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美国论文,亚太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于2009年11月14日在日本公开声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表示要“重返亚太”。①美国“重返亚太”政策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强化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力度。2009年7月22日，美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布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建立“美湄合作”新框架。②2009年10月，美国接受邀请从2011年起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并于同年11月15日启动了美国—东盟首脑峰会机制。其次是在军事上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例如，从2010年起，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邻国密集举行联合军演，2012年起在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轮番部署至多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2013年起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以及2014年4月28日借《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事实上重新驻军菲律宾。③最后是在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企图排除中国，主导亚太的经济合作。④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还突出地体现在其同盟战略上。⑤由此引出本文关注的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同盟战略，其包含哪些具体内涵？其二，如何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当前，虽然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已经制订了一个宏观的战略规划，即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⑥但在如何应对美国的亚太同盟战略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本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能够为中国应对美国的亚太同盟战略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回顾与评析有关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已有研究；第二，探讨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第三，试图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寻找阻止美国同盟扩大的政策启示；第四，讨论同盟解体理论对中国瓦解美国同盟体系的政策启示；第五，初步讨论与比较瓦解对手同盟和阻止同盟扩大两种战略的可行性；最后是结论。 一、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已有研究及评析 有关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目前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同盟体系网络化说”，二是“雁行安全模式说”，三是“伞形结构说”。 “同盟体系网络化说”的核心观点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已经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轴辐模式”(hub and spokes)向网络化发展。所谓的网络化是指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化，横向联系大幅加强，美国与盟国之间以及盟国与盟国之间开展小多边合作，使得单线联系的“轴辐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网络化的核心途径是构建多个三边合作机制。⑦ “雁行安全模式说”认为，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经历了从“轴辐模式”到“扇形模式”再到“雁行安全模式”的演变，而“雁行安全模式”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下的同盟战略，其核心特点是建立有层次的同盟体系，即“领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主要以地区合作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⑧ “伞形结构说”则认为，美国的新亚太秩序是一种伞型结构：美国位于伞尖，美日同盟是伞柄，美韩、美澳、美新、美印、美中为伞骨，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三环机制为伞边，经济贸易投资网为伞布，以抵御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⑨ “同盟体系网络化说”、“雁行安全模式说”和“伞形结构说”虽然有助于我们较为直观地认知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物理形态，指出了美国“重返亚太”后其同盟战略形态的变化趋势，但却没有为我们指明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什么，即这是一种扩大同盟的行为还是巩固同盟的行为，因此也就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周方银提出中国应该寻求和平共处之道，以积极方式应对，避免形成传统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和互相对抗的局面。具体来讲，中国既要对周边国家实行差异化政策，也要加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美国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要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建设，以回应本地区的安全关切。但其论述略显宽泛，一是没有区分美国巩固同盟与扩大同盟两种战略，二是没有区分争取美国的地区盟友和争取美国的安全伙伴两种手段。⑩刘丰则考察了分化对手同盟的策略类型及其成功条件，但同样没有对瓦解对手同盟与阻止对手同盟扩大进行区分，而且其论述与同盟理论基本脱钩。(11) 对于如何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主要有“经济软实力应对说”和“另起炉灶说”。“经济软实力应对说”认为中国不必和美国“硬碰硬”，而应该通过经济手段和软实力来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12)首先，这种对策的角度过于宏观，针对性较差；其次，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安全问题的有效性值得怀疑。美国“重返亚太”恶化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根据现有的同盟形成理论，同盟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利益，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的战略利益，而非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因此，扩大双边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交流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战略对立，更不可能带来盟友，企图通过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来解决战略孤立处境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13)“另起炉灶说”则提出应该构建中国自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14)但这种对策建议同样太过宏观，针对性不强，且其内容并不具体，即何为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这种对策的可行性也不高，即中国不一定有能力构建自己的亚太安全体系。 总之，已有的研究在论述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时，虽然比较形象直观，但是都没有阐明该战略的实质和内涵，而提出的对策又过于宏观，针对性、有效性和可行性都不高。 二、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 要想寻求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应对之策，首先必须考察其实质。本文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同盟战略，即维持和强化现有同盟体系；二是扩大同盟战略，即增加和扩大现有同盟体系，构建新的同盟关系。 为了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美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其巩固同盟战略。首先，突显其对盟国的责任和义务，提高对盟友承诺的可靠性。一是明确《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15)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巨大外交压力，而美国则乘机为日本提供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9月24日和10月29日两次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16)在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引发危机后，美国又再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且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管辖权”，反对任何危及日本管辖权的单方面行动。(17)2010年后，美国与日本举行了多次“岛屿防卫”和联合夺岛演习，具有浓厚的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意味。(18)2013年11月，中国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涵盖了钓鱼岛空域，美国又再次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承诺履行同盟义务，特别是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4月24日访问日本时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是首次由美国总统亲自确认有关防御承诺。(19) 二是在韩国面临朝鲜威胁特别是核威胁的情况下确认保护韩国的义务。朝鲜于2009年4月5日发射“卫星”，其后又于5月25日成功进行了当量为1万至2万吨TNT的核试验。6月15日，韩国总统李明博访美，美国承诺会“通过包括核保护在内的所有必要手段”保障韩国的安全。(20)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美国又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举措“防卫自身和盟国”，其对地区盟国的防务承诺不会动摇。(21)特别是朝鲜以美韩进行“关键决心”和“秃鹰”联合军演为由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定》，(22)宣称要对美韩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全面废除关于朝韩之间互不侵犯的所有协议，声称《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完全无效，并关闭朝韩板门店联络渠道后，美国更明确表示将为韩国提供核保护。(23)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为了给朝鲜传递强烈的威慑信号，美国更是不顾中国的反对派“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挺进黄海与韩国进行联合反潜演习。(24) 三是作出保卫菲律宾的战略姿态。在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后，美国与菲律宾在靠近中国南海的海域屡屡举行演习，对于菲律宾放言一旦本国武装力量受到攻击将启动美菲安保条款不做澄清，以对中国形成威慑。(25) 其次，巩固自身在同盟中的主导权。一是推迟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驻韩美军司令部不但负责指挥驻韩美军，而且也负责指挥韩国军队，美国对美韩同盟拥有绝对的主导权。