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平[1]2004年在《我国民营企业形成路径与诚信问题》文中认为探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重大的。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市场主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国内外竞争激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任务艰巨，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壮大民营企业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诚信问题是最为主要的。目前关于民营企业诚信问题的研究也是很多的，但是从我国民营企业形成路径的角度运用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来研究诚信却不多见。正因如此，本文的有关内容才有了一定的新意。 对民营企业诚信问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对国外关于诚信问题的研究以及我国理论界关于民营企业诚信问题的研究内容的文献考察，使本文的探讨找到了理论根基。西方社会的诚信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广泛。西方契约伦理学、近代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商业伦理学、法学、西方现代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对诚信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阐述了极具科学价值的诚信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更是道出了诚信的本质：诚信首先是现代经济规律，其次才表现为伦理性质。这就揭示出民营企业应该从遵循经济规律的高度来恪守诚信。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现代企业理论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企业的性质，认为企业是由不同要素的个人所有者经由市场交易达成一个长期契约而形成的，因而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要真正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提高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效率，就必须在强化利润动机和寻求最优制度安排的同时，构筑起契约能够履行的道德基础，以保证契约关系的各方当事人，能够信守合约，兑现诺言或者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由企业性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所决定，企业不仅仅具有经济上和法律
齐平[2]2010年在《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围绕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中国私营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私有制的企业形态,它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变迁大环境中生成与发展,因此具有与国有企业不同的经济行为运行方式和诚信理念及行为。其诚信问题因生长的环境、资本积累的途径、业务发展的1`基础、资本运作的手段,以及追求增值的欲望和目的等而有其自身的表现。私营企业作为构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主体,其诚信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有序有效运行,又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大问题。因此,研究中国私营企业诚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及把握中国私营企业属性、特点、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对中国私营企业诚信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性的探讨,旨在从制度层面构建中国私营企业诚信规则,促进私营企业健康发展。本文重点阐述四方面内容:首先,运用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企业契约理论等研究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问题,对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内涵、特质、功能、效率、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创新性阐述;其次,从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缺失的表现和危害等方面对中国私营企业诚信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重点剖析了私营企业诚信制度缺失的原因。从交易成本节约、生命周期延长和内生成长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建设的内在必要性;再次,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叁方面对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进行了设计与安排。最后,围绕企业管理的流程,考察在诚信制度安排下其运行态势,并从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完善产权制度、建设科学的治理结构以及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角度,给出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有效运行的相关保障措施。
陈德萍[3]2004年在《我国民营经济成长条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民营经济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然而，民营经济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成长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民营经济的历史与现状 从狭义上讲，民营经济的本质内涵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即“民有民营”的经济或者说是“私营经济”，它是从私有制角度来考察的民营经济，私有是其主要特征。广义的民营经济认为：民营经济的本质内涵是“营”，“民营”和“私有经济”没有必然的一致的关系；“民营”不等于“私营”，“公有”也不等于不能“民营”；“民营”所注重的是资产经营形式的选择，而不是改变资产产权本身的性质。本文仅对狭义的民营经济即“民有民营”经济形式进行研究，以下简称为民营经济。 在中华民族悠悠历史长河中，官营经济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尽管官营经济的庞大体系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与成长，但民营经济仍能够在官营经济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1949年以后，我国经济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附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但国民经济的“官办”、“官营”的色彩不仅没有因此而淡化或消失，反而在“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的观念指导下，我国经济的“官办”成分更重、“官营”色彩更浓，而民营经济的成长则变得更为举步维艰，我国经济最终演变为一种“一大二公”的“官营”经济。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从经济层面来看，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起点，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和日趋发育的市场体系为民营经济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从社会环境层面来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解放了生产力，营造了促进了民营经济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消退阶段、起步阶段、扩张阶段、徘徊阶段、快速增长阶段等五个阶段的成长历程。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比较典型的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叁角模式和中关村模式等。由于模式形成的时间不同、形成的基础不同、企业制度的特征不同、政府作用的不同，以上四种模式各有特色，但都不同程度存在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营企业在产权关系、经营决策机制、企业文化、诚信经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内在缺陷，影响了其健康成长;其二是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观念意识、国民待遇等障碍，以及法律保障缺失、市场体系与秩序不规范、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外部环境因素也阻碍了其迅速发展。 二、我国民营企业成长的规模定位分析 经济学家马歇尔、科斯对规模经济理论都作了一定的描述，其中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两个方面对规模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分析，指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可以相互替代。企业之所以存在规模经济，是由于企业规模增长而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组织管理费用的增加所致。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企业规模大并不意味着企业达到了规模经济，只有在企业的规模扩张时其投入的增加和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位投入的水平提高，或者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降低，才产生了规模经济。相反在没有效益情况下的扩张可能带来的是规模不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由于起点低，至今整体上企业规模依然偏小，但人部分却充满活力，而像巨人集团、叁株等曾经迅速扩张的民营企业却陷入困境甚至一撅不起。因此，民营企业对其未来规模选择成为进一步成长的重要问题。在研究一家企业是否处于规模经济状况时，不应该看一家企业经济规模的大小，而应该通过比较企业是否处在最小经济规模即MES状态，或者企业现有规模是否与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相对称的一种经济规模。总之，无论是进行MES分析还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我国现有民营经济的规模可以说是历史和现实经济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不难得出;民营经济的成长并不是盲目的做大做强，而是应根据民营经济自身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成长路径。 叁、民营经济成长的内在因素分析 首先，通过对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曲线的组合分析可以得出，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或在既定产量条件下实现成本最小化时，都存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由于我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其中劳动丰裕、资本短缺，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更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相对?
