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新世纪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贫困
对中国贫困的特征与成因以及减贫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夏光祥等，1993；朱玲等，1994；康晓光，1995；赵人伟等，1999；胡鞍钢和常志霄，2000）。但是，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以及通常人们的看法，多将贫困问题简单地视为收入问题。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也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根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定义，所谓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Sen,1999)。（注：阿玛蒂亚·森在其最近的著作《作为自由的发展》中认为，应该将个人的利益定义为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她或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贫困必需被视为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认为，从能力剥夺角度可以对贫困进行很好的鉴别：能力剥夺关注本质上重要的剥夺；能力剥夺（或者说是真正贫困）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收入低下和能力低下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社会甚至在不同的家庭和不同个人之间都是不同的。当然，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否定收入缺乏显然是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收入缺乏可能是能力剥夺的成因。）
根据以上定义，至少存在三类贫困：一是传统的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通常有两类收入贫困线：一是国际贫困线，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为每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1985年国际美元价格）；二是各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例如中国政府曾规定1985年贫困线为250元／月，1990年贫困线为500元／月。中国的国内贫困线标准水平比较低，仅相当于国际水平的66%(Khan,1999)。过去20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国家，1978年中国有1.2亿贫困人口，到1999年降至3200万，减少了83%（潘金云，2000）。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0年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200万左右，贫困发生率降至3.5%（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0）。预计到2000年底，可以实现“八七扶贫”的基本目标。即使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1990年我国有2.8亿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到1997年也减少到1.24亿人，贫困人口数减少了55.7%(World Bank,1999)。在解决收入贫困方面，中国的确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
二是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的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UNDP,2000)。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7年采用了测定人类贫困程度的新指标——人类贫困指标(Human Poverty Index)。该指标主要测定人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寿命、知识水平和生活体面程度的短缺情况，其中，通过计算寿命不超过40岁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寿命短的状况，用成人文盲率来衡量知识贫乏的状况，生活水准低的情况通过三个变量进行综合测定——即无法喝上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重、无法获得医疗保健的人口比重、五岁以下儿童中严重体重不足的比重(UNDP,1997)。
在人类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提出一类新型的贫困，即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是指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换言之，也就是对人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和途径的剥夺。所谓“剥夺”是指人们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和选择权，从而导致能力的缺乏。据此可以将知识贫困划分为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
获取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能力的匮乏，处于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状态的人群缺乏生产知识的能力，也缺乏引进知识的途径。获得知识能力贫困在区域层次的表现就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很少，通过吸引外国或外地投资等手段获得先进国家或地区知识的渠道较少等。
吸收知识能力反映人们利用已有知识的能力，即人们在获得知识之后能否利用这些知识促进发展和促进发展的效率。教育是提高人们学习和理解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关键，吸收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的贫困（没有受过或仅受过很少的教育）。这方面的指标包括：人力资本的存量，即人口已经接受教育的状况（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新人力资本的创造，即人口正在接受教育的情况（包括教育入学率和教育的质量）。（注：如果教育质量不高，或者受教育的人由于劳动力市场扭曲而未能就业于发挥其潜能的行业之中，则高的入学率和高的人口受教育年限未必能实现高的经济增长率，即未能利用知识促进发展。）
交流知识能力反映一个地区人口传播知识的能力，决定了该地区人口在其需要信息时是否有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知识的效率。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看报纸等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接触和通过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
从国际比较看，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处于知识的“边缘化”状态。全球80%的研究与开发成果来自发达国家。90%的因特网用户在发达国家。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的5%，却拥有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计算机和世界总量三分之一的因特网，而所有发展中国家总共所占世界份额不足10%；美国25%以上的家庭可以上因特网，而上过因特网的俄罗斯人不到3%，撒哈拉以南非洲上过因特网的比例甚至不到1%。从SCI（科学引文索引）登记发表论文来看，西欧和北美就占总数的近3/4，加上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达到总数的85%；从国际专利来看，发达国家占欧洲专利和美国专利申请的99%以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创造知识能力与获取传播信息能力上的差距甚至大于它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World Bank,1998)。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与信息差距也十分显著，大大高于经济发展差距，例如与西方七国相比，1997年计算机人均拥有量相差32-90倍，电话普及率相差11-15倍，移动电话普及率相差13-21倍，互联网普及率相差143-1761倍，按PPP计算的国际电信通讯相对购买力与西方七国相差13-149倍，相对实际通信量购买力价格是美国的258倍。（注：截止1998年数据，引自胡鞍钢、周绍杰《网络经济：21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选择》，见《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6期。）
