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城市贫困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指由特定收入水平所造成的一种生活状态。处于这一状态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社会其他成员，甚至难以维持生存，我们把只能拿到最低生活费的人列为城市绝对贫困户；而把即使供给也不能达到一般人所享有的生活水平的那部分人称之为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据国家民政部通报，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225 万城市居民获得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规定的保障金。也就是说，在全国城市人口中，有225 万人还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城市贫困者大致由四类人组成：困难企业的职工、待业人员、社会救济对象、因病弱而造成的贫困，如父母瘫痪子女残疾；绝症病人；疾病重又得不到必要医疗费补助的人员，受灾人员等。杭州市把家庭月收入低于500元的列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相对贫困），这部分家庭占20%左右，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为还有一部分可以享受却没有拿到最低生活费的人士没有算在内。1998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没有到位的就占21%，全省最低工资不到位的也达6 %。贫困问题专家指出：贫富差距为十倍属于贫困社会警戒线。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十分法”计算，即将10%最富的人与10%最穷的人相比较，所得出的我国贫富差距已超出13倍，贫困范围一旦超越“社会警戒线”，贫困就会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破坏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我们更认为，贫困对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因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贫困所形成的一种不良文化，能一点点腐蚀人的自尊，使其荡然无存，我们通过对城市贫穷文化的描述，以引起人们对贫穷文化所产生负面影响的关注。
贫困心理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贫穷曾被作为“革命的象征”而备受赞礼。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原先那种不以穷为然的心态却成了“视穷为辱”。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心态与“以穷为荣”的心态一样，仍以负面影响为多。
感恩心理。有一个家庭，丈夫下岗，妻子惨遭车祸。他们到处借钱，变卖家产，仍难以支付庞大的医疗费。负债累累的丈夫疯了似的出去找工作，但屡屡失败。他们绝望了。这时街道送来三百元钱和一张“帮困粮油供应卡”，凭此卡，每月可以在商店免费领取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须品。面对着这“雪中送碳”的温暖，夫妇俩感激涕淋，双双跪倒在地上，反反复复哭述一句“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在以后的生活中，这句承诺变成了丈夫生活的全部内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国人一向崇尚的品德，但报恩与感恩并不完全一致，报恩追求的是行为上以德报德的德行，感恩则产生“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心理负重。当然，报恩行为是在感恩心理的基础之上产生，但是，当人的能力不足于使他行使报恩行为时，或者他的报恩行为远远不如他所接受的恩赐时，那么，报恩行为就变得微不足道，而感恩则变成了“心债”，让人一辈子都活在“还债”的压力中，城市贫困者普遍存在的“卑微”心态，不能不说没有这种“感恩心理”的压迫所致。
面子心理。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一年拿出7200万人民币， 向低收入家庭发放“帮困粮油供应卡”，由于供应卡封皮为深绿色，又称绿卡。截止年底，可以申请绿卡却不愿申请的占20%，即使申请了绿卡来商店选购的也只占85%。商店营业员普遍反映：凡拿卡来购物的人，话都不多，问了话也不答，选完东西就走，他们怕丢面子。有无面子是中国人显示贵贱的一条重要定律。争到了面子，便争到了名分、地位、显赫、富贵与社会网络关系，没有面子便意味着低微、贫困、下贱与平庸。贫穷，就意味着失面子，但还要极力保持不要太失面子。这种感觉常常让贫困者经历着人格扭曲的挤压。
