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与中国积极拓展“世界工厂”功能_世界工厂论文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与中国积极拓展“世界工厂”功能_世界工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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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体投资环境的进一步透明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从全球产业布局战略高度,重新确定中国在其业务增值链和营销网络环节中的定位,将对华投资视为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逐步提高在华投资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把中国作为跨国公司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并在生产、管理、研发、采购、人才、技术、品牌多领域推动本土化战略,加大对服务贸易业的投资力度,积极探索和推动在华设立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加快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此同时,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也对发展环境提出了新的期望,要求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工厂的投资环境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的调整,不断进行优化,以实现货物高效流动、资金便捷流通、人员出入境便利的世界工厂建设的环境条件。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从谨慎试探阶段进入到投资扩张期,将中国视为“世界工厂”之一的战略进一步明确

2001年中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0300多家,比上年同期增长16.4%;合同外资金额达691.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实际吸收外资近468.4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9%。中国吸收外资连续9 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截至2001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73万家,合同外资金额达738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近4000亿美元。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已连续8年居世界第二位,表明中国在21 世纪有望在吸收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走上更高的台阶。根据美国高盛咨询公司预测,中国到2005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份额,将由目前的占4.6%上升到占6.2%。目前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合作,特别是通过在华大规模和系统化投资,实际上已把中国逐步纳入其公司价值增值链和经营网络之中。数据表明,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美国最大的20家工业公司中有19家在华投资,日本最大的20家工业公司中也有19家在华投资,德国最大的10家工业公司中有9家在华投资。

1..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能力进一步向中国积聚

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当前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发展成为了投资安全岛。投资环境是诱发投资动机的首要条件,跨国公司的资本总是向那些市场潜力巨大、成本低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和社会安定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以保障投资的安全性和获利的准确性。美国加州克伯利大学教授劳拉泰森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分析说:近几年跨国公司之所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投资环境可信度的诱惑”。联合国发布的2002年度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调查表明,中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国家。

2002年上半年,据对广东省东莞市的调查,新增合同外资的50%来自于原有外资企业增资扩股。同样深圳两成多的外资企业也不断增资扩股。目前深圳优良的投资环境、快速便捷的通关优势和日益完善的高新产业配套格局,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了跨国公司新一轮投资的热点,生产转移显著加快。2001年多家全球500强企业纷纷增资或新设立企业, 如奥林巴斯增资4500万美元,扩大附加值较高的光学零部件、数码相机的生产规模;其他如东芝、三洋、沃尔玛等也分别增资570万、2102万、 2210万美元。Intel公司关闭了在马来西亚的生产厂,与深圳富士康签订合作生产主体板的合同,订单额高达11亿美元,富士康集团则把客户的订单连同其在美国和爱尔兰的工厂一并接收过来。理光公司减少了在美、英、法的复印机生产数量,将相应的订单转到深圳生产。IBM 已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零部件生产转移至深圳长城国际信息产品公司,在英国的生产基地亦准备全部迁移至深圳。其它如希捷公司关闭了在新加坡的工厂,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大陆,摩托罗拉也分别转移了在其他地区的生产,大幅度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为增强企业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上海贝尔公司追加投资达1.1亿美元; 英特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自在浦东建立第一个生产企业以来,已先后两度增资,投资规模由9510万美元扩大到1.98亿美元。

2.跨国公司投资领域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

进入90年代,跨国公司投资策略调整主要以经济效益为目的,从扩张型投资逐步转向效益型投资,开始由早些年以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技术层次高、知识含量高、新产业化程度高、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在汽车工业方面,继美国通用、福特和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大批项目、获得可观收益后,日本汽车公司急起直追,先后有本田在广州、丰田在天津、日产在郑州和南京、马自达在福州、铃木在重庆等地投资生产轿车、卡车及零部件,藉以抢占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2002年上半年,我国3大汽车集团分别与跨国公司联手,通过股权置换、联合投资、 转让技术等多种方式收购国内外中小型汽车制造厂,开始了新一轮战略扩张。