韩国经过一再努力，于1993年11月召开的第25次美韩年度例行安保会议上与美国达成协议，韩国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并于1994年12月正式实施，但战时指挥权仍然由驻韩美军司令部掌握。在卢武铉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想要维持同盟主导权，而韩国则想要建立平等伙伴式的同盟关系。因此，卢武铉总统希望收回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要求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分别由驻韩美军司令部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各自独立指挥。经过多年努力，韩美双方终于在2007年2月23日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在2012年4月17日由韩国收回本国部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26)这意味着美国对美韩同盟的主导权将要受到削弱。但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时，却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时间推迟到2015年12月1日。(27)2013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朴槿惠政府在上台后不久的5月初提出，要求与美国磋商再次推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时间。(28)2014年秋，美韩双方宣布无限期推迟美军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29) 二是适度放任或挑动地区紧张，增强盟国对自己的安全依赖。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与朝鲜重启六方会谈，保持半岛适度紧张，以增加韩国对美韩同盟的依赖程度。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12月起正式实行所谓的“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政策，宣布朝鲜在无核化方面显现足够诚意并展开明确的行动之前，美国不会考虑与朝展开双边对话及重启六方会谈。而不重开和谈就无法真正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从而使得朝鲜半岛充满着紧张和对抗，敌对性事件不断。从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到2012年12月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再到2013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这些事件的发生均表明“战略忍耐”政策已把半岛局势推向恶性循环，不但无法降低朝鲜对韩国的威胁，反而使得朝鲜的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增加了韩国对美韩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30) 在东海问题上，美国不阻止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放任中日关系适度紧张，从而阻止中日接近，以增强日本对自身的安全依赖程度。在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初期，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明确提出要“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要求美军基地迁出冲绳，并且着力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呈现出脱离美国轨道的倾向，美日同盟也似乎发生了动摇。(31)但在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后，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中日关系急转直下，中国首次派出巡逻船进入钓鱼岛领海实行常态化巡航，日本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巨大的安全压力，美日同盟借机得以强化。据时任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披露，日本就“购岛”问题提前通知美国时，“美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32)由此可以看出，美方有故意放任东海局势适度紧张的嫌疑，以加大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确保美日同盟的巩固与强化。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则挑动地区紧张，促使菲律宾增强对自身的安全依赖。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宣称“南海航行自由事关美国国家利益”，暗示中国在“胁迫”南海周边国家，表明美国正式介入中国和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和海域划界上的争端。(33)自此，南海局势变得日益复杂，中国与南海争端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明显恶化。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面对中国时变得更加强硬，菲律宾表现得尤为具有挑衅性。这首先反映在2012年4月10日发生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上，菲律宾派出军舰试图抓捕中国渔船从而引发中菲舰艇对峙，直接把中菲推向冲突的边缘。(34)其后，菲律宾不顾中菲两国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谈判解决争端的协议，于2013年1月22日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给国际海洋法法庭寻求强制仲裁，(35)进一步把中菲关系引向对抗。而中菲关系恶化又使得菲律宾对美菲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增强，美国因而得以进一步主导和强化美菲同盟，通过《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在军事上事实重返菲律宾。(36) 再次，为盟友提供必要的军事技术等支持。这既能增强盟友对其军备的依赖程度，又能提高同盟的可靠性，从而达到巩固同盟的目的。美国“重返亚太”后，向亚太盟友扩大军售成为其促进军事合作、巩固同盟关系的重要手段。(37)对于日本而言，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一是导弹威胁，二是新近呈现的离岛防御问题。为了帮助日本应对所谓的“朝鲜导弹威胁”以及不便明言的中俄导弹威胁，美国决定与日本共建导弹防御系统，这成为新时期美国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重大技术手段。(38)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是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因此美国于2014年在京都府部署了日本第二个X波段雷达。(39)在导弹拦截系统上，美国为日本提供了高空和低空拦截系统，高空拦截系统主要是搭载“标准-3”导弹的“宙斯盾”舰，低空拦截系统主要是“爱国者-3”反导导弹。(40)为了帮助日本应对离岛防御威胁，美国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军备，以提高日本的离岛防御能力。首先是在日本部署速度快、航程远、载重大的“鱼鹰”运输机。目前，美国部署在冲绳基地的“鱼鹰”运输机已达24架，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帮助日本将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快速部署到钓鱼岛。其次是美国极有可能向日本出售17架“鱼鹰”运输机。(41)为了增强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巡防能力，美国于2011年5月15日正式向菲律宾海军移交二手“汉密尔顿”号巡逻舰，该舰将会部署在紧邻南海的巴拉望海域。(42)韩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为此，美国首先决定支持韩国建立反导系统。美国为韩国提供了反导系统早期预警系统中的4架“和平之眼”预警机，以及海基反导系统中的“宙斯盾”系统和陆基“爱国者-3”反导系统。(43)其次，为了提高韩国对朝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美国于2012年10月决定同意修改《韩美导弹协定》，同意韩国导弹射程从原先限定的300公里延长至800公里，使韩国导弹即使在其南海岸或济州岛发射也能覆盖朝鲜全境。(44)最后，为了提高韩国对朝鲜全境的监控能力，美国于2014年12月同意向其出售“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及其配套设施，这也是美国首次向其亚太盟友出售该武器。(45) 最后是强化同盟合作的内容，包括与菲律宾协商签订部队轮驻协议以及与日本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在奥巴马2014年4月28日访问菲律宾前的数小时，菲律宾防长加斯明(Votaire Gazmin)和美国驻菲大使戈德堡(Philip Goldberg)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虽然不允许美国在菲律宾设立常驻基地，也禁止美国在菲部署核武器，但是允许美国以轮换形式在菲律宾进行实质性驻军。(46)由此，《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大大巩固了美菲同盟。2013年10月3日在东京召开的由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出席的“美日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美日两国宣布再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47)2015年4月27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2+2”会议上最终敲定了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此次修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纳入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新情况。根据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不但可以自卫，而且还可以保护诸如美国等盟友。二是扩大双方安全合作的地理范围，使美日同盟军事行动从“周边事态”扩大到“全球范围”。三是增加双方安全合作的内容。除了传统安全合作外，双方还增加了在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等新战略领域的合作。(48)通过以上修订，美日同盟也将得到极大强化。 以上是美国的巩固同盟战略。而在扩大同盟战略方面，美国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寻求潜在新盟友，二是推动双边军事同盟多边化。寻求潜在新盟友显然是扩大同盟战略，而推动双边军事同盟多边化同样也是扩大同盟战略，虽然盟国不变，但强化了盟友关系。例如，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若变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则增加了韩日同盟这一组盟友关系。 在寻求新盟友方面，美国努力提升与地区重要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一是强化联合演习，包括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多边演习的典型是“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演习国既包含了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盟国，也包括了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美国极力拉拢的战略伙伴国，因此既有拉拢新盟友的意味，也有强化盟友间多边合作的目的。(49)而双边演习的典型则是美印“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该演习是美印双方加强战略合作的重要体现，其后偶尔有其他国家加入，从而呈现出多边化的趋势。例如，2007年“马拉巴尔”军演参演国除了美印之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日本另于2009年和2014年两次参加。(50)因此，如同“环太平洋”军演一样，“马拉巴尔”军演既是为了拉拢印度这样的新的战略伙伴，又有促进战略盟友和战略伙伴军事合作多边化的意图，因此也属于扩大同盟战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越自2010年8月起举行双边海上联合演练，包括联合搜救、损害控制和舰艇维修等，虽然演练层级不高，属于非作战联合演练，但因为这是越战后美越关系从敌对到合作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因此非常引人注目，而且美越双边海上联合演练已变成年度性例行演练，美越军事关系得到了实质性发展。(51) 二是进行情报合作。