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反思必须到位——说说李慎之先生论鲁迅之硬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也谈论文,硬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此时纪念一位生于19世纪末的伟人，令我有一种强烈的历史 沧桑感。自鲁迅1881年诞生至今的120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 变迁是多么巨大，但它们的发展又是历经了曲折、反复的过程。时至今日众多思潮，其 根柢与鲁迅生前所思考的仍多有联系，仍为今人艰难地探索着。今春看到一篇从网上下 载的李慎之先生论《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便是 这样一篇令人多有感触又难以全部苟同的文字。
李先生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他一直在为实现我国的民 主政治而呼吁。这一封公开信的主旨也是为了“学习民主”。而触动他写此题的起因， 是因为看了舒芜先生在《回归五四·后序》中强调自己六十年不变初衷：“尊五四，尤 尊鲁迅”，而李先生在读了“五四”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一番思考后，“结果发现鲁迅还 不能代表‘五四’全部(比如陈独秀就说‘五四’运动只能由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负 责)，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认为“就对启蒙 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李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我并不奇怪。因为尊不尊 鲁迅或尤尊谁是每个人的思想自由，绝不能也不可能“舆论一律”。同样，我也认为鲁 迅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我也很尊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我撰写本文并 非要与李先生一论鲁迅和胡适之短长，也并非要一辩李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一些令我困惑 的观点，如李文认为在“个性解放”方面，“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经验教训是总结出 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的”，“这些规范就是‘五四’所确立的‘民主’”。这似乎与我所 见到的“五四”经典文献的主要内容有异。那时确实有对西方民主生活及有关制度、约 法的介绍，如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就说得很详细。但“五四”倡导者们(包括胡 适)的文章更多的是揭露中国封建主义的吃人礼教，宣传人应有的觉悟和人生的目的， 呼吁文学革命，推动“新文化运动”。至于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观点很不相同，其中有 不少是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很少有关于民主规范问题的讨论，在我这个非“五四” 研究者的印象中，“五四”人还没有将此作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好在现存“五四”的文 献不少，研究也多，我想研究家们会对此有一个接近真实的结论的。在此，我仅想就李 文中有关鲁迅的几个问题，谈谈我所了解的某些情况，以供李慎之先生和有兴趣者参考 。
关于《文化偏至论》
李文说，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觉得其文字晦涩冗杂、佶屈聱牙(可能是他还没 有摆脱章太炎的影响，未接受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改写白话文的缘故)，无非就 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比起陈独秀晚年的觉悟，比起胡适一贯提倡的民主、法治、自由 主义，在我看来还要差一些”。李文的这一结论，实在令我不解，他何以把鲁迅写于19 07年，发表于1908年的文字和陈独秀的晚年思想作比较，还要鲁迅去响应胡适在1916年 才正式提倡的白话文。正是诸如此类缺乏时代感的比较，导致他对鲁迅的某些批评不可 信。
《文化偏至论》确是一篇有点生涩的长文，1926年鲁迅把它和同时写的《摩罗诗力说 》等4篇论文收在杂文集《坟》中时，即在《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 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原因之一“自然 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且不说，在上个世纪的二十 年代尚有人要读鲁迅留学时代所作的长文，就是吾辈后生，在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 重读这些长文时，也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鲁迅早在世纪初就在全面考察西方社会文 明的发展史和他们思想、文化的现状后，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为纠正当时洋务派、维新派 和革命派偏颇的救国思想，即“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 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可惜鲁迅这 一断语，当时并未为人们重视，终成旷野呼告。直至三十年代，鲁迅还不时感叹：“当 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 ，终无效果。”(1934年6月9日致杨霁云)回顾清末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大都着重于制度 上的变化，有的更注重掌权者的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立人”的认识，仅落实于 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集体观念的训练上，而鲁迅所向往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社会风 尚，非但不能实现，而且距离越来越远。
