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社会巨变与学术转向互相激荡，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盛大景观。传播学学科反思近年来成为这个学科的焦点话题，当然与席卷全球的新技术狂潮息息相关。媒介形态的每一次更迭都会点燃传播研究的灵感之火，催生异彩纷呈的传播思想，汇入人类思潮之浩荡洪流。此时此刻，我们又站在历史转折点上。 在我看来，传播研究面临巨大的飞升空间，此刻的反思即是重建。用库恩的话来说，这不是“常规科学”的渐进式叠加发展，而是“革命性科学”的颠覆式跃进。①本文梳理基于学科重建的反思的一些想法。 为什么要反思——旧范式框不住新技术 如果笼统地回答，新技术引发传播革命逼迫这个学科进行反思，就如同海德尔格批驳雅斯贝斯代表的理解技术的流行观念——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是人的行动——时所说，这是正确的大实话，但流于常识之见，未能击中技术的本真。②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新技术怎样使现有理论捉襟见肘、无法应对。 现实情况是，对于新技术的大量研究仍然沿用旧有范式，将新材料、新问题削足适履，以验证旧理论的正确性，形成了李金铨所言的“内眷化”现象，不断用日益精细的技术验证旧理论。③我仿照霍克海默之“文化工业”称其为“学术工业”。不过我以为，这个现象不限于哥伦比亚学派以降的主流传播研究，在人文路径中亦大量可见，“权力”、“政经结构”、“公共性”、“意识形态”屡屡作为理论大棒僵硬地挥舞在新技术带动而生的崭新经验上。简言之，当前大量新媒体研究只是在用新材料验证旧理论。新技术激发的传播实践，被扭曲、删减，强行塞进旧框架中，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沦为旧理论一个个干瘪的注脚。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狼狈情形，在传播领域的研究中尤为突出。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越来越狭窄、单一，研究者仿佛点着几盏孤灯的拾柴人，在茂密的传播实践森林里，刻意寻找能够证明旧理论的枝枝蔓蔓，随后依照旧模版加工，制成了无新意的产品，“学术工业”得以运转，呈现虚幻的繁荣。这种难堪的局面必须破解。简而言之，之所以要进行学科反思，乃是因为旧范式难以解释新技术，因而局限于旧有范式的反思无法达致学科重建之目的。 事实上，针对研究范式的检讨已然展开。波斯特直截了当地说，“现代的分析范畴限制了人们对这些交流手段(指电子交流等新技术)的理解”。④他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正是从范式层面展开的。波斯特指出，哈贝马斯为了克服马克思、韦伯及马尔库塞的现代性理论的局限，提出了一个新的批判范畴：符号互动，后期则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以为，将来的进步依赖于“摒除对交往的种种限制”，于是他把批判理论的基点从工具的理性行动转到了符号的理性行动。如今，成为理论主体的是个体之间交换符号的条件，而不是他们的行动。波斯特因此认为，哈贝马斯已经从行动理论走向语言理论，但他的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没能为电子交流的分析提供新范式。原因在于，哈贝马斯援用了理性的传统范畴，力图维持一种启蒙的理性观念，他的论辩中仍然保存着体力与脑力、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这种笛卡尔式和资本主义式的区分，这种历史残留与他自己的交往行动观念相矛盾。理性又一次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⑤波斯特进一步在主体层面穷打猛追，“哈贝马斯版的批判理论依赖一个未被证实的主体观，这一观点认为主体具有‘理想化的’真”。⑥“对哈贝马斯而言，主体仍然是预先给定的、先于语言的”。⑦这个主体观仍然没有跳脱韦伯指认的现代性铭写的主体类型——工具理性的主体。⑧因此，在波斯特看来，哈贝马斯仍然基于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范式，也就是把电子传播的新问题“放到阐释口传文化与印刷文化的旧范式中”，“电子传播仅仅是时空的进一步延伸”。⑨如此，哈氏理论便遮蔽了交往与人类生活关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面向，即语言与主体之关系。波斯特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⑩ 借由这个主体观，波斯特提出了一种新范式——“信息方式”，它促成了语言的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建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不断被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11)这个范式开启了理解新技术的一个崭新面向，它反转了传播与主体之关系。 事实上，只要将视野超越美国主流研究范式，就不难发现，这种重建式反思已经不是个别人的激进之举。波斯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信息方式”也不能算新鲜论调了。他绝不是孤军奋战者。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基于新技术引爆的崭新传播实践，直抵研究范式的层面，打破旧瓶以盛新酒。澳大利亚学者麦奎尔2008年提出“媒体城市”的概念，以挑战城市研究与媒体研究的传统范式。他以为，当下城市与媒体的双重变化与诞生于现代性城市主义的经典理论的描述状况已截然不同。“21世纪的社会生活日益成为生活在媒体城市中的生活。……日趋流动、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的媒体集合，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经验经由建筑结构与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12)麦奎尔在专著的开篇即指出，他上述核心论点的展开，必须以打破传统的“媒体表征的理论范式”为前提。