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朝尊像图像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高窟论文,敦煌论文,北朝论文,图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6-0001-12 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统计，莫高窟现存北朝时期营造的窟龛为北凉3、北魏8、西魏10、北周15，共计36个[1]。这些北朝窟龛中，窟内中央置方柱的塔庙窟(中心柱窟)与平面方形覆斗形天井窟过半。窟内本尊，于塔庙窟中位于方柱东面，即方柱正面大龛内；于覆斗形或前部人字披而后部平顶的方窟与纵长窟中位于正壁(西壁)，如附表一所示，其大部分为倚坐如来①，值得注意。此现象不见于中国其他北朝石窟中，主尊包括如来交脚像、菩萨交脚像、二佛并坐像。这些本尊周围配置禅定印结跏趺坐佛、交脚坐佛、思惟菩萨等，影塑天部环绕供养。窟内天井与四壁满绘壁画，与诸尊像共同烘托出呈现敦煌当地特色的佛教世界。 寺院本尊原本为信仰中心，对其进行细致考察为研究之本，不言而喻。敦煌莫高窟的研究已于壁画内容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迄今尚未见直接考察窟内本尊的研究。本文重点考察北朝时期的洞窟，对象为本尊及其周围造像。 北凉窟中，第275窟西壁置本尊交脚菩萨，首先对其尊名进行讨论。交脚菩萨像最先出现于印度亚大陆犍陀罗，萨利·巴洛尔出土的菩萨立像台座正面浮雕交脚菩萨②，巴基斯坦莫哈默德·那利出土的“舍卫城大神变”③，释迦说法像的中层两侧圆盖堂内置一小型菩萨交脚像。萨利·巴洛尔的菩萨立像高153cm，仅着下裙，上身半裸，披天衣，颈饰、胸饰、臂钏、腕钏等装饰俱全，为典型的犍陀罗菩萨造像。菩萨束发，左臂缺失，原应提净瓶④，这一形式的菩萨一般定为弥勒菩萨⑤。如果此说成立，上述萨利·巴洛尔台座浮雕交脚菩萨应与弥勒有所关联。释迦说法像周围的诸多菩萨以及圆盖堂屋内的雕刻，不仅仅限于上述几个例子，然而将堂屋内的交脚菩萨判断为弥勒菩萨的凭据并不充足。毗邻犍陀罗的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内绘有交脚菩萨。巴米扬石窟因其东西两大立像龛而为世人所知，而其大小窟龛超过750个，平面方形或八角形穹窿顶窟、方形拱形顶窟较多。巴米扬石窟壁画剥落严重，但从现存残缺状态尚可了解其原貌。以保存状态较好的第24窟为例，平面方形，拱形顶中央有同心圆两重，外围十数身坐佛环绕一菩萨坐像。此身菩萨右足缓置，坐姿接近交脚，转法轮印，手无持物。同一形式的第388窟内亦于拱形顶中央绘一菩萨坐像，外围九身坐佛。此身菩萨坐像明显为交脚，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净瓶。另，第330窟平面长方形，穹窿顶，顶部以主轴为中心并排三列圆状图形，每列各五个。每个圆状图形内有六坐佛围绕一坐佛，又形成七个小圆，中央一排的一个圆状图形中为一菩萨坐像。菩萨右手抬至胸前，左手持净瓶，如以犍陀罗的菩萨为例，此处菩萨应为弥勒菩萨。宫治昭氏根据巴米扬石窟天井中央所绘菩萨的特征，推断其为弥勒菩萨⑥。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中亚。散布于中亚各地的佛教遗迹由于近代以后不受关注，完好的尊像基本没有保留下来，交脚菩萨仅见于克孜尔石窟第76窟(孔雀窟)出土的菩萨交脚像⑦，高仅23cm。而克孜尔石窟中，壁画所绘交脚像数量庞大，并非尽为菩萨，包括本缘故事中的人物、弟子、天部，乃至佛陀，均呈交脚坐势，甚为自然，可见该地区的生活习惯自然融汇于佛教壁画当中。于此，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此处与巴米扬相同，画面中心为一持瓶的交脚菩萨像。克孜尔石窟有中心柱窟，通常分前室和主室，并有后室。主室为竖向长方形平面，穹窿顶，正壁开龛内置主尊。后室由左右廊与主室相接，后室正壁设有佛涅槃的妆台。交脚菩萨绘于主室前壁入口上部半圆形壁面中央，形象较大，与主室正壁龛本尊相对。第17窟交脚菩萨坐于方座上，右手上举，左手持净瓶。菩萨头部上方绘拱形建筑装饰，两侧各绘五身听法天众。而于犍陀罗查沙达出土的片岩浮雕交脚菩萨几乎与此构图相同，天众环绕，菩萨右手上举，左手持净瓶，需引起注意⑧。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前壁多绘天众围绕的交脚菩萨，而主室右壁上层横向并排一列拱形，内置伎乐天。