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清萍[1]2001年在《我国劳动力、消费、投资市场非均衡模型的实证分析及调控研究》文中提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保持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即不仅应使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保持平衡，而且应使社会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在数量上保持平衡（消费资料的供给量应与消费资料的需求量保持平衡，生产资料的供给量应与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保持平衡）。所以国家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一个难度很大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本文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中的一个部分，即我国多市场非均衡模型的建立及其调控问题（多市场指的是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投资市场等叁个市场），主要是针对现实的经济运行处于非均衡常态的基本事实，利用非均衡经济学成果的基本思想，运用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控制论的基本理论，通过构造劳动、消费、投资等实际供给与实际需求模型，对非均衡经济系统进行有目标的经济调控，并基于所研究的结果针对现实的经济运行及实施经济调控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不同于其他关于多市场非均衡模型的文章之处在于，本文在建立各个市场的非均衡模型时，其中对于需求与供给的选择并不是平常所见的有效供给、有效需求，又或是理想需求、理想供给等概念，而是用实际的需求与实际的供给。如此采用的原因是基于对有效供求或是理想供求数据的不可靠以及原始数据经过多次处理后的更不准确性来考虑的。本文研究的基本结构如下： 第一章：序言 简要介绍论文主题思想和分析方法，包括选题来源、理论意义和分析方法叁个方面。 第二章：多市场非均衡模型的研究现状 在这个章节中主要是介绍一下以往的有关非均衡概念以及到目前为止所出现的有关非均衡 模型，最后提出对以往模型的看法和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的新模型及基本思路。 第叁章：我国多市场非均衡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章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和重点之一，主要内容是在现实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分别对劳动 力、消费以及投资等叁个市场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劳动、消费、投资等实际供给与实际需求 模型，在模型中涉及到叁个市场之间供求缺口导致的溢出效应，最后利用经济计量学中的最小 二乘法予以实证。 第四章：我国多市场非均衡模型的调控 本章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和重点之二，其基本要点是：（1）在第叁章已建立的经济计量模 型的基础上建立经济系统，并对有关历史数据进行检验与预测，得出的结果与现实基本相符， 证明了所建经济系统的可靠性；（2）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利用非均衡分析的思想和经济控 制的理论，对已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进行控制，研究使劳动力、消费和投资叁个市场的实际供 给和实际需求达到均衡所能实施的方法和政策。 第五章：经济系统的评价与政策建议 本章是在第叁、四章分析的基础上对所建经济系统进行评价，并给出有关政策建议。主要 内容包括对就业不充分、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政策建设以及为达到充分就业和刺激 需求应采取的一些措施。
王芳琴[2]2013年在《嵌入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分析》文中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育、发展和成熟起来，但由于受到自然、社会、体制、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其它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劳动力市场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己经逐渐影响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面对整体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如何加大培育力度，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劳动力供求失衡和纠正市场结构性失衡，提高运行效率、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与其它市场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急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当前，西方经济学通常采用的分析法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其理论核心是存在无穷多商品种类的市场条件下对各种商品一般均衡价格的决定。其研究背景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基于此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应用数理推导，从交换、生产、资本形成和货币流通四方面来确定各个市场相对价格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通过价格摸索实现均衡，均衡价格的形成需要具备条件：信息的完备性、对称性；价格的变动是自由的、灵敏的、迅速的；每个市场都存在一个报价者，他能够迅速向交易者提供价格信息，而且在达到均衡价格之前不进行交易。显然，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些条件，交易不一定能够按照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也不一定结清，以及制度背景也不一定是完全竞争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正是研究供求不一致的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各种数量约束和价格约束情况下，如何调整他们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以使经济达到一种配额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也称为非均衡理论，是借助更一般的假设，应用了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已经获得成功的方法，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标准来衡量它是非均衡的。它允许市场处于非出清和非完全竞争状态，它研究市场由非均衡态调整到均衡态的时间调整过程，强调通过价格-数量信号的变动，使得每个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达到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认为，完全依靠价格调整使供给和需求在一切市场、一切时间都相等的可能性很小。交易者在市场上同时获得了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同时受到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可以选择同时调节价格和数量来操纵面临的配额约束，这种价格-数量混合调节方式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由于该方法在实现西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更接近经济的实际情况，能够解释一些用一般均衡分析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背景产生的，它所提出的价格-数量共同调节的配额机制、短边原则的应用，以及市场之间非均衡的溢出影响，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众多经济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Barro,RobertJ.,and Herschel I.Grossman和Benassy,Jean-Pascal的非均衡理论模型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因素融入这一框架中，讨论非均衡假设条件逐渐放松的模式下，非均衡模型构造差异性，人力资本对不同非均衡区域的影响，以及对比分析两种情况下（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无人力资本因素），处于不同非均衡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针对参数位于不同非均衡子区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意见，最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模型构建中，将产品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归属于叁个不同的非均衡子区域。