所谓表征，“指的是各种建立在这样一种根本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话：媒体的作用是提供外在世界的表征——忠实或不忠实的”。麦奎尔认为，这种认为媒体最终会与“真实世界”相分离的理解影响到了大部分的现代媒体分析。他因此指出，“尽管世界是如何在媒体中并通过媒体被建构的这一问题始终都是重中之重，但同样重要的是充分认可这样一种看法：媒体不再可能与社会相分离，就此而论，它也不再能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分离”。(13)长久称霸传播-媒体研究的“真实-再现”范式在麦奎尔这里遭遇了另类范式的强有力挑战。只要我们将眼光稍稍脱开美国传播研究主流范式，就很容易看到，与传播、媒介有关的研究新范式层出不穷，正在爆发式涌现。(14) 反思立足于何处——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 传播学反思的工作并非从今日始，有众多前辈前赴后继。如克格雷在二十世纪末就做过一次获奖无数、好评不断的重要反思。他通过梳理传播理论七大主要研究传统(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批判学派)，呼吁学界对于传播理论中的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相对优势给予更多的思考。(15)这个被延森判定为“局限于传播领域内部”的反思，也在正文的注释中讨论了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作为一种元视角的传播”的观点。(16)当下的反思应该立足于何处？仅以传播领域内部而言，传播的碎片化现象导致选择一个恰当的立足点也不是那么容易。 利文斯通描绘了传播碎片化的景观，“在美国的‘传播’学科体系下，上述这两个领域(传播研究、媒介研究)均有着十分广泛的范围。以国际传播学会的构成为例，它包含了大众传播分支、人际传播分支以及从人际传播分支发展出来的组织传播分支。而在其他国家，传播研究则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诸多领域。以英国为例，我们或开展‘媒介研究’，或感兴趣于媒介制度与文本以及文化工业(我们关于权力的理论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关于文本的理论则来自法国的符号学派和结构主义)。然而我们从未思考过人际传播——这一领域往往留给社会心理学家，除非某些对于通信技术中的人际传播格外感兴趣的学者才会对此展开研究。而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大都受到一套特定理论的影响，即由加拿大学者发展形成了‘媒介理论’……与此同时，与上述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的是文学和语言领域中研究文字素养的学者，以及对文化叙事、仪式和传统如何形成社群等话题感兴趣的人类学者，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与前述的大相径庭……无怪乎彼时学术期刊上纷纷痛陈传播研究这一领域的碎片化”。(17)如此看来，当前诸多的所谓传播学反思，不过是采撷美国主流范式中的一两个小碎片而作井底之观，看到的是怎样的画面自不难想象。 即使只是局限于传播领域，只要我们稍稍转换视野，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别样风景。如法国学者斯费兹早在1991年出版的名为《传播》的小册子中，就将关于“传播”的思想概括为三个定义：再现式、表现式、混合式。 再现式：传播在此是发出者通过渠道传递给接受者的讯息。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和实在的。事实是客观的、普遍的，外在于再现它的主体。这是一种被笛卡尔所珍视的二元论观点。笛卡尔图式假定了两种不同物质间的关系：肉体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再现是保证主体与自然之真实性的唯一方法。 表现式：在这里，不存在主体发出者向客体接受者发送信息。传播是一个复杂性主体向一个复杂性环境的融入。主体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是主体的一部分。主体继续存在，但是与世界融合在一起。这是一对主体/世界组合，二者不停交换。 混合式：讯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主体消失。主体事实、世界事实，继而个体间的互动事实被取消。所有指向主客体的笛卡尔式再现的参照被取消。同样，所有指向斯宾诺莎式的表现以及复杂主体向复杂环境微妙融入的参照也都被排除。在此，传播只是一个主体科学中无休止的相同重复(同义反复)。(18)以上论述，恐怕能引得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的会心一笑，因为它几乎是西方主体哲学历史的传播学版，在这样的思考中，传播与其他学科理论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如此等等极为丰富的传播研究碎片很少进入当前传播学反思的视野。 更何况，重建式反思断乎不能局限于传播领域的传播研究。它的基本立足点，应是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所谓实践，对于学术理论的意义自不待言。恐怕谁都不会否认，当今传播学反思的冲动，首先来自新技术引发的传播实践变革的滔天巨浪，“传播”因此正在成为人文、社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传播学不可能固守原来的传统议题，必然要捕捉实践巨变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传播思想，是指各种路径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思潮中关于“传播”的观念。