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理论的解释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策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3)06-0080-04
众所周知，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性任务。在这些一般性任务中，解释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解释影响了预测和控制，而且还因为解释影响了对研究资料进一步的收集和描述。然而，科学解释又是最为复杂、主观因素渗入最多的环节，由于人们在科学解释时所遵循的策略不同，因而就同一研究对象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形成不同的科学理论。
就当代人格心理学而言，最具影响的两大理论是人格的五因素理论和人格的社会认知理论。这两大理论的特色迥然不同：人格的五因素理论认为，人格是由五种因素或特质组成的，这五种因素分别是外倾性、神经质（情绪稳定性）、认真性、宜人性和经验的开放性，一个人行为的稳定性、独特性和一致性可以根据这五种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五种因素是通过对人们的行为倾向的统计处理而获得的，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证据支持。人格的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人格、行为和环境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人格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认知情感变量（如知识、目标、信念、自我调控技能等）构成的系统，这些认知情感变量具有社会基础，人格的稳定性和独特性存在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之中，因此社会认知理论的目标在于解释这些认知情感变量是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的稳定性和独特性的。至于两大人格理论的差异，一般认为，五因素理论长于描述而弱于解释，社会认知理论则长于解释而弱于描述。就解释而言，五因素理论往往陷于循环论证的境地：为什么一个人有外向行为，因为他有外向特质，如何知道他有外向特质，因为他有较多的外向行为。就描述而言，有人曾形象地把社会认知理论的劣势比喻成“阿基里斯的后腿(Achilles heel)”[1]。实际上，人格五因素理论和人格的社会认知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其遵循的解释策略的不同。因为科学理论的使命在于解释，任何科学理论总是要以解释研究对象为己任，人格的社会认知理论如此，人格五因素理论也是如此。因此，两大理论的差异首先是解释策略的差异。
本文在介绍心理学和当代科学哲学关于解释策略的理论的基础上，就人格五因素理论和人格的社会认知理论在解释策略上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并对解释策略在人格理论比较和评价中的意义作出初步探讨。
一、解释策略的主要理论
在心理学中，勒温(Lewin,1935)对解释策略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解释策略：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策略(Aristotelian explanatory strategies)和伽利略式的解释策略(Galilean explanatory strategies)[2]。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策略即事先抽取事物的一组特性，并将其作为该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以解释该事物的运作。在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策略中，用以解释事物运作的本质属性具有以下性质：(1)它们与统计平均数有关。由于本质属性是从事物的运行倾向中经过统计程序求其平均数而获得的，因而事物的特殊案例或事物的特殊变化被忽略。(2)它们的存在不依赖于具体情境，即不随情境改变而改变。(3)它们是持续的，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勒温说：“尽管心理学一直靠统计方法的精致和完善而努力走向准确和精确，但这丝毫也没改变它的解释概念，即它仍然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勒温号召心理学家跟随几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所做的：放弃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策略而采纳伽利略式的解释策略。在伽利略式的解释策略中，人们是靠叙述事物发生的动态过程来解释现象的。这里，解释不是依靠事物的性质而进行的，而取而代之的是——事物的运行要依赖该事物与其运作时所处的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来加以解释。伽利略式的解释策略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注重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与运动的平均趋势或运动的频率无关。举例来说，在现代物理学中，落体的法则并不存在于物体下落的频率中。相反，物体典型的运作及其特有模式是借助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来解释的，而这个动力系统与其运作的平均趋势无关。