各国内部也存在严重的知识鸿沟，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人处于知识贫困之中。尽管因特网在美国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教育水平低、收入低的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仍然很少有机会介入互联网络。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拥有家用电脑以及在家中接入因特网的可能性，分别是只有初等学历的人的8倍多和接近16倍。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接入因特网以及拥有家庭电脑的可能性，分别是最低收入家庭的20多倍和9倍多。黑人家庭和西班牙人家庭接入因特网的可能性大约只有白人家庭的2/5。白人与西班牙人家庭以及白人与美国黑人家庭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现在已经比1994年时增长了6%。（注：为1998年数据，引自美国白宫1999年12月9日发表的《克林顿—戈尔行政指示：致力于缩小数字隔离》。）
三类贫困之间不是互相隔离、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缺少收入会导致缺乏营养、缺乏清洁水、缺乏教育；由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人们很难摆脱收入贫困；一些已经暂时脱离收入贫困的农户和城市人口在遭到疾病或不识字等人类贫困或知识贫困打击后容易返回收入贫困状态。在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的21世纪，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将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是由于缺乏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的能力所致。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关系密切，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了21.3%；而中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贫困发生率只有7%-8%；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有一半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中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仅有20%左右处于1000元以下（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0）。（注：卡恩(Khan,1999)对中国贫困人口特征的研究也发现，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非贫困人口。）
目前中国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贫困，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贫困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保障。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贫困。对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知识贫困问题。
二、中国的知识贫困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知识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注：指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作者估算，参见附表2。）从1982年的4.64年提高到了1999年的7.18年，平均提高2.54年，提高最多的新疆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46年，最少的西藏地区也增加了1.42年；全国平均的提高比例为54.73%，西藏、贵州、云南分别提高了92.68%、91.66%、89.56%。到1999年，成人文盲率（注：指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参见附表2。）下降到15.14%，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7年为28.4%），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8.81%，指标较好的北京、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地区的成人文盲率分别为6.45%、6.81%、7.18%、8.03%和8.68%。1999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9%以上，仅有西藏(81.3%)、青海(92.1%)两个省区低于95%。从电话普及率来看，全国电话普及率（百人电话机数）从1980年的0.27部增加到1999年的7.0部。我国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提高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在尚未摆脱收入贫困的状况下（按照政府贫困线估计仍有2000多万人处于收入贫困之中）又将面临严重的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的挑战。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知识贫困具有以下特点：
附表2.中国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
注：本表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指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人口数×16+高中人口数×12+初中人口数×9+小学人口数×6）／总人口数；文盲半文盲人口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很少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指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1984年、1993年、1996年、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尚有面广量大的人口处于知识贫困状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低或根本未受过教育，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报纸、图书、电话、互联网等手段获取和交流信息。
虽然我国的文盲率大幅下降，但仍有大量的人口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从成人文盲率的国际比较来看，1995年，中国15岁以上男性成人文盲率为10%，女性成人文盲率为27%，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9%和24%的平均水平，其中女性成人文盲率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2%)，并大大高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平均水平(15%)。尤其突出的是，女性文盲率不仅明显地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也明显地高于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UNDP,2000)。
