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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1—0063—08
一、问题的提出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在“诸子略”中著录了两种以“鬻子”为名的著作，一是道家类的《鬻子》，凡22篇，班注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一是小说家类的《鬻子说》，凡19篇，班注云：“后世所加。”显然这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著作，并非一书而重出者。
梁时，庾仲容撰《子钞》，录有《鬻子》1种，凡2卷6篇。 《文心雕龙·诸子》云：“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之肇始，莫先于兹。”看来，刘勰也曾见过这种《鬻子》残本，并将其定为道家《鬻子》。
《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类录《鬻子》1卷， 小说家类无“鬻子”著作；《旧唐书·艺文志·子录》道家类无《鬻子》，小说家类录《鬻子》1卷；《新唐书·艺文志·子录》道家类录《鬻子》1卷，小说家类无。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指出，上述3 部史志所录《鬻子》实为“一本而转辗相隶”，并非隋唐时有两种“鬻子”著作存世。其说甚确。
考历代著录，此种《鬻子》残帙，自梁至宋约有5 个不同的传本：
（一）梁庾仲容撰《子钞》时所见《鬻子》残本，1卷6篇。（以下简称“庾本”）
（二）唐逄行珪注《鬻子》，1卷14篇。 据书前逄行珪《进〈鬻子〉表》得知，逄氏曾任华州郑县尉，于永徽4 年将其注本献于朝廷。（以下简称“逄本”）
（三）王观注《鬻子》，凡3卷。 见录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
（四）宋高似孙家传本，1卷12篇。 见录于高似孙《子略·鬻子序》。
（五）宋陆佃校本，凡15篇。见录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以上5种本子，只有逄本因收入《道藏》而流传至今。 今所见《鬻子》，皆源于此本。另，唐马总据《子钞》撰《意林》时，曾著录《鬻子》4则文字，从中尚可窥见庾本之一斑。
此外，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引有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与鬻子问答之辞，凡7则；伪《列子》于《天瑞》、《黄帝》、《力命》、《杨朱》诸篇各引鬻子言论1则；《文选》李善注引鬻子言论共8则，其中5则与逄本同，其余3则重出，实系1则，为各书所无。
宋代以降，学者或疑逄本《鬻子》为后人伪造的赝本，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逄本《鬻子》“虽非真出鬻手，要为秦汉前书。”（注：胡应麟《九流绪论》，《少室山房笔丛》第31卷。）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在逄本的归属问题上，意见又颇有分歧；或谓逄本即道家《鬻子》，或谓逄本为小说家《鬻子说》。时至今日，关于逄本的真伪与归属，仍是一个学术疑案。
由于《汉志》所录小说家著作早已亡佚，仅有《伊尹说》、《青史子》、《黄帝说》、《百家》等书尚存少数佚文（注：参见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载《文史》第7辑。 拙作《〈青史子〉新考》，载《广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增刊）。）， 要想正确地把握和认识《汉志》小说家著作的性质，已非易事。学者们自然希望能发现更多的材料，以考见《汉志》小说家著作的性质。历史上就曾有学者先认定逄本《鬻子》为小说家《鬻子说》，继而推论《汉志》所录小说家著作属杂家一类的著作。可见，逄本的真伪与归属，乃是《汉志》小说家著作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笔者不揣浅陋，在爬梳整理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重加考辨，以求厘清是非，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至于各书所引鬻子言论是不是《汉志》所录“鬻子”著作的佚文，究竟是哪部“鬻子”著作的佚文等问题，学者们也是见智见仁，迄无定论。由于这些问题与逄本的真伪与归属均有关系，本文也将在考辨过程中一一论及，以求问题的全面解决。
二、逄本《鬻子》真伪考
历代学者在讨论逄本《鬻子》的真伪时，涉及两个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一）《鬻子》是鬻子自著，还是出于后人伪托？（二）逄本《鬻子》是《汉志》所录《鬻子》之残帙，抑或是后人伪造之赝本？