奇怪的是，李文竟把这一历史悲剧归咎于鲁迅等在“五四”以来只倡导“个性解放” ，而没有认识、理解并树立一整套人们应遵行的“行为规范”——即“民主”，才不可 能“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 。看来，鲁迅最初写《文化偏至论》时用较多笔墨匡正时人对“个人主义”、“个性解 放”的涵义及其推重者的误解，在今天也不是多余的冗杂之言。正如他指出的，“个人 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 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他列举的几位十九 世纪末重个人的哲人如斯契纳尔、勖宾霍尔、契开迦尔、尼佉 (现分别通译斯蒂纳、叔 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尽管他们的思想都倾向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但在实际生活 中他们却又都是良善的，有的充满了同情心，有的严于律己，有的气性温和。他们是一 些自由发表其原始理念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愤世嫉俗，却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在《文 化偏至论》中特地分辨斯契纳尔和他的追随者的不同，他视斯契纳尔为英哲智者，而称 那些后来自以为追随其学说并加以发挥的，如以“颠覆满盈，铲除阶级”等彻底行动为 目的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愚者”。李文所痛恨的那位“伟大领袖”的独裁意识和行为， 恰恰是在“否定一切”，破除一切特权，追求共产风的“大民主”的幌子下产生的；更 有其他因素的影响，非本文三言二语所能说清。我想李文当然不至于不明“个人”一语 ，但为了强调“民主”的重要，在有意无意间，竟把二者对立起来，把统治者的独裁意 识归于“个性解放”一类，这在当前尚少有个人自觉意识的中国，是十分不妥的。
关于民主制度
李文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这是因为鲁迅对西方的民 主制度缺乏认识和理解，其根子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 ’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 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作‘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 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确实，鲁迅是 没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大概也没有深究并实践过西方的民主制。但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却 是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且对西方民主制度深有研究并要付诸实践的一位革命家，连他 在民国初年也曾指出美利坚、法兰西，虽是“共和之先进国”，但“两国之政治，操之 大资本家之手”；又认为西方国家一般采取的行政、立法、司法“各不相统”的办法也 有缺陷，乃至造成了“美国政治腐败散漫”的情况，因而他和许多民主的追求者都努力 探索一条既能避免西方缺陷而能达到真正民主的共和国之路。
鲁迅作为一个探索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通过德、日文广泛阅读西方著作，了解 他们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宗教风俗、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变迁史(有现存的鲁迅藏书 为证)。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讲述的正是近代西方社会历经宗教、政治、文化多次革 命而形成的民主制度，他肯定这一社会进化；他所批判的只是其“流风”，如“以多数 临天下而暴独者”的民主议会制和对物质的过度崇拜，“唯此是尊，唯此是尚”的“轻 个人，重物质”的弊病。19世纪末西方“大士哲人”们所发出的愤慨和叹息正在于此， 如尼采就借察罗图斯德罗的话说：“我走得太远了，孤孤单单没有伴侣，回过头来看一 看现在的世界，文明的国家呀，灿烂的社会呀。但这样的社会，没有坚定的信仰；民众 对于知识，又没有首创精神。国家像这样子，我怎么能久留呢?我是被祖国流放了!还可 以寄予希望的，只有子孙后代了。”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及民主制度较之19世纪已有很 大的发展，而这正是其子孙后代吸取了尼采、马克思等“英哲”的思想，更重视了个人 的首创精神，并努力消除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后的成果。李文却把19世纪初的美国总统 杰弗逊与后起的尼采作对比，诘问：“尼采和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呢 ?”我想，参与“独立宣言”起草，拥护天赋人权学说，提出社会人员有权以革命反对 暴君思想的杰弗逊和提出“上帝死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尼采都重视个人对社 会发展的作用。只是杰弗逊是一位政治家，为建立民主制度作出了荜路蓝缕的贡献，而 尼采则是一位孤独的思想家，他对实行“民主制”之后的流弊提出的质疑，其结果不是 也对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吗?然而，他反“庸众”的思想却被人误认为 反民主制，乃至被法西斯主义者利用，被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这真是一个 思想家的悲哀!但他的思想所掀起的全世界思想界的巨潮及推动人类文化艺术的巨大发 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其贡献又岂能说更小?