无独有偶，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对解释策略也有类似的划分。一些科学哲学家(Kitcher,1985;Salmon,1989)也区分了两类解释策略：自上而下的解释策略(top-down strategies)和自下而上的解释策略(bottom-up strategies)[3,4]。在科学哲学的相关文献中，自上而下的解释策略指研究者事先提出一组上层原理，用以对世界的信息进行组织。而具体事物或事实，可根据它们是否适合上层原理来解释。换言之，个体事物，只是一个抽象的高水平原理的低水平例子。自上而下的解释策略的显著特征是，研究者可以在对事物发生的潜在因果机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事先提出解释系统，凭借这一系统，把事物和现象归类于这一法则条件下就可以解释该事物和现象。相反，自下而上的解释策略是用非常具体的因果过程来解释现象，它所揭示的是现象发生的潜在机制。其目标不是事先提出上层原理或现象的平均趋势，而是识别那些表现特殊案例或特殊个体现象真实的发生过程的具体的潜在机制。自下而上的解释策略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被用来说明行为的平均趋势，而且也被用来说明违反统计常态的个体案例。
二、两大人格理论在解释策略上的差异
以勒温的观点看，五因素理论无疑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因为五因素理论是根据有关个体本质属性的假设性构念进行解释的，这些本质属性与他或她的行为的总体和平均趋势有关，表现为五种人格因素。由于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因此五种人格因素据说是跨时间和跨情境不变的。尽管五种因素通过现代统计程序可以加以识别，但其解释观念仍然反映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推理。而社会认知理论则是典型的伽利略式解释。因为这一理论是以相互作用的人格变量系统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这些人格变量系统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产生一定的行为机能。这些人格变量系统不是稳定的本质属性，相反，它们是跨时间动态发展的心理特征。由于个体存在独特的人格特征，逐渐形成为一致的心理系统。在社会认知的解释中，关于个体人格理论上的构念并不代表行为倾向的平均趋势，可以说，认知情感过程的动力系统中，没有一个变量是与行为倾向的平均趋势有关，但它们既产生了行为反应的平均趋势，也产生了行为反应中潜在的特殊变化。
以当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五因素理论又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解释。个体的人格机能是看他是否适合高水平的人格变量系统而解释的。个体在这一系统中的位置可以解释他表现与每一人格因素相联系的行动的总体和平均趋势。作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解释，人们可以在不了解其解释构念潜在的因果过程的情况下提出五因素解释。正如John(1990)所说：甚至在五因素模型取得几十年进展之后，五因素潜在的结构和过程仍有待于阐明[5]。与此相对应，社会认知理论则代表了自下而上的解释策略。在社会认知理论中，个体行为不是按照高水平的行为倾向变量来解释的，而是依据其潜在心理机制的复杂系统来解释的。作为典型的自下而上解释，社会认知理论所设法解释的，不仅是行为的平均趋势，而且也包括行为的独特模式。社会认知理论顺应了人格心理学对自下而上解释策略的呼声，寻求潜在的心理机制，这些心理机制也许并不必然与高水平的个体差异的构念直接相连。
不同的解释策略，对于人们解释和评估人格结构及人格特性具有不同的意义。从解释策略的角度看，五因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格结构和行为特性存在什么关系。这里，人格结构是指人的内在心理系统，它是个体的一部分；行为特性则是人们的行为倾向，表现于外显行为之中。(2)行为倾向怎样作为个体人格系统的指标。(3)如何衡量情境在人格评估中的作用。
首先，就内在人格结构和外显行为倾向的关系而言，在亚里士多德式、自上而下的解释策略（五因素理论）中，内在的人格结构和外显的行为倾向的平均趋势有关。因此在五因素理论中，特质（因素）是行为趋势个体差异的维度，表现了思维、情感和行动的一致性模式。而且，个体的人格要靠他在这一特质（因素）维度上的位置来解释。在这类理论中，既定的理论构念既代表内在的心理结构，也代表相应的外显行为趋势。这意味着，内在人格结构和外显行为特点是一回事。对个体行为的平均趋势进行评估并对其作出解释，既可代表一个人所做的（外显的行为特点），也可代表他所有的（内在的心理系统）。而在伽利略式、自下而上的解释策略（社会认知理论）中，人格结构并不直接与行为倾向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多种结构协调一致共同活动时才表现出外显的行为倾向。在这类理论中，人格结构和行为倾向不是一回事，对它们的评估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例如，要描述特有的人格结构，你必须评估一个人的内在社会认知过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要评定行为倾向，你则需在概念和程序上采取与内在社会认知结构不同的指标来测量行动和情感，然后，你才能决定社会认知结构系统对行为结果的作用。在这一解释策略中，你不必期待，一个孤立的内在结构会与外显行为倾向存在一一对应的同构关系，因为外显的行为倾向既可能是多重潜在机制复杂性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来说，要说明自我效能信念和操作的关系，这里自我效能信念只是内在信念系统的一个指标，并不代表外显的行为倾向。尽管效能信念是人类操作的结果，但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并不认为这一孤立的社会认知机制就必然直接与相应的外显的行为倾向相联系。如果个体缺乏必要的技能、目标或诱因，则自我效能信念与外显的反应水平无关。总之，自我效能信念是作为复杂的自我调控过程和心理社会影响的相互作用系统中的一部分而影响操作的。这种复杂性水平并不意味着人们难以处理人格评估和行为预测问题。相反，研究者只要识别出多重社会认知机制和激活这些机制的社会情境，就能产生强有力的行为预测。
