。只要形迹还保留，记忆就可能重新出现，而缺乏形迹，事件则不得而知。朗兹芒在拍摄影片《Shoah》时，没有与一种普遍化的、社会化的忘却作抗争。他首先强调一些沉默、一些个人的回避。他凭借一些个人的隐情而创造了一些新的形迹，这些隐情没有他可能会随幸存者的消失而消失。
《Shoah》没有参与一个记忆的建构，这里说的记忆是指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对一些事实的记忆，其中大部分成员对这些事实缺乏直接的感知。这是一种遗迹，观众将根据现实的情形努力深入其中，或者，为了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或模糊知道的而加以利用。朗兹芒收集的证据在许多方面印证了以前就已记录的一些叙事，这些叙事既不罕见，也非更加恐怖，他的影片不探究视觉的资料、甚至大屠杀的地点，避免一切对于回忆的编排。无疑，这部影片在篇幅和强调方面，比一本书能做的更多，然而，使它与众不同的是话语的痛苦。没有什么被忘却，但牢记在心的东西却没有表达出来。见证人的无所适从、他们的主动拒绝使他们所经历的、或仅仅看见的，与他们以后的其他人所得出的印象之间的距离得以显现。
这里触及到形成共同记忆的悖论之一，与此有关的不是回忆的一种相加、一种印证，也不是回忆的一种对质。幸存者因只属于他们的回忆使他们孤立出来，当他们试图交流他们的经历时，这些经历就成为别的东西。热尔梅娜·蒂约回忆她受同伴们的委派，起诉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看守们：“对于我，这是将此疯狂的世界投入非现实的历史维度中。这一过程的表现之一在于词语的不透明性。”（注：《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巴黎，瑟伊出版社，1988，第12页。）相反，纪念性的交流要求一种强烈的相互参与、一种个人性的排斥、一种没有个人情结的普遍化。如果《Shoah》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无形迹的记忆，因为必须保存、揭示一些形迹，以此使纳粹主义否定的企图失败，然而，影片本身不是记忆的承担者，记忆将建构在战后出生的，发现、检查、讨论形迹的人们身上，就是说，他们与形迹保持一些距离。普里莫·莱维（注：普里莫·莱维，意大利作家，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写作了自传作品《我曾是一个人》(1947)和《休止》(1963)。）强调死亡集中营归来者的状态，当他们停留在自己亲身经历之中时，他们的话语难以被他们的听众领会，为了得到理解，他们只能对集中营采取一种远距离的、抽象的审视。
对于幸存者，述说关押的这种决定意味比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述说更冒险。像他的许多同伴一样，莱维的讲述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为了他的生还能发挥某些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选择并非自然而然。他记得事情在他的内心怎样被沉默所防护。他的经历像照相一样逼真地公之于众，细节绝对准确，从整体看排除了戏剧化。述说或书写立即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确定、剪裁。在某种意义上，他没有要添加引证的，或者说，他最容易忆及的是集中营前后的事，是被捕、迁徙、及解放。对于在集中营度过的无止境的磨难，他好像无从谈起。“在强加于他们的非人道条件下，囚犯们很少能够对他们的世界获得一种整体的审视……处于死亡的禁锢中，被关押者经常不能评判在他们眼前发生的悲剧……他感觉被一种暴力和威胁的大厦所压制，他不能就此作出描述，因为每一分钟的刻不容缓使他只能看见眼前之地。”（注：《遇难者与死里逃生者》，都灵，1986，第8页。热尔梅娜·蒂约提醒注意，她1945年写的第一本《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提供了所能提供的，即依然混合在模糊的真实中的一些片断情况”(第12页)，而第三本试图引证已能得到的有关集中营的一切，因为，“从此以后，我们自己作为最后的见证人，是一些缺席者”(第20页)。）但是，听众期待一种详细的叙述，为了使他们相信，必须引用一些事件，关注一些可以知道日期的事实。大卫·鲁塞、热尔梅娜·蒂约、贝特尔海姆等令人印象最深的见证既是对“系统”的一些分析，又是一些个人化的叙事，莱维本人在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后，放弃了他所说的“追溯的纪事”，转向对集中营世界的一种近似人类学的思考。