首先，在工资和价格完全刚性的非均衡分析中。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产品超额需求的区域，降低实际工资水平才是改善就业状况的关键。变动名义工资水平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中存在差异。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在此区域具有比较不合意的效果。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凯恩斯主义政策有效，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推动作用。人力资本因素的引入不影响政策效应的发挥，而且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效应。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无论是否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均不会改变抑制型通胀区域的特征。但是，相比于具有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不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政策变动带来的就业效应更明显。其次，在价格具有伸缩性的非均衡分析中。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传统凯恩斯主义全部效应的获得不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当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变动名义工资的古典政策对生产和就业无效。嵌入人力资本因素后，产出和就业是名义工资的减函数。此区域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水平获得缓解产品超额供给和降低失业率的双重功效。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古典主义政策在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下有明显差异。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由于就业水平达到了最大值，此时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完全失效，私人消费被政府支出完全挤出。古典主义政策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情况下的效用有所不同，当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变动名义工资的“古典主义政策”不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当嵌入人力资本因素时，从长期来看，对于厂商来说，通过改变成本来间接操纵配额约束是种获得更多利润的有效方式。再次，在工资指数化的非均衡分析中。指数化能够显着地修正各种反失业政策的相对有效性。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工资指数化后我们仍可获得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全部效应，但古典主义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在嵌入人力资本因素的非均衡模型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对消除失业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都有效。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随着指数化程度增加，凯恩斯主义需求政策的有效性逐渐减弱，甚至在名义工资按价格实行完全指数化的情况下，它甚至变得完全无效。加入人力资本因素后，凯恩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有效性变小。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明显提高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的产出效应和就业效应。第四，在行为人依据需求曲线自主定价的非均衡分析中。根据行为人自主定价模型，嵌入人力资本因素不改变货币中性，初始禀赋对产出和就业无效性等特点。根据工资既定厂商依据需求曲线定价模型，当不考虑人力资本且劳动力需求受配额约束时，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就业和产出效应失效。但是，价格效应和人力资本水平效应很明显。当劳动力供给不受配额约束时，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的价格效应和工资效应与市场需求弹性有较强的相关性。在嵌入人力资本因素且劳动力需求受配额约束中，短期内产出受限制，操纵配额约束的空间较小。长期中，提高工资水平促使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如果劳动力供给不受配额约束，厂商制定价格为市场中所有需求都能被满足的价格，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人力资本效应十分明显。最后，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证研究中。通过建立劳动力单市场非均衡模型和实证性检验，可以看出，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和无人力资本因素的模型构建和估计都存在差异，前者拟合效果更好一些，且嵌入人力资本因素提升了解释变量的整体影响力，相比较于其它要素，人力资本因素对总体效用贡献最大。通过对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度考察看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处于较明显的非均衡状态中，劳动力供给过剩和过度需求交替出现是常态。从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的双市场非均衡模型的实证分析中看出，市场间存在较明显的溢出影响，且有逐渐增长的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和应用非均衡理论，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把握劳动力运行规律，更好的进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与设计，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杨元梅[3]2010年在《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供求非均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综合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及非均衡等方面的理论,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借此对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程度进行分析,并由此设置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警戒线。全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研究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以及主要研究内容等。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支撑部分,主要介绍了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非均衡分析理论及其在房地产行业的基本应用模型。第叁部通过对研究区间内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数量分析,并与全国对比,揭示研究区房地产市场供求的非均衡常态,同时进一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细分,通过图表分析发现:不同类型房地产市场其供求非均衡程度也不一样。