最典型的是美国寻求和印度强化情报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于2014年8月访印时提出两国情报部门之间应建立制度化联系，分享有关阿富汗、巴基斯坦、特别是中国的机密信息。自2014年以来，美国在与印度进行有关中印陆地边境相关情报交流的同时，还与印度共享本国搜集的有关中国潜艇在印度洋的活动和部署情况。情报合作已经成为美国拉拢印度的重要手段。(52) 三是建立对话机制。美国通过建立对话机制加强与潜在盟友的战略磋商。美越双方于2008年6月建立了政治、安全与防务对话，但这是由双方外交部门牵头，而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后，双方于2010年8月正式建立了国防部门之间的副部长级“国防政策对话”。(53)美国与另一个想要拉拢的重要战略伙伴印度之间也于2010年6月建立起了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机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等进行磋商。(54)双方的防务政策对话也于2014年10月建立，以强化双方的战略与防务合作。(55) 四是提供军事技术支持。向潜在盟友提供军事技术支持也是美国扩大同盟的重要策略之一。美国尤其重视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水平。2009年11月印度总理莫曼汉·辛格访问美国时，美国就表示将向印度提供价值18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56)在哈格尔2014年8月访印时，美国还邀请印度合作开发电磁弹射技术、“轻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鹰-21”地空导弹等尖端技术。(57)2015年1月25～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印度国庆日主宾访问印度。在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美国承诺与印度进行四个军工项目的合作，并与印度探索在航母技术与设计以及喷气式飞机引擎技术上的合作。(58)2008年以来，美印之间总共签订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美国向印度提供C-130J、C-17大型运输机、P-8I反潜巡逻机以及FGM-148“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军事装备，以提高印度的军备水平。(59)印度尼西亚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美国自2005年解除对印尼的军售禁令后，已重新开始对其军售，以发展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重返亚太”之后，美国对印尼的军售急速上升，2012和2013财年的军售额达到了解禁之后军售总额的90%。(60)美国也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战略伙伴国出售先进的武器，向其提供军事技术支持，但比较引人注目的是2014年10月2日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越南的军售禁令，允许未来向越南转让与海上安全有关的防卫装备。(61)此事发生在2014年5月中越“南海981钻井平台对峙事件”之后，具有明显的拉拢越南之意。 为了促进双边同盟的多边化和军事合作的多边化，美国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推动军演多边化。美国与其盟国和战略伙伴之间的一些演习起初是双边性质的，但其后经常邀请其他国家参与而变成了多边演习，旨在通过多边军演来推进同盟的多边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印“马拉巴尔”海上军演，通过邀请日本参加，有变成美日印三边军演的趋势。“金色眼镜蛇”演习原为美泰两国联合演习，其后新加坡、日本和印尼陆续加入，2010年2月韩国也首次参加，使得参演国达到了6个，(62)容纳了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和战略伙伴，成为其推动盟友和战略伙伴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之际，日、韩、澳首次派人员观摩2012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63)虽然没有直接参演，但也展示了可能参演的姿态。 二是推动合作多边化。美国在强化自身和重要盟友合作关系的同时，也要求盟友之间或者盟友和战略伙伴之间强化防务合作，并始终极力推动其在东亚的两个最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强化合作，以利美日韩多边军事合作。2010年1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公开表达了希望日韩开展军事合作的立场。2013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访问韩国会见朴槿惠总统时也敦促构建美韩日三方安全关系。(64)2014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J.Locklear)明确表示，日韩不睦影响到美日韩之间的军事合作，要求两国改善关系以加强多边军事合作。(65)美国还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66)2012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澳大利亚时也敦促澳大利亚和印度加强军事联系，表示美国乐见澳大利亚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并欢迎澳大利亚未来同印度举行海军演习。(67) 三是推进合作机制的多边化。首先是强化美日韩三边对话机制。以解决朝核问题为契机，1999年6月，美日韩成立对朝政策“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成为美日韩三边对话的起源。在“重返亚太”后，美日韩三边对话层级提升。在200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首次三国防长会；2012年，三边防长会定期化，标志着美日韩三边防务对话的机制化。即便在日韩关系恶化的情境下，美日韩三边防长会亦未受影响，仍在2013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照常举行。当前，美日韩在司局级、部长级和首脑层级都设立了三边会议，部长级包括三边防长会和外长会。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在未实现首脑会晤的情境下，于2014年3月25日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与美国举行了三边首脑峰会。(68)美日澳于2002年启动了副外长级的三边高官会，2006年3月升级为外长级的三边战略对话(TSD)，2007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三国举行首次三边防长会，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举行了首次三边首脑峰会。(69)2014年11月16日，美日澳在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举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三边首脑峰会，(70)显示出“重返亚太”后美日澳三边关系得以强化。在“重返亚太”之后，为了强化美日印三边战略合作，美国推动建立了美日印三边对话机制。2011年12月19日，美日印举行了首次局长级三边对话。虽然对话层级不高，但对话非常频繁，三方于2012年4月23日和10月29日分别在日本和印度又举行了两轮对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举行了三轮磋商。(71) 三、同盟形成理论与阻止美国同盟扩大 由上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的同盟战略包含巩固同盟和扩大同盟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相应地，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应包含瓦解美国同盟和阻止美国同盟扩大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而为了阻止美国同盟扩大，需从同盟形成理论中获得启示。(72) 首先，同盟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它可以是维持现状的战略利益，也可以是改变现状的战略利益，但不是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势力均衡理论”、“威胁均衡理论”和“利益均衡理论”尽管存在分歧，但是都认为同盟形成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看来，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就是保障同盟成员国的安全；而在“利益均衡理论”看来，除了安全考虑之外可能还有权力因素的考量。因此，为了阻止美国同盟扩大，中国需要尽量减少地区国家对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削弱其共同的战略利益基础。具体来讲，可以采取如下手段。 一是改善与战略利益不一致国家的关系，积极寻求与其构建消极安全合作机制。这类国家主要包括越南和印度等。中国与越南和印度等国家既存在主权问题等零和性矛盾，也存在海洋权益等非零和性矛盾。特别是同印度还存在地区主导权的争夺，这种争夺的零和性质决定了中印之间即使解决了领土争端，双方的战略矛盾也不会完全消除。因此，中国与此类国家的共同战略利益仍然仅限于控制双方矛盾的激烈程度，同时努力寻找临时性的合作框架，在最大程度上寻求缓解双边战略对立。由于中国改善与自身战略利益不一致国家的安全关系空间有限，因此应努力与其发展更强劲的经济合作关系。虽然经济关系的强化无法消除双方的战略利益对立，但其一方面可以表达合作和控制关系恶化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对方倒向美国与中国形成战略对抗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对方完全倒向美国的可能性。(73) 二是降低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威胁均衡理论”认为，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而威胁的大小则由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来衡量。随着崛起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进攻实力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而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地理毗邻性则是个无法改变的常量，因此，唯一能够改变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威胁认知的可操作性因素就是尽量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侵略意图的担忧。(74)中国有必要寻求更多展示自身意图的外交手段，包括以外交行为上的“自我克制”来表明善意，而这种“自我克制”行为需要中国付出一定的边缘性代价。(75)由于其可信度仍然偏低，因此，中国还可以通过一定的“自我捆绑”策略，即主动和周边国家建立一些约束性多边制度来表达自身的合作意图。(76)制度性“自我捆绑”显然比战略“自我克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三是积极提供地区安全公共物品，提高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正面认知。战略“自我克制”和制度性“自我捆绑”虽然也属于为地区提供安全公共物品，但它们提供的都是消极安全共同物品，即表明自身不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这至多只能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不是威胁，而无法让它们对中国崛起形成正面认知。因此，中国还可以尝试为地区提供积极安全公共物品。积极安全公共物品分为两种，一是通过结盟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二是通过构建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通过结盟可以给与中国战略利益一致的国家提供积极安全公共物品，但有可能导致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相互对抗的局面，从而加剧地区紧张。(77)因此，中国可以寻求构建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这也可以给与中国战略利益不太一致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即在其遭受侵略时得到中国的支持。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后成为地区威胁的担心，而且能够让地区国家认识到中国崛起的正面效应——中国崛起不但不是地区威胁，而且有助于地区稳定；不但不会导致地区对抗，而且能够促进地区安全合作。 四是周边许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后如何运用自身权力存在疑虑。由于未来的事态无法证明，只能让周边国家通过中国以往强大时的行为模式来预测中国崛起后的可能行为。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大力度强调历史上中国强大时并没有像西方列强那样进行殖民扩张的事实。 