在通讯电子领域,由于中国电话机、手机、集成电路、电脑等的需求量居全球数一数二的地位,因此已有美国电报电话、摩托罗拉、国际商用机器、通用电器、微软、欧洲西门子、诺基亚、爱立信,日本索尼、东芝,韩国三星,我国台湾宏基等等一大批重量级的公司在竞争称雄,总投资已超过600亿美元。芬兰爱立信已在华投资10多亿美元,今后5年又将投资50亿美元,加速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领面。2002年上半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的高新技术项目在新批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比重上升,高达22.2%,比2001年全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

在石油、精细化工、医药行业、在华安营扎寨投资在1 亿美元以上的有美国埃克森、杜邦、帝国、拜耳、宝洁、庄臣、华利、德国巴斯夫、许瓦兹、英荷壳牌等大公司。法国阿尔卡特在华投资仅5年, 已在华建起5家独资化工厂、10多个合资项目、18项日用化工技术转让项目, 今人刮目相看。德国许瓦兹早些年在珠海建大型制药厂后,2002年又在华东一些大城市商谈合作建新厂,其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治疗冠心病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大基地。在民用电器行业,日本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洋、佳能、夏普等公司在华投资占领面最大,数码彩电、摄像机、VCD、音响、微波炉、雪柜、冷气机、洗衣机、 照相机等产品销售量在提升,成为日本电器行业跨海外投资而获利较丰的庞大族群。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有显著新特点,一是巨资投向IT产业,二是进行系统化投资。所谓系统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不仅向单个的企业进行投资,而且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进行横向投资,或者对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纵向或系统的投资。

三是自从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跨国公司进军西部地区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仅2000年4~6月,就有10多家电子信息行业的跨国巨头相继到西安建立新产品研究开发基地。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60 多家在成都、重庆落户,有30多家在西安落户,其中多数驻足高科技领域。更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新产品研发和实验机构直接建在西部,如美国IBM公司投资2000 万美元与西安软件产业园合作搭建了全球最大的软件网上发行站。

3.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开始探索直接采购、企业并购等方式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从过去的单一直接投资开始采取直接采购等方式进入中国。由于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加上国家政策允许采取保税工厂等多种便利措施,为了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中国公司的业务领域,降低跨国公司在生产领域直接投资所造成的成本,受到我国加入世贸开放服务贸易业政策引导,近期跨国公司纷纷要求设立采购中心,将通过直接采购方式完成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大配套。近期期望在深圳设立采购中心意向的跨国公司就有十余家,包括美国的沃尔玛、英特尔、IBM、麦当劳、迪斯尼、柯尼卡、罗克威尔、应用材料公司, 日本的三洋、松下、日立、吉之岛,东芝、索尼、欧姆龙,德国的圣戈班、家乐福,荷兰的菲利浦等等。

此外,跨国公司开始采用企业并购方式进入中国。根据美国汤姆逊金融公司的统计,2002年第二季度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的并购案为155 件,并购金额高达118.6亿美元。自2001年一季度以来, 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金额一直占据亚洲首位。在深圳全球500强排名第323位的艾默生电气公司以7.5亿美元的高价(高出被收购公司资产约6倍),收购华为控股的深圳市安圣电气公司,开了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在我国投资的先河,使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投资方式在深圳市初步尝试获得巨大成功,并显示了这种利用外资方式极其诱人的前景。

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加大了技术的投入,其投资企业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进一步提高

1.由被动的硬性技术转让到自觉的技术投入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承诺,目前中国取消了对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强制性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修改为:“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删除了关于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的硬性规定。

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中明确承诺:“中国政府应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对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配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的任何其他批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任何类型的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