要强心理。要强的延伸含义有上进、不服输、荣誉感等，这是激励人前进的内在动力机制。但是当要强心理不断膨胀，就会异化为封闭、拒绝、自卑甚至气傲等不良心理现象。贫困大学生是城市贫困者中的特殊人群。对待贫困大学生，各大专院校一般采用减免奖学金、结队助贫、募集资金、开设贫困生膳食窗口、优惠提供生活必需品等救助方法。对前两项救助办法大学生表示接受，而对后三项表现出谨慎甚至拒绝。如某大学自从开设贫困生膳食窗口后，竟无一人前去购买，老师前去做工作，一些贫困生却说：谁说我贫困？我吃得与其他同学一样好。事实却是，他早饭和中饭都不吃，把省下的钱用于晚餐，并且比一般同学的伙食标准还高。许多学生被学校列为贫困生后，便再不与同学往来，整日独来独往，沉没寡言。城市贫困者虽不象大学生那样对社会救助表示公开拒绝，但畏极言穷，因穷而孤独，婉拒馈赠者也是大有人在。
叛逆心理。一位大学生，被同学和老师认为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来自贫困家庭，为供他上大学，家里已倾其所有。他从不向人言及这些，偷偷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一次，在买馒头的时候多拿了两个想晚上充饥，却被师傅发现后当众辱骂。刹那间，这位学生操起一把刀便把师傅杀了。事后问他“为什么仅仅为一句话就把师傅杀了？”他坦言道：“平时就对班里生活条件好的同学嫉恨。我努力、进步就是要向他们证明，我比他们好。偷了馒头被师傅当众责骂，潜藏着的那种仇恨一下子就喷射出来”。从表面看，行为本身似乎与这位学生的心理品质有关，但表面的背后，难道就没有中国贫穷文化留在他身上的烙印？上千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几乎等同于贫民文化。而贫民文化所衍生出来的，是“劫富济贫”被冠为“义举”，贫民叛逆也就是“替天行道”等。现代社会，随着贫富差距缩小，这种“以贫恨富”的社会现象已不十分明显，但传统仍然造成了因穷而嫉恨一切，而反社会，而对富贵、有钱人鄙夷、仇视，甚至犯罪以示反叛的心态。
索取心理。在剧作家赵冬苓撰写的报告文学《最后的战争——中国八七扶贫启示录》里，透露了件耐人寻味的事：江总书记曾两次去江西考察过一户贫困家庭。第一次，在江总书记的嘱咐下，县里领导给他家送来四只美国长毛兔，打算帮助他发展养殖业。几天后，那几只长毛兔却被这家人杀掉吃了。主人很内行地对别人说：什么美国兔，味道和中国兔子差不多。行了这次大运后，这家人依然如旧，很穷，男人经常闲着睡觉，和别人打牌，仍旧是县里的重点扶贫对象。几年后，江总书记又提出要去看看这户人家。这次呈现在江总书记眼前的情况是：他家有了几间大瓦房，屋里虽然杂乱无章，到处布满灰尘，却摆着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一些家电。当总书记放心地出门时，正碰上男主人开着车从外面回来，车上放着新买回来的一台VCD。事后了解到， 新房子是县里给钱造的，那辆车是县里指示贷款买的，让他们跑运输挣钱，好几年了，车钱至今没还，家里的有些电器则是扶贫工作的“成果”。贫穷到底是什么呢？贫穷是一种酸性物质，它会一点点地腐蚀人的自尊，却滋生出一种狡诈的乞讨行为，懂得利用人们的济贫心理来索取他所需要的利益，而且使人变得贪得无厌。
寄生心理。“寄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依附于他人（事物）又剥削掠夺他人财物的不劳而获现象。贫穷往往会诱使人产生寄生性，逃避劳动，寄希望巧取豪夺而占有财富。一位艺术尖子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某艺术学校录取。入学后，她上课迟到，旷课成了家常便饭。院方以为她因家境困难在外挣钱以支付学费，惜其才华，提出可以让她担任系主任助理工作，以免经济上后顾之忧，她却不屑一顾地说：“这能挣几个钱？”以后，她在外面“揽活”更忙了，一会儿傍着一位大款，一会儿带着一位老外，还经常与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学校鬼混，专业学习一退再退，成绩一塌糊涂。学校领导极力挽救她，她却冷嘲热讽道：“这么刻苦学习有什么用？还不如有人肯出钱替我拍片上镜！”最后，学校不得不开除了她。她贫穷吗？她确实物质匮乏，但对钱的高度依附，却使她堕落成一个精神上的乞丐。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它揭示出人的生存质量，揭示人怎样活着。审视城市贫困者的生活方式，可以了解他们如何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而成为一个边缘的社会阶层。
