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交易费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我国现行论文,费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软着陆”政策的实施，经济过热（高增长、高通胀）得到了抑制，但连续5年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矛盾却成为不争的事实。几年来，虽然货币当局也屡次降低利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但微观经济主体对以上货币政策的反映缺乏弹性，这些货币政策实施并未实现应有的效应。其原因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图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加以分析，即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高的交易费用压抑了货币政策应有效应的释放；以洛阳市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为分析的基础；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交易、交易费用的内涵
（一）交易的概念
康芒斯首先对“交易”概念做了广义的界定，他认为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可分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两大类，和经济学中已一般化的“生产”（“生产”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概念相对应，“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康芒斯还进一步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即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1]威廉姆森在其《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一书中，对“交易”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威廉姆森所界定的交易概念是指：假设一项工作从技术上可分为一系列独立的活动：活动通过一定的技术来完成，技术上不能分开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活动；每个活动都可看作完成该项工作的一个阶段；该工作在一项活动完成后要向下一活动转移，也就是由上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移交，在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中，由上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移交的行为就是一项交易。这一概念大大拓展了“交易”的范围，使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发生的很多活动都可纳入交易的分析范围。
（二）交易费用的概念
交易费用概念最早由科斯提出，是指企业用于寻找贸易伙伴、订立合同、执行交易、讨价还价、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等方面的支出。[2]马修斯把交易费用的概念进一步加以具体化，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发生的为安排一项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及事后发生的监督控制、执行或实施该合同而发生的费用。[3]有的学者则认为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为达成协议或完成交易所耗费的经济资源，包括所需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损耗（樊纲）。[4]还有些学者则从广义的角度界定交易费用，认为交易费用是一切交易（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及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当量（或可计量或不可计量、或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5]本文主要从广义的角度运用交易费用这一概念。
二、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交易费用分析
所谓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货币政策发生作用最终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及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手段影响商业银行的金融行为，以达到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使利率得以被调整的目标；第二步是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企业、消费者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及消费行为，最终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
货币政策的实施涉及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消费者等宏观及微观经济主体的参与并影响其行为反应。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政策的实施实质上是导致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及商业银行与消费者之间交易行为的变化，这些交易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当量，本文称之为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交易费用。贷币政策实施中的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组织制度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导致贷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1.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与市场经济条件下4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要求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中高的交易费用。我国4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加之因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余悸，我国近几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似乎偏离了金融业走向市场、加强竞争的轨道的价值取向。1998年以来国家先后通过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对贷款质量进行5级分类；整顿信托、典当行等非银行中小金融机构。这些改革有效地降低了金融风险，强化了金融业的分业监管，但另一方面却进一步巩固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弱化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商业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性，进而导致其行为往往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因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以商业银行充分的商业化经营为前提的）。如当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购国债时，他们可能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而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他们又不一定及时寻找到贷款客户，特别是在贷款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他们宁可把资金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上。这样，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及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手段来扩大货币供给量的企图便会遇到高的交易费用。
2.我国4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与我国非国有经济成分迅速增长这一现实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中高的交易费用。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私营、合伙、外资、中外合资等非国有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其市场份额已迅速超出国有经济份额。以洛阳这一拥有6家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城市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由原来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升至今天的50%左右。据统计，至2002年末，洛阳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103.3亿元，同比增长10.4%，而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三资”企业分别完成增加值11.4亿元、28.3亿元和3.8亿元，同比增长13.5%、16.6%和13.2%，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速。[7]然而与非国有经济相适应非国有中小银行群尚未建立，尽管中央银行允许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以刺激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但利率的提高自身就会抑制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这是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价格和数量上的歧视。加之一些原来向非国有企业贷款的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或与中小企业相关联的信托投资公司、典当行，由于在前些年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许多问题，大量坏账、呆账使其经营难以为续，进而导致了政府的严历整顿。如：在近几年的金融整顿中，洛阳市唯一的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被撤消，辖区近百家“三会一部”被全部停业。因此，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银行类中小金融机构的收缩，使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就必然使非国有经济主体从国有商业银行融资的交易费用（如为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融资而发生的寻租费用）提高。
（二）金融市场制度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导致货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战略，客观上采取了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的发展思路，经过近2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金融市场体系。但因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发育尚不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货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1.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中高的交易费用。金融市场按照交易的期限可以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是资本市场有序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应当优先发展。但我国的货币市场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发展严重滞后。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等规模较小，结构不完整，运作不规范，制约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内部结构也不均衡。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起步晚、起点低等原因，发展很不完善。部分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以融资为名，大搞“圈钱运动”，常常是圈来的巨额资金超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资本运营能力，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而又存入银行或者干脆流回股市成为证券投机资金，造成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受阻；与股市相比较，债券市场发育十分缓慢，债券的品种和期限结构单一。债券市场的发育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因此，金融市场结构的不均衡（特别是资本市场内部结构的不均衡）使得通过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遇到高的交易费用。