诚然，鲁迅不仅在1907年《文化偏至论》中批判了共和民主制的流弊，而且在以后的 岁月也从未像胡适那样坚持不懈地向当时中华民国的历届统治者贡献建立民主约法的意 见，因为他已越来越感到：“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 革自己的坏恨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 ，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1925年3 月31日)在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天翻地覆的各种制度的变革后，我们更感到鲁迅思 想的深远和伟大。从清末的君主立宪派，到民国后北洋军阀政府期间的宪法研究会，乃 至蒋介石政府的民主宪政运动，于1923年和1947年产生了两部“中华民国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1954年也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各朝各代力促制宪的仁人志士们 都希望把人民思想言论出版乃至集会、罢工、结党等自由写在宪法上，但有哪一个中国 的统治者愿意实行?尤其是李文引述的陈独秀所强调的“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更是难以实行(包括在西方和美国，也不能真正实行)。胡适认为“这十三个字的短 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制度的生死关头”。此言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也是 监督当政者的生死之关。可惜明白此理的胡适及其崇拜西方民主的朋友们却把实现这一 民主的希望寄托于某些军阀及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制造的宪法，甚至帮着强权的独裁者 指责无权无势的反抗者，而这正是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 争论焦点。他后来之所以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人，不也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是独裁政权 的反对派吗?而李文却把鲁迅的这些斗争归结为“超越五四的悲剧”，并误导了当时要 求进步的年青一代，以致“一个世纪过去，尘埃落定，鲁迅的弟子大多如昙花一现；而 胡适的弟子则遵守他‘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教导，还有不少人留下了若干我称之 为‘可超而不可越’、亦即可以胜过但是不能绕过的业绩，为中国的现代化垒下了一块 一块的基石”。这一结论和比较更令我吃惊。不少“鲁迅弟子”是在反对另一形式的“ 独裁”中被湮没的，而正是他们的斗争令我们中国人乃至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清醒地看 到了假无产阶级之名，滥施专政的可怕，历史将永远记得这些因独立思考而被监禁、戕 害致死的英灵们，他们是争取中国现代民主的先驱者。我想，正在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呐 喊的李慎之先生本无意于轻视和忽视这些先驱者，而只是为了强调胡适的启蒙精神更优 于鲁迅，但这样的比较和结论，在当今中国还没有充分民主的社会里，显然是不可取的 。
关于冯雪峰、瞿秋白及苏联的误导
李文不止一处强调鲁迅被人误导，以致在启蒙方面所“立”的是“因为创造社的攻击 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而且越到晚年越倾 向“伊里奇和约瑟夫，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他在 和从郭沫若、周扬到杨邨人这些人战斗时，自认是同导师们的思想一致的，就 同胡风自认为同毛泽东思想一致一样”。“我确实怀疑鲁迅受了冯雪峰和瞿秋白等人的 误导。”李文的这一叙述和结论与鲁迅了解苏俄的过程不符，也与他本人在文章中表述 的思想不符。
鲁迅与冯雪峰相交是在1928年底，与瞿秋白真正结识则是在1932年的春末夏初，而他 早在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的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中就赞 扬十月革命和有信仰的俄国人民，敢于不惜牺牲地抗拒反动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刀与火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但此时他对苏 俄国内的情况并非很了然，正如他在1934年《答国际文学社问》时所说：“待到十月革 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 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其转变过程，他曾在《二心集·序言》中明确 说明，自己“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 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希望新的社会起来和事实的教训，是他后来支 持苏俄的原因，包括他对苏俄国内物品短缺这一事实的看法(不是李文所说的为否定这 一事实而“出面驳斥”)，都是出于这一思想基点。可见他的这种思想并非受人误导。
那么他所了解的苏俄的事实又是什么呢?