关于第一个问题，明黄震《黄氏日钞》首倡“此必战国处士假托之辞”一说，后来宋濂《诸子辨》曾反驳黄说，但也不得不承认“盖非熊自著，或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逄本《鬻子》有数篇以“政曰”开头，宋濂误以为此“政”字系人名。）此后学者的意见，大体不出二说左右。（注：如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鬻熊之名，始见于《史记·楚世家》。其人容或有之，然谓其有著书，实属难信。此二十二篇者当是战国秦汉间人依托耳。”清严可均《铁桥漫稿·鬻子序》：“《鬻子》非专记鬻熊之语，故其书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昔者，后乎鬻子言之也。古书不必手著，《鬻子》盖康王昭王后周史臣所录，或鬻子子孙记述先世嘉言，为楚国令典。”此二说虽有分歧，但都认为《鬻子》一书不是鬻熊自著。）众所周知，私家著述的出现，乃是春秋末期文化下移以后的事。鬻熊生活在西周初年，不可能有多达20余篇的著作流传于世，因此，尽管班固并没有在道家《鬻子》下注明“后世所加”的字样，但其书必出于后人手笔无疑。对此，学者多有论述，恕不赘述。
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即逄本《鬻子》究竟是不是后人伪造的赝本。
自宋叶梦得提出“恐行珪书或有附益”（注：《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的疑问后，历代均有学者指证逄本为后人赝本。归纳起来，学者们提出的辨伪理由主要有6条。窃以为， 这些理由并不足以证明逄本为后人赝本，试逐一辩说如下：
理由之一：逄本卷第篇次错乱，且篇名冗赘，古无此体。此说创自南宋李焘，他说：逄本“卷第与目篇皆错乱甚者，几不可晓”，“某谓刘向父子所著录者或有他本，此盖后世所依托。”（注：《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且篇名冗赘，古无此体。”
按：逄本的篇名标题，如《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第1 篇）、《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二》（第6篇）、 《慎诛鲁周公第六》（第14篇）等，确有李焘等人所说的种种疑点。明胡应麟对此曾加辩说，他认为，古本《鬻子》，每篇都有若干章，逄本的标题即包含篇名和章次，“其篇章既混，而先后复淆，后人因益厌弃弗省”，故有种种猜疑。（注：明胡应麟《九流绪论》：“《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论者，咸以为残缺不可晓，而余初读尤然，……因反复绎之，乃知此书之存，视旧才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错乱混淆之甚，宜宋以来诸家，未有得其要领者也。盖古《鬻子》本书，篇名章次，与《庄》《列》不同，而决与今传《关尹子》类。所谓《撰吏》《道符》等目，即《关尹》之《一宇》、《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三王》等目，即《一宇篇》之《盆沼》等章，《二柱篇》之《盌盂》等章也。《关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余，更互阐发，以竟一篇之义，故每章之语虽极寥寥，而不觉其简。《鬻子》二十二篇，律以《关尹》，则今传短章，总之当不下百数十。（原注：如今传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书中章次，细绎自明。）”“而东京之后，兵火残逸，至唐所存，仅此十四条。当时注者卤莽，苟欲庶几前代全书，遂以每章当其一篇，而仅以为缺其八。故今读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无足观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后复淆，后人因益厌弃弗省。”）此说虽属猜测，却也能自圆其说。其实，即使逄本篇名标题并非原书所有，而系后人伪造，也不能据以推断逄本就是后人赝本。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谓“逄本去其妄为标题，犹为古本残帙，而非伪作”，不无道理。
理由之二：逄本《鬻子序》提到鬻熊“年九十见文王”一事，与《史记·楚世家》鬻熊早终之说不符，且逄本两引鲁周公言论，时代殊不相及。此说亦由李焘首倡，而清人论之甚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案《史楚世家》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叙》称见文王时，行年九十，非矣。又书载三监曲阜事，寿亦不应如是永也，是其人之事已谬悠莫考，而况其书乎？”
按：所谓“书载三监曲阜事”，指逄本第6篇引鲁周公语，第14 篇记“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事。对这个问题，胡应麟《四部正
》曾加辩说：“今所传《鬻子》十四篇，有文王问而及三监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数十岁。考《竹书》，太公没尚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时，律以太公，则谈及二事亡足怪。”这当然也只是一种猜测。其实，即使历史上的鬻熊未活到成王之时，也不能据以断定逄本为后人赝本。因为，班固于道家《鬻子》注云“自文王以下问焉”，而贾谊《新书》也引有周成王问鬻子数则文字，可见《汉志》所录《鬻子》，本来就记有周成王时故事。逄本“书载三监曲阜事”，恰可证明其为汉时古本残帙，而非后人赝本。而且，逄本第6篇“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云云， 《意林》亦曾征引，则其并非后人伪造，甚明。
