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与中国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1-0082-(12)
“成长小说/教育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中文译名)在中国，还是个方兴未艾的小说类型；在西方，却是个横跨欧美各国纵贯几个世纪的小说传统。多数研究者认为它“发端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1]巴赫金更是将其上溯到古希腊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2](P230)发展演变绝不限于一国一时、形态内涵丰赡复杂，这使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成为众说纷纭的理论难题。西方学者所下概念大致分两类：“理性判断类”着眼于深入剖析成长小说最为成熟的核心内涵，以艾布拉姆斯的论述为代表：“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3](P218-219)“形态描述类”重在描述其特有的叙事形态及其演变规律，威廉·狄尔泰将其描绘为“成长维度”与“教育维度”相互交融又各有侧重的小说形式，远较斯沃尔斯、墨罗蒂等文史学家“成长小说与教育小说的合成”的说法高明。[1]显然，前者适于新作评论，后者适于史学研究。不过即便狄尔泰也从未概括比较中西成长小说的发展演变。这显然是个更为复杂，甚至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然而如果无人追溯“成长小说”最初产生与存在的哲学意义，不能高屋建瓴地审视分析其衍变规律，始终缺乏世界成长小说经典作为参照……如何清醒认识中国成长小说的诞生演变的原因与动力，如何对中国成长小说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同类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做出公允客观的评价？
一、西方渊源
“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传统形成与迁徙流变，大致在德、英、美三国完成，具体可概括为“古典(德、英)传统、现代(美国)流变”。
1.古典(德、英)传统
德国是公认的成长小说发源地。形式方面，中世纪时期的德国骑士史诗《帕尔齐伐尔》(1200-1215)就已粗具成长叙述的基本框架：由错误、罪过、矛盾而达“至善”，主人公帕尔齐伐尔的经历构成了其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格里美豪森《痴儿西木传》(1668-1669)完成了这一框架由“史诗”而“小说”的形式转变。维兰德《阿迦通的故事》(1766-1767)就已比较成熟完备，被马丁·韦斯尔斯称为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教育小说了。[4]内涵方面，德意志民族哲学气质浓重、耽于形上求索，成长小说出现伊始即富强烈的精神追求与社会批判色彩。“在德国文学史上，那些解剖精神自我、探索人生价值、思考生存意义、寻求生活理想的作品就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为优秀之作”。[5](P4)成长小说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德国，从17世纪的葛利梅豪生(Crimelshausen，今译为格里美豪森)到19世纪末叶，几乎每个第一流的小说家都写过一部或两部这类的长篇小说”。[6](P358)这些早期作品的精神境界极高，远在许多沾染世俗功利气息的当代作品之上。《帕尔齐伐尔》的主题是心灵的净化与升华，[5](P21)《痴儿西木传》以30年战争时期分裂动荡的德国社会为背景，主人公西木饱经忧患之后愤世嫉俗、毅然归隐。《阿迦通的故事》中充满宗教热情、政治理想的阿迦通(希腊文的音译，好人之意)，一心辅佐君主改革社会却险些性命不保，心灰意冷后绝足政坛、独善其身。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在感伤凄惨的爱情故事中，融入了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在等级森严、陈腐闭塞的社会秩序中处处碰壁，由愤懑压抑而绝望自戕的心路历程……维特的自杀与西木弃世、阿迦通退隐一样，是痛觉如此污浊尘世毫无留恋之价值，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人生选择。
类似情节在德国早期成长小说中频频出现，形成了独特的精神谱系。用狄尔泰的理论术语来说便是：在德国古典成长小说中，“成长维度”最早出现并迅速成熟。在这些小说中，决定主人公成长方向、衡量思想人格成熟度的标准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心智志向的清醒明澈及坚持自我的意志强度。因此，常见的主人公成长轨迹，以最初积极入世，最终择善固执为主：与世抵牾未必因为幼稚懵懂，弃世避世并非全是心灵脆弱；圆滑世故、应时趋变不过是庸常之辈的成熟归宿，择善固执、宁折不弯才是特立独行者成长的最终选择。这几乎是“成长维度”的最高境界。后世成长小说的创作技法结构日新月异，然而在精神品格方面真正有所超越的可说少之又少。
不过德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8世纪末危机尤为严重。有志有识者鲜能只顾个人而置身事外，如何教育与引导青年把理想主义热情注入正轨，在实现个人抱负的同时为贫困分裂的国家尽责出力，是当时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德国魏玛的古典主义者歌德、席勒和洪堡等大力提倡‘成长教育’(Bildung)的理念。”[1]以探讨人生意义为宏旨的成长小说自然责无旁贷，“教育维度”由此而生。凯勒《绿衣亨利》(1879-1880)、戈特赫尔夫《农民的爱情》、拉贝《饥饿牧师》等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如果我们寻找例证，说明文学必然植根于社会这样的公理，那么我们也许会想起德国对教育的执著，特别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并藉此分析成长小说繁荣的原因。”[7]当时“教育为国”的理念极为深入人心，以致出现了专门的“(学校)教育小说”——职业教育家们借小说创作宣传个人教育理念时，把原本笼统的人生教育具化为正规的学校教育，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1781-1787)等。这类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然而德国成长小说传统始终以格“己”致知、探索精神自我的“成长维度”为主，以责任规范律人的“教育维度”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没有完全压倒前者。纯粹的“教育维度”名作多出自其他国家，如法国卢梭《新爱洛绮斯》(1761)、《爱弥儿》(1764)、意大利亚米契斯《爱的教育》(1886)等。