其次，同盟形成理论中的盟友选择理论也能够为中国阻止美国扩大同盟提供启示。在同盟选择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国家倾向于和拥有相同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的国家结盟；二是国家倾向于和拥有良好声誉的国家结盟。 国家倾向于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是因为，第一，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所要捍卫的目标，即意识形态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一。(78)第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能产生战略互信，而且不会彼此害怕和防范。第三，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可以使本国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潮流之中，从而增强自身在国内的合法性，对于弱国来说尤为如此。有关国家更愿意与拥有相同制度的国家结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国家之间是否更加愿意结成同盟，对该问题的解释主要遵从两个理论逻辑。一是建构主义理论，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规范认同，这些规范认同构建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因此彼此之间更加愿意结盟，而且这种结盟行为又会反过来强化共同体意识。二是认知主义理论，即认为民主国家的承诺持续时间更久，而且更加可信，因而民主国家拥有更好的国家声誉。这就和同盟选择的另一个理论相关，即国家声誉会影响相关国家的同盟选择。(79) 国家倾向于和拥有良好声誉的国家结盟是因为，首先，不会被盟友抛弃(abandonment)，即当其处于冲突之中时，盟友不会不履行承诺而坐视不管；其次，不会被盟友牵连(entrapment)，即不会被盟友拉进一场预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冲突中去。国家声誉提供了判断该国未来行为模式的依据，因此，如果国家拥有不良声誉，例如，行为方式咄咄逼人并曾为了自己利益牵连其他国家，或者曾经在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置之不理，那么就很难获得盟友。 基于上述理论，中国阻止美国扩大同盟的应对策略如下。一是要突出美国与地区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首先应突出美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在宗教方面的差异。其次应强调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因为上述国家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阻止这些国家完全倒向美国才更加具有可能性。 二是要强调美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与文莱这样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根本的政治体制差异。特别是冷战后，美国把推广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大目标之一，越南的政治制度显然成为其批评的对象。由此带来的美国对越南人权问题的指责以及越南对美国“和平演变”策略的担心，(80)都为中国避免越南完全倒向美国提供了机会。只要中国不给越南施加太大的安全压力，越南基本上不太可能与美国结盟。(81) 三是要强化地区国家对美国战略信誉的怀疑。中国可以利用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奥巴马缺席APEC会议和东亚系列峰会以及美国对盟友的监听事件，引导地区国家对美国战略信誉产生怀疑，即在当前美国是不可靠的。联邦政府关门事件可以让人质疑美国的行动能力，由于两党恶斗导致美国几近债务违约同样损害了其战略信誉；而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美国缺席APEC会议和文莱东亚峰会，更使得人们对其“重返亚太”的诚意产生怀疑。(82)同年10月爆发的美国监听盟友事件更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83)此外，历史上美国曾有抛弃亚太盟友的行为，如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大陆制衡苏联而抛弃台湾地区，以及因国力衰落而抛弃南越吴庭艳政权，也能证明即使与美国签订正式盟约，也难保未来不会遭到美国抛弃，即美国在未来也是不可靠的。因此，与其与美国建立盟友关系，不如与中国缓和改善关系，或至少采取两面下注(hedging)政策而不要采取“一边倒”政策。 四、同盟解体理论与瓦解美国同盟 为了瓦解美国同盟，中国需要了解同盟分裂的原因，即从同盟解体理论中寻找启示。首先，笔者认为，同盟内部的战略分歧程度决定了同盟成本的高低，而弱国自助能力的强弱则决定了同盟收益的大小。当同盟内部存在重大战略分歧时，维持同盟需要弱国做出重大牺牲，即必须为维持同盟付出巨大的成本。如果弱国的自助能力足够强大，则同盟对其来说就不是生死攸关的，即同盟收益是微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对其可能为负效用。因此，在存在重大战略分歧的情况下，弱国在拥有足够的自助能力时就很可能选择退出同盟，从而导致同盟解体。(84) 由于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具有枢轴地位，笔者将首先运用以上理论讨论如何弱化或瓦解美日同盟。美日之间存在重大战略分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一是要促使美日在如何对待其主要针对目标上产生根本分歧。由于中国是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主要针对目标，因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实际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可以通过区别对待美日来使其分歧加剧，就当前而言，应该强硬对日、温和对美。(85)在军事同盟中，弱国更担心被抛弃，而强国则更担心被牵连，具体到美日同盟上，则日本更怕被抛弃，而美国更怕被牵连。如果中国对日强硬，日本很可能会要求美国给予其更大支持，而美国则会担心更大的支持会使得中日矛盾螺旋上升，导致不必要的冲突，从而使得自己无端被牵连，因此即使其对日本会有所支持，但支持力度显然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从而加大美日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例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日本希望美国能够明确支持自己的主权立场，而美国则担心这可能会激怒中国使其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从而导致冲突升级，继而使自己被牵连其中，因此一直在该问题上谨慎表态，这显然无法令日本满意。美日之间分歧的加剧从日本外交高官频爆所谓美日外交内幕可见一斑。(86) 二是鼓励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使得日本即使无意也无力与美国争夺美日同盟主导权，也要争取与美国在同盟中平起平坐，如同鸠山由纪夫提出的“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在这方面，日本政坛的右倾化似乎能够起到作用。日本政坛的右倾势力特别是极右势力具有浓厚的日本大国意识，他们希望建立所谓的“正常国家”，具有对美独立的倾向，如果美日同盟在同盟主导权问题上发生分歧，那么双方的战略分歧就会急剧上升。 美韩同盟共同的主要敌人是朝鲜，因此中国只能通过影响朝鲜半岛局势来间接影响美韩对朝政策分歧。理论上讲，如果中国能够促使朝韩和解，则将可能动摇美韩同盟。如果朝韩和解，则韩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将会大大降低，由此导致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及从美韩同盟所获得的安全收益都会降低，美韩在如何针对同盟主敌的策略上就会产生根本分歧。因此，朝韩和解不但会降低韩国从美韩同盟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会因为美韩分歧上升从而导致韩国维持美韩同盟的成本上升，这对动摇美韩同盟将具有双重效果。 美澳同盟近年来得到强化，这显然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冲击。因此，可以说中国是美澳同盟当前的最主要针对目标。正因为如此，中国可以通过差异化对待美澳来制造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如果说在美日同盟上中国应该温和对美、强硬对日，那么在中美战略竞争基本态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努力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即使在澳大利亚做出与美国强化防务关系的背景下，也应温和对澳、强硬对美。中国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将会降低澳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从而使其降低对美澳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其从美澳同盟中获得的安全收益也会随之降低。中国的差异化态度可能导致美澳同盟产生分歧，从而提升澳大利亚维持美澳同盟的成本，进而降低澳对美澳同盟效用的判断，提高其解体的可能性。即使无法使其完全解体，也可能会使其弱化，从而使美澳同盟的合作范围仅限于澳大利亚防御本身，而不会介入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冲突，包括当前的东海和南海争端以及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87) 至于美菲同盟，中国显然是其针对的主要威胁。由于岛屿与海洋争端激化，当前很难改变菲律宾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尽管中国同样可以通过差异化政策，如强硬对菲、温和对美来分化两国，使双方在如何对待中国这一主要目标的根本战略上存在分歧，但由于菲律宾本身无法做到安全自助，因此即使双方存在针对主要目标的战略分歧，美菲同盟也不会瓦解。 其次，现有同盟解体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政治制度变化能够促使同盟解体。(88)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但是诸如体系结构、外部威胁等外部环境的产物，也是内部政治过程的产物。因此，伴随着国内体制变迁，不同的统治集团会持有不同的外交偏好，不同的政策过程会产生不同的政策结果，包括有关同盟选择的政策。如果有成员国发生内部体制变更，同盟就有可能解体。(89)二是发生国内体制变迁后，新的政府可能认为其没有义务继续履行前政府的对外条约。(90)三是国内体制变迁可能使得有关国家重新评估外在威胁，即该国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威胁认知，这种威胁认知将导致其重新结盟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要让同盟解体，国内的政治变迁力度必须足够巨大，即使不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变迁，至少也要完成政党间的政权更迭。因此，中国可能需要适当改变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诠释，不干涉不等于不关心或完全不参与其他国家的内部政治进程，相反，在必要的情况下，要适当参与美国现有亚太盟国的内部政治进程的塑造。虽然中国不应复制引起所在国内部混乱甚至暴力冲突的“颜色革命”，但也应努力引导相关国家的政治和平过渡到与中国友好与和平共处的轨道上来。 最后，现有的大量研究表明，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更不容易解体。(91)这主要有两个解释范式。一是理性主义，其主要观点如下：(1)民主国家之间的承诺更加持久和可信，(92)它们拥有更好的声誉，使得双方对于同盟的可信性(credibility)更有信心，(93)因此同盟就更容易持续。(2)领导人个人层次的解释，即面对强大的国内制度约束，领导人难以改变已有的政策，而且领导人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也更倾向于对外保持一种稳定的外交关系。(94)二是反思主义(reflectionist)即建构主义的解释范式。这种范式认为，一方面民主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法治(rule of law)规范，更愿遵守盟约，(95)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同盟将它们的国内规范外化，能够创建多元安全共同体，(96)从而使得民主国家联盟更容易维持。 这带给中国的外交启示是，瓦解美国现有的亚太同盟体系的难度将会更大。如前所述，美日同盟是当前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基轴，而美日同盟从建立开始就是两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因此，对其进行瓦解更加困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友如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同样都是民主国家，对其进行瓦解的难度同样很大。只有美泰同盟是个例外。