鲁迅是在1924年从八道湾迁出，定居西三条后，开始主动了解苏俄的情况。那时苏俄 在1921年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实行新经济政策，随之文化艺术方面 也出现了繁荣局面，1923年便出现文艺大论战。鲁迅希望了解的正是这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新社会发展文学艺术的实况及其自由论争的具体内容。他首先购读了刚游俄归来的日 本俄国文学研究家昇曙梦编撰的七册《新俄小丛书》(包括《赤俄见闻录》 和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及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相的介绍)，继而很快校 阅出版了任国桢编译的《苏俄文艺论战》。他又着重选读了论战中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 代表人物的著作，一是无产阶级文化派领袖波格丹诺夫的日译本《无产阶级艺术论》， 一是当时苏俄国家领导人托洛茨基的日译本《文学与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论》。从 他当年发表的译作和杂文来看，他是倾向托洛茨基观点的，即使后来他已知其人被苏共 开除党籍并逐出国境，他仍支持韦素园、李霁野翻译《文学与革命》。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当月他即从内山书店购入25本日文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 的苏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和爱伦堡的文艺评论集，以及日本评论家对苏俄文艺状况的介 绍。继后又购进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论著。从他这一 时期写的《卢梭与胃口》、《文学和出汗》等杂文来看，他已不同意梁实秋等人宣扬的 超阶级的人性论观点；在次年作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更明确地说：“在我自己 ，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 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这些思 想显然也是鲁迅本人思考的结果。尽管李文强调“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都只 是在极其狭窄而短暂的‘时空条’中存在，只有极相对的意义，归根结底，人就是人” 。那末，鲁迅对这一“时空条”中实际存在的阶级关系的认识又有何错呢?
1928年鲁迅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因，确如他本人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 的，“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 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仅这一年他所购读的这方面书籍，就达70余 种，其中政治哲学类的论著，即有34种48册(在现存鲁迅藏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苏俄 社会、文艺方面的书籍共有255种三百四十多册，其中文艺理论类约98种127册，社会政 治哲学类约72种95册，文学类约85种127册，尚不包括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和数量相当大 的其他艺术类及相关的社会思想史、文学史、文艺思潮史、文学流派方面的著作。这些 书大都购于1928-1931年间)。我不知在中国有多少人为了搞清某一新社会、新思潮并把 它正确地介绍给中国，如此发愤学习?
不过，鲁迅关注的重点仍是与他职业相关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他翻译出版了更全面反 映苏俄文艺论战中各派观点及当局政策的《文艺政策》一书；翻译了两本《艺术论》， 其一是已遭苏共批评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作的，从鲁迅后期的文字中可见 ，他接受了普氏所强调的在社会发展和斗争中逐渐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而消除了 早先所认同的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的影响。另一本的作者是当时任教育人 民委员的卢那卡尔斯基，他直接参与制定1925年《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鲁迅从 卢氏《艺术论》中找到了他早年所探寻的如何以美的艺术改造社会改造人的科学的某些 途径和方法。在该书中他也看到卢氏“择存”文化遗产的思想，后来他在为柔石所译的 卢氏剧本《浮士德与城》作《后记》中即引《艺术论》中的话，并加以说明：“古人所 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 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 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鲁迅正是借此批 判了创、太二社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否定。鲁迅终其一生，都坚守“五四”的民主 思想，他在1935年所编选并作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即对“五四”精神 在创作中的反映作了充分的肯定。而李文却因鲁迅曾引瞿秋白为知己，而把瞿曾有的超 越“五四”的思想，也加在鲁迅的头上，说什么“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 悲剧”。我很吃惊在当今的文艺批评中竟还有这种“株连”式的不民主之风。
鲁迅对苏俄文艺政策的关心，主要集中于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对待文化遗产和老作家 的态度。他曾三次搜购德国卡梅涅夫译注的《列宁致高尔基书信集》的德、日译本；也 购读了收有列宁评托尔斯泰、高尔基及其他作家的文论和书信的日译本《列宁与艺术》 。他本人又选译了卢那卡尔斯基的另一本评论集《文艺与批评》，其中有卢氏写于1911年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和演讲于1924年的《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鲁迅曾在该译本的《译者附记》中把这两篇与卢氏在1928年作的《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作比较，指出苏共文艺政策及其评论上的政治功利性，他指出：“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第一篇是将托氏判为“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便认为托氏“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而纪念托氏百年时写的“措词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鲁迅没有绝对否定这种功利性，因为这是在评论一位官员，他很清楚统治者眼中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他所忧虑的倒是苏俄的言论受制于某种统一的纲领。在他主编的《奔流》月刊“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中登载了几篇选译自日本编译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见的托尔斯泰》一书的文章，他在“编校后记”中指出1928年卢氏和其他人写的托尔斯泰，主意“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可见鲁迅对苏俄的文艺政策的认识是清醒的，译介是客观的、负责的。他是否如李文所说的，“接受了苏联的宣传”，又“误导了读者”呢?
