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与西方基础主义文化观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础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基本图景
西方文化中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它总是认定文化中的某一部分是整个文化的基础。这个特别的部分同文化的其他部分相比，要么指向某个特许的对象，诸如实在、真理、绝对的善、高高在上的上帝；要么具有某种特别的能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同这个主题相一致，西方文化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指向彼岸（上帝）的宗教文化（神学文化），指向心灵（理性）的启蒙文化（哲学文化），指向现象世界的科学文化，以及指向世俗生活的文学文化。从西方文化的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崇高趋向低俗，从理想趋向实际，从精英趋向大众，从中心趋向边缘的过程。其中，神学文化是一种本体论（本质论，超世论）的文化，启蒙文化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的文化，科学文化是一种工具论（技术论，实践论）的文化，文学文化则是一种约定论（游戏论，现世论）的文化。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借助知识和意见、表象和实在之间的区别，发展了以某种直接的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知识分子观念。在启蒙时代，这种观念体现在当时人们把牛顿式的自然科学家当作知识分子的楷模上。在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看来，了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图景显然应该导致建立与自然界符合一致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机构。因而，自然科学被看作那个特别的部分，自然科学被当作是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典范。人们认定，“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具有同等级别的含义。科学提供着硬的客观的真理，即作为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等人文科学家必须关心他们是否是科学的，是否有资格把他们的结论看作是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客观性。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家代替了在启蒙之前和之后曾分别由牧师和哲学家占据的位置，被看作是使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由于宇宙已被非人格化，美和善开始被看作是主观的东西。结果，任何一种想在这种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学科都必须向科学学习或靠拢，使自己变成类似于科学的东西。这样，现代西方文化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级别的部分。像物理学和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具有第一等级的资格，像经济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具有第二等级的资格，像哲学和诗歌、文学批评之类的人文科学只具有第三等级的资格。而作出这种区分的根据是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分。按照这种文化观念，科学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和标准。其他文化部门或领域必须在同科学的比较中求得其相应的地位。因此，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基础主义的文化。
在《协同性还是客观性》一文中，罗蒂指出，善于思考的人类一直企图按照两种主要方式使生活与广阔的领域联系起来，以便使其具有意义：第一种方式是描述他们对某一社会作出的贡献的历史；第二种方式是在他们和非人的现实的直接关系中来描绘自己的生存。第一种方式说明了人类追求协同性的愿望，第二种方式说明了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以追求真理概念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从希腊哲学家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是企图由协同性转向客观性以使人类生存具有意义的最明显的例子。因其本身之故，不因它会对某个人或某个实在的或想象的社会有好处而应予追求的真理观，是这一传统的中心主题。”（罗蒂：《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1991年英文版，第21页）由于这种文化观念想使协同性以客观性为根据，它不得不把真理解释成与实在相符合。于是它必须建立一种形而上学。那种形而上学将考虑信念与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客体将使真信念与假信念区别开来。并且，由此也产生了某些区分真假信念的方法以及阐述此类方法的认识论。
因此，按照西方传统文化观念的区分，自然科学家拥有着较多的客观性、硬事实和客观真理；人文科学则被看作是与艺术一致的，它们提供的是娱乐而非真理。前者与真理距离较近，后者则离对真理的把握还很遥远。因此，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自然科学似乎优先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家似乎高明于人文科学家。
二、反基础主义：否弃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学假定
罗蒂认为，人们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分“不能用来划分文化。它们造成的困难比其解决的还多”。（同上书，第77页）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合理性”的第一种意义是指与实际或客观实在相符合的“客观性”，“合理性”也就是“有条理性”，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按照合理性的第一种意义，诗人和画家在其作品中使用的是“理性”以外的官能，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在完成作品之前，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制定新的成功标准。因此，如果成为合理的就是能够事先制定标准，那么把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是有道理的。但是，困难在于，在合理性的这种意义上，人文科学就休想有资格成为合理的活动。如果人文科学要被看成理性活动，合理性就应有别的含义。“合理性”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是一个文明社会如果要持续下去其成员必须拥有的德性。”（同上书，第78页）在这一意义上，合理性与其说是指有条理性，不如说是指“有教养”。按照这种解释，人文科学当然也应被看作是“理性学科”。罗蒂主张放弃合理性的第一种意义，保存它的第二种意义。
