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会通的理路与根脉——吴宓大学教育思想内在逻辑与文化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3)04-0116-06
吴宓(1894－1978)，著名诗人、学者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比较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先驱。关于吴宓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综观吴宓研究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学衡派研究，人们对吴宓的解读主要集中于探究其学术思想、文化思想和文学文艺观。乐黛云[1]、韩星[2]、徐葆耕[3]、沈卫威[4]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对吴宓会通中西的文化观、独立不依的文化人格、释古造新的文化追求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于吴宓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界几起几落，就现状而言，与其在教育史上的应有地位还不相称。除了陈建中和蔡恒[5]、许军娥[6]孙敦恒[7]、张雪蓉[8]韩亚丽[9]、吕敏宏和刘世生[10]等人对吴宓国学教育、外语教育思想进行了较深探索外，其他文章大多停留在事迹罗列和回忆性小结上。因此，尽快克服对吴宓精神世界的碎片化解读，系统梳理吴宓大学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深入了解其文化哲学基础，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吴宓研究和学衡派研究，而且对我们今天撷取中西文明菁华、探索高等教育创新、培养时代新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半个世纪教育生涯残存吉光片羽
吴宓1894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一个小康之家，16岁之前接受了较系统的私塾教育和新式学堂教育。1910年10月考取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生，1917年8月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年5月，他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任教，开始了其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1921年8月至1924年6月，吴宓先后在南高师英语系和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三年，勤奋敬业，颇有建树。此外，他与梅光迪等几位同道协力创办《学衡》杂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1924年春，东南大学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将其并入英语系。吴宓于1924年5月底，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教。1925年2月回到清华园，受命筹建研究院国学门(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3月，因在研究院未来发展规划上与校方意见不合，吴宓辞职转任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后代理系主任。从1928年至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前的九年里，吴宓除1930年赴欧洲游学一年外，他在给本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的同时，还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四所大学兼课，讲授希腊罗马文学等多门课程。1938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吴宓经香港辗转到校任教，直至1944年。1942年8月，他和陈寅恪等一起被民国政府教育部聘为教授，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本应回到清华的吴宓因种种原因滞留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直至1949年4月离开。新中国成立后，吴宓蜗居西南师院，历任院务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首届文联常委和市文联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1955年后吴宓一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56年，学校将吴宓定为一级教授，他两次上书学校，拒不接受。校方只好将其降为二级。“文革”期间，吴宓先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因坚决反对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折磨，导致腿跛目盲。1978年1月17日，吴宓在故里含冤饮恨与世长辞。1979年7月，西南师范学院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综观吴宓的一生，正逢中华民族从屈辱中奋起，在抗争中前进，于变革中自立自强。他亲历了晚清王朝覆灭、辛亥革命、国民党执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等诸多重大事件，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新式教育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在中西文化相激相荡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大学教育制度向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嬗变的历史时空里，他就怎样会通中西文明、造就博雅之士这一重大课题作了积极探索。除了20卷洋洋数百万字的日记，还留下了《〈清华周刊〉增刊“引言”》、《论新文化运动》、《研究院章程》、《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外国语文系概况》、《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和《大学的起源与理想》等珍贵资料，为我们解读其厚重而深邃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一手材料。
二、南北辗转上下求索只为造就博雅之士
无论是做一个普通教师，还是参与学校和院系行政工作，吴宓有着一以贯之的教育理想与追求。这些理想概括起来说，就是用中西方优秀的文化培养会通中西的博雅之士，进而形成了一个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在内的逻辑体系。
(一)教育目标：培养博雅之士。他在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概况》中开宗明义提出，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11]199，这样的学生要能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博雅之士”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出，既是吴宓作为外文系主任贯彻落实清华“造就中国领袖人才”总目标的具体行动，也是他多年来针对中国大学教育转型过程中许多流弊而做出的理性思考。早在清华读书期间，吴宓就开始关注当时所谓的“新教育”问题，深感“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后，纵饱西学，而不实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12]29本校“学科日形裁减，专务养成外国语娴习之奴隶。科学浅显已极，国文尤鄙视不道。”[13]495在清华，他在认真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拟定的《国学研究院章程》开篇即讲：“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在于养成两项人才，一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是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11]185这样的人才，在吴宓心目中，就应该像他在南高师的同道刘伯明等。