在了解苏联文艺政策的同时，鲁迅也力求了解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的社会政 治真相。而且绝不像李文所说的只相信苏联的宣传，而是努力通过多方途径去辨识。他 曾购读了一些反对苏俄的著作，如巴枯宁主义者奥国拉姆斯写的《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反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国际联盟发行的《为实现世界革命而活跃的俄国的政治组织》 。1928年他选购的日文本《社会文艺丛书》中，就有一本原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政治 囚犯救济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eral Prisoners)发行，中岛 信翻译的《苏俄牢狱》，其材料即取自被苏俄政府流放的政治犯——反苏的社会革命党 、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成员的书信，提供了被搜捕、流放者的名单，叙述在“流放”路 上对死难者的祭悼、抗议，介绍他们的“牢狱生活”以及在“北方集中营”三个住地被 虐杀的情形。译者在《序文》中说明译印本书的原因，是鉴于苏俄自我标榜为“无产阶 级独裁”，其真相究竟如何，书中的内容可供读者将它和资本主义的专政作一比较。
这本书恰可与鲁迅同年购进的另一本书相对照，那是当年日本远藤四郎的著作《拷问 与虐杀——俄国史实》，该书系根据流亡于英国的俄国巴枯宁派克鲁泡特金1905年著的 《俄罗斯的大恐怖》写成。原书披露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法庭颁布的死刑公告，并 以数字说明自1875年以来的三十年间，约有二十万生灵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大概是鲁 迅为“考虐杀法”而收集的资料。(见1934年5月24日鲁迅致杨霁云)当时他因国民党在 清党中的“屠戮之凶”，曾作《虐杀》，其中即举了“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 ”(见《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可惜此文未完且已遗失，不知鲁迅是否将 苏共放逐反对党也列在虐杀之类。不过我想他对苏共的这一专政的看法，更多的如他在 1926年作《<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所说的，“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 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但从他起念“考虐杀法”和对中国革命者的 支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反对以任何公开和隐秘的方式虐杀反对党的。
鲁迅也关注苏俄的法律、道德问题和法制的形式。他在1928年购进的日译本《乱婚裁 判——苏俄性生活的实况》，其中形象地记录了1927年莫斯科共产青年同盟支部委员会 总会举行的一场妻告夫乱婚的公众裁判，结果妻胜诉。这是摆在鲁迅眼前的一种崭新的 法制形式，也破除了所谓共产主义搞乱婚的谣传。
在此前后，鲁迅还读了几种观感不同的俄国游记，既有不满新俄的英国狄龙写的《俄 国今昔》，也有德人亨利希赞颂式的《新俄纪行——新人的产生》，还有奥地利勒内写 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面貌》，由于这些观感都有作者的主观成分，所以鲁迅只介绍其 中的插图。
直到1931年后，由于中外报刊都报道了苏联输出煤油和小麦的事实，又看了他早年的 学生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和在苏联工作多年归国的林克多写的《苏联闻见录》 ，才消释了他因看某些讽刺苏联的画而产生的疑团，他的想法就写在他为《苏联闻见录 》所作的《序》中，他说：“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 么巨大的生产力的”。从胡、林二人的书中可以见到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 ，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 古怪”，只是“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对比那些攻击苏联的“文 明国人”，倒是“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这是鲁迅 在世时从书报中看到的苏联最初十年发展的事实，所以他反对把苏联妖魔化，也不可能 像胡适他们似的要中国的民主全盘效法于那些殖民国家。以今天的认识来看，苏联的宣 传并非全是真实的，胡、林二人的见闻是不全面的，鲁迅的看法也有偏颇。但他的主导 思想恐怕也不全是别人误导的结果。
关于鲁迅的弯路和误导
但正如李文所说，鲁迅在民主启蒙方面也走过弯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某种认同便是 其一。
由于鲁迅对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劳农国家，充满了热情友好的期望，使鲁迅不免囿 于自明的理性中。如我所发表的《鲁迅力求了解苏联的真相》一文，也曾指出他在1929 年写《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时，只讽刺了某些中国人竟以成吉思汗征俄引为己荣的可 笑言行，而忽视了苏联政府在中东铁路冲突事件中已呈显的对沙皇霸权主义的某种继承 性。这种思想上的偏颇，也反映在他和“新月派”、“第三种人”的论争上，只抓住了 他们的建议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持治安的消极作用，而彻底否定了他们反对思想统一、争 取自由的进步意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又耳闻目睹“文 明国人”对新俄的仇视，竟然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思想和个人的压制是实现无阶级 社会途中旧意识的毁灭。