学科发展不能建立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只有永远保持与其他研究中的传播思想开放对话，才能不断焕发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局限于传播领域现有理论范式的反思，永无可能实现重建，连进行点小修小补也不过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当前，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存在两种不良偏向：或是隔绝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以求所谓的传播理论自主性，抵御其他学科的“入侵”；或是罔顾理论概念的学术脉络，随意拿来其他学科的理论，嫁接到传播学研究中，传播领域于是成为各种学科理论、概念的演练场，传播学因此陷入学术研究的下游、末端、工具性的命运。这两种偏向是传播研究主流范式僵化的一体两面，足以表明缺乏学术自信、丧失理论创造力在传播学领域已经是相当普遍之现象。 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思潮中的“传播”观念展开持续对话，是传播学反思的重要方面。隔绝自己不仅不能保全传播学所谓的自主性，反而会造成传播学脱离主流学术脉络，丧失回应现实的能力，无法摆脱学科边缘化的命运。如何保持与其他学科的对话？简略说来，是要将传播学发展嵌入蔚为大观的人类整体学术脉络中，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锚定的传播学核心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只会加速边缘化、直至自然消亡。 试举丹麦学者延森关于媒介融合的理论创新为例。延森讨论新媒体激发的媒介融合现象，是从检视“传播”概念开始的。他梳理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皮尔斯、维特根斯坦、海德尔格等等构成的西方哲学的几次重要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语言学转向——直至当前延森指认的“一次交流的转向”，进而赋予传播崭新涵义：“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化实践，并非是主体连接客体的工具，而是主客体得以呈现彼此的“交互界面”，因此“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19)“正因为此，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传播的物质与社会条件，还是具体而言的现代媒介，它们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在理论语境还是实践语境中，它们总是成为不断被争夺的目标。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天综合——把握事物共同之处以服务于实际目的的前提。媒介则是知识的生产与撒播的重要资源，它使得知识跨越时空，遍及社会个体”。(20)在延森重构传播的研究中，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是考察“传播”意义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既使得传播研究保持了与其他学科的畅通对话，又没有丧失传播学的核心视角。如此，回应现实的新技术变革、集中于传播学议题“媒体融合”的研究，始终与主流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紧密勾连。 值得一提的是，延森是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计算机与传播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理论、数字媒体、研究方法论。大陆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有这样宏阔视野的似不多见。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传播领域内部也是隔绝的：研究数字媒体的学者，对于人文理论大多持冷漠之态度，反之亦然。更关键的是，大家都以这种隔绝为传播研究的正常状态。所以诸如“传播学应与社会学联姻、该和政治学打通、要跟计算机科学携手”等等几乎是常识性说法，在当前大陆传播领域仍然被视为创新论点，不免让人心生万古悲凉。甚至关于传播学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足见我们的思路、眼光之狭隘，观念之落后已经到何等地步。 当然，对于个体学者而言，要做到打通人文、社科、技术绝非易事，大部分学者只能涉及其中很有限的部分。但讨论学科反思，必须要这样的视野，即使是学者个人，怀抱这样的认知对促进自己某一路径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反思的目标——传播学重建，范式创新 并非所有的反思都是以重建学科为目标，它可能是大体维持既有范式的适当修补。为何我以为当前的反思是为了重建？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传播领域对于这个学科的核心概念“传播”、“媒介”(或者也可包括“新闻”)的基本共识已然分崩离析。除了上述论及的传播碎片化现象，“媒介”似乎也强不了多少。恐怕很多寓于美国主流范式的研究者闻听“人是媒介”、(21)“城市是媒介”、(22)“建筑是媒介”(23)的论调都要大惊失色。发此论调的前面二位，即使是按照最正统的学科分类，也属“正宗”的传播学学者。而这第三位，与传播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卡斯特名作《网络社会的崛起》的中文版译者，是曾师从卡斯特的建筑学家。传播学基本概念的共识的丧失，与新技术激发的传播革命、各路异彩纷呈的传播思想奔涌而来，有着直接的关联。有学者因此大声疾呼传播学危机的到来。在我看来，这至多是哥伦比亚学派以降传播主流范式的危机，对于传播研究而言，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与飞越空间。