第一次使“成长维度”与“教育维度”水乳交融的，是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8](P156)威廉·迈斯特一心摆脱小市民的狭窄圈子，追求更高的精神自由，属于个人“成长”；选择戏剧事业作为“教育”德国民众的理想追求，就是社会责任使然了。①歌德此作不再执著于个人意志与社会责任的尖锐对立，而是竭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可能，在当时的德国极具现实意义。后世作家的竞相效仿，使其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杰出的教育小说”。②
因此，德国成长小说的发生学规律与特点是：“成长维度”首先出现，而且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教育维度”在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下逐渐产生、独立，并与“成长维度”相伴而生并衍化至今。
真正把“教育维度”形成谱系传统的，是英国成长小说。马丁·韦斯尔斯等纯化论者将成长小说视为德语文学的特有现象，[4]“体裁卫道士”的神态可掬、精神可嘉，却并不符合实际。③笛福《鲁滨逊漂流记》(1719)甚至比标志着德国成长小说成熟的《阿迦通的故事》还早，而且出版不久便“流传到欧洲各地，在德国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并且纷纷模仿……”[8](P78)可见英国拥有自己的成长小说传统。[9]理查德·巴尼在《启蒙教育小说》一书中，把成长小说的渊源上溯到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教育理念和18世纪的英国小说传统。洛克教育理念的理论基础是“白板论”，他在名著《人类理解论》(1671-1687)、《教育漫话》(1692)中将青年人“看成是一张白纸或一块蜡，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成什么式样的”，[10](P209)极为强调教育对“人”一生成长的影响力。这种思想在文学领域的直接反映，便是18世纪英国文学的说教色彩极重——“早期的英国小说家，几乎无人不把教育读者、改进社会当作写书的重要目的”。[11](P235)
源头如此，故而英国成长小说中最先出现的是“教育维度”。只是与德国成长小说中泛泛的人生“教育”不同，英式“教育维度”的具体内容以宗教、道德为主。自16世纪起，新教运动、清教伦理等宗教运动对英国文学影响极大，成长小说也不例外：一方面，基督教教义中信徒经历尘世磨难后灵魂升入天堂的超越蓝图，与成长小说由懵懂混沌而发现自我、实现理想的情节模式颇为相似。约翰·班扬《天路历程》(1678-1684)中主人公“基督徒”受福音感召后离家出走，经过“名利场”、“困难山”、“安逸平原”等重重考验，到达“天国之城”的情节模式，客观上为后来的成长小说提供了灵感源泉和故事框架。另一方面，基督教的宗教道德与洛克的经验主义教育理念结合后，多用善恶有报、终成眷属的宗教道德故事来劝慰鼓励人们积极融入社会：善良人只要虔诚正直、勤奋自持，不仅能获得内心满足，而且最终能获得实利地位。理查逊《帕梅拉》(1740-1741)如其副标题“美德有报”所示，写帮佣女仆因在主人面前竭力捍卫贞操而获得尊重，被名正言顺地娶为太太，由精神追求而得世俗利益的回报；狄更斯则把这种“灰姑娘”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雾都孤儿》(1838)、《大卫·科波菲尔》(1850)中那些本性纯良的主人公尽管命运多舛，只要自守本心，自有贵人相助，获得应有的财富地位和体面生活。
而英式“成长维度”最初只是“教育维度”的附庸——作者出于宗教、道德说教的目的，总要为设置各种人生不幸作为主人公道德自我完善的障碍，如此则主人公德行修养的进步与人生阅历、心智成长的过程浑然一体。因此早期英国成长小说以“考验小说”、道德自我完善的情节模式居多：主人公即便出身良好，也会因父母或自身德行有亏而注定蹭蹬坎坷：比如奥列佛·退斯特(《雾都孤儿》，1838)、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94)、皮普(《远大前程》，1861)、达西与伊丽莎白(《傲慢与偏见》，1813)。④但只要经受得住劫难考验，最终一定否极泰来。小说中随情节转换而改变的，多主人公年龄阅历而少内心精神状况。
这种道德演进的叙事窠臼直到17世纪后期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个人主义思潮出现后才有较大改善。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精神面貌与整体结构，只要辛苦打拼便可挣得财产、地位与尊严——“经济动机的本质，按照逻辑需要其他思想、感觉、行为的模式贬值：各种传统形式的群体关系、家庭、行会、民族感，这一切都要被削弱，包括从精神拯救到消遣取乐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的个人成就和享乐的竞争性要求，也需如此。”[12](P66)故而在主张“让文学创作稳稳地落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土地上”的笛福笔下，[13](P18)成长主人公鲁滨逊(《鲁滨逊漂流记》)困居孤岛后才想到皈依宗教，但整个过程也湮没在大量的生活细节、生意算计之中；弗兰·德斯(《摩尔·弗兰德斯》，1722)的成长更与她为生计四处辗转迁徙的经历同义。他们在完全以最原始的生存法则、致富方略安身立命的同时仍然认可传统宗教道德，便是“成长维度”粗具雏形而尚未独立的表现。直到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中注入了个性追求、坚持自我的精神力量之后，英式“成长维度”才真正独立。
德、英是文化深邃、历史悠久的老派国家，民族心态稳健成熟、趋于保守，自我约束的意识很强。两国成长小说传统因民族气质、历史情境等差异，产生原因、演变过程多有不同而各有侧重，但整体上以社会为本位，对个人的义务要求大于权利提供的特点相似，在个性追求与社会现实矛盾冲突时，主张个体向社会妥协的精神指向上并无二致。这是成长小说的古典传统的最大特性。
2.现代(美国)流变