鲁迅的这种认识更多地是来自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也致力于将此陆续译介于国人。他 后来结集成两本短篇小说集，一名为《竖琴》，收被视为苏共“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这些小说写出了十月革命初期混沌、困苦、黑暗的实情，写出了人民因饥饿而复归于原 始本能的状态，包括上流知识者的人格分裂。这种描述按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倡 导者”的言论来看，也许要被视为反革命的，但在当时的苏俄却仍存在，这是使鲁迅认 同苏俄的一个原因。后来他也看到了这些作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 了，但他寻找的原因却是：“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 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 种“同路人”及其分化的概念，系出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的观点。
另一本译著是苏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名为《一天的工作》，内容是写革 命和建设中的斗争。鲁迅还译了当时无产者文学的代表作——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 灭》，他在《译者附记》中特别强调书中所描写的那位投身于革命和战斗中的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美谛克思想的复杂性，以及革命在危困时队伍所显现的解体征兆，都是十分 真实的。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 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 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去了个人底 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显然，这和他早期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 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牺牲精神在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他早期宣扬的 牺牲者是一位敢于独斗社会黑暗的勇士，目的是解放每个人；而和大众的理想融合的个 人，牺牲的却是自身中被大众视为污秽的人性，也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同。这一思 想显然来自他本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苏联社会的确认，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他的思 想根源，却不应该把账归到冯雪峰、瞿秋白等的误导上，没有必要为鲁迅自己的思想开 脱。
鲁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某种认同，也许曾对一些视他为导师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 甚至使一些也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知识分子对他的某些文字产生了误解。如李文说自己 “被划为右派以后”，居然还荒唐到自以为像鲁迅所说的，是在“肩住黑暗的闸门”， 这显然是出于对原文的误解。此外，李文把鲁迅一句名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 上笔端”(1935年《亥年残秋偶作》首联)，改为涵义迥然不同的“不经秋肃临天下，那 得春温上笔端”，以此描述自己误以为“毛主席在实行‘必要的专政’”，这种改动更 是对原诗的反其意用之。李文对上述诗文的误解和改动，岂能说是鲁迅原文误导的结果 ?因为此文此诗至今仍对我们有警策意义。因此有的所谓“误导”，其责任又不应该由 鲁迅来承担。
关于鲁迅的有幸……
李文认为，鲁迅最大的幸运是早死，未赶上当右派的境遇。其实，在鲁迅生前，就对 这一专政产生了怀疑和苦闷。1934年后他因不断受到“友军从背后来的暗箭”，心情极 为复杂，当年4月30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不禁自嘲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 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语气之间，比二十年代末与极“左”的革命文学派的斗争 更多了几分伤感。在此后，他多次向朋友倾吐内心的苦闷，谈及最多的题目是：革命阵 营内的“工头”。如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说：自己“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 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