第四部分则在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简要说明和处理后,建立了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分析模型,同时将数据应用于模型,测算出研究区房地产市场非均衡的程度和方向,并据此设置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警戒线。第五部分旨在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试图对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的房地产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提供一些对策建议,以便为促进研究区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高丽娟[4]2008年在《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均衡性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住房分配制度由福利性分房向货币化、商品化转变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外大量事实证明,房地产业的有序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为一国带来巨大的财富,畸形发展则会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本文首先在第二章利用2002年全国的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从产业关联角度简单地分析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可得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中绝大多数产业都具有拉动和推动作用,从而说明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由第二章的分析可得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房地产业已成为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需保持其健康、稳定、均衡发展。然而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空置率高、价格高、结构比例不协调、投资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供求总量和结构非均衡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主要对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性进行了分析,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首先介绍房地产经济分析相关理论、非均衡理论和模型,然后利用1987-2007年的数据构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的总量非均衡模型,其中在需求模型中引入了虚拟变量建立了二次曲线型模型来体现1998年房地产的改革对需求量的影响。通过模型得到1987-2007年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供给量和有效需求量,并计算了非均衡度,发现非均衡度指标波动情况能够有效反映这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供求波动的实际情况,并得出我国房地产供求受商品房销售价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房地产投资额、建筑安装工程指数等因素影响的结论,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该部分的最后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非均衡,由于数据的有限性,主要对1997-2006年各类房地产产品的历年的供求量和投资额数据进行了分析,可得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非均衡主要在住宅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中低价位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高档公寓、别墅等供过于求,为了说明结构非均衡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量化住宅市场产品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力度。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住宅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该模型对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下降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徐研[5]2013年在《基于非均衡理论的兰州市房地产市场研究》文中认为2012年，一个政策年，限购、限价、限贷下的兰州市房地产市场在观望和紧张中前行；2012年，一个调整年，各大开发企业转商、转叁四线甚至转行，各种调控的背后，是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显要地位；2012年的兰州，在市政和房地产的共同贡献下，贯穿全城的黄河风景线更美了，两岸孕育的商机也随之越来越大；2012年的兰州，人更多了，车更挤了，繁荣的背后，房地产市场机会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市场机制的主体——供求机制为切入点，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市场调研信息对兰州市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展开研究。针对房地产市场运行的规律、周期波动、宏观调控等问题，我国学者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描述的是经济运行中的理想态势，它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认为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是完美的，可以迅速自动出清，最终达到供求均衡的状态。但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非均衡理论可以提供更为接近经济现实的假设条件:1、广义均衡；2、价格刚性；3、数量调整和双重决策；4、收入约束；5、非均衡价格交换。在非均衡状态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效率低下，社会存在福利损失，所以政府应当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将市场的非均衡程度降到最低以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目前在对兰州市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中，基于均衡理论的研究文献比较多，但是基于非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统计资料和市场调查数据对1998—2011年间的兰州市住宅商品房和办公楼商品房市场进行了非均衡分析。建立了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其中有效需求方程采用市区年末非农人口、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地产平均销售价格作为解释变量，有效供给方程采用GDP、房地产平均销售价格和市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作为解释变量，宏观市场聚合方程采用了双曲线聚合方程。通过非均衡度的指标并依据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兰州市商品房市场不同阶段供求失衡的情况和原因。文章最后综合运用非均衡理论和前面定量分析的结果，针对住宅商品房市场和办公楼商品房市场在非均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别提出了宏观调控建议。期望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房地产开发企业、消费者等市场参与主体更为深入的理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变化规律、影响因素、发展趋势提供参考，从而为他们的市场交易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李欣欣[6]2015年在《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文中认为中国处于转型和渐进开放时期,伴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和作用越发重要。