在当前的形势下，反思的目标不可能是既有范式的修补，而是要创造崭新范式，重建传播学。 重建有赖耗费心血激发创造力的大量工作，当前不可能给出一个明晰的任务清单。本文仅在理论遗产的整理方面讨论两个问题。 其一，汇聚各种路径、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我们耳熟能详的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彼得斯《交流的无奈》、延森《媒介融合》等等都集中于“传播”概念的形成、意涵的变迁，及其与传播学研究、传播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突破现有框架，理论遗产的清理不能局限于传播领域内部。因此回溯历史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异彩纷呈、灵光闪烁的传播思想，来源于鲜活的人类传播实践，长久地散落于各种路径的学术研究及社会思潮中，很多未能被建制化的传播学所吸纳，但却是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也因此极大地影响、塑造了古往今来的传播活动。当前的传播学反思必得予以打捞、聚合、吸收、转化。 这些纷繁复杂的传播思想从各自不同路径出发，为了不同的研究问题服务，只有经过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视角反转，才能为我所用。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以为，是传播与人的关系。我之所以在近三年较多使用历史学著作如《古希腊的交流》、《公共人的衰落》、《人类之网》，(24)哲学研究中的海德格尔阐释学、鲍德里亚的拟仿理论、后现代主体论、影像理论(25)等等，大致是出于上述考量。以《人类之网》为例，我试图吸纳这部著作的奠基性观点——“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而所谓网络，即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关系”(26)——以借鉴作者麦克尼尔在人类基本关系层面理解传播的卓越洞见。在这样的视野中，“传播”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因此可能成为重写人类历史的核心概念。我以为，当前的传播学反思应该摆脱既有理论范式束缚，打破对传播的狭隘认知，直抵传播与人之关系的根本处，才有可能挖掘并呈现传播对于人类之无比丰富的意义。 其二，传播学既有理论也是重建梳理工作之重点。近几年来，这个工作可以说正在展开。以芝加哥学派为例，几成传播领域研究热点。征用芝加哥学派理论不论褒贬似乎成了这个领域的一种时髦之举。其实也不奇怪，反思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是无法绕过的里程碑。没有芝加哥，无法书写传播学史，这个说法大抵是不错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开掘作为理论遗产的芝加哥以超越之？仅在这三五年间，我们已经听闻两种极端的声音，一说，芝加哥学派代表传播学源头的人文路径，挽救传播学一定要回到芝加哥；另一说，芝加哥学派是彼时正统社会学的产物，已然过时，必得弃之传播学才能向前走。 本文无意在此全面评述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只想借此阐明我们对于学科理论遗产的基本态度。试以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为例，芝加哥学派出现在此书的第二章，在第一个小标题“芝加哥学派和人类生态学”之下是第一点“作为社会分光镜的城市”。文中写道，“芝加哥学派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具有扰动、边缘化、涵化和同化等特征，城市也是社会地位和职业变动的地方。……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移民和美国的移民同化研究。帕克从少数民族社区入手，反思了报纸的同化功能、信息的性质、专业报刊，以及如何区分报纸的这些功能和社会宣传或地方广告”。(27)这番论述在社会学者看来可能稀松平常，因为一般社会学的基础读物，都会这样来指认芝加哥学派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城市社会学、人类生态学。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学生，大多会通过社会学概论等课程来认识芝加哥学派。因此或可说，这对于文科大学生而言，是学术常识层面的知识。 芝加哥学派正是从“城市”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将报纸剥离出来，通过考察报纸对不同于乡村社会的“城市有机体”的意义，建立了传播、媒介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的基本理论框架。正如麦奎尔所言，“自从工业城市于19世纪后半叶迅速扩张之日起，人们便频频宣布城市空间的‘危机’到来。媒体一直是现代城市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用来充当城市危机的‘解决方案’”。(28)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如果抽掉“城市有机体”，报纸的问题根本无从发生。奇怪的是，在大陆当前很多的传播学反思中，芝加哥学派思想发生的关键现实场景——都市化进程引发的社会条件、人类秩序的变化——被完全抽空了。“城市”，这个芝加哥学派的首要关键词几无踪影，更谈不上在理论层面加以深究。 此书的第一章以“社会有机体”为题，梳理了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与塔尔德、西美尔等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两大传统。西美尔与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渊源是社会学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史关注的重要议题，西美尔以其大都市精神分析开现代性研究之先河。