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未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90年代以来国内思想文化界争论最激烈的三大主题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般被认为没有根基——它是外来的，且是新近出现的，因而对于我们又是陌生的，它所遭到的质疑和抵制远远超过了前两者。时至今日，许多人仍在怀疑它在中国的存在：中国、后现代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有两个事实我们无法否认：第一，后现代主义是西方60年代以来兴起至80年代中期达到其鼎盛的一个哲学文化思潮（当然该词的历史远可溯及19世纪70年代不列颠画家John Watkins Chapman对它的使用）；第二，这股思潮自90年代在中国迅速蔓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发生了某种关系，欢呼，唾骂，拿来，拒之门外，……无论它与中国文化发生的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但关系毕竟是发生了，是一既定的事实。因此即便我们承认反对者对后现代主义外籍身份的认定，但既然十几年来它已经与我们不断地打交道，深入到我们的学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结下了实实在在的恩恩怨怨，如果再要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伪问题或者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便是不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了。历史可以被不同地评价，但不能被抹煞。
回首后现代主义在中国10余年的风风雨雨，我认为，在工具论的层面上说，其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贡献有以下三点不应有疑：
第一，揭示了1985年后新时期文学的转折性特征。“新写实”小说、先锋写作、王朔现象以及如今仍是风光无限的女性文学，曾令“革命”现实主义批评一夜失语，功能尽废。当时这类创作都继续着前期对“文革”的批判，但所持的标准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在精神上，如果说前期是以一种启蒙式的理想主义批判被政治所利用的“理想主义”，那么后期则连启蒙式的理想主义都一起否定掉了。作者在90年代初期曾指出的池莉小说对“五四”精神的挑战即属此类情况。今天有人为给“文革”文学翻案，把“五四”——“十七年”——“文革”——“新时期”连成一线，“文革”文学前有“五四”传统的庇荫，后有张承志等辈的发扬光大，因而不应否定。这一观点虽然漏洞百出，但如果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它们之间还真有一定的联系和共同性，这就是对理性、主体、自我的极度张扬以致绝对化。
启蒙主义在现代中国有两条进路：一是“五四”至20年代末的以个性解放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一是以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启蒙主义。“救亡”从来没有压倒过“启蒙”，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一直是以“启蒙”开道的，即以梁启超的话说，“新民”以“立国”，或者“立国”先须“新民”；即使20年代末以后个人主义以及其极端形式无政府主义受到抑制、抛弃而代之以集体主义，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民族主义，但它们并不是个人主义的更不是启蒙主义的对立面。应该注意，无产阶级启蒙主义当时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专制和独裁，因而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民主”对于从“五四”传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就具有极大的召唤力；再者，民族解放是“二战”以后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表现。
启蒙主义如果绝对化自然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文革”文学以无产阶级启蒙主义为其主导精神，但此时的启蒙主义已经被歪曲、被片面化、被绝对化，以致变成了启蒙主义的敌人。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这些曾经被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同盟军或在一个较高形式上即共产主义被囊括、被作为题中之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时其所代表的人类的一般理想早已飘然仙逝，而仅仅剩下一个资产阶级的躯壳，于是摧毁它、践踏它、弃之如敝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行为。例如，当“民主”的主体被转译为“人民”时，其原初的意义在汉语语境中不知要发生怎样的转折、酿造几多的荒唐和残酷！经过“文革”释义学的“民主”对于那些“文革”的过来人，我们确知，至今仍是一个时时纠缠着他们灵魂的可怕的梦魇。
1985年以前的新时期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纠正“文革”对“启蒙主义”的歪曲和绝对化，试图接通“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但它没有意识到，它所批判的与其所张扬的同出一源，即同出于欧洲启蒙主义，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思启蒙主义及其“人道主义”。如前所说，这恰恰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新时期后期文学的不自觉的历史使命：虽然主观上它仍在继续着前期的批判工作，但这一工作已经延伸至启蒙主义的老根。在表达形式上，这种文学也呈现出令读者捉摸不定的游戏性叙述和修辞风格，似乎身体力行着后结构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宣言。可以说，把新时期文学区别为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阶段是得后现代主义风气之先的年轻批评家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二，揭示了张艺谋电影的“东方主义”情结。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粱》这些张艺谋电影据以改编的文学原作，就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而言，是审美现代主义的产物。当时市场经济微露端倪，但在习惯了计划经济文化的人们心中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强烈的和深刻的。“寻根文学”即是对这一市场化初潮的第一个回应。《老井》的作法是浪漫主义的怀旧，《红高粱》是尼采式的感性解放（据说张艺谋最初的灵感来自于对《悲剧的诞生》的阅读），它们因抵抗性地回应现代化进程而汇入现代主义的大潮。