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制度和开放路径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仍存在很多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例如,中国渐进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特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所要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是什么,更开放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有哪些等等。本文以中国渐进开放的市场为背景,研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包括动因、风险及影响等现实问题。以中国市场环境为背景,围绕国际资本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研究。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存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扩大等市场特征,这一部分将Metzler Diagram和Mundell-Fleming模型结合从理论角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并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市场特征,讨论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等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二,开放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渐进开放的市场环境会因为“叁元悖论”中“角点”的转换,因此会更多地面临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的选择权衡,这其中估值效应带来的风险会伴随开放的深入不断增加。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估值效应的理论模型对资本市场开放存在的风险根源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货币危机的基础,而估值效应的影响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而在维持国际资本账户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稳定汇率是资本账户开放后更可行的政策目标。第叁,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的联立,从理论上得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价格影响的叁个可能的渠道:流动性渠道、货币政策渠道及财富效应渠道。此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实证分析发现渐进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升值和货币政策束缚在开放初期抑制了货币政策渠道并促使流动性渠道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与中国渐进开放过程中的货币主要基于外汇储备的发行特点是一致的。第四,从跨市场投资组合角度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识别问题。这一部分借鉴Sharpe ratio的思路,通过将跨国投资过程看作是一个对金融市场和对货币市场这两大块资产的投资组合,建立一般性国际资本流动条件,在比较单位风险净收益的基础上来判断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中国期货铜市场的信用证投机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条件的稳健性。第五,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特征---周期性和冲击影响出发讨论风险识别。国际资本流动存在周期性,这一周期性源于不同市场间宏观环境差异,同时国际资本往往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会出现波动增加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拐点以及突然的外部冲击影响会对本国经济带来风险。这一部分基于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方面提出利用AR(1)-GARCH(1,1)-时变Copula模型和NARMAX(Nonlinear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with eXogenous inputs)模型作为风险识别的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汇改后数据能够显着反映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特征;而逐利效应(return chasing effects)和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portfolio rebalancing effects)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来源。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冲击的风险识别以次贷危机后美国QE政策冲击及中国4万亿刺激政策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NARMAX模型能够较好预测流动冲击对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1)将Metzler Diagram的均衡分析方法引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利率均衡方程,得到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开放程度扩大、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这些特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逻辑。(2)从市场非均衡的角度讨论由估值效应带来的市场开放风险,这种讨论风险的角度不仅可以囊括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投机风险模型,还能对不同政策抉择提供理论支持。(3)利用货币市场均衡和投资市场均衡模型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国内市场的叁个渠道:货币政策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并通过实证论证了渐进开放过程中流动性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论与渐进开放下中国的货币发行特点是一致的。(4)提出以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判别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动力和方向的方法。
刘铁军[7]2007年在《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形成机制及其金融风险研究》文中认为房地产为居民生活和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基本的场所,同时也是居民最重要的投资品种之一。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有很强的带动效应,因此,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房地产市场获得迅猛发展,房地产价格更是多年持续上涨。不断上涨的房价引出“房地产泡沫”的议题,然而由于泡沫定义本身的模糊性以及随之带来的实证方法上的不完备,房地产泡沫的论断存在很大争议。为了更确当的描述我国房地产市场状态,在第二章我们用“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代替“房地产泡沫”。所谓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是指房地产价格脱离决定其价值的基本面因素而主要由经济主体主观信念决定的持续上涨现象。由于房地产兼具实物产品和虚拟产品的特性,价值基准也分两类:基于实物产品的基准和基于虚拟产品的基准。无论从哪种标准出发,实证结果均显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首要职责。借鉴冲击—传导学说的分析框架,我们从外部冲击和内部作用机制两个方面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形成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第叁章主要分析外部冲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影响。