泰国2014年发生了军事政变，美泰同盟变成了一方为民主国家一方为非民主国家的同盟。因此，根据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更不容易解体的原理，当前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只有美泰同盟可能更加容易瓦解。(97) 五、瓦解对手同盟还是阻止同盟扩大？ 以上论述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同盟战略，包括扩大同盟战略和巩固同盟战略两部分内容。针对美国的扩大同盟战略，中国需考虑阻止其同盟扩大，这可以从同盟形成理论中获得启示；针对美国的巩固同盟战略，中国应该采取瓦解对方同盟战略，而这可以从同盟解体研究中获得启示。那么，当前中国的外交重点应该是瓦解美国同盟还是阻止美国同盟扩大？笔者认为，中国当前应该把阻止美国扩大同盟体系作为重点。 首先，瓦解美国现有同盟比阻止美国扩大同盟体系更加困难，(98)也更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维持既有国际机制所需要的条件不如创设这些机制时的条件那么苛刻和强烈，(99)同盟同样是一种国际机制，因此可以推断，维持一个同盟的条件比建立一个同盟要低得多，所以瓦解美国同盟要比阻止美国扩大同盟困难得多。 现有的很多研究也都认为，要形成一个制衡性同盟十分困难，因为制衡本身就是一种成本高昂的策略，而制衡共同威胁所创造的安全局面又是一个非排他、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因此面对共同威胁时，国家宁愿选择推卸责任，让其他国家承担制衡成本而自己坐享其成。形成制衡性同盟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制衡往往是国家最后的选择。(100)除非外在威胁足够重大而且紧迫，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生存，否则双方很难及时形成制衡性同盟。制衡不足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中是经常存在的。(101)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阻止美国同盟扩大是非常有可能的。美国当前企图拉拢的两个盟友是越南和印度。虽然这两个国家认为中国可能对其构成潜在威胁，但这种威胁感更多来源于双方存在的陆上或海上的领土和海域争端，而非因为中国对越南和印度施加了紧迫的生存威胁。而且，如上文所述，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外交行动来降低越南和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包括通过消极安全合作来控制争端，以及通过强化经济合作来发出合作信号，从而大大降低它们与美国结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而要瓦解美国同盟体系，则既要让美国和盟友之间产生重大战略分歧，又要使美国盟友拥有足够的自助能力，这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在当前的美国同盟体系中，要让美国与其盟友产生分歧，甚至是重大战略分歧，似乎还有实现的可能。因为金大中和卢武铉当政下的韩国与小布什当政下的美国曾经在如何对待同盟主敌朝鲜上存在根本分歧，而且卢武铉政府曾明确要求建立平等伙伴式的美韩同盟，对美国在美韩同盟中的主导地位感到不满。日本在鸠山由纪夫当政时也曾对美国主导美日同盟表示不满，要求“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102)但是，即使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在安全上也无法做到自助，更不要说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了。特别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结盟都已有半个多世纪，它们已经习惯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自身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发展足够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103)此外，通过介入美国盟国内部政治进程使其发生倾向于中国的变化，除了在主观上面临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制约外，在客观上也极难实现——即便是美国也无法左右自己盟国内部的政治走向——而且一旦介入失败，则可能使得新上台的政府更加敌视中国。此外，如前所述，当前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大多是西方式民主国家，如果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更不容易解体的论断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瓦解美国同盟体系的难度会更大。 其次，尚不能确定瓦解美国同盟对中国是否有利，(104)而阻止美国同盟扩大对中国是有利的则比较确定。阻止美国同盟扩大可以维持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安全环境不恶化，避免陷入孤立窘境。这种收益是非常明显且没有争议的。相反，在瓦解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上，中国则面临着战略困境。以美日同盟为例。如果不寻求弱化或瓦解美日同盟，就无法从根本上弱化和瓦解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在美国寻求强化同盟以及亚太同盟体系多边化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将会上升。而如果为了弱化和瓦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则须首先瓦解美日同盟，这又很可能使得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而且为具备足够的自助能力，日本还非常可能成为拥核国家。如此，中国则将面对一个比原先强大而且不确定的日本。总之，中国要么面临着一个实力更加强大但对自己不那么具有敌意的美国及其同盟，要么面对一个实力相对较弱、但对中国更具敌意的日本。由于对威胁程度的判断既依赖于对方实力的大小，也依赖于对方意图的敌对程度，因此我们无法确定瓦解美日同盟后中国面临的威胁是降低还是上升。 综上所述，由于瓦解美国同盟体系比阻止美国同盟扩大更不具有可行性，而且中国能否从瓦解美国同盟中获益尚不明确，因此，中国应该把外交重心放在阻止美国同盟扩大上。 本文首先考察了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认为其包含巩固同盟和扩大同盟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而针对美国的两种结盟行为，中国的对应策略应分别为瓦解对手同盟战略和阻止同盟扩大战略，这同样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应对策略。前者须从同盟解体理论中寻找政策启示，而后者则须主要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寻找启示。根据同盟形成理论，为了阻止美国同盟扩大，中国需要尽量减少地区国家对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削弱其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因此，中国一是要改善与战略利益不一致国家的关系，积极寻求与其构建消极安全合作机制，以避免双边矛盾激化或升级。二是要通过战略“自我克制”和制度性“自我捆绑”来展示合作意图，从而降低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三是要寻求提供积极地区安全公共物品，提高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正面效应认知。根据同盟形成理论中的“盟友选择理论”，为了阻止美国同盟扩大，中国一要突出美国与地区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二要强调美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三要增加地区国家对美国战略信誉的怀疑，特别是利用历史上美国抛弃亚太盟友的案例说明即使与美国正式结盟，美国也是不可靠的。根据同盟解体理论，为了瓦解美国同盟体系，中国可以通过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差异化政策，使其在如何对待中国上产生根本分歧，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可通过鼓励其大国野心来使其产生对美国主导同盟的不满。此外，如果同盟国家发生国内体制变化，则同盟更可能解体，因此中国也有必要适当关注和参与美国盟国的内部政治进程。最后，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政策是应该聚焦于阻止美国同盟扩大还是瓦解美国同盟。由于建立同盟比维持同盟更加困难，因此，阻止同盟扩大比瓦解对手同盟更加容易，而且阻止对手同盟扩大的收益比较确定而瓦解对手同盟的收益并不确定，因此中国当前应该把重点放在阻止同盟扩大而非瓦解对手同盟上。 初稿《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以及中国的应对》曾提交2013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际问题研究”青年论坛以及2014年7月6日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联盟理论与中美日关系”讨论小组，感谢与会的周方银教授、孙学峰教授、漆海霞副教授、杨原博士、凌胜利博士等提出的批评意见。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批评意见.文责自负。 ①"U.S.‘is Back’ in Asia,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The Associated Press,July 21,2009,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u-s-back-asia-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declares-article-1.429381; Robert Burns,"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the U.S.‘is Back’ in Asia",The China Post,July 22,2009,http://www.chinapost.com.tw/asia/regional-news/2009/07/22/217346/Hillary-Clinton.htm；王斯：《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意在制衡中国》，环球网，2009年7月22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7/523307.html;赵学亮：《奥巴马在日演讲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环球网国际新闻，2009年11月14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11/632260.html。 ②Yang Baoyun,"Tilting Balance of Power",China Daily,August 3,2010,p.8；李志斐：《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跨国界河流问题之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第27～36页。 ③曹筱阳：《美国重返亚洲：特点、影响及中国的应对》，载张洁、杨丹志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1)》，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9页；Seth Robson,"Australia Offers Strong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Marines",Stars and Stripes,November 27,2011; Marcus Weisgerber,"Agreement Calls for 4 U.S.Littoral Combat Ships to Rotate Through Singapore",Defense News,June 2,2012,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20602/DEFREG03/306020001/Agreement-Calls-4-U-S-Littoral-Combat-Ships-Rotate-Through-Singapore;《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剑指南海》，载《参考消息》2014年4月29日，第1～2版。 ④王龙云：《奥巴马因何看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济参考网，2010年3月15日，http://www.jjckb.cn/bjjs/2010-03/15/content_211817.htm。奥巴马在2015年1月20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以及2015年4月19日发表的讲话中，两次公开表示要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参见《奥巴马国情咨文被指说空话》，载《参考消息》2015年1月22日，第2版；《若无法达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奥巴马：中国可能填补真空制订贸易规则》，联合早报网，2015年4月19日，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50419-470233?。 ⑤Kurt Campbell and Brian Andrew,"Explaining the US‘Pivot' to Asia",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Americas/0813pp_pivottoasia.pdf. ⑥当然，中国国内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性质、涵义以及实现路径等仍然存在争论，而美国政府和学界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也存在态度摇摆和疑虑。参见齐皓：《中国国内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和分歧》，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54～77页；刁大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视角》，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78～99页。 ⑦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⑧钟飞腾、张洁：《雁行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47～64页。 ⑨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1～7页。 ⑩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4～24页。 (11)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48～65页。 (12)郭新昌、张晶：《亚太地区形势演变对中国周边海洋形势的影响及对策》，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6期，第21～25页。 (13)周建仁：《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0～61页。 (14)张喆：《构建中国版“亚太再平衡”》，载《东方早报》2012年11月6日，第A15版。 (15)菲利普·斯蒂芬斯：《中国开始争夺西太平洋霸权》，《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12月2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705。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经常进入争议的海域和空域，这促使美国发出警告，声明尖阁诸岛(即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 (16)曹筱阳：《美国重返亚洲：特点、影响及中国的应对》；宋宁宇：《日本：希拉里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凤凰卫视网，2010年9月24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rczdydxz/content-2/detail_2010_09/24/2617408_0.shtml；《希拉里再次表明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凤凰卫视网，2010年10月29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rczdydxz/content-2/detail_2010_10/29/2933575_0.shtml;张威威、张光军：《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7期，第1～5页。 (17)欣华、柳洪杰：《宣称反对单方面破坏日本“管辖权”》，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1月20日，第A8版；方晓：《日美再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东方早报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10/4/1076543.shtml。 (18)释清仁：《美日演练联合夺岛中国怎么办》，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28日，第6版；《美日夺岛军演“针对中国”意味浓》，载《参考消息》2013年6月19日，第14版；《美日演练夺岛引猜测》，新华网，2012年8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21/c_123610679.htm。 (19)《美誓言保障日本免受中国攻击中国促美停止“不负责任言论”》，联合早报网，2014年2月9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sino-us/story20140209-308014；蓝雅歌等：《奥巴马围绕钓鱼岛走钢丝》，载《环球时报》2014年4月25日，第1版。 (20)"Joint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Lee Myung-ba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16,2009,http://www.cfr.org/proliferation/joint-remarks-president-obama-presidentlee-myung-bak-june-2009/p19646；“朝鲜宣布成功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专题，腾讯网，2009年，http://news.qq.com/zt/2009/cxxbhsy/，《李明博访美寻求“保护伞”，赠礼主打“韩国风”》，新浪网，2009年6月17日，http://news.sina.com.cn/w/2009-06-17/073015802958s.shtml。 (21)《奥巴马强烈谴责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新华网，2013年2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12/c_114671673.htm;《朝鲜核试验遭国际社会普遍谴责》，路透中文网，2013年2月13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91C01M20130213?pageNumber=1&virtualBrandChannel=0。 (22)KCNA,"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 Will No Longer Exist:Rodong Sinmun",March 7,2013,http://www.kcna.co.jp/item/2013/201303/news07/20130307-07ee.html;张慧：《〈朝鲜停战协定〉被“废”过多少次》，载《青年参考》2013年3月13日，第9版；《朝鲜军方宣布11日起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凤凰网，2013年3月5日，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sanheshi/content-3/detail_2013_03/05/22769898_0.shtml。 (23)《朝鲜外务省提前声明：将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凤凰网，2013年3月8日，http://news.ifeng.com/mil/1/detail_2013_03/08/22877905_0.shtml；《朝废除无核化宣言切断朝韩热线电话》，凤凰网，2013年3月9日，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sanheshi/content-3/detail_2013_03/09/22903032_0.shtml;《美两架B-2轰炸机首次飞临朝鲜半岛单机可载16枚核弹》，凤凰网，2013年3月29日，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sanheshi/content-3/detail_2013_03/29/23644302_0.shtml;《美国务院：完全有能力保护韩日对抗朝鲜攻击》，凤凰网，2013年3月27日，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sanheshi/content-3/detail_2013_03/27/23563515_0.shtm。 (24)《中方公开反对美韩黄海军演媒体称演习规模缩小》，新浪网，2010年7月3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7-03/0916599048.html;《美国防部证实华盛顿号航母将参加黄海军演》，新浪网，2010年9月10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9-10/0827610142.html; Erik Slavin,"U.S.-South Korea Sea Exercise will Go on as Planned,U.S.Military Says",Stars and Stripes,October 25,2010,http://www.stripes.com/news/u-s-south-korea-sea-exercise-will-go-on-as-planned-u-smilitary-says-1.122984。 (25)《菲律宾称美军“有义务”保护菲在南海利益》，环球网，2011年6月23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76529.html;《菲当局及媒体言论屡自相矛盾试探中国外交底线》，腾讯网，2012年5月10日，http://news.qq.com/a/20120510/000313.htm；《菲律宾：美国保证菲在南海免遭攻击》，网易新闻，2012年5月9日，http://news.163.com/12/0509/21/813IJ8R50001121M.html；《菲外长：美国有义务在冲突中保护菲律宾》，路透中文网，2014年4月30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A3T07I20140430。 (26)魏志江、姜秀敏：《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1期，第15页；杨晴川、潘云召：《韩就收回战时指挥权与美达成协议》，载《人民日报》2007年2月25日，第3版；史先振：《韩收回战时指挥权，韩美同盟趋瓦解？》，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8月8日，第5版。 (27)《奥巴马与李明博商定：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3年》，凤凰网，2010年6月28日，http://news.ifeng.com/mil/1/detail_2010_06/28/1681162_0.shtml。 (28)《韩国5月初首次提议美国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中新网，2013年7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7-19/5062819.shtml;《美韩协商第二次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人民网，2013年7月17日，http://korea.people.com.cn/205155/205552/8330177.html;《韩美本月底着手讨论推迟移交韩军作战指挥权问题》，中国网，2013年7月19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07/19/content_29471334.htm。 (29)《驻韩美军基地移交缓慢招不满》，载《参考消息》2015年1月19日，第6版。 (30)Cara Anna,"US:Time for ‘Strategic Patience’with NKorea",The Associate Press News,Dec.11,2009,http://www.huffingtonpost.com/huff-wires/20091211/as-koreas-nuclear/;刘俊波：《从“战略忍耐”看奥巴马的对朝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第58～62页；孙茹：《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与朝核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3～29、34页；许宁、黄凤志：《“战略忍耐”的困境——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分析》，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110～120页。 (31)黄大慧：《从“对等”到“协调”：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外交走向探析》，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第72～78页。 (32)孙秀萍等：《日本揭内幕想拉美国下水》，载《环球时报》2012年11月2日，第1版。 (33)黄孟哲等：《希拉里妄谈南海争端杨洁篪驳斥美国歪理》，环球网，2012年7月26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957557.html；漆海霞：《从军售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布局特征》，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57～65页。 (34)“中菲黄岩岛海域对峙”专题，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gduan/。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12月7日，http://www.fmprc.gov.cn/mr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1217143.shtml。 (36)《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剑指南海》，载《参考消息》2014年4月29日，第1～2版。 (37)Cheryl Pellerin,"U.S.Foreign Military Sales Promote Security Cooperation",DoD News,September 18,2013,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0815；漆海霞：《从军售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布局特征》，第57～65页；漆海霞、周建仁：《军售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布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45～163页。 (38)张律：《奥巴马政府强化美日同盟的政策表现及原因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第6页。 (39)《外交部：对美军在日本部署“X波段雷达”表示关切》，网易新闻网，2014年10月23日，http://news.163.com/14/1023/17/A98QRCQJ00014JB6.html;《美在日部署第二个X波段雷达可用于监控朝中俄导弹》，人民网，2014年10月2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1021/c1011-25879283.html。 (40)倪海宁：《亚太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综述》，载《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5期，第20～28页。 (41)《美国鱼鹰运输机将为日本运兵防中日钓鱼岛争端》，搜狐军事网，2014年1月26日，http://mil.sohu.com/20140126/n394197477.shtml；《日本拟购买17架鱼鹰运输机或用于钓鱼岛防卫》，环球网，2014年1月26日，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4-01/4791264.html。 (42)《菲律宾海军接收美国二手“汉密尔顿”号巡逻舰》，中国新闻网，2011年5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5-16/3041621.shtml;《菲购美第2艘二手巡逻舰赴菲》，环球网，2013年6月12日，http://mil.huanqiu.com/gt/2013-06/2696511_8.html。 (43)张楠：《韩国导弹防御力量建设及其影响》，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第24～26、31页；DSCA,"Republic of Korea-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PAC)Missiles",News Release,No.14-52,http://www.dsca.mil/sites/default/files/mas/korea_14-52.pdf。 (44)尹虎：《〈韩美导弹协定〉探析——以2012年〈韩美导弹协定〉为中心》，载《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5～19页。 (45)《美批准对韩出口“全球鹰”》，载《环球时报》2014年12月18日，第8版。 (46)志刚等：《菲律宾盼美帮忙争岛礁》，载《环球时报》2014年4月28日，第1、16版；志刚等：《奥巴马访菲称不对抗中国》，载《环球时报》2014年4月29日，第1、16版。 (47)方晓：《日美再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东方早报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10/4/1076543.shtml;《美日公布防务合作指针修订进展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中国新闻网，2014年10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10-09/6656261.shtml。 (48)《美日新防卫指针遏华意味浓》，载《参考消息》2015年4月29日，第1版。 (49)《美环太平洋军演没叫中国》，环球网，2012年6月29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2-06/2868109.html。 (50)Mahendra Ved,"Indian Navy's Malabar and Other Exercises",India Strategic,September 2007,http://www.indiastrategic.in/topstories45.htm,Vinay Garg,"Exercise Malabar-2007:A Major Step Towards Finetuning Maritime Capabilities",Sainik Samachar,http://sainiksamachar.nic.in/englisharchives/2007/sep15-07/h1.htm; Josh Cassatt,"India,Japan,U.S.Foster Relationships During MALABAR",America's Navy,May 5,2009,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45022; Rahul Bedi,"India Agrees to Restart Tripartite Naval Drills with Japan,US",IHS Jane's Defence Weekly,January 26,2014,http://www.janes.com/article/33095/india-agrees-to-restart-tripartite-naval-drills-with-japan-us；《美日印军演突然移师中国门口加剧中日紧张》，搜狐军事网，2014年8月2日，http://mil.sohu.com/20140802/n403036108.shtml：《日美印在太平洋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军事合作》，中国新闻网，2014年7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7-24/6421563.shtml。美印之间的联合军演是全方位的，除了“马拉巴尔”军演之外，还有陆军、空军等联合军演，双方每年联合军演多达50次，参见邓睿：《浅析美印军事安全合作》，载《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11期，第5～9页。 (51)信强：《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第61～71页；陈航辉、李杰：《美越强化军事合作初探》，载《国际资料信息》2010年第12期，第5～8页。 (52)《美防长访印欲升级两国防务合作》，载《参考消息》2014年8月4日，第3版；陈新生等：《奥巴马夸印度可发挥“更重要作用”》，载《环球时报》2015年1月28日，第3版。 (53)信强：《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第65页。 (54)"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Statement",June 3,2010,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0/06/142645.htm. (55)"U.S.-India Security Partnership",September 30,2014,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9/232330.htm. (56)《美印高调拉近关系有望达成180亿美元军售合同》，新华网，2009年11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11/26/content_12540799.htm。 (57)《美邀印合作开发尖端武器》，载《参考消息》2014年8月12日，第6版；Akhilesh Pillalamarri,"US Secretary of Defense Chuck Hagel Visits India",the Diplomat,August 8,2014,http://thediplomat.com/2014/08/us-secretary-of-defense-chuck-hagel-visits-india/。 (58)"U.S.-India Joint Statement",The White House,January 25,2015,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5/us-india-joint-statement-shared-effort-progress-all；《印美共享航母技术意在制衡中国》，载《参考消息》2015年2月6日，第6版。 (59)"U.S.-India Security Partnership"；邓睿：《浅析美印军事安全合作》，第5页；时宏远：《美印防务合作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1期，第28～34、63页。 (60)仇朝兵：《“9·11”事件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军事关系的正常化》，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41～48页；DSCA,"Foreign Military Sales,Foreign Military Construction Sales and Other Security Cooperation Historical Facts",Fisical Year Series,September 30,2013,p.60,http://www.dsca.mil/sites/default/files/fiscal_year_series_-_30_september_2013.pdf。 (61)《美对越39年军售禁令被打破》，载《参考消息》2014年10月4日，第3版。 (62)《“金色眼镜蛇”军演开始美泰韩日等参加》，中国新闻网，2010年2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j/gj-qqjs/news/2010/02-01/2103449.shtml；《韩国首次参加“金色眼镜蛇”军演》，新华网国际版，2010年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13/content_12798955.htm。 (63)《菲美军演敏感时刻举行参演兵力创历年之最》，新华网，2012年4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18/c_122996388.htm。 (64)《朴槿惠冷淡回应》，新浪网，2013年10月2日，http://news.sina.com.cn/c/2013-10-02/061928349662.shtml。 (65)《美称日韩不睦损害军事合作》，载《参考消息》2014年7月31日，第6版。 (66)《习近平赴G20峰会传递信心》，载《参考消息》2014年11月15日，第1～2版。 (67)《希拉里称支持中国和平崛起促印澳增强军事联系》，中国新闻网，2012年11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1-14/4327286.shtml。 (68)James L.Schoff,Tools for Trilateralism:Improving U.S.-Japan-Korea Cooperation to Manage Complex Contingencies,Herndon,Virginia:Potomac Books,Inc.,2005；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第40～41页；孙茹：《美日韩合作能走多远》，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8期，第28～30页。 (69)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第41页。 (70)周晶璐：《美日澳三国呼吁和平解决海事纠纷》，载《东方早报》2014年11月17日，第A10版。 (71)王恬等：《美日印首次举行局长级三边对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1日，第22版；余芳琼：《美日印三边对话：缘起、发展与前景》，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29～34页。 (72)以下有关论述的部分内容，参见周建仁：《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第40～63页。 (73)当然，中国在采取经济手段改善与战略对立国家的关系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强化了经济合作关系就能解决战略利益根本对立问题，需对经济手段的战略效应限度有清醒认识。首先，经济手段只是其他手段操作空间有限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和必要补充，而不是首选。其次，经济手段仅仅为双方和平化解战略对立争取时间和创造氛围，最终化解战略对立必须是在引起战略对立的根源上有根本的改变。 (74)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虽然提出侵略意图是衡量威胁的重要因素，但是并没有论述国家如何表达意图，或者如何判断其他国家的意图，国内有学者提出了建构国家声誉作为表达国家意图的重要手段，并提出积极融入国际制度，接触、鼓励其他国家容纳自己为合作伙伴等具体措施。