但当这种怀旧的、感性解放的现代性越出国界而接轨国际时，抵触现代性的题材反过来却成了对它的亲密接触，或者说，历时的审美现代主义演变为共时的理性现代主义。原始的、蒙昧的、丑陋的和野性的等等在现代化的视野中，可能对它是一种必要的张力和批判姿态，而在“东方主义”眼中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最刺激、最出味的佐料。诚然，“东方主义”不是张艺谋电影的全部，但它无疑是获得西方观众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文化需要一个“他者”、一个“镜像”以确定和强化其主体性形象。张艺谋深谙此道，并由此构造了自己的一贯风格，这甚至在他最近所导演的“申奥”宣传短片亦留下其明显的千篇一律的风格化标记。没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这里表现为后殖民主义）的探照，人们就不可能看穿张艺谋“东方主义”的获奖策略或者在西方的卖点。
当然，我们不怀疑作为艺术家的张艺谋有着“东方主义”的无意识结构和情感趋向，但当有一天这种无意识的资源被有意识地采掘和夸张性地使用时，其所产生的效果将是自然天成而煽惑至深的，因而就需要特别的指出和提醒。
第三，为“新左派”提供理论支持。当前知识界有“新左派”的说法，但它并没有独创的一套理论话语，而是更多地代表一种面对新问题时对“老左派”的怀念和亲和态度，所以称之为“亲左派”可能更合适一些。“亲左派”的批判对象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国内渐趋优势的资本主义话语。对此新情况，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当然仍旧有效，但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显然更有新意一些。关于“亲左派”对后现代主义的借取，也许只要提到被其常常引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拉格劳和莫菲也就足够了，——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尔指出：“对他们而言，批判理论必须是后结构主义的。”（《信息方式》）不过中国“新左派”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揭示于语言的修辞性、互文性等等以及借之于尼采的谱系学还较隔膜，因而并不是地道的“后结构主义”，他们的激情更多地源自其漂移的“灵晕”(aura)的感染。
由于“亲左派”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立场，而较少地作为一种理论，要完整地勾勒和评价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然为时尚早。不过它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心有灵犀和取用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具有多向可能性的理论范畴和文化现象。以上三点只是它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中的一些特殊的实现（方式）。虽然这种实现主要表现在工具论的层面上，即后现代主义被作为一种理论策略而非我们真实的内在要求，但对这一工具的使用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地修改了我们原先的文化心理构成。例如当其作为一个透视角度使我们看到了以我们既有理论所看不到的我们本身的存在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性的透视角度了，工具论这时会多多少少地变成本体论，即由工具的使用而形成新的心理积淀和反应方式。就此而言，我们似更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已经是中国的了。
这里我们必须转变对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观念即西方／中国、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个国际文化现象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不应是一个封闭的理论对象因而一个能够被严格“界定”的对象，而是一个生成性的、需要我们参与其中去批评它，增删它，改造它的“未定性”。如果可能的话，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我们不能因其“本身界定就不够清楚”而责备它、拒斥它。事实上，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共同特征可以界定的话，那就是它的不可界定性，就是它的非共同特征性，它的延异性和多样性。
曾经有人提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变体”一说。这一观点之出发点与“界定”说如出一辙，即首先“界定”了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许更进一步说，其错更甚，因为它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西方中心论”的一个翻版。
现在如果我们不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思潮，一场运动，而是作为一种理论看待，那么即使在绝对理性独霸的德国思想传统中，尼采之外，仍有不少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例如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和辩证法，伽达默尔的“他者”在意义阐释中的作用，——有人说，伽达默尔是最法国的德国理论家。甚至又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同时被作为现代性思想的主要源泉那里，有学者发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出现于作为时代思潮的后现代理论之前，但是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这点上，正如这个字的字面意思，属于后现代思想。”（岩佐茂：《实践唯物论与生态思想》）。在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们不必完全同意德里达对中国传统文本的援引，或者大卫·霍尔的对于前现代的中国思想如何恰恰就是最后现代的证明（《现代的中国与后现代的西方》），但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契合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则绝对是一个合乎事实的判断，只是由于现有的学科壁垒，这种关系尚未被学者们充分地展示出来。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无论在西方传统还是中国古典思想中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而且如前所述，十数年来在中国它已经由单纯的工具论而渐入本体论的境界。就此来说，那些匆促宣布其过时的人，诚如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希利斯·米勒所言，只是代表了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潮起潮落，会有竟时；但作为一种理论，它将是一个永远不可替代的透视角度，而况目前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丰富着，前景未可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