隋敏[4]2012年在《企业社会资本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网络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企业日益注重利用其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的处理为自身创造价值，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企业社会资本。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指导，对企业社会资本领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以实现企业自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新的增长点，从而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沿着“国内外相关文献述评——研究的理论基础——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创造效应——企业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这一脉络展开研究。首先，在借鉴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企业边界的理论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科学的概念重构，明确企业社会资本由其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在此基础上，按照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相应的分类研究，并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构成要素进行归结，以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其本质特征；其次，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声誉模型（KMRW）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来具体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再次，按照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资本，选取相应的度量指标，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获得企业社会资本指数，分别以它们作为解释变量，考虑相应的控制变量，通过实证模型的构建来检验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创造效应；最后，在对企业社会资本开发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开发策略，以促进企业社会资本的快速生成与增长；并且，就“如何有效地利用开发出来的企业社会资本”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资本的价值增值功效，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是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享有企业的所有权）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自有资本的差异，外部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由于他们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则决定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差异。企业社会资本的目标应该是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一目标只有通过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合作才能实现。第二，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具有双重属性，从自然属性看，凡是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都应当称之为资本，而不论其是物质形态还是非物质形态；从社会属性看，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最终目标是趋于一致的，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主要体现为其嵌入于企业与其边界之外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所结成的关系网络结构的这种“社会性”，具有其他类型资本所不具备的一些特殊属性，例如：黏着性、互惠性、属于公共物品、循环再生性、不确定性以及难以被观察和测量。第叁，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应由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所决定，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的具体分类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资本，其均由网络、信任与规范这叁大要素构成，其中，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第四，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通过重复博弈而逐渐形成的，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是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动力机制，通过对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进行相应的构建，全面揭示了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由低层次合作关系向高层次合作关系的动态演进；并进一步采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声誉模型（KMRW）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是如何形成的。第五，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对契约履行程度、资源获取与整合、交易成本节约、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方面的影响来实现其价值增值的功效；并进一步选取2007-2010年在沪深两地发行A股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进行衡量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全面而细致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证实了政企关系资本、银企关系资本、供应商关系资本、客户关系资本、竞争者关系资本、管理者关系资本、员工关系资本以及社区关系资本等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对企业价值创造水平所产生的影响。第六，企业的社会资本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建构与维护，然而企业社会资本的消逝却是顷刻间的，企业应当对其社会资本进行积极的开发与利用，有效地防范企业社会资本潜在的风险，充分发挥其价值增值的功效，从而促使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概念重构与重新分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指导，对企业和社会的边界给予清晰的界定，从而对企业自有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边界进行清晰的划分，论证企业社会资本的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并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重新分类，指出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应由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所决定，由于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表现为多种形式。（2）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进行创新性的诠释。紧密结合以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知识资本化和生产模块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背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学说加以继承与创新，从现代企业所涵盖的利益关系出发，对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的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揭示，从而深入地剖析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基本属性；并通过对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3）揭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动态演进机制。引入利益共同体的概念，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声誉模型（KMRW）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从而深入诠释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4）从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结成联盟的视角出发，深入地分析不同类别的企业社会资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作用路径来直接获取与整合存在于企业边界之外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并且更进一步解析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以对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获取与整合产生间接影响。