其次，在行为倾向作为个体人格的指标问题上，在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中，惟一感兴趣的是行为倾向的平均数，平均数以外的变化则与人格的本质属性无关。与此相对应，在伽利略式解释中，统计平均数不再占绝对地位，行为的其他方面如反应的变异性也同样可以是个体差异的有价值的指标。
再次，关于情境的作用，在亚里士多德式解释策略中，个人的本质属性被看成是跨时间和跨地点不变的，因而不受环境影响。这一观点，对于人格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在评估一个人的核心品质时，没有必要考虑环境的影响，就像五因素理论所做的，你只需评估行为的总体倾向就可以了。与此相对应，在伽利略式解释策略中，个体和环境处于动态的交互作用之中，评估时必须考虑环境的作用。因为心理结构和过程是被环境方面所激活和修正的，因此，行为倾向还可以包括随情境不同而不同的外显反应模式。
三、解释策略在人格理论比较和评价中的意义
人格理论的比较和评价，是人格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既能使人们对现有的人格理论差异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又能为人们寻找人格研究新的生长点提供帮助，并且还能为人们综合和协调各种人格理论奠定基础。然而，人们在比较和评价人格理论过程中，却存在不同的取向。
以往人们在比较和评价人格理论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一是人性观取向，二是价值观取向。人性观取向以Gill和Ziegler(1981)为代表，这一取向认为，任何人格理论都可以在人性的九个维度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九个维度是：自由意志—决定论，理性—非理性，整体说—元素说，素质论—环境论，主观性—客观性，前动性—反应性，稳态—异态，可知性—不可知性，可改变—不可改变[6]。价值观取向以Jess Feist(1990)为代表，这一取向认为，人格理论只是人们探求知识和指导实践的一种工具，它存在的价值不依赖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的有用性。衡量人格理论是否有用的标准有：(1)能否组织和解释现有的研究材料；(2)能否激发和产生新的研究；(3)能否成为实践活动的指南；(4)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5)是否具有简约性[7]。
诚然，这两种取向都有其合理性，人性观取向能使人们认识某一人格理论的人性思想特点，价值观取向能使人们发现某一人格理论的有用性，但这两种取向都是从人格理论的外部特点来比较和评价的。而要从人格理论的内在衍生过程来比较和评价，必须确立新的比较和评价标准。这种新的比较和评价标准，就是解释策略。
解释策略是科学研究者在解释事物和现象时所遵循的逻辑思路和逻辑方法。在人格理论的评价和比较中，解释策略的具体意义表现在：
第一，能使人们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待人格理论的合理性。自亨佩尔(C G.Hempel)等人1948年发表《解释的逻辑研究》一文以来，科学解释及其策略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因为科学哲学是二阶学科，是对一阶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他中间科学）的反思。这里，反思就是研究。研究什么是科学，科学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科学解释及其策略，是科学哲学反思科学理论结构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理论的实在论与本体论、理论的还原与科学的统一等等问题，都与解释问题有关。因此，从解释策略的角度看待人格理论的合理性，应是比较和评价人格理论的重要方面。
第二，能使人们发现某一人格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理论的使命在于解释，不理解理论的解释策略就无法把握理论发展的内在发展轨迹。在人格心理学中，任何理论都有其内在发展逻辑，而这种内在发展逻辑又无不与解释策略息息相关。例如，精神分析与释义学、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人本主义与现象学等等。可以说，哲学对科学理论建构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科学理论提供了各种解释策略。因此，我们在比较和评价人格理论时，不仅要就理论本身的特点进行比较和评价，更重要的是要比较和评价理论背后的解释策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发现人格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才能从中获得某些有价值的启示。
第三，能为我们整合人格理论提供指南。用整合的眼光看，人格研究的这两种解释策略都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式或自上而下的解释策略和伽利略式或自下而上的解释策略可以相互融合。正如Mischel和Shoda(1998)所说：“当然也有可能调和人格的两种取向，从另一端开始，试图揭示特质类型的动力过程，这一研究方向尤其引人关注，因为人们对特质类型本身几乎形成一致性认识。”[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Mischel和Shoda提出了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CAPS)理论。这一理论既注重人格个体差异的描述，又关注这些差异产生的动力过程，体现了两大策略的相互融合。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探讨特质研究与状态研究两种方法的结合。如特质外倾和状态外倾、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特质成就动机和状态成就动机以及特质自我效能和状态自我效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