理由之三：逄本提到禹七大夫和汤七大夫，姓名怪诞，又不见于他书，颇为可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伪《四八目》一书，……凡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记者，靡不具载，而此书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业、既子、施子黯、季子宁、然子堪、轻子玉；汤七大夫——庆浦、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皆具有姓名，独不见收。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
按：禹得七大夫与汤得七大夫之事，为逄本第9、第10篇所记。 这两篇为《意林》所无，此14人多不见于史籍，难怪学者生疑。然《鬻子》一书，梁时已成残帙，其流传不广，当属事实。伪《四八目》作者有可能未曾见过此书，故于此14人无记。因此，根据伪《四八目》来推断逄本为后人赝本，颇嫌武断。况且，上述两篇文字曾为虞世南《北堂书钞》第49卷征引，14人姓名一应俱在，可见并非逄本杜撰。纪昀推测“唐以后好事之流”“撰为赝本”，殊不可信。
理由之四：“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此说实为清崔述首倡，其《丰镐考信录》云：“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近黄老，明系后人之所伪托。”
按：以“词旨肤浅”为据，至多也只能推断《鬻子》一书并非鬻熊手著，而不能推断逄本为后人赝本。因为，《汉志》所录“鬻子”著作均非鬻熊手著，其文字自然不会象周诰殷盘那样佶屈聱牙；逄本文字浅近，未必即出于伪造。再者，对于某一作品的文字风格，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因此，根据文字风格来辨伪，其有效性和可信度也是有限的。对逄本的文字风格，一些学者就提出了与崔、纪二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明宋濂《诸子辨》：“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胡应麟《四部正》：“太史谓其文质，其义弘，余读之信然。”可见，以文字风格来推断逄本为后人赝本，确实缺乏说服力。
理由之五：逄本篇数与庾、马所言篇数不符，篇次先后也不相同。此说由宋叶梦得首倡：“《子钞》云：‘六篇。’《意林》亦然。其所载辞，略与行珪先后不伦，恐行珪书或有附益云。”（注：《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今所存一卷十四篇，盖唐以后人所伪造。……其书为唐永徽中逄行珪所献，与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所言篇数不符。”
按：清钱熙祚《鬻子校勘记》云：“《鬻子》十四篇，篇名冗赘，每篇多不逮二百言，少或止五六句，人皆以赝本疑之。然马总《意林》，其目一遵庾仲容《子钞》，所引《鬻子》与今本同，则非唐人伪撰明甚。惟《意林》称一卷六篇，而今本反多于前，由传写脱误，文义不相属，俗儒遂意为厘析，强立篇名。”钱氏谓逄本并非唐人伪撰，甚是。然谓逄本经俗儒“意为厘析”，故篇数反多于前，实不足信。考《意林》引《鬻子》4则，前3则依次与逄本第12、4、6篇同，而文字均较逄本简略，从中很难看出逄本是由前本厘析而成的迹象。而且，《意林》第4则记“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故事，逄本仅于《鬻子序》征引， 并未收入正文，倘若逄本确系俗儒厘析前本而成，理应将此则文字收入正文，以增加逄本的篇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显然，说逄本经俗儒厘析，也只是一种臆测。
那么，为什么逄本后出，反而比《子钞》及《意林》所引《鬻子》残本多出8篇呢？
查隋唐典籍，除《意林》外，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魏征《群书治要》、《文选》李善注、徐坚《初学记》、赵蕤《长短经》均曾征引《鬻子》文字。（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有10处引用《鬻子》文字，分别见于逄本第3、5、8、9、10、11篇；欧阳询《艺文类聚》有3处引用《鬻子》文字，分别见于逄本第11、14篇； 魏征《群书治要》引《鬻子》4则，第1则与逄本第1篇略同，第2则依次见于逄本第2、3、5、6、7、11篇，第3则与逄本第12篇略同，第4 则与逄本第14篇同；《文选》李善注引“鬻子曰”凡八处，有5 处文字分别见于逄本第3、6、11篇； 徐坚《初学记》第9卷引刘向《说苑》提到“鬻子曰”云云，见于逄本第11篇（今本《说苑》无此节文字，不知徐坚何据。或唐本《说苑》原有，而今本佚脱）；赵蕤《长短经》引《鬻子》两则，分别见于逄本第1、12篇。）细考各书征引《鬻子》情况，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皆成于逄行珪献《鬻子》注本之前，其资料来源早于逄本；虞世南、欧阳询、魏征等人均为当时著名学者，编书时又有朝廷藏书可资利用，自不屑亦无必要存心作伪；而逄本除第4、13篇外，其余各篇或多或少均见于这3部书，且第4篇又为《意林》所有，可证逄本确有所本，来历可靠。第二，各书所引《鬻子》文字，多为《意林》所无，却未出逄本范围，且《群书治要》所引，次序恰与逄本同，而与《意林》异。这说明，上述各书所引《鬻子》与逄本同出一源，而非庾、马二人所见《鬻子》残本。据此，可以断定，隋唐时至少有两种《鬻子》传本并行于世，其篇次先后，内容多寡，各不相同。庾、马二人所见为1卷6篇本，虞世南、欧阳询、魏征等人所见，则是与逄本同一系统的1卷14篇本。 以逄本较《意林》多出8篇而推断逄本为后人伪造，显然是未曾细检隋唐典籍， 便妄下结论，失之粗疏。