龛下方或绘天宫，或立体塑造，表现伎乐天于天宫弹奏乐器。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以下称《上生经》)中描绘弥勒菩萨往生时的兜率天庄严： 而时兜率陀天上，有五百万亿天子，一一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罗蜜。为供养一生补处菩萨故，以天福力造作宫殿，各各脱身栴檀摩尼宝冠……是诸宝冠化作五百万亿宝宫，一一宝宫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宝所成……此宫有一大神，名牢度跋提……发弘誓愿，若我福德应为弥勒菩萨造善法堂……既发愿已额上自然出五百亿宝珠……此摩尼光回旋空中，化为四十九重微妙宝宫……诸栏楯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如是天乐不鼓自鸣……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2]
图1 莫高窟第275窟西壁 交脚菩萨 此经同时描绘了兜率天宫的庄严，往生兜率天者，由天女侍绕。弥勒菩萨居于兜率天宫，昼夜说法以度诸天。 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前壁，多绘天部环绕的说法交脚菩萨，与上述佛经所述一致，应为弥勒菩萨。而克孜尔石窟尚可见如第38窟主室前壁所绘交脚菩萨的例子，左手无净瓶，说法印。此窟兜率天说法图下的前壁上部左右各绘一身思惟菩萨。根据残留痕迹判断，二思惟菩萨中间原绘有一菩萨，但并非思惟形象。二思惟菩萨戴三面宝冠，上身半裸，着饰物，坐于圆形束绳座上。观者右侧的思惟菩萨右手支颊，右足搭于左膝上；左侧思惟菩萨左手支颊，左足搭于右膝上，两者呈对称形式。光背之后绘树木，为树下思惟菩萨。交脚弥勒菩萨两侧置思惟菩萨的形式见于敦煌莫高窟与云冈石窟，于阿富汗肖特尔出土的片岩浮雕交脚菩萨三尊像[3]可见其简略形式。 论题再返回敦煌。第275窟平面长方形，纵长盝顶，西壁置本尊交脚菩萨，左右南北两壁上层有二门阙屋形龛、一树形龛。屋形龛内置交脚菩萨塑像，树形龛内置思惟菩萨塑像。此形式表示以本尊为中心，二交脚菩萨、一思惟菩萨形成统一构图。这一构图应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前壁弥勒与思惟菩萨，为同一构思。西壁交脚菩萨高3.34m，为莫高窟北朝时期最大的交脚菩萨(图1)。菩萨戴冠，冠中央为化佛，颈饰、腕钏俱全，系裙，裙质地轻薄。上身半裸，披巾遮肩，锯齿状缘。台座两侧各塑一狮子护卫。菩萨失右手，左手有后世补修痕迹，手指亦缺失，无持净瓶迹象。北魏时期交脚菩萨造像颇多，其初期造像有云冈石窟第17窟大型交脚菩萨像，高达16.3m，为此时期的代表，唯一遗憾的是缺损严重。所幸此窟明窗东侧有上下二龛，上龛内为交脚菩萨像，下龛内为二佛并坐像，其下方有太和十三年(489)造像铭文⑨。据此可知，上龛为弥勒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如此明确记述交脚菩萨为弥勒菩萨的例子尚有很多⑩，龙门石窟古阳洞置交脚菩萨的龛有40个左右，其中有明确铭文确定其为弥勒的达32个[4]。反之，交脚菩萨龛而为弥勒以外尊名的例子皆无。 如此，莫高窟第275窟本尊定为弥勒菩萨恐无大碍。然而，高田修氏指出，交脚但宝冠上有化佛，在其难以认定为带化佛的弥勒的情况下，这些尊像与其称为弥勒，不如定其为观音更妥[5]。的确，带化佛的交脚菩萨，犍陀罗与巴米扬均不见，克孜尔亦无。然而以敦煌为首，云冈亦有单体造像，带化佛的交脚菩萨不少。《上生经》道：“释迦毗楞伽摩尼，百千万亿甄叔迦宝以严天冠，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2]16 显而易见，化佛并不仅见于观音菩萨。而在中国，带化佛的交脚菩萨进入6世纪后逐渐减少，龙门期弥勒冠上的化佛渐次消失。 关于狮子座，佛经中所述如下：“兜率天七天有七宝大狮子座，座四角生四莲华。弥勒至兜率天时，七宝台内摩尼殿狮子座上突然现出化生。”第275窟狮子座即如《上生经》中所述。 南北壁上部各两个汉式阙形龛内所置交脚菩萨(图2)，应为兜率天宫为天众说法的弥勒菩萨。其手印各有千秋，或右手上举，左手向下而掌心朝上；或双手抬至胸前；或转法轮印。右手上举，左手向下的其后称为施无畏与愿印，源于克孜尔第38窟主室前壁的弥勒菩萨所示说法印，应为说法相。龛内弥勒菩萨座后绘有二人，各自举手似做散花状。南壁第二龛的人手持一物，似为拂子。即如《上生经》中所述弥勒宝帐，百千无数的天人天女眷属于弥勒宝座散宝花，诸莲花自然生成五百亿宝女，手持白拂侍立帐内。