跨国公司普遍认为,中国技术产业与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在未来10~20年间,其发展速度将难以估量。跨国公司在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最初多是一般的生产工艺技术,尽管中国政府以往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有强制性的要求,在设立中外合营企业的谈判当中,中方也往往要求外方要为合营企业转让先进技术,但实际上,跨国公司向中国技术转让的谈判是最困难的。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目前中国取消了对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强制性要求,也将放宽专利技术的保护期,知识产权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跨国公司从竞争的内在需求出发,加大了对中国技术的投入,加快了对中国技术转让的步伐,在汽车、家电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几大汽车厂商都开始将最新的车型投放到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对其在华设立的企业的技术投入越来越大。

2.由单纯的技术转让向研究开发经营战略的转变

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地进入中国市场以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然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生产;同时就要根据中国市场的具体情况从事研发活动,要有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的研发中心,而中国大量优秀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也为设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可能。跨国公司也希望充分利用中国的科技人才优势把中国作为其全球研发的一个基地。近一年多来,跨国公司加快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进程。

以上海为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上海建立R&D中心。早在1995年,跨国公司在加大生产性投资的同时,把R&D中心和技术中心迁到上海。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的上海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推出国内第一辆“概念车”——麒麟车和“凤凰”燃料电池概念车。日本日立技术中心自行开发2.8 匹大功率压缩机和双转子压缩机已经达到了领先于日本母公司的技术水平。各跨国公司正实行从上海本土化生产转向本土化技术开发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转型。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建立了7000多家投资企业,R&D中心与技术中心达80多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惠而浦公司、惠普等10家知名跨国公司已计划在浦东设立R&D中心和技术中心。通用电气公司的动作特别引人注目: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其在美国本土和印度之外的第三家全球性研发中心,中心将把通用电气在中国各地区的、各业务部门的研发力量集中到张江,成为通用电气全球研发力量的组成部分。

3.产业转移与技术投入同步进行

美国“9·11”事件使得美国本已衰退的经济更加严重, 进一步延缓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加之一系列大公司的丑闻,导致美国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大幅度波动,股票下跌,美元汇率下调,从而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资本市场撤离。据美国基金研究公司ICI(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统计,2002年6月,美国股票市场资本减少180亿美元,7月份流失资金达500亿美元,已超过“9·11”事件发生当月的300 亿美元流出的纪录。ICI预计资本外逃现象将继续下去。大规模资金从美国资本市场流出,流向何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亚太地区负责人称,估计今后投入亚洲的资金将比2001年大幅上升36%,达300亿美元; 亚洲国家中,除日本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成为美国市场外流资金的最大受益者。这是因为世界投资者都在美国安然、世界通信等公司破产后,更关心公司的整体素质和投资风险。亚洲国家在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后经济情况已有好转,亚洲地区(除日本外)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可达5.1%,高于美国的2.6%和欧洲的1.5%。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具潜力。中国经济2002年上半年已达7 %以上,全年经济增长率仍可保持在7%;随着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会对这股外逃资金流有很强的吸引力。

西方国家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跨国公司正在将IT、机械制造、石化、原材料等大量向中国转移,声称要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跨国公司要将中国作为生产制造基地,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扩展到全球市场,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仅定位在中国市场,而且要面向全球市场,即要在中国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这同样需要有相应的技术做支撑,必须对其在中国的投资有大量的先进技术投入。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投入转向以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投入。

三、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分工的定位已经不仅是单一的“世界加工工厂”,而且开始具有生产指挥功能

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中,生产制造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和管理营运中心是3个阶段和层次。经在中国10多年的投资, 跨国公司的中国生产制造基地已初具规模,而技术开发中心总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并往往只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投资势头强劲,特别是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加速在技术研究开发领域的投资。例如,1998年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成立了摩托罗拉北亚中心总部;1999年初,世界10大石油公司之一的雪佛龙公司将其亚洲总部从美国加州迁到北京。目前在北京,具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性质的投资性公司已经达到110多家, 这些投资性公司正逐步成为跨国公司管理在中国内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和开拓市场的重要战略据点。

2002年前5个月,广东、江苏、 上海和山东四省市新批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地区总部、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增多。其中抢滩中国研究开发机构的投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者多为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这些著名跨国公司有诺基亚、IBM、爱立信、英特尔、宝洁、杜邦、松下、太阳、罗纳普朗克、 微软等。