尽管我国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从1952年的49.2%上升到1978年的95.5%，1999年更是达到了99.1%，但每年仍有100多万适龄儿童不能够入学（注：1995-1999年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数分别为182万、153万、144万、143万和119万，大量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极大地影响了全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有负面影响。计算数据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55页。），他们现在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接受教育，将使他们成为未来的贫困人口，而且是最难脱贫的贫困人口。1999年，小学五年巩固率为92.5%，小学毕业升学率为94.4%，初中毛入学率为88.5%，初中毕业升学率仅有50%，尚有大量的青少年不能得到基本的教育和培训。
1999年，全国的年人均杂志印张数为7.7张，年人均报纸印张数为50.6张，电话普及率为7%，到2000年7月，全国互联网络普及率（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仅为1.34%。可见，全国还有大量人群没有机会和能力通过阅读杂志和报纸、使用电话和互联网获取信息和交流知识。
第二，知识贫困状况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是知识贫困的重灾区，处于严重的知识能力不足状态。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各地区之间在存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同时，还存在知识发展差距，而且知识发展的相对差距甚至还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从区域总体水平看，西部地区知识能力指数平均水平仅相当于东部平均水平的35%。其中，西部获取知识能力指数仅相当于东部水平的14%，交流知识指数相当于东部水平的31%。省际实际比较差距更大，西藏的知识发展指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2%，贵州为38%，知识资源极为匮乏。（注：关于知识能力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参见胡鞍钢和熊义志《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与对策》，《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西部地区是我国收入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贵州、陕西、云南、四川的收入贫困发生率分别为61.8%、58.0%、45.6%、43.1%，大大高于全国28.6%的平均水平；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比重，分别为64.4%、65%、65.9%、74%。西部地区也是我国人类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地区，西藏、贵州、青海的人类发展指标（收入、教育、寿命三个方面综合）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31位、第30位、第29位，与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相比只能排在第147位、第137位、第135位，处于世界最落后的水平；西藏和青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年，西部其余省区预期寿命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年。相应地，西部地区也是我国知识贫困最严重的地区。西藏的成人文盲率高达66.18%，其他成人文盲率较高的省区也多为西部地区，例如青海(23.32%)、甘肃(25.64%)、贵州(24.46%)、云南(24.34%)、宁夏(23.32%)等，最低的新疆(9.77%)也仅列全国第8倍。西部地区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3.50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7.01年）的一半。从电话普及率来看，高于10%的8个地区均为东部地区，东部仅有河北(6.1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西部地区则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2.18%)、西藏(2.34%)、四川(3.30%)、广西(3.39%)、甘肃(3.78%)等省区电话普及率不足4%，意味着这些地区90%以上的人口不能够获得现代的信息通讯手段。从新一代信息通讯手段——互联网信息的生产和使用来看，西部地区的万人互联网域名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8)，最高的新疆(0.39)也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北京(30.06)、上海(5.74)等省市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也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4)，最高的陕西为1.32，最低的贵州仅为0.16。此外，在人均图书印张数、人均杂志印张数和人均报纸印张数方面，西部地区也都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仅有陕西的人均杂志印张数(8.2)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7)。（参见附表1）
附表1.各地区知识能力指标（1999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1.见《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2.为1998年数据，根据《建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3.根据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0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om.cn。
第三，知识贫困状况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知识贫困状况比城市严重得多。
根据Khan的研究，中国收入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1995年90%的中国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1988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3%。我们的研究发现，1997年全国县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的比重仅为0.3%，而城市人口为7.9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也只有4.87%，城市则达到22.17%；农村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则达到64.1%，城市只有34.9%。
从正在接受的教育来看，农村人口入学率低，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而且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此外，1999年城镇人口电话普及率为19.19%，而农村仅为3.93%；在最新的网络通讯方面，目前全国农村用户只占全国总量的0.3%，据此推算，城市网络普及率为农村的740倍。（注：参见胡鞍钢、周绍杰《网络经济：21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选择》，见《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6期。）这表明，许多农村人口处于“教育隔离”、“信息隔离”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和获得信息的机会，无法提高其发展能力，从而与发展和现代化无缘。
第四，知识贫困还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更为严重的知识贫困之中。
1999年全国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性少1.2年，贵州更高达1.75年，全国男性比女性受教育年限高18.3%，差异最大的贵州高33.9%，西藏高33.5%，青海高32.4%，甘肃高29%，表明女性的知识贫困比男性更加严重。全国女性成人文盲率为21.6%，远高于男性8.8%的水平，西藏的女性成人文盲率更高达74.6%，其他较高的地区有青海(41.5%)、贵州(36.4%)、甘肃(35.1%)、云南(33.3%)、宁夏(31.9%)，男女成人文盲率差异最大的地区分别是贵州、青海、甘肃。从最新的通讯手段来看，1998年互联网用户中女性仅占7%，到2000年7月女性互联网用户也仅占四分之一，男性仍处于绝对优势。（注：根据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0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om.cn。）