理由之六：贾谊《新书》所引周文王等人与鬻子问答之辞，《列子》所引鬻子言论，《文选》李善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伐纣”一则佚文，均为逄本所无。明杨慎：“今其存者十四篇，皆无可取，似后人赝本无疑也。按贾谊《新书》所引《鬻子》七条，……是皆正言确论也，今之所传有是乎？又《文选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伐纣。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无，以知其为伪书矣。”（注：张澂《伪书通考》“鬻子”条引。）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列子》引《鬻子》三条（实为4则——笔者注）今本亦无有。 《四库提要》谓唐人抄贾谊《新书》作为赝本，谅矣。”
按：《新书·修政语下》所引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问鬻子7 则文字，与班固注“自文王以下问焉”一语，正相吻合，当系《鬻子》佚文。清宋翔凤《过庭录》：“贾子《新书修政语》，有文王以下问粥子之事，当采自《鬻子》也。”此说甚是。考《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曾引其中第7则文字，均注明出自贾谊《新书》， 而《意林》亦未收录此7则文字，可见此7则文字早已从《鬻子》中佚脱。以逄本无此7 则文字而推断其为后人赝本，不足为据。笔者曾用《新书》所引7 则文字与逄本互相比照，发现二者在思想内容和行文习惯方面颇多暗含之处。如，逄本第12篇云：“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新书》引周成王问鬻子：“圣王在上，使民富而寿。”二者所表述的政治理想，大体相同。又如，逄本第12篇云：“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新书》引鬻子答辞，亦主张“为人上者恭而仁”，“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认为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和而可也。”并强调“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二者强调的施政要点，如出一辙。又如，逄本第7篇云：“不肖见于行，”“而愚见于言”。 《新书》引鬻子曰：“行者恶则谓之不肖，”“言者不善则谓之愚。故智愚之人有辞，贤与不肖之人别于行矣。”二者均以言行作为区别智与愚、贤与不肖的标准，其思维方式何其相似。再如，逄本第1、2、6 篇均以“政曰”发端，而《新书》引鬻子答周成王问5则文字， 皆以“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领起议论。二者议论政术时惯用的发端语，也完全相同。上述种种貌异神合的现象，表明逄本与《新书》所引实同出一书。清谭献《复堂日记》：“《鬻子》遗文残缺，非尽伪造。以逄注本较贾生所引，不至有武夫鱼目之叹。”此说甚确。
此外，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曾提到逄本与《新书·大政篇》“所引六条甚相类”。细检二书，具体情况如下：《大政上》有两段文字分别与逄本第6、14篇大致相同， 《大政下》有两段文字分别与逄本第4、5篇大致相同，《修政语上》有两段文字与逄本第8篇略同。 需要指出的是，《新书》上述6段文字均未提到鬻子， 倘若逄本真是后人依仿《新书》而伪造的赝本，则作伪者理应抄录《修政语下》的7 则文字，而不应抄录这6段看上去与鬻子毫无关系的文字。而且，逄本第4、6篇与《意林》所录《鬻子》同，《大政》诸篇文字既与之相同， 必引自《鬻子》无疑。据此，亦可反证逄本实属汉时古本之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谊书所引，则无一条偶合。岂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纯属臆测，失之粗矣。
《列子》一书系晋人伪作，学术界已有定论。其书述古人言论往往张冠李戴，如，《天瑞篇》引《黄帝书》“谷神不死”一节文字，系从《老子》第6章抄来；《杨朱篇》述杨朱言论，据考，亦属晋人杜撰，并非杨朱真有著述传世。（注：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杨伯峻《列子集释·前言》。）其所引鬻子言论，盖为“后人剽剥老庄之旨而采杂家言傅合成之”，（注：吴德旋《辨列子》，转引自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并非《汉志》所录“鬻子”著作佚文。以《列子》所引为逄本所无而推断逄本为赝本，实难令人信服。
至于《文选》李善注所引“武王率兵车伐纣”一则文字，窃以为当系另一种“鬻子”著作的佚文（详后），故不仅为逄本所无，亦为《意林》所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逄本《鬻子》确非后人伪造赝本，它与《子钞》、《意林》所引《鬻子》残本一样，同属《汉志》所录“鬻子”著作之残帙。至于《新书·修政语下》所引周文王等人与鬻子问答7 则文字，《大政》上下篇及《修政语上》与逄本相同的6段文字， 当系同一种“鬻子”著作的佚文。