著名教育家刘伯明(1885－1923)有“南雍祭酒，纯粹君子”之誉。他早年在章太炎门下受业，后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赴美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刘伯明倾心于教育事业，先受聘为金陵大学教授，后任国文部主任。1921年刘伯明改任校长办公处副主任(主任由校长兼)，实际主持校务。吴宓在南高师三年，与刘伯明等人长有往来。从吴宓在东南大学的日记和晚年自编的年谱看，他盛赞“本校副校长兼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贤明温雅，志同道合”[14]214。刘伯明先生1923年英年早逝。吴宓精心撰写224字长联，集中表述了他对刘伯明为人做事学识功业的赞赏。上联是“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毁谤所积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同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下联为“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鼓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伦。”[14]254
(二)教育内容：中西文明精粹。早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之际，吴宓即从自己会通中西的教育观明确提出，造就新文化新教育必须采撷中西传统文明之精华。“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11]15他对当时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的做法表示明确反对，至死不改其志。“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11]15吴宓认为，思想文化作为教育的重要资源，其演进规律和自然科学进化论有明显不同。“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未必胜前”[11]15。与此同时，他强调倡导新学应当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西学。“故私心所祷祝者，今国内之学子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各西方学问之真际。”[11]23关于在教育内容上会通中西的主张，在其制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和外语系学程有更具体的表述。他认为，国学院师生不能停留在故纸堆里做琐屑的考据，或写浮华的文章，应“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今开中国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11]185根据当时清华规定，学生四年要获得160学分才能毕业。外文系本系课程原来是142学分，后改为132学分，所以学生还需要在其他系科量力选修28学分。那么，在选修哪个系课程的问题上，吴宓强调，“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11]201。他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最密切，“本系学生毕业后，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称而传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富。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联络共济，惟其联络不在形式，所谓本系全体课程皆为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11]201
(三)教育方法：古今东西辩证取舍。纵观吴宓对教育方法的思考，至少有三点仍有裨益。一是对背诵等传统教育方法不宜完全否定。吴宓通过引述其师白璧德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教育方法，过分强调记忆，固然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全然抛弃仍有不妥。“吾人已忘却所谓选择记忆之功用。此种记忆，在真正之人文训练中，实至重要。吾人记诵佳诗格言，当时或不觉其奥理，然日后之经验，每能为之印证。”[15]46－47重视背诵、强调记忆，作为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在中国经常也受到思想激进者的批判。特别是在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死记硬背”几乎是作为“应试教育”的象征和标志遭到普遍反对。但在人文教育大家看来，青少年时期的教育不能完全抛弃背诵。唐文治先生在无锡专修学校任校长期间，要求学生在校三年背诵500到600篇长篇古文。[16]39二是辨证看待选课制度。清华学堂实行选课制，吴宓最初认为，“其用意，为力求适合每一学生个人之需要及能力，故全高等科、中等科不分班，不分年级，应毕业时，自有个别指示——宓以为此制度最好”[14]101－102。但到美国后，虽然哈佛大学也实行选课制，但在导师的影响下，吴宓对其利弊有了新的认识。“彼十余龄之童子，性情无定，随一时之感触而转移，今弃千百年积蓄之智慧于小顾，而从若辈童子之自由嗜好，此其谬误，显而易见。”[15]6回国以后，吴宓结合介绍白氏教育学说，提醒人们注意选课制的弊端：“吾国经费人才有限，科目设备不周，而骤行无限制之选科，徒使学生神昏意乱，舍精取粗，重小忽大。至毕业时，学分虽已足，而于某类学课最主要之全部系统知识，则尚无之。”[11]68所以，他认为，如果一所学校施行选课制，“科目不完，指导不殷”[11]68，那么就是“为学生谋而不忠也，是骛虚名而乏实益也。”[11]68所以，他在制订外文系学程时，实行限制性选课。在学分制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吴宓关于选课制的利弊分析，对我们如何丰富课程资源、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仍然是极为中肯的提醒。三是重视弘扬师生密切接触、“教学相长”的书院精神。“相观而善谓之摩”[17]98，“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17]98，是《学记》所列“大学之法”的重要原则。我国传统教育历来重视师生之间、同窗之间的互相学习。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本院专任教授必须能够“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11]177；学生被录取以后，必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11]177。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校研究一年，提交研究成果，经考核合格后发给毕业证。师生都必须住校，就是为了让教授和学生不事外务，专心学问，与此同时，师生都在学校住宿，可以增加师生接触和沟通的机会，以便教授随时辅导学生，学生随时请教学问。
