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源与清流：经济史学与经济学辩证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史学论文,经济学论文,辩证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经济史学界的论述远远多于经济学界，这大概是因为经济学界无暇顾及或无需顾及，因为经济学家们总在埋头制造自己的模型，而不管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对经济史的不重视而导致的历史感缺失是当今经济学理论指导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一、“历史”研究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研究者利用自身禀赋和后天学养共同构造的心智理念，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对发生在过去的人类实践活动进行重新建构的学术创作过程。历史研究的意义，就是通过对人类过去实践的总结，给今人提供借鉴和指导，从而节约社会前进的社会成本。
历史首先由过程构成，因此历史研究首重过程，即“历”。据语义学，“历史”词性中性，由“历”与“史”构成。“历”是经历、经过、过程；“史”是结果、结论。“历”，是单向时间上的人类行为过程的客观实在。时间的单向性流动决定了人类历史的永续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分割性。人类历史永远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远都是新鲜的，“时移则事易”是真命题，而“历史是可以重复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等则是虚假的命题，并没有实际意义；“史”是某一时段上的“当代人”对“当代”前某一时段的“历”的主观判断、认识和结论。历史只能影响现在和未来，而现在和未来永远不会影响到历史，而所谓的影响历史，则是“当代人”对历史的主观判断。
相对地说，在历史发展中任何“过程”都是“结果”，任何“结果”都是“过程”，“历”即“史”，“史”即“历”。这种说法好像“历”、“史”不分，其实不然。由于时间存在的单向性、永续性，人类历史永远是新鲜的动态过程。所谓“时移则事易，事变则备变”正是正确历史观下的认识，而“历史是可以重复的”永远是一个假命题、伪判断、非科学的。此一阶段之“历”，乃前一阶段之“史”，此一阶段之“史”乃后一阶段之“历”。在“历”、“史”互为因果的逻辑条件下，人类能动地、有意识地构造社会历史。历史应该有两种结构：主观结构是“史”，客观结构是“历”。客观结构的“历”或许能够被主观结构的“史”所验证或许不能。但归根结底，历史还是“史”，即“史”是历史研究的最终归宿。
“历”的研究，即事实判断。由于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记录历史过程的史料的分散性，要完成事实判断的“历”研究，实属不易。而“史”的研究，即价值判断就更加困难，因为要对“历”加以判断、总结、归纳，升华成可供今人借鉴的“理论性”的东西，才能完成从“历”到“史”的飞跃，完成历史研究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飞跃，而最终形成完整的人类“历史”。此一阶段的“史”又成为下一阶段的“历”，然后再得出更下一阶段的“史”。这种对“历”、“史”的交替研究就是历史学。
在历史研究中，“历”自身的涵义就是“时”，而“时间”是一维永续的，不会倒流。一定的历史事实必须发生在一定的“时间”里。因此，对“时间”的准确把握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旨，也是本质需求。如果时间不能与事件保持统一，在史学研究中则会出现“关公战秦琼”这样的时空倒转滑稽武斗场面。那些认为“历史可以假设”的人就没能把握时间一维永续的本质特性。无论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无论实践理性还是思辨理性，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必须建立在“唯时史观”的基础上。唯时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第一哲学取向，也是研究信度的第一保障。“历史”，首先是“历时”，其次是由“历时”和“历事”构成的。由此，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对所征用史料的时间进行严格的界定，旨在彰显事件原形、还原事件原貌的个案研究，是对历史的深度解剖，尤其应该准确把握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辩证关系
经济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就学科特点来讲，属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也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综合学科。经济史的重要性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熊彼特曾经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是必不可少的三门专业知识，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如果要他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而又必须在这三门学科中选择一种，那么他就选择经济史。他进一步解释道，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熊彼特把经济学的内容界定为经济的独特历史过程。既然经济学的内容是经济过程，那么经济学只能在经济史研究中产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学是经济史的“流”。这就是经济史的重要性所在，也就说我们将要着重指出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发现功能。从不完全意义上讲，经济史研究就是经济学研究。
当然，经济史研究还有其他既定责任。如果从语义上看，经济史这个偏正词组的主词是“史”而不是“经济”，“经济”是修饰“史”的。但是就经济史研究而言既要研究经济的历史，又要研究历史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史研究有着弄清历史和获取经济理论双重任务，两者并行不悖、高度统一。研究经济的历史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研究经济的“历”，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研究历史的经济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史”，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的“史”就是经济学的理论形态。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学是经济史的“流”。
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理论的“源”，其存在形态就是不可胜数的记载经济发展过程的经济数据、文字和图像、影像等，数据记载是其主要形式。经济史的“源”有时并不清晰，甚至表现为“浑浊”状态，即无准确统计可资参考。对某些经济变量的缺失和含混不清只能“因浊就浊”进行估计。估计，既是经济史研究的需要，也是经济史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与经济史研究整体一样，如果没有系统经济学理论的支撑，经济史估计也就变成毫无根据的“瞎猜”，经济史这个“源”也就无法得到彻底澄清。
于是这又转到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指导上面，即经济史研究要诉诸一定的经济学概念、方法和手段，借以发现经济史中隐含的不容易看到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合和概念分析，萃取出经济史的“史”，并经过对“史”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完成经济学理论的再造，即经济学理论创新。然后再利用新理论继续发现经济史的新问题，进行再研究，完成更新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周而复始，经济史和经济学都可以得到方法论的理论滋养而共同进步。显而易见，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循环，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当然，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我们不能苛求从中获取新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的可能性完全存在，①但是经济学理论尚不能在经济史研究中充分利用，理论创造谈何容易？
就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源、流关系辨析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虽然从经济史研究中得来，对经济史研究具有“反向”指导功能。但检索中国经济史既有成果，这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反向指导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甚至可以说极其不足。在所谓的经济史研究中，大多沿用“历史主义”方法，注重史实的描述性分析，弱于理性分析。满足于统计变量的低层次分析，即对可资利用的统计数据经过简单的“加减乘除”即匆忙得出结论。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不能得出真正的经济史，不能得出具有理论深度和理论向度的经济史学结论，更无法完成上文提到的在经济史研究中萃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
