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个性心理学的新近发展与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动向论文,心理学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00)03-0016-04
个性问题是心理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前苏联心理学界在70年代以前对个性的研究是不重视的”。[1]龚浩然教授曾撰文介绍了70年代及80年代前苏联个性理论研究的状况。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把近二十年来俄罗斯个性心理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转向现实中个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俄罗斯个性心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特征是转向重视现实中个性的研究，以图建立一种反映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个性特征的模式。这也是把80、90年代作为俄罗斯个性心理学发展一个独立阶段的重要原因。当然，建立反映整个社会个性特征的模式在60、70年代前苏联心理学“转型”期就已提出，但由于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表述的只是寻求和谐完美个性的乌托邦构想，在理论和实践中贯彻的是千篇一律的“苏联人什么都行”的原则。
然而，全球性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工程心理学、职业劳动心理学兴起的培养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现实需要，俄罗斯个性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不得不由抽象的个性转向现实中的个性、由抽象的人本转向现实的人本：1)使个性心理学与伦理学相结合，注重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的道德价值取向；2)更加关注人的疾病和健康，关注个性心理健康问题。具体的研究如索布利克（Соблик·Л·Н）运用西方心理诊断部分地改变了苏俄个性心理学的传统，代替“苏联人什么都行”的这一千篇一律的原则；节勒嘎克（Деркаг·А·А），库氏弥娜（Кузьмина·Н·В），玛果娃（Макова·А·К）等人运用心理诊断面对现实中的人，根据其个性特征进行职业劳动方面的指导；在俄罗斯科学院心理所个性心理实验室斯彼尔金娜（Спиркина·Е·А），塔拉普利娜（Тарабрина·Н·В）等研究了心理诊断法，并对切尔诺贝利事故与阿富汗战争的参与者和受害者进行了实际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兹纳科夫（Знаков·В·В）特别研究了所谓“阿富汗”（参加阿富汗战争的人）个性类型。
2 由重视方法论转向问题化研究
60年代之前，前苏联心理学存在重理论、重方法论的倾向。70年代末洛莫夫（Ломов·Б·Ф）将系统论观点引进心理学中，促使心理学由哲学方法论问题转向具体科学问题的研究。正如嘎林（Калин·В·К）所指出的，“由此产生了从描述性的研究过度到解释性的研究。”[2]（虽然以前苏俄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也有解释性的作用，但是一种先验的解释）。而这一转向不仅大大地减轻了方法论在整个心理学中的分量，使固定的方法论原则变为较为灵活的方法论导向，而且也提高了心理学问题性水平。正如沙斯诺夫斯基（Сосновский·Б·Н）所说，“……根据每一个具体的个性问题确定哪些还没有研究，而哪些需要实验验证”。[3]
过去，前苏联心理学研究个性基本上是搜罗堆积的方法，对凡是表现个性的心理品质与心理特征的现象都归到个性这一范畴中来，80、90年代则作为“个性定向认识”（按巴蓝（Полан·М·Л），费也拉别特（Фейерабенд）等的术语）。
在研究中“问题化倾向”和“解释性原则”具体体现在：1)嘎林在个性形成方面的意志研究中指出，要把它放到个性的范畴中、放到个性与外界的相互联系中去理解意志的作用以及与意志机制相联系的个性潜能，进而认为意志的调节功能就在于使个体形成与保持最佳的活动形式；2)萨特利科夫（В·Д·Шадриков）在实验中研究了个性能力与职业品质如何保障某种活动的要求适合于主体，认为确定个性能力不仅要依据个人和社会活动成功的标准，而且要依据主体可接受的成功标准，确切地说，取决于个体所采取的具体的策略，即或是“满足”原则，或是“最大值”原则。