吕洪霞[5]2005年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家族企业是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代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内部结构与关系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已经表现出强大活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在形式上就是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不仅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也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暂,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叁代”的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 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具有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家庭和血缘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现代中国的第一主题。因此对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探寻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工具,采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和效率等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合理取向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可行方案。第一章,导论,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在综合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家族企业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以家庭(或家族)契约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庭(或家族)成员掌握企业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为基本手段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
张欧[6]2015年在《中国企业诚信领导及其对员工关联绩效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诚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支柱。随着国内权威机构和企业失信现象的曝光,诚信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在企业中,员工同样渴望值得信任的领导者。作为企业管理者,领导的诚信问题不仅影响企业管理与发展、企业文化的塑造,对于企业员工而言,诚信的领导者也会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增强凝聚力,提升员工关联绩效水平。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诚信领导及其对员工关联绩效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诚信领导理论起源和发展于西方,由于国家之间文化差异,中国企业诚信领导及其对员工关联绩效的影响尚待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诚信领导的内容结构；二是中国企业中员工关联绩效的内容结构；叁是诚信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关联绩效。基于上述研究定位,本文主要展开了下列研究工作和技术创新：首先,基于霍夫斯泰德和特龙彭纳斯的文化维度理论,论证中国文化特征对中国企业管理和中国领导特征的影响。为构建中国组织情境下诚信领导结构模型奠定逻辑基础,也为中国特色诚信领导维度的解释提供了依据。其次,首次应用扎根理论构建中国企业诚信领导结构模型,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诚信领导结构,具体由“五大维度、十九个子因素”构成。五大维度分别是思想信念、性格特征、个人品德、与人交往和工作特征。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维度检验,结合中西方比较研究,验证模型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同时,开发本土化的诚信领导测量工具。再次,构建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企业员工关联绩效结构模型,并从员工自我管理、认同组织、公共意识、帮助同事和主动行为五个维度提出了“34222”关联绩效因素结构。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员工关联绩效维度检验,验证模型的科学性。该模型揭示了中国企业员工关联绩效内容结构,以及员工关联绩效因素结构与诚信领导因素结构的潜在影响关系。第四,进行中国企业诚信领导与员工关联绩效关系实证研究。提出以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为中介变量的诚信领导对员工关联绩效影响关系假设模型。验证组织与个人特征对诚信领导的影响、诚信领导对员工关联绩效的影响,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最后,针对企业中的管理失信现象,设计以诚信领导为核心的管理基础保障机制。保障机制依托的管理平台主要包括职责体系建设与指引、绩效指引管理、成长路径规划、后备梯队建设、晋升与任用机制设计五个部分。其中,职责体系建设部分重点解决员工履职无章可依、任务分配随意等失信问题；绩效指引管理部分通过绩效计划与绩效例会机制建设重点解决考核失信问题；成长路径设计部分通过设计员工职业路径和成长积分标准,解决职业生涯规划失信问题；后备梯队建设部分重点解决干部岗位人员选拔失信问题；晋升与任用机制设计部分通过设计直接上级保荐机制解决晋升与任用失信问题。
刘婷[7]2008年在《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离职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力资源是21世纪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资源,并日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首要资源,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经营管理的核心力量。我国的民营企业由于普遍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使得其高管人员跳槽现象频繁发生,这部分人员的流失问题已日益成为困扰许多民营企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明确影响其离职的主要因素以及怎样才能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民营企业本身与整个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陕西省民营企业中的高管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了174个样本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离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据此建立了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离职动因模型。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对已有的国内外离职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及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流失的具体特点,提出影响其离职倾向的相关研究因素,并通过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探讨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及其与离职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持续承诺、感情承诺和工作机会是对离职倾向有直接影响的关键变量,其中工作满意度在对高管人员的离职倾向上所能解释的程度最高,接下来依次是感情承诺、持续承诺和工作机会;而雇主诚信、组织环境、工作回报及其公平性、工作自主性、个人发展以及工作压力这六个因素是通过工作满意度来影响离职倾向,进而影响离职行为的;企业发展前景,人际关系,雇主诚信、工作回报及其公平性和个人发展这五个因素则是通过组织承诺来影响离职意向,进而影响离职行为的;在人口统计变量方面,高管人员的性别和婚姻状况对离职倾向等各变量均无显着影响,而年龄、学历和工龄对离职倾向则有着显着影响。本文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保留和激励提出了若干律议。