都市研究，正是西美尔与芝加哥学派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关键点。奇怪的是，当前大陆传播领域的芝加哥学派研究，关注这一层关系的也属罕见，大名鼎鼎之西美尔，在大陆传播领域主流范式中几乎是湮没不闻的。 以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还仅只是薄薄的简史，并非芝加哥学派的专门研究)为参照，不能不说，这两个“奇怪”现象出现在我们的传播领域，确是非常怪异，匪夷所思。当然芝加哥学派丰富之价值决非仅仅体现于此，传播领域积累的芝加哥学派研究之价值应得到尊重。这里只是借此反观我们对于理论遗产的片面态度：抽离理论发生的历史场景，切断它的学术脉络，使之僵化成万能的教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是“学术工业”的惯常操作手段，征用各色理论不可谓不新异、不广泛、不快捷，但不问学术来路断章取义拿来便使用，这些被临时借用的理论仿佛飞来石空降传播领域，根本无法恰当地编织进传播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只不过如蜻蜓点水般掠过。这样来来去去，形成眼花缭乱之热闹景象，却不能构成任何有价值的传播研究的学术积累。 我以为，芝加哥学派从都市化进程的社会巨变中，敏锐捕捉到报纸作为现代传媒的意义，并将其理论化，上接人类生态学，下达报纸独特的社会角色与作用，是传播研究史上永远的丰碑。正如上述麦奎尔所言，这种现代性范畴的“媒介表征理论”影响了当前大部分的传播、媒介研究。但这同时意味着，回到芝加哥不可能解决传播学此时此刻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超越。面对当前的全球化、新技术、城市化浪潮，我以为，要将被芝加哥学派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报纸“再嵌入”到社会生活中，因为当今时代，传播、媒介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不能也无法将其分离。我们需要创造不同于“表征理论”的崭新范式。超越不是全盘否定，创造新范式更不意味着摒弃旧范式。从开掘理论资源的角度讲，无论芝加哥学派还是哥伦比亚学派，之所以能形成传播研究的宏大景观，都是因为在某个特定时空创造性地回应了社会大潮与传播实践，自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挖掘其价值。传播学需要多元范式并置、多种学派纷呈以展开对话、交锋的开阔气象，这正是我热烈想象并翘首期盼的传播学学科繁荣的绝妙风景。 余论：学科边界与学术共同体 论及传播学重建，很自然想到学术共同体的话题。但感觉这个问题实在棘手。重建学术共同体？这个说法本身似乎就无法成立，大陆传播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是否存在过？当前是否存在？如果我们不是以大学行政建制为标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就不是那么肯定了。假设尚未形成，就根本谈不上重建。在此，我想提出我以为在当前大陆传播领域相当普遍的、与传播学学者身份焦虑有关的两个问题，与我努力想象中的传播学学术共同体的同仁们交流，以作本文的结束语。 其一，传播学与现实之关系。任何理论研究与现实都有关联，这肯定不是传播学的专属问题。当然传播学(或可再加上新闻学)的特殊性是，因为被指认为操作性学科，所以“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经常地被悄悄置换成“把媒介做大做强”，或是“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不否认甚至赞同这是传播学(新闻学)研究价值的一种重要体现，但是反对将传播研究与现实的关联、传播理论对人类的意义缩减为以上两个方面。至于理由，马特拉已经借由米尔斯说得非常清楚，这里只简单抄录就一目了然，“20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尔斯公开严厉批评了他称之为‘官僚主义’的社会学或‘情报官员’的社会学。此后10年，他作为大学里的叛逆者孤军奋战，推进他的另类传播学，他的研究是非实证的，但是紧紧把握美国生活的脉搏、步伐和氛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末已丧失了改革动力，陷入社会工程学，把自己局限于‘验证琐碎的问题或孤立的因果关系’，并屈从于权力三角(垄断企业、军队和政府)的指挥”。(29)我以为，将美国主流范式的传播学研究取向(也只能算之一)当作人类传播研究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正是当前大陆传播学学科危机感、身份焦虑的主因。如果我们永远在操作性层面理解传播学(新闻学)，我们就无从摆脱学科边缘化、被其他学科“入侵”、“替代”的命运。从操作性甚至是即刻为社会利益集团牟取实际利益的层面强调传播学的学科特殊性，不但有违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人类文明提供思想来源与价值支撑的基本精神，也是自我矮化、自我贬损、自我戕害的短视行为，极端不利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固守这样的学科特殊性，甚至以此作为研究水准的标杆，传播学在当今风起云涌的新媒体大潮中渐渐地被侵蚀甚至淘汰，恐怕就不是危言耸听。 其二，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以及跨学科问题。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是学术共识，不是对所谓学科边界的固守。诸如从问题出发、从激发思想出发、从本土经验出发，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讨论中的惯常话语，这是让人惊喜的大进步。但可惜的是，它似乎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学术共识与学术实践，就已经快要沦为装点门面的空洞口号。