这样，罗蒂模糊了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真理便成为一个单义词，“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判断”。（同上书，第80页）而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罗蒂取消了知识和意见之间的所有传统区别。科学研究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自然科学不过是我们应付环境的又一种工具，而不是文化中具有特权的一个领域。由此，罗蒂终结了西方基础主义的文化观。
罗蒂进而批判了支撑西方基础主义文化观的形而上学假定：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习惯于把形而上的哲学见解作为形而下的实际问题或是社会政治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的根本前提。当神学被否定之后，哲学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去做神学不能做的事情。
罗蒂明确指出这种哲学研究活动是一种自欺行为。像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等哲学家早就对此表示过怀疑和失望。他们每一个人先前都曾试图找到一条使哲学成为“基本的”的新路，一条拟定最终思想语境的新路。维特根斯坦曾企图建立一种与心灵主义毫无关涉的新表象论；海德格尔曾企图建立一套与科学、认识论或笛卡尔的确定性寻求毫无关涉的科学哲学范畴；而杜威曾企图建立一种自然化了的黑格尔式的历史观。但是到了后来，他们都放弃了自己先前的努力，且认定那种努力是自欺欺人的。他们告诫后人要抵制把哲学视为文化之基础的康德式观点，并且最终放弃了作为可能学科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身。这些哲学家的后期研究是治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教化性的而非系统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自己哲学思维的动机质疑，而不在于为读者提供一套新的哲学纲领。
罗蒂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等哲学家身上看到了另一种理智生活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推断出了一种反基础主义文化：后哲学文化的可能性。在那种文化中，将不存在一门为其他学科进行论证或奠定基础的无所不包的学科。哲学家们如果还想继续存在的话，应该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对于第一原理的探寻，而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切。罗蒂的这种哲学观和文化观引发了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一次重大转向，即放弃对于哲学理论的首要关注，以对于社会现实的首要关注取而代之。罗蒂要求或希望反基础主义的文化观将引导哲学家突破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的专业视野，引导他们把注意力投放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反基础主义的文化观取消了哲学研究和各种形而上学的假定在诸学科中、在文化中的基础地位，淡化了诸学科之间的明确界限，尤其是淡化了哲学家的传统角色，使哲学家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
三、导向文学化的哲学：后基础主义文化中的哲学和文学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哲学和文学无疑是两个泾渭分明且常常互相怀有敌意的学科，两者的关系远不如哲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来得密切（柏拉图对荷马的否定，黑格尔与哥德的微妙关系就是其佐证）。随着西方传统哲学在文化中的传统地位的被否定，在一种后基础主义的文化中，哲学和文学将成为关系最为暧昧的两门学科。
罗蒂对哲学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考察，是基于他对自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现象演进的一个基本事实的认识。“在十九世纪期间，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出现了，这就是文学家们的文化，他们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小说和政论并批评其他人的诗歌、小说和政论。——到了二十世纪初，科学家们正象神学家们一样远远离开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牧师和哲学家，成为青年的道德导师。”（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到20世纪60年代， 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文学理论’一词现在通常用来指称与‘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或‘现代欧洲戏剧’等并列的某些文学教师的专门领域，它与‘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富柯、保罗·德·曼和利欧塔德等人的讨论’基本上是同义词。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较多有关近来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一方面，罗素、胡塞尔以及其后继者仍然热衷于保持哲学的严格性、纯洁性和科学性。结果，哲学越成为科学的、纯粹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另一方面，一部分传统哲学的叛逆者走出了狭隘专业的圈子之外，在广大的非哲学领域里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这第二方面构成了罗蒂讨论在后基础主义文化中哲学与艺术、诗歌、小说、文学批评之关系的主要内容。
罗蒂主张从根本上消解西方传统哲学的地盘：对真理的自以为忠诚的追求。在模糊诸学科划界的同时，罗蒂也模糊了某些关键语词，如“真”、“善”、“美”的界限。不过罗蒂并没有由此而引向虚无主义，相反地，他把自己的观点引向了彻底的历史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罗蒂强调诸学科的发展中有一个“文学的”阶段：人们以一些反常话语来指示本学科的最新进展。此时，一切都同时相互竞争，讨论的动机和词语是论证的中心主题。罗蒂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把某种‘文学的’或‘诗的’时刻看作周期性地出现于很多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如科学、哲学、绘画和政治，以及抒情诗和戏剧，在这个时刻中事物进展的不顺利，新的一代不满意，年轻人把按某一既定样式完成的东西当作如此墨守成规，或当作如此沉重地承受着库恩所说的‘反常事例’，以至于一种新的开端势在必行了。”（见《哲学和自然之境》“中译本附录”，第380页）因此， 哲学的发展周期性地会出现“文学的”和“诗意的”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哲学仍然被视为哲学而非文学。因此，哲学的文学化并非哲学自身的目标，也非哲学的正常形态。
与文学家不同的是，哲学家梦想只有一种真隐喻。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当代的科学实在论者，这个梦想一直被追求着，延续着。但是，由于这个梦想的一再落空，沮丧的人们开始对哲学这个学科存在的理由表示了怀疑。因为哲学家梦想去根除的不只是直接意义和隐喻意义的区别，而且还有错误语言和真理语言、显相语言和实在语言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哲学家梦想着一种终极的语言，“它不可能再接受注释，不须要再被解释，不可能被以后世代抛在后面和加以嘲笑”。 （同上书， 第381页）而实际上，某种语言在走向完满的同时也必然地走向封闭。 所以，传统哲学的思路，即向真理的不断逼近反而把自己引向了绝境，导致了哲学自身的式微。
