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生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由绿色和平组织所提出的环境生态化的要求，日益转化为一个政治性问题，并逐渐演变出生态政治理论。
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多是把生态政治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生态政治又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该种政治价值观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是目的，而政治是维持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手段和工具。“生态政治学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1〕“要保持好自然生态， 我们不仅需要伦理观点的支撑和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还需要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现在，生态活动已不仅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包含着政策主张与选择的政治问题。”〔2〕简言之，该种生态政治观认为， 生态政治就是重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治。
笔者所理解的生态政治理论与之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上述观念的否定，而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对生态政治理论在内含和外延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拓展。在内含上，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领域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3 〕围绕政治而展开的生态政治理论所强调的是政治生态化。而政治的生态化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利益纷争。政治生态化把政治推向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乃至自然领域，使传统政治向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现代政治转化，使“小政治”向着“大政治”转化，从而使政治行为者（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以全面的、生态化的眼光来审视、处理政治及其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所以说，生态政治理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它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各自分离的“拼盘式”传统社会正日益向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相结合的现代的“融合式”社会演变。
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之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及其反应。而这种影响与反应，往往是影响该政治群体的政治行为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生态政治理论正是试图辨清政治体系内部诸亚体系间的关系，政治运行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政治运行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研究某一政治体系之所以制订这样的政策，而不是制订另样的政策，除了政治主体本身的原因外，就其与客体和环境的关系而言，究竟是何种因素在起作用，起到了何种作用，作用的程度又如何，等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治体系与外在环境越来越密不可分，这就使得生态政治理论不仅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等的“生态”关系，而且还要研究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因为在政治与科学技术联姻从而使得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和技术化的状态下，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和程序，比起选举谁来作国家领导人更为重要。此外，生态政治理论还要研究一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生态”关系，因为在信息化时代，庞大的地球正在“缩小”为“地球村”；还要研究一国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因为信息时代经济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渗透，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使得各国政治的运转发生了政经一体化的质变；等等。
二
生态政治有三个层次，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和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实则，这三个层次也可以看作是两个生态系统：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三个层次中的第一个层次为政治“内生态”，第二、三层次为政治“外生态”。这里先就政治“内生态”作一阐述。政治“外生态”将在下文予以说明。
不同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不同的政治体系；就是相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也不尽相同。不同的政治体系，其与社会所保持的“生态关系”也不相同；拥有不同目的的政治体系，其体系“内生态”的要求也不相同。权威主义的政治体系，以对社会、经济、政治部门的全面控制为特征；而在民主政体下，以流动和开放为特征的竞争贯穿于政治体系运作的始终。因此，政治体系不同，其维持“内生态”的方式必不相同。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富有民主精神的政治体系，要保持其良好的“内生态”状况，必须以历史的传承性、目的的人民性、体系的开放性和运行的制衡性为其准则。不以这“四性”为其准则的政治“内生态”，其恒久存在的合理性是令人生疑的。
政治体系的历史传承性，是政治体系“内生态”得以延续的“根”。任何政治体系，即使是宣布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政治体系，也不可能一刀斩断其与传统的历史联系，尤其是与政治传统的历史联系。现实就是历史在当代的延续。任何致力于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总会保留和吸收传统政治中对于今天仍然有益的成份，尽管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无意的，但这种保留和吸收却是客观存在的。那种试图割断现实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历史联系的作法，往往是有害于现实政治的。因为在现实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有着容易被人忽略的内在的“生态”关系。如果把现实政治比作大树的躯干，那么，传统政治就是支撑躯干的根。因此，进行政治现代化，不能割断政治体系的历史传承性，而应保持二者间的纵向生态联系。“社会如果得不到保护，也就是说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的话，那么该社会就会面临主体性危机。一个社会的主体性危机往往会诱发经营和管理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正统性危机。”〔4〕