三、逄本《鬻子》归属考
《新唐书·艺文志》以后的历代目录著作，大都将逄本归入道家。而从明代胡应麟开始，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它是小说家书。那么，逄本《鬻子》究竟是道家的《鬻子》，还是小说家的《鬻子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学者们是怎样推断逄本《鬻子》为小说家书的。
胡应麟《九流绪论》：“其书概举修身治国之术，实杂家言，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而《汉志》列于道家，诸史艺文，及诸家目录，靡不因之。虽或以为疑，而迄莫能定。余谓班氏义例，咸规歆、向，不应谬误若斯。载读《汉志》小说家，有《鬻子说》一十九篇，乃释然悟曰：‘此今所传《鬻子》乎！’盖《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汉志》故灼然明也。”《四部正》：“今《鬻子》非道家言，余既详辩之矣，然道家实有《鬻子》。《列御寇·天瑞篇》引其说……又《力命》、《杨朱》二篇，皆引其语，其为道家语，居然可见。盖古必有此书，如黄帝杨朱之属，《列子》称之，至汉尚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今所传《鬻子》十四篇，……其书体兼儒杂，既不类《列子》所引语，而《列子》所引语，亦略不见篇中，故知其决匪道家。”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子》引《鬻子》凡三条（实为4条——笔者注），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 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指《修政语下》引周文王等人与鬻子问答之辞，实为7则——笔者注），文格略同， 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史记》载‘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为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受封于楚。’《汉书》载魏相奏记：霍光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余。虽所说小异，然大约文武时人，今其书乃有昔者鲁周公语，又有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殷语，而贾谊《新书》亦引其成王问答，凡五条，时代殊不相及。刘勰《文心雕龙》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询，遗文余事，录为《鬻子》。’则裒辑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故《汉志》别入小说家欤。”
上述学者所言，看似颇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试辩说如下：
第一，《列子》所引鬻子言论，如“物损于彼者而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去名者无忧”云云，确实颇类老庄之言。但《列子》实为伪书，其所引鬻子言论并不可靠，已如前论。胡、纪二人不察，反认定《列子》所引出自道家《鬻子》，并据此推断逄本与《新书》所引为小说家书，实属无据。
第二，逄本《鬻子》与《新书》所引，确如胡氏所言，“其书概举修身治国之术”，“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是一种“体兼儒杂”的著作。但这也不足以证明它不是道家《鬻子》。须知，刘向父子与班固等人编撰书目时，并不是完全按照老庄思想来界定道家学派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亦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今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可见，在汉代人的眼里，正宗道家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兼采儒墨名法之长，并不主张“绝去礼学，兼弃仁义”。这与提倡弃圣绝智、摒弃仁义的先秦道家思想有很大的区别。所谓“概举修身治国之术”，“体兼儒杂”，与刘、班等人的道家观正相吻合。他们将这样的著作录入道家类，自在情理之中。又，《汉志》于道家类录有《文子》一书，此书今存，其中就有不少言论与逄本及《新书》所引相似。如，《文子·精微》主张“无隐士，无逸民，无劳役，无冤刑”，《新书·修政语下》引鬻子言论亦主张“兴贤良，”“贤人必用，”“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圣王在上，……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夭遏之诛”；《文子·道德》主张“兼爱无私，”“不慈不爱，不能成遂”，《新书·修政语下》所引也有“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身，此道之要也”的说法；《文子·上德》说：“其见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恶”，逄本《鬻子》亦云“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这些言论都是非常接近儒墨思想的。可见《汉志》于道家类确实著录了一些“体兼儒杂”的著作。逄本“体兼儒杂”，恰可证明它是道家《鬻子》之遗。