在后基础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就哲学和文学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引申或概括：第一，任何一个哲学论说都是有条件的。这种有条件性既是某一流派的哲学家不自觉地假定的东西，又是另一流派的哲学家试图克服的对象，这使得任何一种哲学活动都处于既留有广大的发展余地又需为自身的有条件性作辩护的两难之中。第二，哲学发展有一个“文学的”或“诗的”阶段。当这个阶段成为过去的时候，或者当哲学家拒绝本学科向其他学科进行有益的对话和交流的时候，由于哲学的自我封闭性，使它在走向自我完满的同时也走向衰落，并由此而完成其新旧更替。第三，今天的哲学应该向文学学习。文学以敞开性、创新性为特征，并承认自身的不完满性、局部性、无根基性（可塑性）、不自足性和非自然性。导向文学化的哲学是未来哲学发展的一条出路。第四，文学化的哲学仍然是哲学。哲学话题的改变不是由哲学的文学化来决定的，而是由其他因素促成的。一种哲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批特殊的读者。他们是一定的教育的产物。如果要让他们放弃某种哲学，就必须让他们相信自己读了某种错误的哲学。而这里，“错误的”一词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只意味着另有人找到了一个更好谈论的、更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新话题。后基础主义的文化鼓励哲学家和非哲学家之间、哲学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对话，鼓励每个人都去阅读别人的著作。这样，哲学的文学化至多改变了人们讨论哲学话题的方式，而不能改变那个话题的本身。
四、后基础主义文化中的自然科学
自18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也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当哲学在文化中的基础地位被否弃了之后，科学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替补它的最好备选者。因此未来文化似乎只能是一种科学文化或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化。但是罗蒂对以上观点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为此作出一系列艰难的辩护。其辩护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已经取代中世纪牧师和近代哲学家的神圣地位而成为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随着人类能力的日益膨胀和扩张，外在世界开始留下越来越多的人类的踪迹。一方面，感性的东西、经验的东西、艺术的东西日益带有主观的因素；另一方面，现在留待科学家们去探索的似乎只是客观实在那一领域了，在那里所获得的知识便理应被当作真理。而科学的合理性和方法又担保了科学家所获得的知识就是真理。
罗蒂认为，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之间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因此，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立是可能取消的。一旦“科学”不再具有令人尊敬的意义，我们就无需用它来分类。科学活动既然并不高明于其他人类活动，科学就不应该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正如哲学不是未来文化的基础一样，科学也不是未来文化的基础。因此，后基础主义的文化也是后科学的文化。在那种文化中，没有人或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何时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在其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无论是诗人还是政客，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
第二，自然科学是自然类还是协同类？罗蒂提出，这不是一个驳斥或贬低自然科学家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把自然科学家看作牧师的问题。
持“科学为自然性”观点的哲学家相信，科学或至少是自然科学命名了一种自然性，一个文化领域。而把这种“性”、“领域”区分开来的是以下两个特性的一个或两个，即一种特别的方法，或一种与实在的特别关系。罗蒂认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自然科学在方法上具有优越性（合理性）的不可能性。于是，他把考察重点放到另一问题上：科学究竟是否和实在具有某种特别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从有关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转向了有关科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罗蒂主张“科学作为协同性”的观点。“协同性”（Solidority）指把科学组织的客观性真理解释成“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罗蒂指出，那些希望协同性以客观性为根据的人（实在论者）不得不把真理解释为与实在相符合。于是，他们必须建立一种形而上学以考察信念与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并相信客体会使真信念与假信念区别开来。他们还必须找到一种能证明信念之真假的普遍有效的方法，必须建立一门考察这种证明方法的认识论。与此相反地，那些希望把客观性归结为协同性的人（实用主义者），即不需要形而上学，也不需要认识论，而只是把真理看成是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说我们现在相信是合理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就等于说某人可能提出更好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永远存在着改进信念的余地；因为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或一套新的词汇都可能出现。据此，罗蒂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种相对主义者：离开了对某一社会在某一研究领域中使用的熟悉的证明方式的描述，就不可能谈论真理或合理性。罗蒂通过把客观性归纳为协同性、主体间性、“非强制的一致”，实际上模糊了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从而取消了科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的地位。罗蒂指出，如果我们能为追求协同性的展望所推动，彻底抛弃对客观性的愿望，那么我们就会把人类进步看作能使人类完成较有趣的工作或成为较有趣的人，而不看作朝向某一地点的逼进。这个地点多少是为人类事先设定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是去创作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这是曾经被浪漫主义用来称赞诗人的形象，而非被希腊人用来称赞数学家的形象。