三、知识效应与知识鸿沟
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发布的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为题的报告把知识经济定义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该报告指出知识是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知识推动改革。在20世纪之前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数百年的工业社会中，知识虽然是重要的资源，但是其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知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知识因素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主要因素：人口的增加、资本存量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其中后四个因素是引起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由于在增长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索洛(Solow R.)研究发现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只有大约1/8-1/4归功于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其余部分归功于其他三个因素。此后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和知识驱动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继续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又称新经济增长模型）又以数学模型对此实证结果做出了内生的解释，认为知识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知识的影响和人力资本的作用(Romer,1986,1990;Lucas,1988)。（注：在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开创性的工作之前，统治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是新古典模型用物质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而结果却是：在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知识的作用）的情况下，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体系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是克服新古典模型的缺点，将解释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等因素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界通常以罗默1986年的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的发表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罗默(1986,1990)的思路是增长的原动力来源于知识的积累，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不可排他性，知识不仅为其发明者和所有者带来利益，还增加了全社会知识的总量，对所有的生产者做出贡献。卢卡斯于1988年发表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另一种新经济增长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引进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两种效应，既有内部效应，又有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指人力资本可以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这是人力资本的正的外部性。在卢卡斯模型中，经济可以在不依赖外生力量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增长的来源。后来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是按照罗默或是卢卡斯的思路继续探索，超越完全竞争，把以知识或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发展到垄断竞争等其他市场结构条件下。）大量的国际研究表明，知识因素是解释各国或地区之间增长率差异最重要的因素，而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差异性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Easterly和Levine,2000;King和Robelo,1993;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Romer,1993）；在发展中国家TFP对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力资本能够迅速扩展和深化时，TFP的增长率会明显提高(World Bank,2000a)。巴罗(Barro,1998)则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发展进程的重要部分，而且通过跨国数据回归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世界银行专家计算(World Bank,1998)，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人均资本增长只解释了24%-29%，而反映知识以及其他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解释了70%以上（见表1）。我们对中国1978-1995年期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人均资本增长的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占73%，其他不可解释因素占8%（胡鞍钢和熊义志，2000）。这表明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下和经济起飞困难的重要原因，反之，向知识贫困宣战，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则是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
表1. 经济增长差异因素的分解
（单位：%）
差异来源 不同国家之间
中国各地区之间
1960-1988年 1960-1985年
80年代 1978-1995年
人均资本增长
2425
29 19
要素增加不能解释 7675
71 81
其中：
TFP增长 6057
79 73
TFP与资本积累的协方差 16 18
-8 8
注：TFP为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分解基于这样一个等式：人均GDP增长＝TFP增长+0.4×人均资本增长。其中系数0.4由资本占GDP的份额得来。于是有：人均GDP增长的方差＝TFP增长的方差+0.4[2]×人均资本增长的方差+2×0.4×TFP增长与人均资本增长的协方差。引自World Bank,1999。
资料来源：不同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分析引自World Bank,1999,p.19。中国数据系笔者计算，样本数为30（重庆包括在四川之内）。
