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人的法律意识结构——抽样调查结果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结果论文,法律意识论文,当今论文,中国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不仅包括了治国方略，也包括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设法治国家总的说来，恰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立法、执法（包括司法）、法律意识三者缺一不可，三者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例如，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法律意识是结果。但在工作上，并不是任何时期对三者都是同等对待。在当前，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同时，要强调加强执法和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这对建设法制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在立法初期，由于过于重视立法而对其他重视不够，是可以理解的，是各国的共同规律。我国立法的根据一般有两条：一是宪法，二是实践经验。这实践经验就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内。而许多事例表明，法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决定法律本身的命运，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法律意识是很重要的。
但是，中国人的法律意识状况如何，过去很难有一般的、准确的回答。因为过去既没有实地的抽样调查，又没有实证研究。5年前，我为了在中国进行一次法律意识调查，并要求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曾去日本考察、访问1年，以汲取他们的先进经验（不但其调查在亚洲较早，经验在世界各国也是领先的）。为此，蒙（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提供了条件，我先后访问了日本总理府广报室、法务省等有关国家机关；各大新闻社以及NHK舆论调查机构；各大学法学部与有关的研究室；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就法律意识的理论、调查技法、中日比较进行了研究，写出了《最终研究成果报告》，在日本公开发表。
我们在试点后，于1995年委托《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按照我们的设计进行了调查。此项调查根据中国的特点，也借鉴了日本的有益经验。我们的样本总数为1500，日本为2000；设问的构成变化较大，主要是：调查中国人价值观方面的变化；调查公民对法律的知识、印象或评价方面的情况；调查公民在法律意识这一层次上，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与法有关的制度或手段方面的情况；调查与法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机关，如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国民的认知方面；调查现行法令中除宪法外，认为“什么法律最重要”，评价我国已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民意以及法律是否得到切实遵守等。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得出中国人的法律意识结构概要如下：
1.法律是阶级的，但更是公平的。
当问及“一提到法，北京人的印象是什么”，回答是：(1)民主的253人，占17.59%；(2)阶级的、严格的299人，占20.79%；(3)公平、公正的499人，占34.70%；(4)不公平的109人，占7.58%；(5)大致公平的276人，占19.33%。这里，揭示了法的实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使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今天，法律本身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不是被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最先是阶级的印象为20.79%，但民主的、公正的之和为52.29%，也并不否定阶级性，主张不公平的仅占7.58%，是极少数。这些数字表明，人们审视法律的视角，已从阶级的转向民主的、公平公正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理要求。
2.对待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不同态度。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我国的宪法原则，对私有财产也予以保护。但一部分人认为，拿了他人的东西不应该，是偷窃，应赔，而拿了公共财产，这种观念则不很强烈。设问：“拿了公家物品，价值达30元左右，被发觉后你认为该怎么办”，回答是：(1)原物归还528人，占36.78%；(2)按价赔偿571人，占39.71%；(3)大家都拿，法不责众90人，占6.28%；(4)教育了事158人，占10.99%；(5)其他91人，占6.33%。而拿了“他人”同样价值的物品，主张(1)的却占50.28%，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4)教育了事的为8.28%，低近3个百分点，认为仅教育不行。我们知道，过去在城市开展过“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上都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所有权的运动，都取得了成效，但未能持久。
这种情况的存在，究竟是为什么？一般认为，是法律观念淡薄，思想觉悟不高，当然是对的；认为“私有是人类的天性”，当然是不对的。总的看来，可以指出两点：一是私有的历史、传统较长，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二是占有的表现不强。针对前者，必须加强教育，针对后者又必须加强管理，都是最有效的办法。同样是私有制国家，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我在日本八王子市役所（政府）附近，曾发现有几处不大的空地，四周钉几个木桩，拉上绳子，又挂有“私有地，请勿入内”的木牌，我看也是个合适的运动场所，但由于这个小小木牌，竟无人进入打球、玩耍；日本人常用“挡板”挡住自己的私有物，也不曾丢失。不少人慨叹日本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意识真是深入了人心。一位最著名的法律意识专家介绍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战争期间为避免轰炸的损失，将衣物、书籍等寄托在北海道的亲属家。当战后去取时，发现衣物已被穿用，亲属也未表示歉意。接着，他从法律意识的角度分析说，既然衣服脱离了我的占有和使用，亲属们对“他人所有”的意识已经淡薄，随便使用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联想到旧中国也有类似的谚语。