20世纪之后，随着人们的自我意识、个体观念增强，以抒写人物个性追求、精神成长为宗旨的“成长维度”名作在世界各国大量涌现：英国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1913)、毛姆《人生的枷锁》(1915)、《刀锋》(1944)，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威廉·戈尔丁《蝇王》(1954)；瑞士赫尔曼·黑塞《在轮下》(1906)、《德米安》(1919)，德国托马斯·曼《魔山》(1909)，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等等。小说中张扬个性、追求精神的“成长维度”与主张世俗道德、社会成规的“教育维度”的价值取向冲突逐渐尖锐。美国成长小说尤其如此，它走的是一条个体本位、拒绝社会教化的路子，这其实也是现代成长小说发展的大方向。
美国是个欧陆移民建立的崭新国家，早期文学基本是对欧陆文学的继承与模仿。因有德、英成长小说传统可资借鉴，美国成长小说发展很快，特点是“教育维度”与“成长维度”几乎同时产生，而且一开始就纠缠交错在一起。起初继承德、英传统，强调社会规训的“教育维度”占优。但个人主义在美国根基异常深厚：前有早期移民祖先开拓疆土时大量屠杀印第安土著的历史楷模，后有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主张与社会机构、潮流抗争的理论支持。所以即使“教育维度”占优的作品，也极少纯粹表现个体融入社会的归宿欢娱，而是多多少少掺杂着年轻人对世俗黑暗荒谬的惊奇愤怒。主人公的成长往往以幻想开始，以幻灭结束，接近卢卡奇所说的“幻灭小说”：霍桑《年轻的古德曼·布朗》(1835)写年轻小伙古德曼·布朗(Goodman，“好人”之意)在一次黑森林夜旅中看到所谓人性、世道都在魔鬼掌控之下，也知道自己孤身一人无力反抗全社会的污浊邪恶，却依然不肯完全屈服——洞悉罪恶、绝不流俗本身就是一种大智大勇。《红字》(1850)中，海丝特·白兰听从内心真爱的神圣指引，冲破世俗婚姻与神职人员相恋，由年幼单纯的少妇成长为特立独行的精神圣徒；代价则是毕生背负“通奸”骂名，时刻伴随不公正的世俗白眼与轻蔑侮辱。小说以上帝法规激烈质疑与否定清教律条与世俗道德成规，“教育维度”与“成长维度”难分彼此。
作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年轻的民族，美国“粗犷豪爽，冒险精神，讲究实际，喜爱创造，精力充沛，充满活力，雄心勃勃，个人主义，酷爱自由”。[14](P4)故而与欧陆成长小说的演变一度长期停留在主人公放弃个性以融入社会的阶段不同，美式“成长维度”的发展很快，在作品数量与反叛程度上都有所超越：坚持精神自我、弃世避世不再仅仅是一时热血冲动，成长主人公们往往反抗到底、叛逆到底、颓废到底。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哈克贝利·芬历险记》(1884)在表现自然人性与社会现实冲突的主题上一脉相承，“看到生活里的种种不协调而又要容忍它们就只得大笑”，[15](P121)把质疑与颠覆寓于幽默诙谐的叙事之中：汤姆对成人社会的“文明教化”满不在乎，哈克“对于规定必须把吉姆送还给他的主人的法律是否合乎正义而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对美国成长小说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对“成长维度”的改变。具体可分两个阶段或类型：
(1)生存竞争式的成长。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工商业竞争空前激烈，整个国家变成一片弱肉强食的丛林，斯宾塞“适者生存、不计其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风行一时。成长小说以揭示这种生存环境与时代思潮对个体成长的决定性影响为主题。“对于70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诺里斯、克莱恩、德莱塞)，中产阶级道德已经无关紧要，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的物质生存远比其精神完美更加重要。”[14](P303)杰克·伦敦在《野性的呼唤》(1903)中，把自己在社会底层搏命的人生体验与斯宾塞理论完美揉为一体：布克这只曾被文明驯化的大狗，在阿拉斯加残酷的生存环境中，血液中的先天野性逐渐苏醒过来，变得跟狼祖先一样凶狠善斗。不过，杰克·伦敦并不赞同人们为了生存竞争而抛却文明，野兽一般相互撕咬搏斗，《海狼》(1904)才是他心目中现代人的成长之路：“魔鬼号”船主莱生绰号“海狼”，文化修养很深、愤世嫉俗，却又凶狠专横、待人苛刻，以致被水手们集体抛弃后孤独地死去；被他胁迫为水手的自由作家卫登却逐渐孔武有力、男子汉气十足，从一个弱不禁风的上流“绅士”成长为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2)消费时代心灵幻灭式成长。真正有勇气、有决心去直面激烈的人生战场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宁愿回避挑战，巧用机心获取经济利益，在安逸生活中平静度日。消费时代越来越沉溺于享乐主义的现代人尤其如此。“20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消费文化蓬勃发展、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观念在美国社会受到空前挑战。”[14](P160)德莱塞与以往作家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是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忠实表现者，正如《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主编埃利阿特所言，他的写作是为了“另一类读者群，另一类围绕消费文化而不是贵族文化的读者群”。《嘉莉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美国悲剧》(1925)中的主人公都是消费观念的产儿。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向垄断阶段过渡，消费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信仰。消费意识形态“强调花费和物质占有，它削弱了勤俭、节约、自控等传统道德标准”，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伦理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消费享乐主义崇尚生活中的享乐和满足”。[16](P108)德莱塞非常细致客观地写出了成长主人公们在道德清贫与财富掌声的强烈反差对比之下，一步步迷失自我，抛却原有的清教道德，滑入享乐主义泥潭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德莱塞强调为感官欲望役使而背离道德、以身体名誉换体面生活的无奈；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则剖析用金钱财富换取精神充实的徒劳。没有信仰、没有出路、没有得到拯救的真正希望，这是更深层次的幻灭。浑浑噩噩，在空洞无物的安逸享乐中得过且过，这是消费时代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1951)则是少数“反成长”的杰出代表，主人公霍尔顿勇敢而真诚地面对生活，却成了人人冷淡的讨厌鬼。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以致不愿上学、拒绝长大，最后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去守望那些人性本真的孩子们。美国是人类最大的一块试验田、世界各国的未来模板。社会现实决定文学风貌，美国成长小说的特点已随着美国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等传播到世界各国。