目的的人民性，是现代政治体系“内生态”的必然要求，在中国，这当然更是政治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必然要求的。政治体系的目的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是个权力属性问题。当政治权力属于人民的时候，政治体系与人民的关系也必然是鱼之与水的良性的生态关系；反之，如果权力仅属于政治体系内部某个或某些当权者，其决策仅用以谋取一己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那么，政治体系与人民的关系必是水之与火的恶性生态关系。
体系的开放性，是现代政治体系保持良好的“内生态”的必要条件。系统论认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系统；只有在开放中不断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系统，才是一个健康有序的系统。一个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对系统来说，就是一个反馈的过程。一个开放的社会，必须具有三个健全的功能：决策功能、执行功能、反馈功能。对政治体系而言也是这样。反馈是政治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政治体系吐故纳新的“流”。如果反馈系统的渠道不畅，“应力”就会积聚起来，就会造成急骤的、破坏性的“大反馈”。而使政治反馈渠道畅通的不二法门是制度化的政治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政治体系最大限度地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真实信息；只有民主，才能使“应力”通过正式渠道不停地释放出来。也就是说，有民主，才能产生积极的反馈。在中国，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上开放的根本保证。
运行的制衡性，是现代政治体系“内生态”持续常青的不竭源泉。制衡就是政治体系内部各亚体系间的相互制约。这种相互制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的监督、制衡关系，因二者目标一致，只是分工的不同，所以制约者与被制约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种是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在目标各异的前提下的监督与制衡关系，因二者目标有异，所以就表现为相反相成的关系。因无以制衡而膨胀的政治权力会破坏政治生态，使政治运行失衡，这是中外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了的。所以说，唯有制衡才能保持良好的政治“内生态”。
三
政治“外生态”，即政治体系与社会和自然之间通过互动而达成的互为助益的动态平衡状态。欲使政治体系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必须把握好政治体系与整个环境的协调关系，也即把握好政治体系的“外生态”。
一定的政治体系的“外生态”，就社会范围而言，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创造良好的政治“外生态”的愿望，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换句话说，一定的政治“外生态”，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全面的绝对统治；广大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决定了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上的绝对统治；无产者对资本家“物”的依赖，造成了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服从；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使得政治体系的民主化运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可能。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体系“外生态”的走向。
同时，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发展之间还存在着正相关的“生态”关系。工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会要求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系与之呼应；而工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其对政治体系在开放性和民主化方面的要求相应地也较低。这即是说，经济结构与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一种生态关系。因此，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如何通过经济结构的变动以推动政治结构的变革和发展，又如何借助政治结构变革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值得改革实践者和理论家从生态意义上予以充分关注。
政治体系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是通过社会这一中介环节建立起来的。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从视自然为无生命的“物”到逐渐承认自然的灵性与“权利”、从而开始“人化自然”的漫长的思想变革历程；与此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步由以人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向着人类与自然二者相兼顾的二元主义方向转化。而传统的以“政治人”为中心的政治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突出的主体地位上，只承认政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矛盾关系，忽视甚至无视自然客体对政治主体具有制约力的一面，因而把人摆到了与自然相对立的位置上，从而不仅导致自然生态的破坏，而且由此造成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链式恶化的连锁反应，使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关系紧张，阻碍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自然关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探讨人类与自然界平等共处的合理方式，以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有意无意的进攻性态度。尤其是由政治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危机而进一步引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致使人们把生存平等、公正的道德概念应用到自然界，促使人们进一步发现人类是大地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的行为应符合大地生态系统的行为规则。”〔5〕具体到政治体系而言， 由人类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所决定的政治发展，也须以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照为前提和基础，也即把政治发展与自然发展纳入共同的轨道，在实现政治发展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然生态的发展。
注释：
〔1〕刘在平：“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政治思维——生态政治学”，载《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2〕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第37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刘京希：“生态政治论”，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
〔4〕[韩]李洪元：“世界化与社会保存”， 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5〕叶平：“生态权利概念的历史考察”， 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