3.关心法律，法律知识水准有较大的提高。
人们的法律知识、对法律的意见和态度，是构成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的获得法律知识途径中，亲自阅读公布的法律是基本的。设问“报纸上常常刊载新通过的法律，你读过吗？”(1)详细读过132人，占9.18%；(2)粗略读过981人，占61.74%；(3)基本不读346人，占24.06%；(4)完全不读76人，占5.29%。读过的在70%以上，大大超过不读的。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政治学习制度有关。各个单位无不为此而订阅报刊，提供了方便条件。个人的订户也不少。从详细读的9.18%来看，男性多于女性，即56.82%与43.18%之比，高出13个百分点。从年龄看，18至30岁的最高，占40.15%，随年龄增加而递减。从学历看，以初、高中程度占压倒优势。从收入看，收入越高所占比率越高。
学法、知法是守法、护法的前提。我国的3个5年“普法”教育取得了明显效果。调查中问及“我国宪法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时，回答：(1)国家的根本制度1223人，占85.40%；(2)公民的纳税数额115人，占8.00%；(3)结婚的登记手续22人，占1.35%；(4)其他73人，占5.08人。(1)的正确率竟达8成半以上，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意识深入人心，也是男性高于女性。
4.人们重视自己的权利，但更重视行使权利的原则。
当提出“社会生活中以下的什么事情最重要”，回答是：(1)孝敬父母368人，占25.59%；(2)报恩42人，占2.92%；(3)尊重权利和自由766人，占58.27%；(4)广交朋友187人，占13.00%；(5)其他75人，占5.22%。与过去强调人们要履行义务相比，现在权利意识占有突出的地位。其实，权利与义务始终是统一的，不过在不同时期侧重的不同而已。有人认为，这是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化。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权利与义务是一对概念，它们受制于社会条件、社会历史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不论如何变化，但主流仍是统一的。重视(3)的接近6成，压倒多数，其中男性占52.35%，女性为47.65%；重视(1)的25.59%中，女性为52.68%，男性为46.47%，高出男性近6个百分点，女性比男性更重孝道。重视广交朋友的也占相当比率。这些，反映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权思想和实践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增强。
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主张：(1)个人权利优先的265人，占18.43%；(2)公共利益优先的931人，占64.73%；(3)其他242人，占16.88%。这里，反映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主张(1)，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则主张(2)。上述近6成半的人赞同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准则，即“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51条）。这条既为我国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规定了一个共有的界限，又为防止权利滥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5.守法者及其分布。
由于“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人们对法律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多数人能够遵纪守法。当问及“你认为守法的人中，最主要的是哪类人”，回答是：(1)国家干部210人，占14.60%；(2)经商的人31人，占2.16%；(3)知识分子377人，占26.22；(4)工人185人，占12.87%；(5)农民89人，占6.19人；(6)解放军455人，占31.64%；(7)其他91人，占6.33人。第1位的是解放军，比第2位的知识分子高出5个百分点。最末位的是“经商的人”，多指中小商人，是与现实商品中存在假冒伪劣，唯利是图的评价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有关。本应是守法模范的国家干部，却占了第3位，是值得深思的。农民的比率不足工人的半数，应尽力缩小这个差距。
在公、检、法等机关中认为适用法律公正和大致公正的，检察机关分别为34.49%和50.60%；法院为32.32%和60.69%；公安机关执法公正和大致公正的分别为31.29%和58.14%。检察机关占据第1位，是国民法律意识的反映。
6.女性的平等权与当前的现实。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中，男女平等是其主要内容。我国保证男女平等的法律已形成体系，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现实条件下，男女的不平等确实是存在的。“你认为对女性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哪个方面”回答是：(1)参加政治活动上311人，占16.13%；(2)社会地位上311人，占21.63人；(3)升学就业上517人，占35.95%；(4)家庭地位上116人，占8.07人；(5)其他65人，占4.52%。认为最不平等的(3)占了3成半以上，可能是现实市场机制难以避免的结果。日本女性在近年就业的虽有所增加，但与我国有质的差别，多为公司职员、雇员、勤杂人员等，被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少，内阁的大门更是一直紧闭的。我国全国人大的女代表已占2成以上，国务院有1位国务委员，30位左右的正副部长，全国政协也有女副主席，是很说明问题的。
7.诉讼利用率低，有回避诉讼的倾向。
一个国家诉讼利用率的高低，也是国民法律意识高低的一个标志。设问当“你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想起诉吗？”回答是：(1)立即想407人，占28.30%；(2)有时想703人，占48.89%；(3)不太想214人，占18.88%；(4)其他114人，占7.98%。立即想的不足3成，虽然想法很强烈，但尚未变成实际行动，想法与实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有时想的也不足半数；不太想和根本不想的在2成以上。国外的动辄诉讼虽不足取，但我国诉讼利用率低，有回避诉讼的倾向也是存在的。