姜仁良[8]2009年在《构建现代民营企业诚信体系的路径选择》文中提出本文从当前民营企业诚信问题的现状出发,结合诚信作用机制的博弈分析,剖析民营企业诚信危机存在的原因,指出加强诚信建设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并由此提出构建民营企业诚信体系的思路及提高民营企业诚信度的策略,从而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
谭芬[9]2007年在《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着显着差异,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西部在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本文引入制度变迁概念,从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阐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的地区,制度的供给量、变迁速度、实施状况都有所不同,就算相同的制度在不同地区也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效果。这些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产权制度、融资制度、激励制度、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配合或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本文仅从产权制度、融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叁个方面对东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安排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西部民营经济制度变迁速度较之于东部地区要慢得多,也缺乏高效的制度安排,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存在严重的滞后与非理性,制度的实施机制差。最后就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安排提出相应对策。认为:一、产权制度安排主要从企业自主创新和完善政策法规两方面展开。二、融资制度创新要从叁个方面实现突破,即外源性融资制度创新、民间金融制度创新和民营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创新。叁、非正式制度创新则要从提升非正式制度对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着手,如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树立高薪-高竞争力的良性循环价值取向;转变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家族文化观念;全新投资理念的形成。
许彦华[10]2013年在《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企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干扰了市场秩序，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以食品企业的诚信问题令人堪忧。本文打破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以静态分析和概念研究为主的局限，尝试将生命科学中的“基因”概念引入企业诚信文化研究中，运用文献、类比及实证等分析方法，将企业视为生命体，探索和揭示其诚信文化基因的生成渊源、衍变过程和变异选择，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与病变的现状及根源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及失信的危害，最后提出培育与重塑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策略与方案，以期发展和完善目前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诚信文化建设。文化是一种在社会领域具有基因色彩的遗传因子。文化基因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具有多维传承性、变异性和无形性等基本属性的文化表征与传承单位。位于企业惯习深层结构之中的诚信文化基因是决定企业生命体生成的根本内在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生命体的基本性状及寿命，其同样具有多维传承性和变异性。我国现代许多企业重视诚信建设，使企业的诚信文化基因保持着健康状态，如海尔集团和联想集团等，但也有一些企业违背诚信，使得诚信文化基因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如地沟油事件、叁鹿奶粉事件等，就说明我国当代企业的诚信文化基因出现了弱化、矮化和癌化等病症。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包括基因传承复制和进化变异两种形式。价值观的认同决定着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复制与传承，而传承中企业培训、连锁、加盟等内部变异或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企业伦理价值观的进化。从长寿企业北京同仁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长寿原因的考证中，可知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复制传承和正向变异的内容和路径。企业诚信文化基因退化即指基因病变，这主要包括基因结构缺陷化、基因绌养化以及基因病态化叁种表现。究其病变根源，主要有叁：其一，文化冲击与冲突致使社会道德危机；其二，企业单纯利益最大化观念致使价值观扭曲；其叁，制度缺失致使规范不力。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变不仅仅危害企业自身生存，还危及他人安全，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破坏社会良好秩序，并有损国家形象和声誉。为此，我们急需培育和重塑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这需要从资源攫取、制度建构和路径选择叁方面着手，具体包括：第一，传承中华儒家思想之精华，汲取晋商的商业诚信文化精髓和徽商的诚信文化营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借鉴西方文化和契约制度及法治机制；第二，健全企业外部诚信相关立法和企业内部诚信激励机制，这包括建立政府诚信制度，用公权来示范企业诚信建设，建立社会各相关机构诚信制度，用环境氛围来约束企业诚信建设，以及建立企业失信惩罚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企业诚信管理监控机制和公开民主决策机制；第叁，要完善企业诚信思想建设，通过建立高层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共信圈”，在企业员工中营造自律自制的诚信文化氛围，以及完善诚信文化沟通的工作渠道，来积极塑造企业内部的诚信价值观。这样，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资源优势，营造诚信文化基因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和道德氛围，以从根本上修复我国企业诚信文化因子，使其健康、繁荣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 我国民营企业形成路径与诚信问题[D]. 齐平. 吉林大学. 2004
[2]. 中国私营企业诚信制度研究[D]. 齐平. 吉林大学. 2010
[3]. 我国民营经济成长条件研究[D]. 陈德萍. 江西财经大学. 2004
[4]. 企业社会资本研究[D]. 隋敏.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5].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D]. 吕洪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6]. 中国企业诚信领导及其对员工关联绩效影响研究[D]. 张欧. 华北电力大学. 2015
[7]. 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离职影响因素研究[D]. 刘婷. 西北大学. 2008
[8]. 构建现代民营企业诚信体系的路径选择[J]. 姜仁良. 特区经济. 2009
[9]. 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比较研究[D]. 谭芬. 湖南大学. 2007
[10].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D]. 许彦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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