2.市场信用基础薄弱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中高的交易费用。金融市场有序运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信用观念基础牢固。现阶段，虽然各经济主体已从纵向的指令性计划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类似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各种经济违约和欺诈行为却不时发生，从而使金融工具的风险增大，流动性降低。根据对洛阳市13家农村信用联社的调查，止2002年末，全市与农村信用合作社有信贷关系的企业，利用改制逃避、悬空贷款本息达17.8亿元。与此同时，由于股票市场上的国有股、法人股的限制上市流通，造成了资本效率规律不能通过市场有效发挥作用，从而使上市公司的总市场价格只能按少量可交易的市场价格套算，最终导致股市价格失真。由于价格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和经营状况，投资者的利润预期减低，投资激励弱化，从而是中央银行通过刺激投资来刺激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实施遇到高的交易费用。
（三）风险管理制度中的缺陷导致货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连绵不断，再加之我国20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积累的金融风险逐步显现，政府为了防范业已潜伏的金融风险，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风险管理措施。这些风险管理措施，尽管为缓解和推迟我国的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管理上存在有明显的行政痕迹，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暴露。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管理阻滞货币政策传导，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中高的交易费用。
1.以行政手段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形成，使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明显增强。近几年来，银行管理实行了贷款责任层层追纠制度，要求信贷人员及相关领导对每一笔贷款都要终身负责。这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看似乎防止了不良贷款的进一步形成，但实际效果是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了防止责任追究不得不严格控制贷款投放，造成商业银行普遍存在惜贷现象。这种惜贷的结果不仅导致金融服务效率的下降，使银行长期处于高财务杠杆率的经营状态（相当于从另一个方面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而且也导致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长期受阻。
2.金融创新业务受到抑制，从而也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受到了抑制。随着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银行已经从主要依靠传统存贷业务的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金融工具创新来推动的新阶段，金融创新成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加速机制。[8]但在我国，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许多金融创新业务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是创新带来的一些新的融资工具在近两年也被取消，金融行业为控制金融风险而导致的金融管理的集权化趋势（表现为分支金融机构的权限被逐步上收）又在很大程度上使各金融分支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受到压抑。因此，风险管理制度中的缺陷也导致了货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四）微观经济主体目前存在的心理预期障碍导致货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1.人民币增值及物价继续下降的心理预期障碍严重地抑制了消费的增长。自1997年10月以来，我国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了两年多的负增长。自2000年开始，尽管官方统计开始出现正数，但由于加入“WTO”后未来的5年里，人们预期价格还会走低，而且科技日新月异，留钱将来买既便宜又先进的东西，这种预期导致了消费者将更多的现期消费转变成了储蓄（或远期消费）。轿车、电脑、彩电等高档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2.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日趋增大到的心理预期严重地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一方面，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翻了过去的“大锅饭”，使未来的收入不能确定；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的支出也在不断扩大：其一、福利分房为货币购房取而代之后，人们未来的住房支出必然增加；其二、医疗改革的全面推行，公费医疗缩减，使得人们的日常支出中又多了一个难以预测的项目；其三、高等教育走向产业化以后，高校收费并轨，人们未来的教育支出必然增加。因此，在这两种心理预期的作用下，人们不得不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不测之需。
（五）现行货币进入最终消费领域的分配制度障碍导致货币政策实施中高的交易费用
1.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绝大部分货币资金因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而未进入消费领域。国家注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吸纳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获得劳动报酬后，购买工业消费品，启动工业消费品市场，从而使众多企业复苏，使国民经济达到良性循环之目的。然而收入分配上的缺陷使得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按照基础设施投资有关理论，国家每投入100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劳动者最终能得到30元。第一、由于机械化生产程度的日益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械化施工比例大大增加，使得劳动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向资本所有者一方倾斜。第二、社会制度变迁中人们观念行为的异化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的货币资金注入成为部分权力者的寻租手段，这样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工程层层转包现象便不可避免。工程的层层转包使基础建设所注入货币资金的绝大部分流向少数权力者及包工头手中。根据对洛阳辖区外出务工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在100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每一项工程结束，劳动者能够顺利拿到合同报酬的仅占10%，有60%的劳动者的报酬将被平均拖欠18个月左右，有10%的劳动者则因包工头的道德风险而颗粒无收，有20%的劳动者在包工头各种名目的克扣下拿不到合同报酬。由于所注入的货币资金的绝大部分在运动过程中流入了极少数人手里，这部分货币资金一般都转化为银行存款或进入证券市场，难以转化为消费需求。[9]
2.行业收入差距显著拉大，使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垄断产业、高技术产业的高额盈利，使这部分行业的收入成倍甚至是成数倍地高于其它行业。由于转轨过程中人才的流入流出并未完全按严格的市场机制去运行，这就使得高收入行业中的劳动力并非完全具有获取高收入所需的人力资源禀赋。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高收入者也就没有高额消费的自信心。其偏好主要是将现时的高收入中的大部分转化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
三、降低交易费用、强化货币政策效应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1.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其自身的权利与责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风险规避意识，培养竞争和创新精神，使其在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优化金融结构，加快非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当前，一方面要放宽新兴商业银行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另一方面，要重视新设立的一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内需的扩大。
3.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促使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现阶段，应加快货币市场的发展，为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努力改善股本结构，力促具有良好前景的非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同时，应严格按照市场原则选择上市公司，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扩大融资量。
4.正确处理风险和发展的关系。即银行要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发展和风险的关系，应在经济启动期适当进行信用扩张，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5.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现期收入，改善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其消费水平。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可通过三种途径：增资、减负、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性支付，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工人工资，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对高额利润行业加大税收力度，以增加财政收入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二）建立科学的信息公示制度
以便使政策、市场等方面的历史的、现时的和未来的信息得以真实地、及时地、广泛地流通，从而正确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包括深化工资分配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为货币最终进入消费，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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