第三，在说明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差异时，哲学能做些什么？莱欣巴哈曾经就此指出，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联结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作答。莱欣巴哈主张保留哲学的问题，而舍弃那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诗的而非科学的。罗蒂则进一步舍弃了哲学的问题。认为那些问题已由新问题取代了，这种取代不是因为新问题更科学，而是因为新问题更实用更有趣。
罗蒂指出，我们的思想传统中存在着两种习以为常的形而上学安慰，其一是认为与非人的现实相联系的人类成员秉赋某种“权利”，它赋予人类以道德尊严。这种观念构成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其二是认为人类社会自我毁灭的不可能性，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罗蒂主张放弃第一种安慰，篡改第二种安慰，把协同性当作我们的唯一安慰，而且无需为它找到形而上学的支持。罗蒂放弃了为莱欣巴哈等分析哲学家共有的如下主张：第一，哲学开始于自然科学对自身的考察。第二，追求外在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的企图，即是对于被内在地运用于自然科学中之程序的反叛。第三，哲学在最近已经变得科学和严密，哲学是对于科学知识的一种解释或扩张。罗蒂认为，为后基础主义的文化提供一种科学的哲学没有必要，正如同为科学作出哲学的辩护没有必要一样。科学实在论正受到人们的唾弃。究其原因，不在于科学精神本身，而在于人们将科学神化的倾向。因此，罗蒂攻击的是实在论的唯科学主义，而非科学本身。
这样，在后基础主义的文化中，以客观地、精确地描述实在自居的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地位。哲学不需要向科学学习，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科学些；科学也不需要哲学的论证，以便使自己显得高于其他学科。这样“科学”一词，以及在人文科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就逐渐地消退了。诸科学不再去关心自己的哲学基础。后基础主义文化中的诸学科被看作是在指称其界限随着其成员的兴趣转移而流动的共同体。随着诸学科界限的逐渐消解，对于一个学科的性质和地位，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多加在意了。结果，后基础主义文化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科学家、哲学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还是政客，除了其共同体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改进，即文明的保存和推进以外，没有任何更高的目标。他们将把合理性等同于那种努力，而不是等同于对客观性的期望。
五、西方基础主义文化终结的后果及启示
通过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中一种典型的后基础主义文化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的初步阐述，我们看到，罗蒂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基本理论错误，譬如否认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差异，否认科学和其他学科在文化中的地位差异，有关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等问题也没有达到真正解决。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为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未来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启示。
首先，罗蒂后哲学文化观的完整提出并不标志着西方基础主义文化观的全面终结，但它确实揭示了当代西方文化在完成其现代化使命之后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最新走向。我们并不认为罗蒂已经从理论上驳倒了西方基础主义的文化观，但是我们非常敬佩罗蒂的这种反叛精神和理论勇气。因此，我们首先不去追问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念是否真的克服了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建立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联系的信念，是否成功地引导人们放弃了对于客观真理的追求，抛弃了在现象与实在、知识与意见之间的传统对立，而是充分地肯定罗蒂的工作对于引导西方人在全面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罗蒂毕竟向我们描述了后基础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它们将以理想态的形式而非实在态的形式成为我们进行文化批判或文化建设的一个参照系：在那种文化中，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信奉后基础主义的知识分子将反对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像，将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等的地位。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试图化解诸学科之间存在的争强好胜的心理。在打消某些学科的好高鹜远的念头之后，他让它们都心平气和地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罗蒂改变了世人对诸学科在整体文化中之地位的传统看法。向世人昭示了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去做一个新人的可能性。
最后，后哲学的文化观为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些重大的启示。现在，国内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正日趋热烈，但是这些文化讨论基本上没有摆脱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文化观的影响。我们认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将为促进我们当前的这场文化讨论提供一个较新的视角。它表明，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文化观，是围绕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而展开的。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在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一种进一步激化的趋势。国内学术界近年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高度地激化的这种张力的表现。因此，后哲学的或后基础主义的文化观虽然发端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对于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文化建设运动，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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