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又面临着个人和群体、精神自由和社会组织的选择。这也可见于193 3年以后，他购读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的重点，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向他早年所重视 的几位以个人为本位的哲人——如尼采、克尔凯郭尔及舍斯托夫等的著作。在他本人的 作品中也更多地显示个人抗争的主题。他不愿与那些他视为“奴隶总管”的“指导家” 合作，认为他们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这是他 拒绝参加的原因，却因此被指为“反对统一战线”，甚至把他和托派相提并论。鲁迅不 禁在1936年4月5日、5月14日致信北平的老朋友王冶秋、曹靖华时，倾诉自己的苦闷： “想什么也不做”，“近来时常想歇歇”。这种颓唐的情绪他也曾向4月底从陕北回到 上海的共产党人冯雪峰发泄。而强烈的自主的反叛意识，终于使他在接到托派分子引他 为同调的信，及徐懋庸指责他的信后，万分愤慨，促成了他在身怀重病期间，由鲁迅口 授，O.V.(冯雪峰)笔录，撰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 线问题》(该文主要部分为鲁迅亲笔)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鲁迅肯定了“史太林先生们 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也表达了将毛泽东 领导的“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 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还表达了“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 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 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尽管当时 就有人说这是出自O.V.的笔录，不合鲁迅的本意，鲁迅立即给予了反驳。现在李文又说 这表明鲁迅“自认是同导师们的思想一致的”，我想，上述引文即可看出当时鲁迅所认 同的是什么，何曾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视为自己的导师?
鲁迅曾在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 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可惜，由于他的猝然病 故未成。但他致徐懋庸的这封公开信，即是他要留给我们遗产的一部分。然而，其中揭 露的那种“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 业绩”等“左得可怕”的思想作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没有重视它对中国的有害， 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左”反“左”，极“左”横行，乃至“反右”直到“文化大革 命”，祸国殃民到了极致。李文和许多人都在问，如果鲁迅活到“反右”时，将会如何 ?其实，鲁迅晚年的抗争，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我很欣慰地看到李文重载《书屋》第 五期时，文后转录了一位友人给他的一则材料——旅美学者周策纵的回忆：“五十年代 中期胡适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尽管“我们的人”一语，乃显示了胡适们特有的“天真”一面，但我想真正崇尚 思想自由者，都会重视鲁迅对个性解放、社会民主的独特思路。
诚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鲁迅一生的思想及其处世言行，并非是绝对完美的楷模 。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完美，更无意为人楷模，做导师。如李文批评他的“打落水狗 ”和“一个都不宽恕”的思想，不是“现代民主的原理、全球伦理的准则”。然而，鲁 迅的思想压根儿就不遵从什么原理或准则，他的特点是善于从前人纷繁乃至偏激的思想 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形成他独自的思想框架，诚难束之以某一主义或世界观中。他所思 考的不是为了过去，也不是为了将来，而是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为了争取大多数中国 人的生存权。所以上述思想恐怕不是如李文所嘲讽的“只能说一句‘不免为先生盛德之 累’”就能否定的。正因为鲁迅的思想不是一种完美的原理、全球伦理的准则，所以在 他生前，就有不少人爱他恨他，死后仍是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著作和研究在 中国大陆成为显学，在台湾则长期遭禁。但不管后人给他涂的油彩是什么，鲁迅却是迄 今为止留下遗产最多的一位现代文学家，也是一位已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现代思想家。 尽管他的偏激、他的缺点不断被人议论、批评、嘲讽，但他的作品依然以独立的人格和 思想启示着今天正在走向现代民主的中国人民。显然，立了民主的制度，仍要重视个性 的解放，仍要重视“破”的工作，不断破除国民的劣根性；对那些假借大众名义拉大旗 作虎皮的“奴隶总管”，对那些政治、经济腐败分子，在揭露的过程中必须有“打落水 狗”和“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这是最后量刑执法的前提，也是获取并巩固民主政治 的必要前提。
李文强调“我们的反思必须到位”，此言极是。遗憾的是，李文为了以今日之我，非 昨日之我，竟将前辈的思想精华也否定了。为此，本人犹豫再三，不得已将上述旧材料 重新提出来，即希望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能真正吸取鲁迅、胡适等前辈的教训，避 免再走某些弯路。
写于2001年9-10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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