因为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常常是，很多研究是从僵化的行政建制出发、从某大师学科归属出发、从可能获得的现实利益回报出发。传播领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卡斯特、哈贝马斯属于传播学科吗？实在回答不了，就说，他们属于跨学科，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守住边界。确实，正如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人类生态学？传播学？)一样，卡斯特也难以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城市研究、空间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等等，在这些学术思想中卡斯特都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不免让人生疑，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划定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且不论是否做得到，关键是，对推进传播研究究竟有何意义？恐怕只是缺乏自信担心被替代的焦虑感的表现。对此，卡斯特本人的回答倒是干脆利落、简洁有力，我以为可成为传播学重建的一种学术共识：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要克服这些障碍，“你只有从事自己的研究，做出杰出学术成绩，不必在无谓的边界纠纷和官僚机构争斗中浪费时间”。(30) ①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和新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见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第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冈特·绍伊博尔德著，宋祖良译：《海德尔格分析新时代的技术》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年1月第4卷第1期 ④⑥⑦⑧⑨⑩(11)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第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57～5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2)(13)斯科特·麦奎尔著，邵文实译：《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第1、4、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14)如法国学者雷吉斯·得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最新中译版(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面世，即引起大陆传播学界的关注。此书论点亦可视为与美国主流大众传播学不同的另类研究之新范式。此类范例不胜枚举。 (15)(16)(19)(20)(21)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第11页中文版序言、第1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索尼娅·利文斯通：《推荐序言》，见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吕西安·斯费兹著，朱振明译、陈卫星校：《传播》第53、54、93、94、129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佐藤卓己著，诸葛蔚东译：《现代传媒史》第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夏铸久：《都会区域中都市传播的空间媒体与意义竞争》，会议论文，发表于城市传播跨学科对话会“传播与城市——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2013) (24)参见孙玮：《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25)参见孙玮：《镜中上海：传播方式与城市》，《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6)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7)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第13～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斯科特·麦奎尔著，邵文实译：《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9)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第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参见殷晓蓉：《卡斯特与传播和传播学——学科“转向”及传播学视野的阐释》，会议发言，发表于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4)“新传播与新关系：中国城乡变迁”。卡斯特思想概括及引文转自此发言。标签：传播学论文; 芝加哥学派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范式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政治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