二是研究机构的选址主要集中在外资投资密集区和高校科研密集区。其中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最具代表性。深圳和广州是中国沿海开放最早的地区,也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最便捷的地区,北京和上海拥有许多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中国最大的智力群体。另外,这两地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配套服务行业非常发达,理所当然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

三是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了廉价的中国高智力群体。跨国公司的资本规模迅速扩张以及全球性竞争的白热化,使得他们对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人才的需求剧增。北京和上海的高智力群体便成了跨国集团猎取的对象,而且跨国公司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给他们提供优越的开发条件及环境,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这样的智力人才。

此外,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我国的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加入WTO后, 服务贸易市场承诺进一步开放,许多跨国公司将进入第三产业,为制造业的价值提升更高的利润空间。在中国未加入WTO之前, 由于受到我国开放领域的限制,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到那些投资风险小,能产生较好效益回报的制造业领域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入世贸后,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加大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力度,这种趋势已经初露端倪。2002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合同金额102.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61.8亿美元, 分别占吸收外资的23%和25%。在上海,2002年前5个月, 服务业吸引外资项目数和合同外资金额分别增长了46%和96%,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基础设施、仓储物流、咨询、运输、货运及电信增值服务等行业。深圳2001年的纺织业、化工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普通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直接投资合同利用外资均比2001年同期下降,降幅为3%~30%, 新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制造业占新登记外企总数67.8%,比重与2001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同年信息咨询服务业和专业技术服务业则增长了10倍,例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增长迅速,合同外资4519万美元,2001年比去年同期增长1508%,教育文化艺术业同比增长443.15%,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同比增长88.67%,自来水业利用外资首开纪录, 合同利用外资7.8亿美元。

从全国服务贸易业的开放情况看,在金融业由于中国已加入WTO 而承诺开放这一领域,已先后有70多家跨国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进入中国角逐。美国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银行、英国保险公司、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里昂信贷银行、日本东京银行等已在中国开设140多家支行,300多个办事机构。外国旅游公司也已进入中国。在华建起11家合资旅行社,投资者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26 家在上海设立了银行、保险以及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另有84家设立了办事机构,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后,跨国公司对我国服务业投资将进一步加快。

四、伴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功能的不断延伸,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对投资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开始替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跨国公司生产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以低成本为目标和成熟技术为背景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随之逐步开始转变为以用户为主、非标准化的柔性生产模式;在大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生产基地,开始研究和探索从单一生产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企业转变,甚至研究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的可行性问题。例如至今为止,已有184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进驻上海,其中《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家企业已有62家。据上海外经贸委预计,2005年进驻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将达250家左右。伴随着业务链条的延伸,跨国公司企业也对其运营环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企业对要素自由流动的要求

这是跨国公司生产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和向设立地区总部过渡,实现区域化资源配置的客观需要,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要求:

1.货物流通自由的要求

这是包含生产指挥功能的公司的运转需要,特别在生产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总公司指挥子公司与分支机构进行广泛的分工与协作,相互提供零部件与半成品(水平联合)或相互之间在生产阶段上形成继起序列(垂直联合),公司总部协调或安排它们之间的物流,从而就形成了要求母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内部货物高效流动。

2.资金流通自由的要求

公司总部实现其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与成本最低化目标,一般由总部实行集中财务管理。如果总部不能通过资金和决策对各个分公司、子公司进行有效控制,总部就会被架空。总部要实现全盘资金调度就需要拥有高度的资金调控自由和投资自由,根据各生产经营单位的需要,在条件较好的市场上筹措大量资金,并在各单位之间调剂资金余缺、优化资金配置、保证资金供应,借以加强对公司生产经营的控制。

3.人员流动自由的要求

与具有单一生产职能的生产企业不同,具备一定地区总部职能的公司,其各分支机构的管理力量主要来源于总部所在地,同时各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以及相互之间会有大量的管理、技术人员交流,这要求总部人员在不改变身份特征条件下,能够实现跨区域甚至跨国家的自由交往。