知识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创新、教育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都直接地推动着社会进步。知识不仅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且直接地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注：据世界银行估计，1950年，人均收入为8000美元(PPP)的国家婴儿死亡率为45‰；70年代具有同样收入水平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为30‰，而1995年仅为15‰。这首先得益于这一时期人类在药物、疫苗以及流行病等方面的知识上的持续进展。其次是教育促进人们很好地采纳和有效利用医疗卫生知识。特别是妇女受教育对于儿童健康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此外，信息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医疗知识和环境卫生知识的传播，使得人们可以更为方便和快捷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World Bank,1998)），知识本身也是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知识对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转型是各种社会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教育卫生问题的处理以及生产方式等变得更现代的一种变革，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开拓视野、减少蔽塞，从而使人生更加丰富(Stiglitz,1998)（注：托达罗也指出：发展必须被视为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知识的进步对改革有巨大的需求，同时又是改革的重要驱动力。改革是不断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步和深入发展，人们吸收知识的能力的发展以及交流知识的能力的不断提高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社会环境。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它大大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人类的社会福利。但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市场力量的迅速扩张，市场失灵使经济全球化给欠发达国家或一国内的欠发达地区不仅带来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边缘化”的趋势。1998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为28.86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17%的24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仅占21%。（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9)《1999/2000世界发展报告：迈进21世纪》数据附录。本文作者在其数据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统计计算。）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1999)在其《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用大量的数据表明，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两极分化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注：例如，报告中提出，按照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的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上升到了1997年的74∶1。）
在技术迅速发展、市场力量不断增强、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知识与信息的全球化也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新兴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具有知识与信息的人群、地区和国家获得更高的回报、更快的财富积累，出现财富积聚效应，实现了知识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人群和地区被边缘化。边缘化显著的表现为出现了“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信息鸿沟”、“数字鸿沟”，所谓“鸿沟”是指在分配和有效使用知识、信息和通信资源方面两类或更多人类群体之间的实质性不对称，也就是指在有效获得知识、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差异。产生“鸿沟”最大的原因是“知识隔离(knowledge divide)”，所谓“知识隔离”是指人群或区域缺乏创造、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不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与开放无缘，成为“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或地区。知识能力的差距（“知识鸿沟”）实际上是对于未能获得有效的知识、信息和通信资源的人类群体的“知识剥夺”。
从未来发展看，人类的“知识隔离”、“知识剥夺”将日益突出，“知识鸿沟”既表现出南北差异，也表现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内部区域之间、以及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处于“鸿沟”不利一侧的国家、地区和人群在知识、信息、通信等方面处于贫困状态。“知识鸿沟”不仅在一国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实质上就是知识差距、“知识鸿沟”，新世纪的“追赶战略”要求我们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与信息的差距，使遭受“知识剥夺”的人群参与知识分享，让处于知识贫困的人们获得知识财富，变“知识鸿沟”为“知识通道”成为中国下个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开发战略是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过多着眼于兴办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开发模式，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少数民族不仅难以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不仅不能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拉大各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胡鞍钢、邹平，2000）。相应地，以往的反贫困战略主要着眼于解决收入贫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主要依据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标准。随着知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增大，进入21世纪，知识能力的缺乏将导致新型的贫困——知识贫困，减少和消除知识贫困将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任务之一。
战略性发展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在新世纪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及诸多发展途径的选择时，应调整发展思路，调整贫困地区开发战略和反贫困战略。贫困地区最稀缺的是知识资源，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也是知识资源。贫困人口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对贫困人口最大的剥夺是教育剥夺、知识剥夺，反之，对知识基础设施和对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最重要的投资，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投资。我国新的追赶战略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而知识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基本宗旨应该是：富民为本，消除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而反贫困战略则应由过去的单纯关注收入贫困更多地转向关注知识贫困，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为他们提供获取收入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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