吴宓一生从教五十余载，桃李无数。在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过程中，他继承中国旧日书院和英国大学道尔顿辅导制度，制订并严格执行章程。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仅招生四届，毕业74人，但在当时的中国开创了一股国学教育研究的新风气，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奇迹。在外语教育事业方面，吴宓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针对当时的国情和需要，亲手制订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通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大学中的一流系科，与美国哈佛大学的语言文学系相颉颃。在清华二十余年，他和同事们一道，培养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一批中坚力量，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大枢、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季羡林、罗念生、吕叔湘、浦江清、李赋宁、王佐良和许国璋等。
三、寻根东西源流三川方闻空谷足音
纵观吴宓的一生，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三个方面影响：一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二是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浸淫，三是王国维、陈寅恪和柳诒徵等文化保守主义同道的互动。正是上述来自东西三方面的文化因子构成了吴宓大学教育思想厚重的哲学基础。
(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乃为源头活水。吴宓生在陕西关中，这里民风淳朴，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他的祖父吴家骏曾任华阳县学训导一年。生父吴建寅幼年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养父吴建常肄业味经书院。吴宓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60多岁的吴宓在重编自己年谱时，仍能清楚地记得：“故宅大厅，悬挂木刻(白底红字)之楹联，文云‘叙天伦之乐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著大学之明法：格物，致知，正心，修身。”[14]13家中藏有清朝龙启瑞撰《字学举隅》木刻本等藏书若干册。吴宓8岁时，继母就教他读《唐诗别裁》，10岁时吴宓就读完《史鉴节要便读》和《孟子》(上)至《孟子·滕文公下》，且都能背诵。11岁时，吴宓由《孟子·离娄上》起，读完《四书》全部，开始读《春秋》和《左传》，《春秋》能够全部背诵。吴宓最喜欢的是《左传》，“宓后来所作诗文，多取资焉。”[14]53即使到了清华，在他的阅读书目中，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也仍然占很大比例，如王安石、龚自珍等人的诗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润物细无声，在吴宓少年思想中逐步根深蒂固。
经过美国新人文主义洗礼的吴宓，在回国以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人文主义学说，另一方面针对国内盲目反孔的潮流，以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对以孔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做了比较深入的阐释，专门写了《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发表在192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他认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犹太的耶稣代表着西方文明，中国的孔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代表着东方文明，这四大文化犹如四根支柱，支撑着世界文明大厦，要造就新文化，应当先通晓旧有之文化，然后把中国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的论述，熔铸一炉，这样便可以创造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的新文化。
文化观是教育观的重要基础。在吴宓的教育生涯中，他反复对外文系学生强调，要学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会通中西文明”。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授过程中，曾列出了长长的阅读书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楚辞》、《礼记》、《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古诗源》、《十八家诗钞》、《桃花扇》、《长生殿》、《石头记》……”[18]3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吴宓作为一个外文系教授，无法胜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也正是因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吴宓在探索理想的大学教育模式时，他的关于“会通中西文明、造就博雅之士”的主张才显得比一般人坚实厚重。
(二)美国新人文主义的谆谆教诲提供基本坐标。以白璧德为宗师的新人文主义，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上十分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知识分子对近代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性反思。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强调泛爱人类，而新人文主义认为不能泛爱，要加以选择，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规范与德性，主张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自律与克制。针对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泛滥造成的物质发达、人文异化的社会后果，新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挽救时弊的两条措施：一是倡导“人事之律”，用古今中外有关个人内心修养的道德规范涵养自己，自觉抵制私欲；二是推行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就是要以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东方的孔子和释迦牟尼为模范，使人明白为人的道理。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成型定向的关键时期。吴宓留美四年，有三年时间在白璧德的指导下选课受教，并通读了白璧德和穆尔先生的全部著作。回国以后，他不仅利用《学衡》杂志热情传播他们的教育和文化主张，而且继续与白璧德和穆尔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直至他们辞世。所以，吴宓此后的文化教育实践深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深得新人文主义的精髓。对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吴宓倍加推崇，十分信服，认为这一学说是“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的思想文化资源。他曾在《论事之标准》一文中明确表示，“今日救时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吾对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诸问题之意见，无不由此一标准推衍而得。”[19]37他感到，白璧德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许多主张不仅契合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思，而且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能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点。