综上所述，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主要完成于德英美三国。早期源于德、英：德意志民族好学深究、极富哲学气质，表现个体追求内心自我实现的“成长维度”首先出现，并且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强调个体向国家认同融合，担负社会责任的“教育”维度18世纪在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下形成。英国成长小说深受洛克教育理念的影响，又有浓重的宗教道德背景，故而以“教育维度”为主，“成长维度”长期依附于“教育”目的，19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导致的个人主义精神而独立出来。“德英传统”虽然各有侧重，但以社会为本位，对个体的义务要求大于权利提供的特点如出一辙。20世纪之后，重心移到美国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在错综复杂的文化传统下，美国成长小说一开始是古板保守的“教育维度”与追求个人实现的“成长维度”的混合产物，后起的“消费文化价值观”则使它最终走向以个体为本位，拒绝社会“教化”的流变之路。这也是世界成长小说的发展倾向。
二、中国衍变
首先从这一小说类型的中国(古代)缺失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长小说实质写的是主人公在多种人生道路之间的选择与审视反思，真正价值在于特立独行、不畏艰险的人生探索。可古代中国除了“学而优则仕”几乎没有其他社会认可的人生道路，而且“在过去两千年中从未发生过‘全部的’、‘永久性’的变迁，而只有‘适应性的’、‘循环的’变迁。”[17](P1)稳定恒久、四海阖一的生活模式，不容异己、杀伐过重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古代中国人稳固守常的精神结构，对只有一种人生道路的生活几乎视为理所当然。故而中国古代小说中不乏精彩的成长断片，却始终未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
现有的中国古代“成长小说/教育小说”研究，理论拔高问题严重。西方成长小说系“教育维度”、“成长维度”两种倾向交织融合而成。中国古代小说中有相应的“教育主题”与“成长主题”，但彼此泾渭分明，未曾相融：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李延年等在“教育主题”小说的篇目辑录与脉络梳理方面成绩斐然，⑤但直接把“教育小说”这一西方概念套在中国古代小说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读——“教育小说”指的并非一般的教育题材，而是“认识并且实现人生和自我的价值”的“人生教育”；[18](P4-5)“成长主题”在哪吒闹海、沉香劈山救母等神话传说中即露端倪，但始终不成气候。明代之后，“教育主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由简单粗陋变得复杂成熟，以主人公生平经历为情节主干来警示世人的作品日益增多后，“成长主题”才渐成气候：《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名作中都有著名的成长断片。清代李绿园《歧路灯》中写谭绍闻浪子回头的故事，无意间将“教育”与“成长”两个主题集于一身，在形式上最接近西方成长小说；但如此“成长”纯是被动受教，走上唯一被社会认可的正路，是社会规约下的成长典型。而西方成长小说中，“成长”之路是敞开而有多种选择的，没有简单的对错关系，只有能否使个体实现自我的问题。因此《歧路灯》终究只是中国“唯一的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古典长篇小说”，[19](P136)也算不得真正的成长小说。西方成长小说受启蒙运动与进化论的影响极大，是明显的线性发展思维。而中国古代在循环自足的现实秩序、宇宙人生观的阴影笼罩下，缺乏最关键的文化土壤，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自在情理之中。
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成长小说则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只用了一个世纪便匆匆走过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全程。效率固然极高，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具体可分三个阶段：
1.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是中国成长小说萌芽的开始。西方强势文化撞开国门、加以民族耻辱的同时，打破了中国人千篇一律、轮回千载的生活方式。循环自足的文化秩序被进化论为代表的线性发展思潮迅速取而代之，多元现代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开始出现：当官之外还可办报、写作、革命……成长小说的文化土壤开始出现。