3 个性类型学的研究
在西方心理学和前苏联心理学中类型学的研究已不是新生事物，巴甫洛夫曾用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研究气质。个性类型学主要依据个性中某些因素的不同参数来确定个性类型、个性特征。它大体上可分为以先验论为基础的类型学和以现实为基础的现象类型学两种派别。
列伊瓦利特（Рейнвальд·Н·И）在60年代就研究了三种个性类型：创造型、需求型、破坏型，后来他又把倾向性、意识性、组织性和强度作为个性特征和水平的参数。克鲁布诺夫（Крупнов·А·И）把积极性、倾向性、自我调节作为个性特征的参数；同时他认为积极性是个性的基础，应包括主动性、求知欲、好奇心等，而责任心、组织性等属于自我调节的范畴。
嘎鲁别娃（Голубева·Э·А ）比较了艺术型和思维型两类人的神经气质类型，提出三种主要的个性能力即积极性、自我调节和倾向性；同时他还把情感性、积极性、自我调节和愿望作为个性结构的四项指标，认为个性包括动机、气质、能力和性格四种亚结构。
以上的个性类型学研究只考虑了机制与个性的关系，而忽视了活动与个性的关系，而且自我调节、积极性甚至包括倾向性等概念都过于空洞，因而受到批评和指责。正如克鲁布诺夫自己承认，最重要的不是罗列个性有哪些特征，而是研究有理论依据的标准和分类。由此俄罗斯个性类型学研究开始转向以现实为基础的现象类型学。
阿布里哈诺娃—斯拉夫卡娅（Абульханьва—Славская·К·А）等把类型学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个性与生活道路的关系上，把积极性作为个性的生活能力，使它与生活中个性的自我表现方式联系起来，因此对个性概念的理解与个性如何成为生活的主体、个性成为生活主体的程度密切联系。这种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积极的、开放的特点，是建立在对高级个性能力（特别是包括了自主性和责任心的积极性）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的，其所依据的不是个性的结构，而是个性的功能原则，提出的参数不是先验的，而是以自然实验研究为基础。近十年来，俄罗斯的许多心理学家还进行了自主性、个性的社会思维能力等方面的类型学研究。
4 越来越重视个性积极性的研究
前苏联心理学由于受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个性研究是以倾向性和价值观为核心。如：洛莫夫认为“个性倾向性是个性中起着系统作用的那种特征”；[4]普兰吉什维里指出，个性倾向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动力组织；[5]涅普尼亚霞娅等提出“价值观的个性心理结构的核心成分”。[6]
80、90年代俄罗斯个性类型学对个性与生活道路关系的重视、六十年代开始的主体研究的复兴以及定向于活动中“主—客”关系向交往中“主—主”关系研究的转变，使得俄罗斯个性心理学越来越重视个性积极性的研究。
阿布里哈诺娃—斯拉夫卡娅，捷米金（Дементий·Л·И）等人认为，倾向性概念采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分法，只是对个性无组织的描述，没有反映出个性的交互作用和复杂的矛盾。因此，他们主张用积极性代替它在个性中的核心作用。他们把积极性的理解与个性如何成为主体及个性成为主体的程度联系起来，把它分为自主性和责任心两个方面，并组织实验研究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和特性，从而更为清楚地反映出决定积极性的内外因素的彼此联系。同时他们认为，积极性是个性愿望（利欲）和成就的综合反映，并把自我调节作为它们的中间环节，作为个性积极性可操作的成分和机制，作为个性的生活能力。
5 从活动中的个性转向交往和发展中的个性
以列昂节夫（Леантьев·А·Н）为代表的活动理论是他对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重要贡献，在前苏联及东欧诸国心理学界有极大影响，但从这一理论提出时起就存在不同意见。同样地对他的活动个性理论人们也持有异议。布鲁什林斯基（Брушинский·А·В）、鲁宾斯坦（Рубинштейн·С·Л）、马丘什金、安那耶夫（Ананьев·Б·Г）等人不同意他把活动与动机、动机与目的、操作与条件严格地两两相对；认为他把游戏、交往、各种心理过程、人际关系统统看作活动形式过于绝对化；反对他把交往看作一种活动；反对把有无对象作为衡量活动的标准，忽略了把个性作为活动的主体。在关于活动和交往相互关系的讨论中，洛莫夫指出应在活动理论的“主体—客体”关系中增加“主体—主体”的关系。阿尔洛夫（А.Б.Орлов）在《个性心理学与人的本质：范例、计划、实践》一书中提到，在以往教育教学活动中儿童所扮演的是对象和客体的角色，进而指出成人（教师和教育者）只是教育儿童的主体，而不能是计划和教育儿童个性的主体。洛莫夫继承了安那耶夫关于认识主体不同于交往主体、不同于活动主体的思想，在包达列夫关于把别人看作个性化的人来认识的理论基础上，进而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别人作为主体，认为用活动代替交往就会掩盖人的个性特征，不能认识他的个性本质。