三、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辩证取舍
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式之争主要表现为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两种范式之争是与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分分合合纠结在一起的，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范式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的获取是在经济学范式与史学范式的长期斗争中确立的。②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史往往被设在经济学领域内，成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设在历史学领域内。而经济史也成为研究经济的一种方法。历史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曾经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大行其道，并深深影响了英国、美国的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但由于这种方法侧重于描述性分析，而最终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
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史看，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的争端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史学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抑或现代都是秉承着一贯的史学范式，对经济学范式不是望而却步就是浅尝辄止，无法与经济学范式研究进行有效沟通，各自自说自话。这种学术困境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无论哪种范式，其研究对象都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史研究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历史过程，然后再对历史进行理性思辨，即经济学理论思辨。历史的真实是通过历史的在场表现出来的，而历史的理性思辨则是对历史真实的有效反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理论就是经济史研究的利器。
其实，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并不太晚。据考证，早在1830年代就有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而距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只有50多年的时间，距离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出版还不到10年，可见中国接触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几乎与西方同步。③1901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出版(学界认为这是《国富论》的最早汉译本)，“经济学”首次以现代科学学科的名称出现在近代中国人面前。此后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济学作为新学更多地被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接受，民国时期更是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主要活动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多地关注现实经济问题，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经济进行了一些研究，而较少涉猎中国经济史研究。郑娟、梁捷曾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在1920年代末期逐渐走向成熟，在30年代初期达到一个高潮，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笔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因为在中国这块资本主义发展不完备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经济学理论，基本还不能脱离西方经济学的旧有理论体系，而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实际有所阐发而已。赵兰坪、马寅初、卫挺生、李权时、林维英等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留学欧美、日本。时下，这些经济学人早已故去，他们的经济思想也纳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宝库，成为当今和以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然而，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当时的现实经济，对经济史涉及并不多。当时，对古代经济史作出杰出贡献的是陶孟和(希圣)、梁方仲、汤象龙等人。1932年，陶孟和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陶孟和继续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也跟随陶孟和一同继续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本“集刊”大量刊登发掘整理中国经济史料的工作，于史学方法和经济学理念都有创新，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热潮。
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史学家，开始成为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带头人。但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否发展为中心线索，强调历史主义的内在逻辑。所谓内在的逻辑联系，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它的发展和不发展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国近代半封建社会的持续，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归结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含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
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仍然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着重历史的宏观叙事功能，轻于从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的探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意识形态左右下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断层，中国大量引进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则自然被挡在国门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使被引进到中国也很难找到它们的生存空间。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由于研究手段单一，研究者只有历史编纂学的训练，而没有经济学的训练，在研究中只是把某种理论中的说法作为一种外加的套语和标签装饰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实际在方法上仍然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归纳以及线性的因果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处于“经济学”化史料搜集和整理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史”，即计量经济史学。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下，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大量引进，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逐步成长起来，以吴敬琏、厉以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虽然早期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教育，但现实的强烈需要促成了他们固有理论体系的转型，并成为新的经济思想的鼓吹者。当下，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已开始出现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史论文和论著，甚至把现代经济学理论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也开始出现。