我们选择政府行为作为最主要的外部冲击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决定的。根据政府的房地产发展目标,借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宏观政策动态一致模型,我们构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分析其在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显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占优选择均为保持房地产价格上涨。以经验数据为基础,我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政府行为对房地产发展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跟我们的理论分析趋于一致。政府行为产生的外部冲击仅是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发端,内部作用机制才是非理性繁荣形成的关键。房地产市场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互相博弈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局面最终形成,因此,第四章主要基于市场角度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在分析主体的互相作用之前,我们首先分析房地产产品特性、供求主体的行为模式这些基本单元。房地产的空间垄断特性、供求主体的行为模式特征均显示房地产价格高扯的事实。有了这些基本模块后,我们进一步分析房地产参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影响。房地产市场主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将房地产价格进一步推高,在这其中,信息不对称和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发挥关键作用。我们首先放松传统经济学的信息完全研究前提,从实物产品和虚拟产品两个角度考察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房地产市场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通过对买卖双方市场势力多种情形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卖方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卖方将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息传递成本向买方转嫁,均衡状态下作为实物产品的房地产价格更高。而对虚拟产品形式的房地产来说,信息不对称影响了投资投机者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我们构建的信号传递模型显示,博弈的最终均衡是房地产开发商发送房地产高价信号,借此影响投资投机者的概率判断,促使其作出购买决策。期望从未来房价上升中获益的投资投机者接受报价并将房地产价格不断推高,形成非理性繁荣的局面。进一步的放松研究假定,假设市场参与主体有限理性,我们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房地产开发商按行业最高成本者的垄断价格水平制定房地产价格,需求者选择接受其报价在当期购买是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信息不对称、市场参与群体的有限理性和学习过程的缓慢将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局面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离不开巨量资金的支持,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双方的资金有相当部分依赖外部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支撑。我们构建的数理经济模型显示,房地产供求双方受到的外部资金支持力度越大,房地产市场均衡价格水平就越高。资金过度支持促成并助长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作为主要外部资金供给方的商业银行和境外投资投机资金出于收益最大化的需要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提供相应资金。然而随着市场整体供求关系的转变,非理性繁荣不可能一直持续,终究会向理性回归,一次随机事件就可能将繁荣幻象戳穿。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破裂将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风险,而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金融风险。过度负债的房地产供求双方均会因为房价理性回归而蒙受巨大财务损失甚至破产,而这些风险都将会向主要的资金提供者——商业银行转嫁。这将严重威胁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甚至可能爆发银行危机,而我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银行的危机将波及整个金融体系。通过投机房地产博取人民币升值收益的境外投资投机资金更会加剧我国汇率波动风险,威胁国家经济体系的稳定。鉴于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可能引起的巨大危害,我们必须对其进行预先防范治理。根据前面章节分析的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形成机制,我们分别从政府、市场和资金提供者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李清华[8]2017年在《基于非均衡理论的昆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昆明市房地产市场起步相对较晚,发展却较为迅速。十多年来,昆明市房价一路上涨,市场供求关系时常变动。时下,运用适当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昆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情况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非均衡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房地产市场研究领域,该理论认为市场非均衡是一种常态,只有把经济非均衡度降到最小,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数量调节入手,有助于进一步弄清昆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解开房地产市场谜题。本文首先回顾了非均衡理论、房地产市场的研究动态,并简单地介绍了非均衡理论。其次,从总量、结构两个方面描述与分析了昆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发展现状,并与其他城市做了横向比较。再次,构建了昆明市房地产市场非均衡计量模型,并测算、预测和解释了昆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非均衡度,并与其他城市所测算的非均衡度做了比较。最后,归纳本文研究结论,提出若干调控建议,指出文章研究不足。本文研究表明:近十多年来,昆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高增长、发展较不稳定的特点。2003年昆明市房地产市场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2004年处于极其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2006、2009、2011、2012、2013年处于中度非均衡状态。昆明市住宅商品房在总量上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商业营业用房、办公楼市场发展迅速。近叁年来,昆明市房地产去库存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房地产市场有进一步向均衡状态发展的趋势。昆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方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要高于供给方,存在价格失灵现象。收入水平是影响昆明市房地产市场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非均衡理论在昆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研究上具备一定的适用性。重庆、武汉两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于航[9]2013年在《商品房市场非均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得到了飞跃发展。