顺便提一下，《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等少数书目曾将逄本录入杂家。其实，《汉志》杂家类并无“鬻子”著作，这些书目的作者对此不可能茫然不知。看来，他们也没有弄清刘、班等人界定道家学派的原则，仅以老庄思想为尺度，见逄本“体兼儒杂”，不似心目中的道家著作，明知《汉志》杂家类并无“鬻子”著作，但又无可适从，只好将其归入杂家。其误实与胡氏相同。
第三，纪昀以鬻熊为周文王师，而逄本与《新书》所引皆言及周成王时事为据，认定这种“鬻子”著作“裒辑成编，不出熊手”，此说不误。但由此而推断逄本与《新书》所引为小说家书，则大谬。因为，要使这个推断成立，至少得确定道家《鬻子》为鬻熊手著。然而，正如前述，道家《鬻子》实际上也是后人伪托之书。显然，纪氏的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再说，《新书》所引有周文王、武王、成王与鬻子问答之辞，与道家《鬻子》班注“自文王以下问焉”恰相吻合，岂不正是它出于道家《鬻子》的绝好证明？
总之，根据种种迹象来判断，逄本《鬻子》与《新书》所引之书并非小说家《鬻子说》，而是道家《鬻子》。
四、余论
（一）胡应麟《九流绪论》云：“《汉艺文字》（“字”系“志”之误——笔者注）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议，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就笔者所见，这是学术界对《汉志》小说家著作性质做出的最早的论断，它对后来学者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胡氏虽然也举出《伊尹说》、《黄帝说》、《天乙》、《务成子》等书作为支持此说的证据，但细绎其文，则不难发现，他实际上是先认定逄本《鬻子》为小说家书，尔后根据逄本“概举修身治国之术，实杂家言”，推断《汉志》小说家著作亦属“杂家者流”。既然逄本并非小说家《鬻子说》，那么，他的这个诊断也就站不住脚了。其实，只要读读《汉志》小说家著作的佚文以及班固的自注，就不难知道，《汉志》小说家类也有颇接近后世博物志怪之书的著作。不过，这已经不属于本文的话题，不再赘述。
（二）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文选注》三十六引《鬻子》曰：‘武王率兵车以伐纣……’，《御览》三百八十三引鬻子年九十见文王事。案，此类小说也。”按：《文选》李善注引《鬻子》佚文共8 则，去其重复，实为4则，唯此则为各书所无， 其来源当与逄本及《新书》所引不同。观其文“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云云，地名之怪异，情节之离奇，确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说，“与今本《鬻子》颇不类，或非道家书。”袁行霈先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亦谓其“颇似小说家言”。看来，它极有可能是小说家《鬻子说》的佚文。不过，隋唐时只有1种《鬻子》残本传世， 小说家《鬻子说》早已亡佚，李善究竟是从哪里抄来这则佚文的呢？会不会是从古注抄来的？这些问题一时还难以解答。要最后肯定它是《鬻子说》的佚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鬻子年九十见文王一事，最早见于逄本《鬻子序》。逄氏不将它列入《鬻子》正文，似乎另有出处。马总据《子钞》撰《意林》时，则将其与《鬻子》其他佚文混在一起。倘若马总完全忠实于《子钞》，则此则佚文应是梁时《鬻子》残本原有的文字。但是，马总撰《意林》时，对《子钞》实有所增损。（注：戴叔伦《意林序》云：“大理冯事扶风马总元会，家有子史，幼而集录，探其志趣，意必有归，遂增损庾书，详择前体，裁成三轴，目曰《意林》。”）颇疑此则佚文系马总据他书补入。宋高似孙《子略》引此谓采自“魏相奏记”，翁元圻《困学纪闻》注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说它出自《汉书》。看来，这段文字原先保存在《汉书》中，马总据以录入《意林》。不过，查今本《汉书》，却无此段文字，或系《汉书》佚文而古人尚及见者。又，《意林》第3 卷引《新序》有“楚丘先生年七十见孟尝君”的故事，其情节结构、人物对话都与此相似。看来，汉以前这类故事颇为流传，只是在不同的书中，人物的姓名不同罢了。这样一个鬻子故事，很可能为小说家《鬻子说》所有。（三）清宋翔凤《过庭录》云：“贾谊《新书·修政语》二篇，当采自《鬻子》。凡文王以下问焉，皆在下篇。其上篇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之言者，皆鬻子所述，以告文王以下者也。”此说颇为大胆，却也不无道理。《修政语下》7则文字， 均采自《鬻子》， 《修政语上》亦有两则文字与逄本第8篇略同，亦属《鬻子》佚文。以此观之，宋氏谓《修政语上》“皆鬻子所述”，未必不是事实。只是缺少可资证明的直接材料，无法遽定，存疑可矣。
收稿日期：1999-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