一方面是《Shoah》，另一方面是莱维的作品，它们标志了对于关押的记忆的两极：不能或不愿提供的人想要根除的回忆，或是保持一些距离的痛苦和冒险的考虑。莱维想像的一个人物宣称从受难中所得知的不应当失去，随即又补充说将所得知的存放在书本里是不够的（注：《如果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1982，都灵，第222页。）。尽管未加阐述，他还是提出了有关见证的未来的问题，没有涉及人们以记忆的介入指称的两种心理态度之间的严重不平衡。讲述一个回忆是铭记回忆，加固回忆，以及提出证据的一种方式。相反，记忆的共同运用，回到一个间接得知的过去，则是没有公开目的性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并非远离环境氛围，但不针对任何结果，以下我们还将说到此点。必须满怀乐观才会相信，观看《Shoah》或阅读被关押者的见证能够防止一个群体可能压迫另一个群体。“重要的是人们回忆”，但是，回忆既是悲剧性的，又是遥远的，以至于不干扰日常的义务。记忆没有或仅有很少的预防效果。
未经历的人所保存的后来记忆是模糊的、笼统的、简化的、缺乏目的的，但不是简单的填料。记忆远非由于受到时尚潮流浸润的精神的一种被动支配而得以建构，它是一种征服的结果，通过一种唯意志论的、经常是痛苦的途径得到发展。观看《Shoah》，购买莱维的书，已经蕴涵一种选择；接触这些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必须面对和接受一些痛苦的形迹，将其纳入自己的体验，或深受其影响。过去的一些素材在日常生活中漂浮，我们每每与它们相遇，但是，尽管它们十分丰富，这些过去的遗留没有形成一种共识的基础。集体记忆这些现成概念的使用伴随以下的信念：这个匿名的巨大贮藏库、这个所有人的或没有人的“精神”对四面八方开放，电影、电视、报纸、广告和宣传在其中堆积它们的画面，为过去发生之事创造一种标准的景观。然而，没有人能够定位被任何人无意识吸收的这种过去，在参照一些过去事实已成为共同之事的许多情况下，人们一开始就发觉一种明显的适应意愿。从俄国90年代后期的开放到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全部危机，伴随对什么在过去能够存在的强烈探索。人们设想在渴望结束“俄国化”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发生了什么，但一时难以看清苏联人从对莫斯科案件的修正中期待什么。如果卡廷的死者们在波兰人眼里是一些不容置疑的英雄（注：二战期间在苏联卡廷发现了成千上万波兰军官的尸体，战后证实这些人是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时被杀害的。），大多数俄罗斯人甚至无视布哈林和季洛维也夫的名字。为什么要求对前斯大林时代的另一种叙事呢？常识使人注意，为犯人平反象征对系统使用谎言的公开放弃，而常识将证明自己的短见：在一些专制社会里，伪装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种规范，在公民们看来，给予经济形势或权力机制最低程度的透明比承认其他统治者在已经遥远的时代所犯的罪行更加具有直接的意义。而平反是对一部分舆论顽强要求的回应。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迫切要求不是期待一种已经无用的忏悔，而是要求一种解禁，想要看到官方对过去作出另一种叙事（注：1990年，意大利共产党为作家伊格纳齐奥·西洛恩“平反”(？)，60年前，在陶里亚蒂的压力下(1944-1964年任意共总书记)，他被开除出党。）。而波兰人对卡廷没有丝毫的疑问，莫斯科在承认事实的时候，没有改变波兰人的记忆，只是有关回忆的交流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中不再存在障碍。
私人的记忆和分担的记忆，两者都是最终在面对过去的一种陈述中发生的。但是，前一种记忆在一个过去时刻的复活中完成，后一种记忆严格说来没有内容，它更多地融入一种关系整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回忆不是被时间奇迹般地积蓄起来的种种散乱残存：一些音乐片断、两三句历史表述、一些面容、一些场面，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或处境随意吸取它们，相反，这是群体在特定的背景下所建立的一种体系的各种成分、各个部分。
我们从直接观察到的一些简单的事实出发。1989年12月，布拉格街上有示威者高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等人的姓名，马萨里克在大部分示威者的父母出生前就已去世。无疑，马萨里克的发音有一种模糊的、未被消除的熟悉音响，尽管某些人竭力毁灭能够使人想起这位政治家的东西。但是，马萨里克不是一个“伟大人物”，不是将军、救星、祖国之父。他在布拉格动荡中的意外出现明显地提出回到从前、回到非直接所知的问题。几天之内，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传响一些前些天还不为人所知的姓名，由于不知道这些人彼此的倾向性，捷克人感觉到需要确定一种指示图，标明一些联系，强调某些不相容性。马萨里克对于使人注意哈韦尔是有用的（注：哈韦尔，1993年1月当选为捷克共和国总统。），这两个姓名的比照在政治倾向地图上标出了一种轨迹。马萨里克更好地让人联想到一个开端，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联合国家的建立，尽管这种建立比较脆弱。人们通过回忆的确认，重新与一个民主共和国相连，这一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比被放入括号里的40年共产主义少两倍。