管汉晖、李稻葵的新作《明代GDP及结构试探》，运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生产法对明代GDP进行定量研究，从主要经济变量出发对明朝的经济作了整体描述。并且，在借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缺失数据利用经济学原理作了估测，完成了对明代GDP的估算，并描述了实际GDP的发展趋势。④香港大学卜永坚借用现代财政学的公债概念对明代两淮盐政进行了研究，他根据《明史》、《明实录》等有关记载结合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债制度的特征，揭示出明代两淮盐引“开中法”的公债性质和功能，是明代两淮盐政的制度创新，从财政制度方面验证了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⑤可见，作为方法论，经济学理论对古代、近代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发现功能。这些向国际主流经济史靠拢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可以建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的学术平台，可以完成从描述经济史学到理论经济史学的转向，可以建立与西方经济史学的平等对话机制，可以走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在中西经济史两个学术体系中自说自话的学术困境。
我们提倡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并不提倡利用当下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日益繁复的数学模型及其推导过程，而是要注意吸收、借鉴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近来火热的计量经济学注重数学方法的运用，但其弊端也凸显无疑。首先就是缺乏社会性因素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即使穷尽各种变量的函数、方程，即使进行N阶偏导、N次回归，也不可能真切地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也不能对现实的多样性给出合理解释。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模型对经济史的“侵入”使得一些长期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颇感紧张。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只不过是数学语言对经济学的演绎推理过程，其目的无非是使所论述的经济模型更加精确，但经济学模型的精确并不能解释不精确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对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中国近代而言。⑥刘佛丁先生就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往往就不能被西方经济学充分解释，比如中央集权国家直接参与生产精英活动和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家庭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经济组织，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经济生活的规范作用等即属此类。⑦
经济学大师的教导为我们推崇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新经济史学，但又不对旧经济史学一棍子打死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转向绝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动”，而是在传统史学注重考据“美德”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是一种方法论的质的飞跃。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建构应该基于传统史学方法之上，但并不是抛弃传统经济史学方法。老一辈经济史学者的代表人物吴承明先生和刘佛丁先生既是新经济史学的倡导者，也是传统经济史学的继承者。刘佛丁先生曾这样赞许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研究：
(吴承明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既汲取西方新史学的长处，又避免其缺陷；他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计量的重要性，但他从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他着力于经济结构分析的同时，也不放弃事件的描述，不使研究的主题单一化和片面化；他致力于理论探索，但也鼓励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提倡史料的收集和考据。⑧
当年作为赞许者和被赞许者的两位经济史学大师皆已作古。吴承明先生以94岁高龄于2011年7月去世，而刘佛丁先生则于2000年4月以63岁之英年而过早离世。他们的离世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大损失，笔者认为更多地表现在中国经济史学界损失了两位新经济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四、不是结论的小结
随着吴承明先生新逝、刘佛丁先生早逝，汪敬虞先生已届九轶耄耋，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已经走完了他们的学术历程。而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中生代学者已经或行将退休，指望他们将方法论彻底转向似乎也是一种奢望。年轻的经济史学人是不是应该担当起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的彻底转向呢？
笔者认为，经济史的冷僻和难度不应成为我们望而却步的借口，应顺应国际经济史学的学术主流，建立与西方经济史学的对话机制，完成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的彻底转型。谨以此文与中国经济史学界同仁共勉，并深切缅怀刚刚离我们远去的吴承明先生和英年早逝的刘佛丁先生。
注释：
①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②在亚当·斯密时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本来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李嘉图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开始强调理论的演绎推理，注重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理论模式，方法论的转变在19世纪后半期使经济史开始从经济学理论中剥离出去。此后经济史学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而向实证主义发展，注重史料的考证和叙述，忽视理论的探讨，从此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开始主导经济史研究。但由于“历史主义”经济史学方法的理论解释能力偏弱，而被后起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诟病。直到1958年计量史学的出现。
③大卫·李嘉图(1772-1823)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其生前共出了3版，以后作为定本流行的是1821年出版的第3版。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初版、1972年再版之《重版说明》。
④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第9卷，第3期，总第3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7-812页。
⑤卜永坚：《盐引·公债·资本市场：以十五、十六世纪两淮盐政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⑥对于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数学化”倾向，英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关于如何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马歇尔写信给他最喜爱的学生、统计学家A.L.Bowley，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运用数学作为一种速记语言，而不是作为探索的发动机。第二，在研究作完以前，保留着这些数学速记记录。第三，把这些数学速记翻译成英语。第四，然后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案例。第五，烧掉这些数学速记。第六，如果你不能做到第四条，就烧掉第三条。而我常常做最后这一条。”另一位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也曾经把应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学研究讥之为“伪装精确的知识”。
⑦⑧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