如今，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然而，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成长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房价高位攀升、供给结构失调、保障体系匮乏、投机行为和市场泡沫滋生等，所以说，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发展趋势。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控制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其中货币政策是最为常见，且影响最为显着、作用效果最为迅速的手段。因此，本文将着重挖掘商品房市场的非均衡发展状况，同时对其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首先，文章对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和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和描述，定性分析货币政策对市场非均衡产生的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文章通过双曲线聚合方程和灰色GM(1，1)模型来分析我国98年之后的商品房市场非均衡变动情况，并预测出2012年之后市场的发展走势。结果表明：1998年至2012年间，我国商品房市场的非均衡状况呈现波动变化，通过非均衡度指标可以将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目前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灰色模型的预测结果来看，如果按照当下的发展趋势，2012年之后的叁年内，市场的需求量仍然较大，超过供给量。最后，文章综合运用VEC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来研究市场的非均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探索货币政策对商品房数量非均衡和结构非均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货币政策、商品房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SVAR模型，进一步研究商品房市场的均衡发展在货币政策向宏观经济传导过程中发挥的效用。从实证结果来看，货币政策对商品房数量非均衡的影响力要高于对结构非均衡的作用，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贷款规模能够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利率则起到了相反的效应。货币供给量对商品房供给结构失衡的调整效果要优于利率政策。此外，在货币政策向宏观经济的传导过程中，商品房市场起着中间媒介的作用，其对宏观经济的产出和物价有着重要贡献，所以说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起决定性作用。前期货币政策对商品房市场的传导过程较为通畅，作用成效显着，然而后期由于商品房市场的非均衡问题使得传导过程受到阻碍，尤其是对实体经济消费的拉动效果不显着。
李忻忻[10]2013年在《土地资源配置及其对房地产市场均衡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周期波动的市场，波动幅度太大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保证房地产市场均衡、健康的发展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的目标之一。房地产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在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性，土地政策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对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指标产生有利的作用，使房地产市场波动性减小，较为均衡地运行。本文通过对房地产市场运行现状的研究，找出房地产市场运行指标和土地资源配置要素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土地储备规模、供应时机、供应结构等土地资源配置要素，以期在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目前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现状进行分析，选取房价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为分析指标，运用马尔柯夫法对未来五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计算我国近几年的房地产市场均衡系数。(2)在房地产市场均衡发展的条件下，运用BP神经网络、RBF神经网络、回归分析、时间序列预测理论、灰色系统理论等确定土地需求量；运用库存理论建立土地的最优储备规模模型；考虑风险的因素，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均衡发展为目标，提出土地安全库存量的概念。(3)运用神经网络建立房地产市场中各要素和土地供应面积之间的关系；通过不断改变土地供应面积的变化时间考察土地供应时序对房价、商品房销售额的影响，以房价、商品房销售额波幅最小为准则，确定土地最优供应时机；比较土地供应时机调整前后的房地产市场均衡系数。(4)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分别根据供给、需求、市场叁个方面的指标对我国31省市的房地产市场分成四类，并对四类房地产市场的均衡状况和土地供应状况进行分析；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分别建立各类住房供应面积的年增长率和各类住房土地供应面积比例与房价、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关系模型。(5)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促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均衡发展的土地储备规模、土地供应时机、土地供应结构等资源配置方面的政策。本论文最终建立了涉及供给、需求、交易状况和宏观调控四个方面的房地产市场均衡发展状态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可作为评价各年份或者各城市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的依据；根据房地产市场运行指标和土地资源配置要素的关系，确定了合理的土地储备规模、供应时机和供应结构；以此为基础，分别对各土地资源配置要素改变前后房地产市场的均衡状况进行了比较；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适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土地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劳动力、消费、投资市场非均衡模型的实证分析及调控研究[D]. 卢清萍. 华侨大学. 2001
[2]. 嵌入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分析[D]. 王芳琴. 吉林大学. 2013
[3]. 珠叁角一小时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供求非均衡研究[D]. 杨元梅.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4]. 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均衡性研究[D]. 高丽娟. 浙江工商大学. 2008
[5]. 基于非均衡理论的兰州市房地产市场研究[D]. 徐研. 兰州商学院. 2013
[6]. 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D]. 李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7]. 我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形成机制及其金融风险研究[D]. 刘铁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8]. 基于非均衡理论的昆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研究[D]. 李清华. 云南财经大学. 2017
[9]. 商品房市场非均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研究[D]. 于航.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10]. 土地资源配置及其对房地产市场均衡影响研究[D]. 李忻忻. 河北工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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