中国成长小说为国家民族“救亡”需要浴血而生，与18世纪德国成长小说繁盛时的情形颇为相似，以“教育维度”为主的特点也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德国成长小说原有的“成长维度”非常发达，政治宣传需要盛极一时，仍是成长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小说只有零零散散的“成长主题”，根本不足以对抗道德训诫的强大惯性。因此在当时政治救亡为媒，“教育救国”与“小说界革命”这两种社会思潮的联姻下产生的“成长小说”中，“教育维度”几乎是唯一内容。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陈天华《狮子吼》(1904-1905)、悔学子《未来教育史》等小说无论政见如何，在强调国民教育方面绝对一致。这些政治小说已不仅是既往“教育主题”的顺延，其中不仅具有启蒙引导民众的“教育维度”，而且初具“成长维度”的萌芽。只是多为类型化、顿悟式的精神成长：通常是读几本书、听一席话便醍醐灌顶般恍然大悟。陈天华《狮子吼》中“文明种”的精神成长算比较复杂的，也不过“想好几日，收拾行李，直往日本，某师范学堂听了几个月的讲，又买了一些东文书看了，宗旨陡然大变，激烈的了不得，一刻都不能安。回转国来，逢人即要人讲新学。”[20](P117)成长小说最重要最有看头的精神成长过程被处理得如此草率仓促，是“成长维度”尚未浮出水面的明显标志。真正开始“成长维度”抒写的，是应约在《教育杂志》上连载教育小说的包天笑。他的方法是直接取材于西方教育小说并加以改编润色。《儿童修身之感情》、《二青年》、《孤雏感遇记》等拥有清新刚健、悲壮慷慨的进取气质。“它的叙事重在体现青少年奋斗成长及学校教育生活，恰恰呼应了当时憧憬‘少年精神’、强调教育启蒙的社会现实，并为青少年的学习成长，提供具体的参考范式。”[21]西方成长小说中主人公苦心孤诣终于成功或坚忍不拔战胜人生困厄的成长历程在《孤雏感遇记》、《苦儿流浪记》等作中随着故事情节自然流露，无意中完成了中国成长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过渡。
然而中式“成长维度”的真正成形，是在政治启蒙“教育”基本完成之后的五四时期。五四青年在欧风美雨熏陶下长大成人，独立平等、爱国进取等现代理念已根深蒂固。但当时社会主流依旧是浑浑噩噩、抱残守缺，故而与德国成长小说多是成年智者反思社会人生的长篇小说不同，中式“成长维度”最初成型时多是青年作家的个性成长在现实中碰壁受挫，“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作品：⑥五四青年作家“自我意识”空前强烈，不惮于表现个性成长受挫的愤懑困惑，故而自传性较强；隔段时间用小说宣泄一次内心郁积的情绪，因此许多作品在人物、情节上有一定的连续性，连贯起来可见作家的精神成长历程。这种“系列短篇，连缀成长”现象，几乎成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形式传统。⑦冰心是最早以青年学子在社会、家庭双重压力下被迫放弃社会理想之痛为题材的作家：《斯人独憔悴》(1919)中颖石、颖铭两兄弟在五四风潮中积极宣传救国运动，被守旧校长向官僚父亲告密后回家闭门思过乃至被迫辍学的经过；《超人》(1921)中办事员何彬明显是两兄弟的精神化身——被迫放弃理想信念后长期颓唐度日、冷漠处世，最后在纯净童心、温馨母爱的抚慰下重燃对人类与生活的信心。这些小说的真正意义并非“爱的哲学”的温情慰藉，⑧而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青年学子成长受挫的心灵痛楚。社会理想向以自诩“铁肩担道义”的男性为主。对女性而言，个性成长最现实最重要的内容是争取婚姻自由。冯沅君：“人们要不知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用提了”，[22](P4)小说集《卷葹》中《隔绝》(1923)、《隔绝之后》(1924)、《旅行》、《慈母》“是四篇系列小说，虽然主人公名字各异，但情节如同连环套一般相互关联……在追求婚姻自主上，既大胆猛进，又坚贞纯洁”。[23](P287～288)然而在最勇敢激烈的反叛中，封建“节”、“孝”道德依旧幽灵般缠绕不去，女主人公明明与爱人心心相印、明知母亲逼婚在即，却不惜生命代价来坚持性的纯洁、孝心表达的必须……新旧道德的冲突交融，造就了“成长维度”的奇异文本。
鲁迅是当时极个别能够超越情绪宣泄、深入到心灵成长层面的异数。《故乡》(1921)、《社戏》(1922)、《在酒楼上》(1924)、《孤独者》(1925)等系列小说，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忆、成年世故后心灵惆怅，到为生计苟且度日的颓唐悲凉、宁折不弯的狂狷孤愤……“自我成长的心灵史”隐约可见，却极少自叙传那种浓烈的主观色彩。这是因为鲁迅饱经忧患深沉内敛，重在表现成长过程中深微细切的心灵蜕变。《铸剑》(1927)是一篇小说象征意味极浓的心理成长小说：少年眉间尺在冷酷现实中深感绝望，不惜扭曲性情从善良优柔的“原初自我”变成冷峻果决的“社会自我”——宴之敖者，从而向楚王复仇的故事。眉、宴分别是鲁迅善良优柔的童年人格与冷峻果决的成年人格的化身，⑨代表着不同的成长阶段。
2.“大革命”到“文革”
从“大革命”到“文革”，20世纪中国社会血雨腥风、动荡不安，政治意识形态各别，文学风姿迥异。成长小说的发展同样摇曳多姿。“革命”是本时期最重要的社会主题，因此革命成长小说无论在数量、传承与影响力上堪称主流。但所有革命者“成长维度”叙述，都是政治“教育”产物，这与当年18世纪英国成长教育理念极为相近。
最初，表现“精神贵族”成长困惑的“革命+恋爱”模式大行其是。“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者被要求在“个性自由”、“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抉择而犹豫彷徨。洪灵菲《流亡》(1928)、《前线》(1928)、《转变》(1928)，⑩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等主人公总是到外地革命的结尾，其实是希望另有两全选择的心理折射。以往研究严重忽略了“精神贵族”们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为社会理想而放弃原本视若生命的个性自由、志趣的人生选择。丁玲《韦护》(1930)中韦护舍弃优裕宽松的生活环境参加革命后，还被要求彻底放弃家庭幸福。他的犹豫并非市侩式的利益权衡，而是重大的成长抉择。遗憾的是这种自我牺牲不仅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反因“思想落后复杂”屡遭诟病。在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知识者建立在知识教养基础上的心理优势迅速流失，而把希望寄托在质朴果决的民众身上。“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而是逼他改弦易辙。”[24](P35)
随后，追忆“平民英雄”成长之路的“英雄传奇”出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平民英雄”的塑造热潮迅速掀起而且一直延续到“十七年”。耐人寻味的是，最优秀的“平民英雄”成长故事，恰恰出自多思多虑的“精神贵族”——知识者。萧明(萧军《八月的乡村》，1935)能在实际斗争中克服以往的善感多思，是以完成了“精神贵族”向“平民英雄”转变，成为坚定不移领导者；“精神贵族”气十足的蒋纯祖(路翎《财主的儿女们》，1945)就只能失败死去。“平民英雄”后来愈演愈烈：解放前作品中，主人公尚需在挫折中不断磨砺成长，解放后梁斌《红旗谱》(1957)、曲波《林海雪原》(1957)、刘流《烈火金刚》(1958)已将其成长过程渲染成一连串胜利。但这些现代“黑旋风”核心特点始终不改，那就是“少思易使”、视领袖人物为神佛或真理化身。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就有贫农把领袖当菩萨供奉。从“十七年”到“文革”，政治宽容度日益狭窄，金敬迈《欧阳海之歌》(1963)、杨沫《青春之歌》(1958)、柳青《创业史》等书中的“平民英雄”，稍有自由倾向即被口诛笔伐，这类憨直粗犷得把自身精神成长完全交给真理代言人的“平民英雄”保险系数最高。以往矛盾复杂的精神成长，逐渐被阅读聆听政治理论后的“顿悟”、“开悟”取代，以往张扬自我个性的“成长维度”，也就让位于向单纯接受意识形态规训的“教育维度”。