相关研究参见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第106～131页。这些措施固然对缓解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前，霸权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有作用，但是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快速崛起情况下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必须寻找更多有效表达意图的手段。 (75)史蒂芬·沃尔特：《维持世界的“失衡状态”：自我克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载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53页。孙学峰、黄宇兴和刘丰也都提到了中国自我战略克制对于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性，参见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 (76)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pp.43-78. (77)由于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结盟被认为是冷战思维的体现，与亚洲安全观相抵触，因此中国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可能性较低。参见《习近平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作主旨发言》，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5322.shtml。 (78)有关意识形态和结盟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史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第31～38页以及第六章；Mark L.Haas,"Ideology and Alliances:British and French External Balancing Decisions in the 1930s",Security Studies,Vol.12,No.4,Summer,2003,pp.34-79。沃尔特认为意识形态作用有限，而哈斯则认为意识形态有重大影响。有关政治制度或者民主与结盟之间的关系研究，参见Randolph M.Siverson and Juliann Emmons,"Birds of a Feather: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Alliance Choi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5,No.2,Jun.1991,pp.285-306; Michael W.Simon and Erik Gartzke,"Political System Similarity and the Choice of Allies:Do Democracies Flock Together,or Do Opposites Attra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0,No.4,Dec.1996,pp.617-635; Douglas M.Gibler and Scott Wolford,"Alliances,Then Democracy: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me Type and Alliance Format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0,No.1,Feb.2006,pp.129-153。以上学者在政治制度以及民主与结盟之间的关系上存在明显分歧，而且即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也多只发生在1945年以后的结盟行为中。 (79)有关国家声誉与同盟选择问题的研究，参见Gregory D.Miller,"Hypotheses on Reputation:Alliance Choices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Security Studies,Vol.12,No.3,Spring 2003,pp.40-78; Mark J.C.Crescenzi and Jacob D.Kathman,"Reliability,Reputation,and Alliance Formation",paper presented for 2009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Toronto,CA.,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50539; Dan Reiter,"Learning,Realism,and Alliances: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World Politics,Vol.46,No.4,Jul.1994,pp.490-526。 (80)Mark E.Manyin,"U.S.-Vietnam Relations in 2011: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y 18,2012,p.2. (81)越南虽然自2010年8月与美国建立了副部长级“国防政策对话”，强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但仍然坚持不与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不允许任何国家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不拉拢或依靠一个国家反对第三国的“三不政策”。参见信强：《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第69页。 (82)《中国严厉要求美管好债务》，载《环球时报》2013年10月9日，第1、6版。 (83)《北京从NSA丑闻中获益？》，载《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日，第6版；青木等：《默克尔愤怒质问奥巴马》，载《环球时报》2013年10月25日，第1、6版。 (84)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第67～92页。 (85)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就曾想通过强硬对华、温和对苏来分化中苏同盟。参见Matthew J.Flynn,China Contested:Western Powers in East Asia,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6,pp.91-92。 (86)孙秀萍等：《日本揭内幕想拉美国下水》，第1版。 (87)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很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唐纳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美澳同盟不适用于台海冲突，而2014年6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逊在被问到美澳同盟条约是否适用于中日东海冲突时，也明确表示“不适用”。参见张锋：《澳美同盟不是一块铁板》，载《环球时报》2015年2月2日，第15版；《澳前外长：平衡对华关系令人满意》，载《环球时报》2015年2月3日，第6版；岳小颖：《三边合作的条件——对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的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12期，第228页。 (88)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November 2007,pp.1119-1120; Brett Ashley Leeds,"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Autumn 2003,pp.801-827；周建仁：《同盟解体的研究：回顾与评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第49～55页。 (89)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1121; Randolph Siverson and Harvey Starr,"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1,Feb.1994,pp.145-161. (90)Stephen 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162 (91)有关民主制度和同盟持续的关系，参见Kurt Gaubatz,"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1,Winter 1996,pp.109-139; William Reed,"Alliance Duration and Democracy:An Extension and Cross-Validation of ‘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Jul.1997,pp.1072-1078; Scott Bennett,"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1816-1984",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1997,pp.846-878; Brett Ashley Leeds,"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Autumn 2003,pp.801-827,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1118-1132；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第67～92页。 (92)Peter Cowhey,"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2,Spring 1993,pp.299-326; Kurt Gaubatz,"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1,Winter 1996,pp.109-139. (93)可信性的降低会导致同盟解体，参见Stephen 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p.160。 (94)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1122. (95)Ibid. (96)Thomas Risse-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pp.357-399. (97)新近中泰军事合作的全面升级初步证明了该观点。参见方晓：《中泰全面升级军事合作，美国亚太最老盟友转向？》，澎湃新闻，2015年2月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1702。 (98)本文讲阻止同盟扩大比瓦解对手同盟容易，是在其他条件一致的前提下。至于阻止两个利益高度一致的国家结盟与瓦解两个利益根本冲突的国家之间的已有同盟到底哪个更容易，则不容易做出判断。 (99)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50；中文版本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61页。 (100)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p.108-148。 (101)即使像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希特勒德国这样对其他国家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其他国家也没有及时组成制衡同盟。参见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52～81页；Randal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02)周建仁：《共同威胁存在情况下弱国为什么退出同盟？》，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第101～136页。 (103)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 (104)已有研究认为，动摇对手同盟未必是好事。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Worse Than a Monolith: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11。标签：军事论文; 亚太再平衡战略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菲律宾南海论文; 中日钓鱼岛争端论文; 韩国军事论文; 同盟论文; 菲律宾总统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导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