从吴宓的实践和著述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教育方面给吴宓最大的影响是，让吴宓坚信人文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播“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就是引导学生掌握和吸收东西方文化精华，把自己培养成为有涵养、有德行的人文学者或君子；在此基础上，把学问当作一生不可须臾放弃的事业，学习研究中西文化，汇通各种文化中超越具体时空、具有永恒的普遍价值的精髓，建立中华新文明，救亡图存，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作出新贡献。
(三)文化保守主义者互为酬唱带添持续动力。梳理吴宓的交友圈，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与其往来者甚众，但过从甚密者不是太多，堪为同道者更少。除和陈寅恪一朝相识终身为友外，择其要者而言，在美国留学时当属汤用彤，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则推柳诒微，在清华大学早期应数王国维，后期可列冯友兰。而这几位在文化哲学上基本上都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可以想见，与这几位文化大师常有切磋的吴宓，在思考教育问题、从事教育实践过程中，其言其行必然会带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
为了具体说明吴宓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这里简要补充介绍王国维教育思想，并对其与吴宓教育实践的影响作简要分析。所以选择王国维作为其中的个案，原因有二：一是年轻的吴宓执掌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对王国维尊崇有加；二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研究重点在教育鲜为人知，其教育思想在吴宓筹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上多有反映。工国维早期任教多年，在翻译西方教育学著作的同时，就教育问题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论著，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主要包括：(1)提出了培养“完全人物”的教育方针；(2)提出尽快办好高等教育，培养英雄与天才；(3)改革学校管理，主张让懂教育的圣贤来管理学校，裁减冗员。这些主张虽然反映的是王国维早期教育思想，但其中一些基本观点，王国维一直未变，直至在清华任教。我们从他和吴宓共同商讨制订的《研究院章程》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一脉相承的大学教育思想。较有代表性的，可举王国维关于大学师资问题的主张。王国维认为，专门学、外国哲学、外国文学等的教师可以聘用外籍教师，至于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也并非是一些遗老就可以充任的。遗老“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20]131这方面的师资宁缺毋滥。“苟经学、国文学等无合格之教授，则宁虚其讲座，以侯生徒自己之研究，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者矣。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20]131王国维一直主张，大学师资立足于自己培养。国家可以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派一些留学外国，大学教师“渐以大学卒业后之留学生及学力与之相等者代之。如此十年、则分科大学中除授外国语学外，可无以外国人而担任讲座者矣。此永久之策也。”[20]131对照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可以看出，其选聘师资的标准以及执行情况，确实贯彻了王国维的基本观点。他自己虽是清朝遗老，但早年留学日本，视野开阔，绝非庸常耆宿，而且国学院就他一位，其余三位教授都是对中国学术文化有全面了解、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后辈生徒。清华决定聘请陈寅恪时，陈尚在海外。学校宁愿虚席以待，而不暂聘他人代为授课。另外，从中国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大批留学生从海外归来，充实到国内大学教师队伍中，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师资保证，正应验了王国维的当年预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将人才培养定位在培养国学师资和终身以学问为职业者，造就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批大师，的确也实现了王国维的早年梦想。
一部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史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承继和创新、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不断磨合的历史。从清末仿日而制《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和《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到中华民国政府效美采用“新学制”，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学苏而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改革，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浪潮如长江之水前后相逐，奔腾不息，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研究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教育思想肯定有余，而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教育思想认识不足，借鉴更不够。吴宓作为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不仅在文化思想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真知，而且在教育如何进行文化选择、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思考上，也有不少需要我们认真继承的灼见。今天的中国经济硬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文化软实力也已显著增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会通中西文明，造就博雅之士，实现民族复兴，不该仅仅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文知识分子的陈年旧梦，而应成为更多从胜利走向开放的中国人文教育工作者在新世纪的中国梦。
［收稿日期］2013－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