最后，塑造劳模人物等“工作机器”的“三突出小说”。解放后成长小说的题材有所变化：“1949年-1976年的成长小说的叙事背景有两幅，一是‘解放’(即新国家建构)前政党理想指导下的翻身斗争历史，……二是‘解放’后政党伦理支配下的建设斗争历史”。樊国宾以为：“由于其主题理念的共性，文本背景的歧别可以忽略不计。”[25](P97)然而左翼文艺向来与政治战略紧密相关，如此普遍的题材转变，没有政治考虑是不可能的。解放初一穷二白，故而成长主人公由战斗英雄向劳动模范转移：如王蒙《青春万岁》(1953)、周而复《上海的早晨》(1958)、柳青《创业史》(1959)、浩然《艳阳天》(1964)等。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极端年代里一切都过犹不及。“建设”题材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单面化得近乎“工作机器”，似乎生存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全心全意为经济建设透支自己”，一切与劳动无关的私人生活都属多余。梁生宝(《创业史》)面对改霞的爱情表白时想的居然是：“夏收和插秧的时节到了”，怎么能在这里“抱着女人亲嘴呢”？这些荒唐事件背后存在严肃的政治逻辑：婚恋虽属“私事”，但它既与革命的本钱——“身体”直接相关，便属“公事”范畴之内。“一身不可二用”，在“婚恋”与“工作”的交叉路口，“身体”这活物意欲何往直接反映出政治觉悟的高低。只顾工作不顾家也就成了英模人物的起码觉悟。然而“单向度”、拼命透支的“理想人格”虽为当时社会极力崇扬，却并非马克思的原意：“即使马克思真的崇拜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不是工作和生产，而毋宁说是远为复杂和全面地发展理想——肉体和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26](P163)
即便主流如此，成长小说中也不乏其他自行其是的支流异类：解放前国统区有张爱玲、苏青着力描绘“世俗”人物成长。解放后港台地区有梁羽生、金庸、古龙醉心于“通俗”的侠客成长。张爱玲对世俗成长具有人性洞察的深度与超越俯瞰的境界。“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27](P176)她虽无创作成长小说自觉意识，却写出了世俗生活对个体成长的重要影响。《沉香屑 第一炉香》(1943)展现了经济匮乏对女性成长造成的巨大伤害，葛薇龙不乏自我省察与洞悉世情的聪明灵性，但过于虚荣实际，甘愿放弃清贫自强的读书之路，去过一种浮华空洞的交际花生活。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则纯是泼辣、平面的自然主义成长书写：结婚、吃醋、怀孕、生育、哺乳、外遇、离婚……《结婚十年》(1943)深度有限却极为真实：以往从未有过对女性成长的生理、心理细节如此大胆率直又不厌其烦的详尽叙述。1949年后，大陆受意识形态简单化所累，成长小说陷入低谷。港台市民社会却阴差阳错地安稳异常，梁羽生、金庸、古龙从而将独立性情与个体意识融入“新派武侠小说”，为中国成长小说注入新的活力：梁羽生把主人公置于家国忧患的历史情境，开创“侠客”成长的模式，尤其“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28]最离经叛道的金世遗(《云海玉弓缘》)，自幼孤苦又有麻风病，受尽虐待歧视，虽然习得一身惊人武艺，但心理发展很不健全，人称“毒手疯丐”。梁羽生剥笋般一层层写出了如何被昏聩世道扭曲得桀骜不驯，又如何在江湖闯荡中认清世事真相、回归本性的温良高贵，实非易事。金庸小说中最天才独创的是不学无术却无往不利的“小混混”成长：《鹿鼎记》(1969-1972)中韦小宝出身妓院、皇宫这两处“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11)故而自幼洞悉世态人情，善施手腕聚集人脉，居然在官场江湖混得风生水起，甚至青史留名……如此成长成功，绝对是市井哲学在世俗社会中的辉煌胜利。灭绝师太《倚天屠龙记》(1961)这类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在市井哲学看来不过是被政治机器洗脑愚弄的对象。对个体成长而言，有时光芒万丈的意识形态比粗陋低俗的市井哲学的危害更大，如何在“小我”与“大我”之间谨慎穿行，寻觅真正的理性自我，实为最大的人生难题。与香港不同，台湾武侠小说在严厉的报禁之下，是完全脱离政治背景的成人童话。(12)古龙走现代派“内心开掘”之路，写特立独行的“浪子成长”：门第显赫的李寻欢、狼群中长大的萧十一郎、魔教大公主抚养的傅红雪……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是拒绝庸常的极端气质、坚持自我的倔强偏执——总是将其全部心神凝聚在一个点上淬炼，以求刹那的绚烂，所以李寻欢(《多情剑客无情剑》)才有“例无虚发”的小李飞刀，绝世武学不过是其超凡脱俗的外在表现。他们的成长几乎就是穿行于世人的怀疑误解，直至超越或厌倦世俗纷争的过程。谢三少(《三少爷的剑》)天下无敌后依然颓唐得弃剑埋名，蜷缩在臭水沟里吃蘸着粪汁的馒头……“浪子”任侠使气、纵情声色的实质是张扬个体生命精神、追求人生的巅峰体验。与梁羽生、金庸的冷静叙事不同，古龙个人性情在笔下颓废自戕、深情伤心的浪子身上随处可见，“读他的小说仿佛在读他的一生”。(13)这种“不隔”唯有将自身精神特质与生命体验悉数投入才能做到。他们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于是成了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意外惊喜。(14)
3.新时期以来
至此，中国成长小说衍变已近百年，形式方面渐臻成熟，“成长维度”与“教育维度”已无明显界限，差别只是在小说中所占比重大小；内容方面与中国社会整体氛围的变化密切相关：1980年代初，政治意识形态以往无处不在的威压逐渐淡出日常生活，一度被迫销声匿迹的世俗文化重新出现；19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现代消费文化开始萌芽且迅猛发展，对大众生活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结构。社会思潮文化的两度转折，造就了本时期成长小说“感性苏醒”与“青春走向”两大主题。这与当年美国成长小说的发展模式颇为相似。