贫病交加。“因病而穷，因穷得病”似乎成了穷人更穷的一条定律。 据对全国109个最贫困县的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等主要地方病的县94个，占86.3%。在全国5000万残疾人口中，贫困地区至少占1200——1500万，占总人口的5——10%以上。 城市贫困者的主要疾病类型为：突然而来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重症；绝症或罕见病症；使人丧失劳动力又久治不愈的疾病；残疾或弱智；老年性慢性疾病，如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胆囊炎胆石症、白内障、消化性溃疡等。这些病症医疗时间长，医疗费用高，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这些疾病者在不断付出高昂的医疗费，又得不到必要医疗费保障补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穷。面对疾病，贫困者基本生活在医治难——病症重，踏遍名院终难治；住院难——费用高，举债变卖仍缺口；康复难——顽疾长，久治不愈难以服侍的疾病折磨、无钱治病、变卖举债、家徒四壁、疾病加重、医药费俱增的循环痛苦之中。
追逐钱财。“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是城市贫困者的共同心理。一位女工在大病中又遭遇下岗，更惨的是丈夫离家而去，还留给她三个未成年孩子。为了支撑这个家，她不顾大病未愈去一家电影院做临时工，6元钱一天，一月拿156元，为多挣点钱，又每天早晨4 点起床帮人做早点，最后累得旧病复发而吐血，她知道这样挣钱会把命都搭上的，但不如此又怎么能养活这一家四口呢？一位女大学生，每月收到家里寄给她的150元生活费都会失声痛哭，这是家里收入的一半， 家里四个人要靠剩下的不足200元钱度过一个月。为了不让家里再给她寄钱， 她为一些电视剧编辑当“枪手”。4集剧本，每集给她500元，10天交稿。明知这是对方在剥削她，也知道在十天的时间内要完成4集初稿， 修改两遍的任务，只有牺牲正常学习和必要休息，但为了钱她干了。十天里竟累昏过两次，最后期末考试当然未通过。班主任气愤地对她说：“难道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她流着泪说不出一句话来。一位会计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挪用公款几十万，当法官问她“为什么这样丧心病狂地夺取国家财产？”她居然说“穷怕了，没钱的日子让人感到难受”。这三个人挣钱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一个出于母亲的责任，一个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一个则是在畸形的贫穷心理驱使下的恶行，为了摆脱物质的极度匮乏，他们往往透支身体，廉价出售精神与体力，有的甚至出卖灵魂与人格去实现“脱贫”。
痛苦的回忆。衣衫蓝缕、浑身臭味，遭到讪笑与回避；拼命干活还不得不以变质食品果腹；到处流浪以垃圾为伴又到处遭受唾弃与白眼……这种接二连三接踵而至的不幸，浸没了贫困者的回忆。回忆，扼杀了他们更多的欲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而衍生出畸形的贫民人格。沃农·I·艾伦指出， 沉浸在贫穷回忆中的人所形成的人格特征是：①生活在压力下导致性格异常和精神疾病。②没有较长的计划，追求的目标低微，忍受痛苦的力量弱。③常常搁置欲望，满足延宕。④成就动机极低。⑤期待外在的运气、碰机会，而不期待内在的自我努力。⑥需要借外在的诱因来学习。⑦自我观念、自尊心偏低。
到处哀告求助。有些贫困者不希望象“祥林嫂似地诉苦”，有的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向社会，他人发出求助，但是，也有许多贫困者却把求助当作了生存技巧。经验告诉他们，乞讨求助不仅能使他们生存下去，而且能使他们生活得较好。那么，哀告求助真能摆脱贫穷吗？杭州天水街道从1996年起就对城市绝对贫困户实行多方面救助，然而五年过去了，最开始救助的五户人家仍然是贫困户。贫困虽然表现为饥饿与物质匮乏，但是它和糟糕的生活条件、疾病、缺乏基本的教育、家庭问题、劳动技能、与社会缺乏有机的联系、社会原因、前景暗淡等问题也紧密相联。当贫困者不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只乞求社会援助时，求助便成了无能与下贱。
冲突与侵犯。综观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建设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城市无法得到有序发展。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就连城市贫民窟都是如此，于是大量农民拥入城市。但是，当满怀“淘金梦”的农民到了城市后，却发现他们只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报酬职业，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生活水平依旧低于“城里人”，生活范围仅仅限于工地——住处之间，最广泛的交往也就是同乡，工作以后的娱乐是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架小英寸黑白电视机面前看电视，或者打牌……。