(二)企业对投资发展环境的要求

这对于促进在华投资设厂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提高其业务结构而言尤为重要,主要包括5个方面内容:

1.法制与政策环境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企业从生产一般配套产品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转变,从设立单一的生产职能企业向设立公司的地区总部转变,投资规模、项目品种、投资范围都将增加,公司运作开始集合各种社会条件和因素,通过法律手段、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一定的法制体制实现其作用和效力,在指挥分支机构实施其权威性。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之所以“入境问法”,其理由也在于此,这是促进其业务升级必须首先在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上有较大改善的原因。

2.政府效率和服务意识

主要表现为政府对支持企业投资的态度及扶持性政策执行情况,包括政府的廉洁程度、信息披露渠道和政务公开透明度,政府各部门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等。政策法则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对跨国公司和著名中介机构设立区域总部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公司和中介机构总部都希望在比较规范的政策环境下运营,不希望由于政府的运营效率低下和服务意识淡薄,降低公司总部的指挥效率,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运营。

3.产业配套要求

随着跨国公司产品增值的不断提升,产品复杂程度不断加深,其在华投资的企业所在地的产业联系紧密程度和配套能力,成为能否实现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的条件。如果我国产业发展环境具有较强的引进、吸收、消化和追踪国际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管理经验的能力,有大批各类中、高级人才和研究机构,整个工业生产和金融、贸易体系,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经济实力与潜力,那么促进跨国公司投资结构升级就具备了外部的产业配套能力。

4.基础设施要求

根据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跨国公司从事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路径看,跨国公司企业从加工贸易生产出发,逐步向设立公司区域总部过渡,成为企业的一个信息集散地和决策中心。这个转变过程对基础设施和通讯条件不断提出新要求,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通讯信息系统成为产业转变的前提。深圳今后作为公司和中介机构总部所在地,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来支撑其经济活动,如拥有公路、地铁、港口、机场、口岸为核心的综合交通网络,具有以电力、能源为重点的能源调配网络,以水源和城市供水系统为重点的供配水网络等。

5.运营成本要求

主要包括地价或地租水平,员工平均工资水平,高级经理人员报酬水平,企业缴费负担程度,社会保障缴款的负担程度,能源价格高低程度,周边区域原材料和半成品价格高低程度,进出口货物通关成本高低程度,各级政府的税收优惠情况等。如果公司总部具备生产、研发等功能,那么总部营运成本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这时相应的政府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就会起到重要作用。

五、中国应充分利用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引导跨国公司拓展延伸业务领域,促进自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世界银行在论述中国经济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时指出:“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中国的高储蓄率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从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社会总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出口3个构成中, 均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外资对中国社会总供给的长期增长也形成了相当大的推动力。

近年来华投资的外资累积金额已超过千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引进外资国,外资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从总体上分析,改革开放2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挥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外资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外汇储备,给中国带来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改善了法制环境,促使中国企业更新了观念。在外资企业的推动下,中国逐步对价格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内外贸体制、外汇体制等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从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角度看,加强了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推动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开发效应看,外商直接投资将世界先进技术带进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R&D投入,尤其是企业R&D投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促进了中国企业R&D水平的提升。从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由于存在着技术、管理、规模等方面的优势,其综合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的新趋势使我国吸引外资的目标和战略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是一个资本和外汇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更主要的目的是弥补资金不足。以广东为代表,引入了大量的外资加工工业。但90年代以后不能仅从外资的要素作用这种单一的角度去认识外资的作用,而更多地需要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制度创新角度去认识跨国公司的来华投资问题。从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深圳和上海外资运作的实际情况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地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全球性特征决定的。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引进外资的目标需要进一步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分析,应该就其能否对当地的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制度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诸多增长方式内容产生影响的角度加以研究。这一引进外资战略目标的转变,不仅可以有效地固化已经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而且可以将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战略目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利用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进一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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