“文革”过后，人们普遍厌倦泛滥的“精神至上”、极端的“集体主义”教育，故而成长小说虽在1980年代初肩负理性启蒙重任，却以抒写“感性苏醒”的“成长维度”为主。在当时，恢复世俗文化、弘扬正常人性属于个性启蒙，是以张贤亮在《绿化树》(198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等中篇明明以犯禁越轨之笔揭示极端年代中“食”、“色”匮乏的成长痛苦，却声称是资产阶级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仰者”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15)何冠骥一针见血地称之为“反乌托邦式的‘成长小说’”。[29]小说中备受摧残的章永璘，高度自觉地竭力为自己的成长苦难寻找精神价值和意义。这种对“身体”实感欲说还休的犹豫，没几年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王朔《动物凶猛》(199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1993)等等，都是青春期叛逆成长抒写的佳作，但这类作品同质性过高。
最具特色而又冲击力十足的，是王小波《黄金时代》(1990)：陈清扬乖巧世故，并不认可王二那种完全拒绝政治教化的叛逆个性，(16)与王二恣意狂放的性、情之爱只是她成长途中的一次逆反，时过境迁后注定重返主流。但同样视那段灵肉合一的纯美时光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依然是对个性与感性的至高肯定。不过陈清扬的个性成长仍是对男性的身体追随，未脱革命成长小说的叙事窠臼。这一任务注定要由女性作家完成。林白《一个人的战争》(1994)、陈染《私人生活》(1996)全面涉及从生理成长到心理蜕变不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深入到成长的“性别”对立层面。身体是有性别之分的：一般而言，男性成长是公开而众所周知的，成熟标志在于对女性的征服；女性成长则始终是封闭而讳莫如深的，最终成熟完成于被男性的征服。以往的成长文本可概括为各种意识形态对男性身体、头脑主导权的争夺，女性身体只是获胜的锦标。(17)而林、陈小说以异乎寻常的“同性之爱”，将男性的进入可能完全摒弃，实现了女性成长小说的真正成熟。世俗文化对“新启蒙”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阿城认为中国文学的枯荣与世俗文化的盛衰成正比的论点相符。[30]
但1990年代后，西式消费文化已取而代之，“商品拜物教”在中国畅通无阻，“世俗物质欲望泛起和消费文化兴盛等因素构筑起新的意识形态，男性气质话语也参与到它的建构中来，各类时尚媒体鼓吹的‘成功人士’符号就是其显著的表征。”(18)“成长”书写向着急剧膨胀的欲望一路狂奔。叶弥《成长如蜕》(1997)极为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人物，如何在实利与精神之间反复权衡、最终义无反顾地选择实利主义成长道路的故事。“事情很残酷，一个灰色的、有条有理的声音从容不迫地拆解一个人青春期的热情、梦想、躁动和叛逆。这是一场无声的围捕……”[31](P85-86)个体成长方向当然要随着所处时代社会真正认可的标准而转移。既然社会理想在昔日意识形态的野火照耀下已成笑柄，何不改弦易辙，在名利场上纵横驰骋？毕飞宇《那个夏天，那个秋季》(1998)中，耿东亮就这样放弃了成为正统歌唱家的“金光大道”，成了一个在欲望中辗转迷失的流行歌手。王刚《英格力士》(2004)却是一个在混乱俗世中追求高雅的成长故事。刘爱在自幼目睹“文革”期间成人世界(包括父母在内)的种种功利丑恶，却不惜沉沦下寮也要成为英语老师那种风度教养良好的绅士。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虽然多了歧路亡羊的可能，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多元化成长道路本身即是巨大进步。
不过“教育维度”并未消失，而是随时代思潮的演变逐渐抛开既往革命成长窠臼，与“青春主题”结合是其涅槃再生的关键。1980年代是过渡时期，路遥《平凡的世界》(1988)被阴魂不散的“史诗情结”缠绕[32]——整体构思局限于柳青《创业史》式的农村史诗，孙少平的成长还有些叛逆个性，孙少安却明显是领导乡亲发家致富的“梁生宝”——新型农民的“集体英雄”。老鬼《血色黄昏》(1987)则彻底颠覆了极端“集体主义”对个体成长的束缚欺骗：林胡在兵团现实中遭受沉重打击身心憔悴后，发现自幼信奉的理想信念不过是精心包装的谎言，才真正长大成人。知青小说多少都是这种以个体成长实感否定极端理性的叙事结构。但真正抛开革命话语，足以与世俗成长相抗衡的“教育维度”作品，还是1990年代后的“青春主题”抒写：曹文轩、秦文君擅以纯情成长故事感染教育少年读者。前者将成长小说定位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33]“成长三部曲”《草房子》(1997)、《红瓦》(1997)、《根鸟》(1999)是用美好的情感故事教育青少年的德行之书；后者1980年代有《十六岁少女》(1985)这样出色的“成长维度”书写，但1990年代后兴趣始终在“教育维度”上，《男生贾里》(1991)、《女生贾梅》(1991)等作品健康活泼、充满乐观向上的朝气，是只有承平年代才会出现的成长轻喜剧。
21世纪后，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青春主题成长小说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年少成名的“80后”作家群。甚至可以说，正是出版社对他们的大力宣传，才使得“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得以浮出水面，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他们的代表作，如韩寒《三重门》(2000)、春树《北京娃娃》(2002)、郭敬明《幻城》(2003)和《梦里花落知多少》(2003)、张悦然《樱桃之远》(2004)、李傻傻《红X》(2004)也的确属于成长小说的范畴。但这些“市场宠儿”，虽已具有某种程度的国际影响，却始终得不到文化精英的真正认可：白烨批评“80后”“进入了市场，还没有引入文坛”；[34]朱大可称之为“被商业和市场催熟的果子”。[35]评论上的冷热反差与“80后”成长小说始终执著于“情感”成长有直接的关系。