达维多夫（В·В·Давыдов）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个性就是自由地、有创造性地建立有益于社会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人。个性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并且有三次形成。即：第一次为儿童个性的形成，这一阶段发展的缺乏会导致个性的畸形；第二次为儿童转向成人阶段，这阶段个性的形成取决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取决于在活动中、在各种社会生活的自我表现，同样地，这一阶段也可能出现个性发展的畸形；第三次为个性发展的最高水平，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个性潜能（这一阶段的水平并非人人能达到且不一定为社会所接受）。
此外，费利欣（Д·И·Фельдшйн），查包罗哲兹（Эапорожец·А·В）等人的研究既考虑了个性的年龄因素，也考虑了个性结构和非结构方面的因素与发展水平。费利欣对少年期的个性进行了实验研究，提出了帮助个性发展不良少年的理想模式，这对教育工作者非常有价值。
6 主体研究的复兴
早在20年代，鲁宾斯坦和乌兹纳捷以及后来的安那耶夫等都研究过主体问题，而鲁宾斯坦的《人与世界》(1973)一书的问世则是主体研究复兴的前奏。80年代开始，鲁宾斯坦的学生阿布里哈诺娃—斯拉夫卡娅、布鲁什林斯基广泛研究和具体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且至少在近10年主体研究成了俄罗斯科学院心理所的主要研究倾向。1999年9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鲁宾斯坦诞辰110周年国际会议的主题就是“社会变化中的个体与群体主体”。[7]
鲁宾斯坦认为，主体范畴的个性就是人的积极性、自我决定、自主性、自我确认和自我发展。他的观点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从哲学角度理解的，但以此避免了只把个性作为研究的客体，避免了在哲学认识论与心理学内化范畴上内部和外部的划分即分为个体内部和外部的方面或机制。
在主体范畴中面对的是整体性问题。布鲁什林斯基等认为，个性研究的中心不是考察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是更经验的、完全现实的问题，即：个性如何解决道德的问题，如何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包括个性与动机、能力、自己的需要、社会的要求等之间的矛盾）。这与个性成为主体是联系在一起的。个性成为主体的程度取决于它解决这些矛盾的能力与方式，个性作为生活（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活动的、交往的、认识的等）的主体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寻求对于“我”来说最好的“协议”，或者放弃自由，或者选择独立性、牺牲社会的利益和赞许。个性在解决这些矛盾时表现的无能或不成功会导致个性的退化和丧失。布鲁什林斯基等则认为，“他们仍然是个性，但没有成为主体、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8]只有当个性成为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中心，并使它与整个现实联系起来时，它才能成为主体。
阿布里哈诺娃—斯拉夫卡娅则把主体概念区分为一般的和特别的，即：一般的主体概念是从哲学中分化而来的，与人的积极性、自主性、自我发展和自我决定相联系的，特别的主体概念是指研究的特别关系系统的主体（如道德的主体、心理活动的主体、交往的主体、认识的主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