在立即想的当中，男性占55.28%，这个问题男性表现得强烈，比率最高，女性仅占44.72%。从年龄看，18-30岁的为43.39%最高，41-50岁的最低为11.06%。从学历看，大学最高为28.57%，小学最低为17.86%。权利意识与文化程度有很大关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中国虽有“刁民”、“讼棍”等蔑称，这些词汇本身，也表明了国民的法律意识，中国人除非不得以是不愿意打官司的。旧中国的谚语有“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穷死别作贼，冤死别告状”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旧中国制度上的原因已不复存在，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尤其通过“民可以告官”使群众耳目为之一新，但非制度上的原因还很多，如受儒家的“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影响很深，司法环境不甚理想，诉讼功能尚不健全，法律援助刚刚开始，诉讼成本较高等，不少人不得不望而却步。
8.调解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太过。
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在判决和调解的选择上，也可以说明问题。设问“对既可以通过法院判决，也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的纠纷，你首先选择哪种”，回答：(1)判决172人，占11.96%；(2)调解1266人，占88.04%。二者之比是12:88。这里的调解，有法院外的调解和法院调解这两种。前者是指在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即人民调解。人民调解的件数每年约为法院审判案件的10位左右。人民调解每年调解民间纠纷的数量多达620多万件。
另一种调解是法院调解。即在法院参与下的调解。从民事审判看，第1审审判审结的案件中，通过调解解决的大致将近6成，判决解决的案件一般不足25%，某些地方通过调解审结的件数多达90%以上。不论人民调解还是法庭调解在过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今天其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但是，法院如果过于强调调解，脱离“当事人自愿”和“依法调解”这个基本原则，过分强调“互谅互让”，不适当地追求数量指标，会带来消极方面，会为当事人的一方带来损害。
与此相关的，对社会上民事纠纷常有“公了”和“私了”这两种方法，你对“私了”有什么看法？”回答：(1)合理的110人，占7.65%；(2)节约时间和金钱的371人，占25.80%；(3)不可取的571人，占39.71%；(4)难公平283人，占19.68人；(5)其他103人，占7.16%。认为“不可取”的比率最高近4成，加上“难公平”2成，就将近6成占绝大多数。主张合理、节约的占3成多。轻微的民事纠纷如交通事故或财产继承等，双方当事人如能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又不明显违反法律，法院是不过问的。所谓“私了”的合理性在此。但不应扩而大之，对某些刑事案件如破坏军婚、严重盗窃和伤害等，也进行“私了”是违法的。这种“私了”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司法机关的侦破带来了难度，纵容和放任了犯罪，放任社会丑恶蔓延滋生，祸害社会。因为，对受害者来说，“私了”难了，甚至还会遭到更大的侵害；对加害者失去重新做人的机会，有可能继续为非作歹。
9.反腐倡廉任重道远，其他犯罪也不容忽视。
设问“你认为目前最应抓紧惩办的犯罪是什么”时，回答：(1)偷税漏税177人，占12.31%；(2)贪污、行贿受贿655人，占45.55%；(3)各种化公为私124人，占8.62%；(4)暴力团伙犯罪278人，占19.33%；(5)其他43人，占2.99%。第1位的是反腐败犯罪，在6个选择项中，竟占4成半以上，可见比率之高。反映惩办腐败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近年查办了不少大案、要案，人民大力欢迎。查办案件是我们党同腐败分子最直接、最激烈的较量，是反腐斗争的主要突破口，也是衡量斗争是否深入、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办案任务仍然相当繁重，中央要继续坚持着重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其次，暴力团伙犯罪占近2成，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再次，是(1)，第4位是(3)，第5位是公害犯罪，不足1成，感受有些不深。
10.对犯罪后劝其自首者占绝大多数，不劝的也不少。
在刑事政策中，我国历来是强调犯罪后的自首的。是否自首是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调查设问中“如发现家庭中有犯罪嫌疑的人，在其犯罪以后你劝其自首吗？”回答：(1)“劝”787人，占54.73%，(2)有时劝383人，占26.63%；(3)不劝113人，占7.86%；(4)其他155人，占10.78%。劝与不劝的主要分水岭，是对法律的信任与否的问题。劝，表明信任，而且是无条件的；有时劝，究竟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劝，可能是包含各种条件的；不劝，也是无条件的，表明对法律的不信任。劝者约占5成半，是高比率的，说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深入人心。
11.对现行法的某些评价。
如何评价我国的法律，除宪法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法律是“关于经济的法律”占有突出的地位，达3成以上。当问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民意”时，回答：“符合”的占58.9%，接近6成，“有些符合”的占31.71%，评价很高。这就构成了守法、护法的坚实基础。
当问及对刑法中刑罚的评价时，认为“过严”的25人占1.74%；“稍严”的68人，占4.73%；“适当”的641人，占44.58%；“太宽”的507人，占35.26%。中国评价刑罚“适当”的比率较高，约占4成半，而日本只占3成多，韩国更低。各国的国情虽有不同，但各自规定的刑罚制度国民是如何感受的，不仅可以比较，而且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中国的刑罚是否“太宽”，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太宽”的高比率，与人们对犯罪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国家和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对犯罪的仇恨心理不无关系。从中国判处的死刑、无期徒刑、长期徒刑的比例来看，可以不认为太宽。认为过严的人是不多的。
12.罪犯的人权受到了尊重。
与上述调查不同的，还有一个特别的领域，那就是罪犯的人权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设问：“你认为今天中国罪犯的人权是否受到尊重？”回答：(1)过于尊重的138人，占9.60%；(2)受到尊重的807人，占56.12%；(3)不被尊重的342人，占23.78%；(4)严重侵犯40人，占2.78%；(5)其他111人，占7.27%。认为受到尊重的为绝大多数占5成以上，过于尊重的还近1成，也属尊重之列，给予了肯定，反映情况良好。不仅一般的人权，就是罪犯的人权都是如此，今年的国际人权大会美国的反华提案被挫败，可视为是在意料之中的。但(3)(4)之和还占2成半以上，群众对此不是没有意见的，我们自己不可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