与以往“理性”演变主导成长的作品不同，“80后”成长抒写对“情感”空前重视。郭敬明的《幻城》(2003)中，幻雪帝国的皇子卡索毫不犹豫地把“情感”置于“功业”和“王位”之上，春树在《北京娃娃》(2002)中宣称“适者生存”之说流毒甚广，“真正有才华的人都死去了”。[36](P3)重情任性、率意而为，这在现实功利、循规蹈矩的中国社会是绝对的异端，以致美国《时代周刊》将其比作“垮掉的一代”，这当然是过高的赞誉：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诞生源于理性过度后“非理性的狂欢”，中国“80后”不过是理性成熟之前的情感挥霍。不过“80后”成长小说的确有“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被流行消费文化完全“腐蚀”，而且居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来对抗家庭、学校的清规戒律，物质追求表面下是摆脱世俗算计的自由渴望：《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成长主人公的“叛逆”生活，背后有家境、教养良好的底气；《北京娃娃》中的“我”之所以心仪于芬兰老外，是醉心于那种贵族优雅背后的从容气度。有时甚至直接从流行消费文化中汲取灵感：《幻城》创意源于日本动漫，《樱桃之远》灵感来自欧洲电影……能从大量精芜杂陈的消费文化产品中整合出自己的成长路向，即便现在略显幼稚，未来却大可期待。
综上所述，“成长小说”的发展基本遵循从“社会本位”向个体本位演变的内在规律。西方成长小说从德、英两国的“古典传统”到美国“现代流变”，历经整整三个世纪方才完成。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却因缘际会，几乎在一个世纪内经历了西方的所有变化过程，得失比较，有待日后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
注释：
①当时歌德与莱辛、席勒等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戏剧和剧院可以作为教育人类、改良社会的场所。参见王炎：《成长教育小说的日常时间性》，载《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②不过个性张扬自由的威廉·迈斯特最终完成“学习时代”的方式，竟是听任“塔楼兄弟会”操纵摆布自己的婚姻大事。歌德显然是在探寻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之路。但如注定要放弃理想、归于庸常，那么前期追求过程中的辛苦辗转、精神痛苦意义何在呢？反对态度最激烈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甚至专写一部情节相仿、结果完全相反的《海因里希·封·奥夫特尔丁根》(1802)来大唱反调。
③巴克利从英国小说中找到了大量成长小说作品，见Buckley，Jerome Hamilton,Season of Youth: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年版.
④奥列佛·退斯特(《雾都孤儿》，1838)、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94)都是不光彩的私生子，属于父母德行有亏；皮普(《远大前程》，1861)则一度忘本；达西与伊丽莎白(《傲慢与偏见》，1813)分别是贵族傲慢和中产阶级偏见的典型代表，属于自身道德缺憾。
⑤李延年：《〈歧路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刘莉：《清代教育小说研究》，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孟丽：《宋元教育小说研究》，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⑥参见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⑦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多系列中短篇小说：巴金《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茅盾《蚀》、《农村三部曲》；华汉《地泉三部曲》等等。新时期后，张贤亮还有《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原因大抵在此。
⑧沈从文、蒋光慈等曾对这种怯懦无为的逃避心理表示不满。见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1月1日。
⑨以往过多强调鲁迅冷峻倔强的“成年人格”，其实他善良优柔的童年人格并未消失，“千夫指”与“孺子牛”都是鲁迅真实的性格侧面，只是后者只在最亲近、无须设防的亲友面前才会自然流露罢了。
⑩“它们可以共同组成自我形象的心灵三部曲，其情节是相互衔接和呼应的，尽管主人公的姓名互不相同。”(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11)金庸：《鹿鼎记》“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 岁时犹动楚人哀”。
(12)“1950年代初，台湾当局以戒严法的名义查禁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作品，武侠小说包括在内；1950年代末，台湾当局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出版的新旧武侠小说，计有500多部。台湾对于金庸小说的查禁直至1979年才解冻，时间竟与大陆相仿佛。”(见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4-245页。)
(13)参见苏姿妃：《仗剑江湖载酒行——古龙的生命历程与其创作风格之关系》，林保淳主编：《傲世鬼才——古龙：古龙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
(14)“‘新派’武侠小说一般的写作模式往往是：少年家破人亡、名师收留、获得神兵秘笈、复仇等等。……在当时及后来的武侠小说界逐渐形成一种写作模式，影响深远。”龚敏：《从梁羽生、金庸到古龙——论古龙小说之“新”与“变”》，林保淳主编：《傲世鬼才——古龙：古龙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
(15)详见《绿化树》，《张贤亮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93页。
(16)王二外表粗犷野蛮、实则大智若愚，他的“胡言乱语”对“文革”的极左思维有极强的破坏力。这种地位卑下、不乏智慧又保持先天野性本能的形象，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看林人”颇为相近。
(17)参见张闳：《成圣和感恩——革命文艺中的爱欲与政治之二》，《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18)参见张伯存：《1980年代“男子汉”文学及其话语的文化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