人们间或对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事感到惊讶，对戴高乐之名在他们许多人中间无声无息感到遗憾。这就模糊了从学校得到的知识与活生生的记忆：只要戴高乐的姓名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划定政治的空间，每一个人就会回忆起他。历史的记忆随群体面对的一些问题而有选择地重塑。在我们所说的布拉格的情况下，它具有一种阐明的作用，并视不同的时机介入情感(对卡廷的死亡者)、恐惧(对德国的统一和德国可能向东扩张势力的政策)、愤怒、自我证明之中。
现在，人们可能看得更加清楚，记忆的运作根据个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或一群人寻找一种比较的原则而不同。寻找个人的回忆倾向于选择、确定、连接一些特殊的时刻，而群体面对它不能控制的一种局势，自我建构一些参照，为自己提供一些方向标。在前辈遗留的大量形迹中，社会的成员作出一种选择，期望这一选择适应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就是方式、选择的条件，围绕大屠杀的讨论对此作出证明：重要的是建立一些广义的政治定义，就是说，涉及社会的领导和人们想要社会领导采取的走向的一些定义。
托马斯·马萨里克还向我们提供了凭借一些具体情形阐明问题的机会。这位后来成为总统的人成长在波希米亚脱离奥地利两个世纪的统治后，试图在重构其过去中找到本民族不同标志的时代。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制造一些伪文件，证明捷克“民族国家”的古老性。无论这些假形迹的意识形态用途是什么，马萨里克有效地使它们失去了信用。他为自己的目的创建了对波希米亚历史的一种理想化、简单化的观点，将数世纪以来捷克人的智慧、批评意识与奥地利人的粗暴、专制对立起来。他的姿态只在表面上是矛盾的，适应了一种三重策略：大学的(一位大知识分子应当是优秀的文献学家)、大众传媒的(与渊博的研究相比，论文带来更多的名望)、特别是政治的——通过描述从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到20世纪的连续性，他向波希米亚的新教徒提供了一种追溯到改革时代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是现代的、非常理智的，扎根在拒绝之中。马萨里克对胡斯遗产的继承要求对于他被象征性地联系到哈韦尔无疑是有影响的。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对于成为维也纳麻烦的布拉格新教徒，胡斯的审判和死亡、费迪南二世下令的迫害预设并证实了日常所经历的一种不安。为了分辨个人的和分担的这两种记忆的起源，我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体制，而它们的交错是十分紧密的。个人的记忆不是将遥远的过去作为要发现的一个认知对象(这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活动)，而是作为简单的、亲近的、经常是熟悉的一个回忆整体。每一个人理解这种过去，将它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并利用它阐明自己日常遭遇的困难。这也说明对于一种集体记忆的假设不能成立，对于不知道的过去的任何回忆只有经过一种个人的重新阅读才能成立。在此意义上才能谈论记忆：人们知道自己出生在马萨里克去世以后，但是，人们回忆他在共和国所占据的位置。
尽管如此，回忆的出现却并非来自于个人的主动性；采用迪尔凯姆的用语，人们可以说，回忆以外在的、总体的、强制的方式介入。如果前两个形容词不需要解释，第三个形容词需要作出阐明。这里的强制不是说没有选择，而是指压力在一个社会阶层内部，作出有利于某种选择的活动。团体(即其中每一个成员采取其他成员所采取的相同取向)动员起来，以便加强回忆的某种秩序，团体倾向于重现一些过去时刻，并赋予它们一种新的现实性。开始之时，只有陈述是共同的：托马斯·马萨里克的姓名流传于捷克斯洛伐克，被各种人重复，被电视广泛地传播。当回忆“蒸煮”时，当所有人占有它时，回忆作为一种分担的信念，可能成为一个共同行动的载体，只要对比庆祝与纪念，就能够感觉到庆祝的活动是什么：1925年纪念胡斯500周年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团结的最初确认，而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归结为一种极好的旅游商机。