没有霓虹灯，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电子产品，没有高雅的娱乐场所，没有图书与教室，没有身份象征的庞大而气派的写字楼，更没有权利地位，而偷、盗、抢、劫、毒、赌、嫖、淫等现象却在他们的生活中到处弥漫。这一切正是产生失望、失落、暗淡、嫉妒、侵犯、越轨、反叛行为的重要原因，相对落后贫困农村人口和相对先进富裕城市人口发生了冲突。城市的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的冲突也大致如此。这就是贫穷文化的典型表现：向往富裕，却远离富裕，不甘心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无法从边缘地位走进主流阶层；充满对前景的憧憬，而低质量的生活水准使他们终日灰头土脸；向着富裕艰难地迈进，却遭到了穷乡亲们的远离与攻击；缺乏文化却对文化人不屑一顾；散懒的生活而对一切约束和纪律怀有敌意……。这种文化注定是要滋生出紧张、侵犯和利益冲突，在冲突中既破坏社会的秩序，也消耗着自己。
孤陋寡闻。贫困地区的邮路长度只占全国的18.4%，贫困地区拥有的高等、中等学校教职工数和科技人员数，都分别只占全国的16.2%、13.1%、13.4%；贫困地区每百人拥有图书、杂志和报纸数分别只占全国的5.1%、4.3%、6.9%， 贫困人的交往范围最大就是以所居住地为直径范围。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要告诉人们：信息闭塞、缺少交流、资料匮乏、孤陋寡闻、教育低下直接导致贫穷，而且使穷者越穷。然而，让我们感到非常难受的是，许多贫困者对此很麻木，他们不习惯交流，不懂得信息可以变成金钱，他们固执地按其传统的方式和习惯推进着生活，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且乐此不彼。
不合理消费。人的不合理经济行为可以导致贫困状况的持续。不合理经济行为大致有三种：一是炫耀消费。贫困者由于贫穷而产生自卑心理，但心底又不服气，一遇到某些可以显眼的场合，就想着攀比，想着露脸，拼命摆阔，借机炫耀，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二是短期消费。在毫无改变的穷日子面前，有些人产生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破罐子破摔”心理，一有钱便通通用光，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消费倾向，缺乏有效积累意识。三是维持性消费。一些贫困者的消费行为仅以维持最低生存为计，十分排斥债务，不愿使用贷款，即使干部们出于扶贫工作，发放低息贷款以帮助他们改善和发展生活，他们也不敢用，把钱存在家中，到期原样归还，还倒贴利息，所谓“穷死不背债”。他们更缺乏商品经营意识，不知道或不愿意把手中的东西换成货币。所有上述不合理的经济行为，都无助于资源增殖，相反却会形成一种低下的生活方式，促使贫穷的自我循环。
越穷越懒。一位联合国救济署官员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副情景：大批贫民连天数日等待着发放救济品。他们不要书，不要资料、不要工具，只要水，食物和衣服。我国一位专门从事贫困地区社会调查的学者也有此同感。他说，在他们那里扶贫工作造血不如输血，且实物救济优于资金救济，因为实物救济能分到老百姓手里，让老百姓感到实在和实惠，而资金救济，村长、乡长会拿去办工厂，老百姓一点也享受不到。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救济理论被完全扭曲了，令人遗憾。穷人越穷的一个症结，就在于害怕变化，懒得动不勤快，吃不起苦。只要有一张可以睡觉的垫子，有一点社会援助，他们就愿意继续这样懒洋洋地活着。
贫穷往往造就这样一种现象：当我有100元，我会用10元去投资， 因为即使投资完全失败，我还剩90元。如果我只有10元，我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万一失败我就完了，我会慢慢地享用这10元，如果我连1 元都没有，我就变得灰心丧气甚至憎恨，我不得不向别人要钱。这个假设似乎在说明，贫穷作为一种资本短缺和物质匮乏，可以剥夺人的良好意愿和兴趣，侵蚀人的自尊和自强，最终注定要滋生出紧张、侵犯和利益冲突。于是贫富之间便会传来诸如犯罪、疫病、饥荒、污染、恶欲，无德等充满了危险的消息。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地理、历史、气候、文化、社会、个人等条件如何，所有人都应该过有尊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贫困者，不仅提供一定的物质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改变那些生活在贫穷文化之中的人们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