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南方讲话”——学习“三个代表”系列对话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之二论文,讲话论文,代表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以下用■代表）：在9月5日的对话中，您指出，“三个代表”是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理论纲领。我们也说，“三个代表”是针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那么，体现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南方讲话”和“三个代表”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呢？
王霁（以下用□代表）：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应当把“三个代表”理论同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联系起来，这样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和江泽民同志最初关于“三个代表”的谈话，都是在广东视察时发表的，这也许只是个巧合。但是，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都特别重视从这样的地区总结经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恐怕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我们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广东视察发表重要讲话的情形，……
■是的，当时外电把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称为“邓小平旋风”。“东方风来满眼春”，它扫除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多种羁绊，也才有了后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先进的理论和思想从来都有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对于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理论对于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回想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时候，正值我国发生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生剧变之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我们都有很多担心和迷惑。伟大的作用就在于能够高瞻远瞩，清晰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逻辑，使我们的心一下子明亮了。可以这样说，“三个代表”理论就是新世纪的“南方讲话”，这不仅因为它也发表在南方，更因为“三个代表”理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恰恰相当于十年前“南方讲话”对于当时中国发展曾经起到的巨大作用。
■您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说“三个代表”理论是新世纪的“南方讲话”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和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呼唤、号召和领导我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大家清楚地记得，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大声疾呼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步子要迈得再大一点，并且最先突破了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的错误观点，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才有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和10年前相比，现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复杂的，更需要突破许多非科学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出来”全面地概括了新世纪解放思想的任务与要求，揭示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思想解放的任务与10年前相比更具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
■就我的感觉，不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南方讲话”，主要针对发展经济的问题，似乎更重视生产力方面的内容，但“七一讲话”好像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重，是这样吗？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应当说，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它们之间是在继承中又进一步发展的关系，这样来理解才比较准确和全面。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突出一点是把“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形成的实践标准具体化和深化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样就使得实践标准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更具操作性和可检验性。江总书记指出的“三个代表”是针对新世纪党的建设提出的全面纲领和根本要求，它同时也是衡量、检验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三项基本的标准，把它同“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它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这是我把“七一讲话”比作新世纪“南方讲话”的第二个原因。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不仅仅讲了发展经济，同时也讲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他强调的重心，确实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新的世纪，我们党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全面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更加突出、更加强烈。并且，仅就发展经济而言，也不是只追求速度和数量，而是要在继续保持经济发展速度、数量增长的同时，对发展的质量、结构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这样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深化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深化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第一次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写进党的建设的纲领，这样，经济、政治、文化这几个方面的根本问题都涉及到了。由此可见，“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提升、拓广和深化。
■“三个代表”无论是作为三个根本要求，还是作为三个标准，实际上都加大了党的责任。是不是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是衡量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而“三个代表”则是衡量党的建设得失的根本标准呢？
□这正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之所以把全面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七一”讲话作为新世纪的“南方讲话”，是因为不但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且，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江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之间也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江泽民同志在此基础上十分正确而深刻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化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就高屋建瓴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要害和核心。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等等，最终事实上都要归结为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建设好了，一切就有希望，就有保证，党的建设出了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实上，无论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要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比如英国工党在很长时间不能执政，因其理论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后来布莱尔对其进行了改造，从而得以执政。保守党现在反而因循守旧。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多次根据实践、根据经验调整改变党的政策，而后来却逐步僵化，不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江总书记提出的新世纪的建党纲领意义重大而深远。从上面可以看出，“七一”讲话确实从各个方面推进了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确实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南方讲话”，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具有新的里程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