马利诺夫斯基（注：马利诺夫斯基(1884-1942)，原籍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称“元历史”为对过去的回归，这种回归以历史为借口，事实上禁止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循环，使已成之物变为超时间的一种既定之物。某些人类学家在谈论神话时走得更远，他们在一种想象的拆解视角下解释神话的作用，这种想象的拆解作为死胡同的暂时解决方法今天已显平庸（注：V·W·特纳：《象征的树林》，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57，第30页及以下各页；C·格尔茨：《地方认识：解释的人类学后续论文集》，纽约，基本图书出版社，1983，第79页及以下各页。）。借鉴这种模式理解捷克人追溯到奥匈帝国的没落、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东欧剧变的后果其实没有什么不妥。历史中伪装为无时间性之物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象征工具，一个团体利用它可以预见自身的变化，一个国家利用它可以融合许多不同的团体。
然而，民族志研究依然过分直线化和过分狭隘，求助于过去不应是简单的方便之举，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只在神话的角度下考察，这种求助没有任何作用。人们会说，在犹太人身上，在大屠杀的回忆里，表明在共同经历的苦难的延续中自我定义的一种意愿。可能确实如此，我没有资格加以评判，我只采取事后见证人的角度，而不是受害者后代的角度、刽子手后代的角度。欧洲人不需要回忆才能处理他们当前的事务，他们更不特别想要这样做，然而，他们保持大屠杀的记忆，或者说，保持有关大屠杀的种种记忆之一。差异很大的个人投入通过这种持续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此处与我们有关的是分担的回忆。我们再次提醒，在群体的层次上，既不会有悔恨，也不会有怜悯、羞愧，因为这是一些感觉，就是说，一些个人的情感。大屠杀保持现实性，其形迹多种多样，不会消失，它表现为一种政治分界之物(没有这种分界物，修正主义绝不会发展)，它构成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赌注”之一，而人们既不能将任何个别团体的活动，又不能将民族国家的未来与其相联系。
确实，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保持他们的父辈被关押的现实标志，但其他的人民，例如亚美尼亚人，同样保持这种标志，却只获得一种有礼节的关注：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位置。回忆的出现不是对明显形迹的回应，回忆自我建构，如果欧洲人回想起奥斯威辛，这是因为他们选择这样做。对于欧洲人，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表示对一个少数民族长期不平等及迫害关系的最恐怖时刻，欧洲人过去总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并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他们。回忆不集中在某些个别的事实上，它是对一种依然没有驱除的危险的总体意识：持续了若干世纪并导致死亡集中营的东西可能会重演。通过记忆，产生对过去的一种重新阅读，过去从未抹去，而从前以宗教或文化冲突的视角等不同的方式作出的解释曾经是可以接受的。愿意回想强调了对已发生的危险将会发生的担心。
记忆的激活就这样是有关现在的一种模式，它在同一个整体的参与者之间活动。个人的记忆经常结束在已完成之事上，结束在不再重复的快乐或痛苦上(忘却的必然性由此而来)，而分担的记忆以今天为目的，前者是第一人称历史叙事的胚胎，后者不理会历史而凝固时代的某些时刻。如果两者不平等地在想要将形式赋予一些过去时刻的个人欲望中被现实化，它们之间的对比会相对的鲜明。一些不同的激发(个人的压力或社会的迫使、“义务”)导致根据一种个人的经历重新解释过去的一些事件，产生一些比较相近的效果。这是同一种个人记忆的两方面吗？在记忆的来源根本不同的情况下，回答是否定的。这又提出分担的记忆的悖论：我们从所属群体的过去中所回想的，主要是这些群体向我们所传输的，这才构成这一奇特的记忆，它不建立在任何回忆之上。
译者简介：刘云舟，巴黎第一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