图2 莫高窟第275窟南壁 半跏思惟像 第275窟阙形龛于莫高窟北朝窟内共计有25处。除去已无尊像的二龛，其余23龛中有20个龛为交脚像，仅3个龛为思惟像。第275窟内亦有半跏思惟像，置于树形龛内。关于此思惟像需作一番讨论。如前所述，思惟菩萨像一般多与交脚菩萨组合，如云冈石窟常见思惟菩萨与交脚菩萨相向而对，以胁侍形式形成三尊造像。应当注意的是，半跏思惟像为胁侍时，本尊仅限为交脚菩萨或佛倚像(11)，从中可见思惟菩萨与交脚菩萨之间关系极其密切。 半跏思惟像在日本一般称作弥勒菩萨，其根据源于天智天皇五年(666)大阪野中寺半跏思惟菩萨像，铭文“弥勒御像”。接着讨论中国的半跏思惟像。半跏思惟纪年铭最早的造像为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铭像，仅记“为亡母王造尊像一躯”，其尊像名难以确定。另有北魏太和十六年(492)铭石造半跏思惟像，如来半跏思惟像置于尖拱龛内，左侧半跪一马，后躬身立一人，思惟像右侧雕合掌比丘与供养人。其台座前有铭文“太子□惟像”，表现白马惜别的场景。类似的例子尚见于云冈石窟第6窟明窗西侧，此窟整体以佛传为主题，这一思惟像明显为太子思惟。至6世纪前期的北魏末期，以河北省曲阳县为主，开始大量制作小型白玉单体像。东魏到北齐这一时期尤其流行半跏思惟像，与1954年3—4月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出土的白玉像情况一致(12)。此批白玉半跏思惟像铭文多出现如“玉思惟”“思惟像”“太子像”“太子思惟像”“龙树思惟像”等字样(13)，但尊名不见弥勒。众所周知，释迦成道前四门出游目见生老病死之苦，思惟解脱之道，于阎浮树下观耕思惟，出家前于宫中观宫女疲惫睡姿而思惟，逾城出家与爱马离别而思惟。部分白玉思惟像正是表现成道前太子的身姿。如此可见，表现太子的树下思惟有据可依，问题在于龙树思惟像。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以下称《下生经》)道，阎浮提下生后弥勒菩萨将蠰佉王所奉宝台施与诸婆罗门，而婆罗门却将宝台毁而分之。弥勒见状，知一切法亦皆磨灭，故修无常想，坐龙华菩提树下[6]。鸠摩罗什译《弥勒大成佛经》(以下称《成佛经》)中，叙述弥勒修无常想，出家学道，坐金刚庄道场龙华树下，并描写龙华树：“龙华树枝如宝龙，吐百宝华，一一花叶色如七宝，结各色果实，现众生之意，如此之树天上界、人间界皆无。”[7] 白玉半跏思惟像后有的置双树，修德寺出土例子当中，东魏武定五年(547)邸显造思惟像为最早，尊像头光后透雕龙华双树，树干盘龙，有莲花化生，表现《成佛经》中“枝如宝龙”之文。而北魏皇兴五年(471)仇寄奴造金铜佛立像(14)光背浮雕树下思惟菩萨像，台座所刻铭文对树下半跏思惟像与弥勒信仰的关系有所提示，父母上生会天上诸佛，弥勒下生之际愿生于人间王侯长者之家，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并重，体现弥勒信仰所特有的祈福供养的内容。可见，光背的树下半跏思惟像应为弥勒下生后于龙华树下的思惟。 如此，半跏思惟菩萨不仅表示太子思惟，而且表示弥勒思惟，类似现象如同中国北朝时结跏趺坐或立像如来不一定仅表示释迦如来一样。 半跏思惟最早见于犍陀罗，松冈美术馆的半跏思惟菩萨像(15)为其代表。造像左足置右膝上，头部略偏，右手近脸颊，左手下垂持莲花，明显为半跏思惟像。同样形式的造像尚有几身(16)。上述莫哈默德·那利出土的释迦说法像中，诸多菩萨和天人环绕释迦周围，姿态随意，其中便有两身思惟像。释迦两侧上下4个拱形建筑，思惟像处于上段，下段为交脚像。此处思惟像膝部外张，一足踏于台上，并非典型的半跏坐势。而白沙瓦博物馆有释迦说法图与此几乎相同，但拱形建筑中的思惟菩萨为典型的半跏坐势，值得注意。可见在犍陀罗，半跏思惟的坐势尚不完全固定。犍陀罗以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的释迦说法及弥勒说法石雕两侧多置这一思惟像，左右对称，一般认为此为听法的菩萨或天部的定形，而并非固定形式。然而，思惟像置于兜率天弥勒说法像左右时，可定其为听法天众。这一不定形的听法天众经过克孜尔石窟进入中国，逐渐固定成为半跏思惟像，侍于天宫中交脚菩萨左右，成为兜率天弥勒菩萨说法的一个固定形式。敦煌莫高窟北朝窟阙形龛中的半跏思惟菩萨即为一种过渡性的存在。 附表一“敦煌莫高窟北朝窟本尊与其他造像的形式”列出30个窟的本尊形式，其中倚坐佛24，交脚佛2，结跏趺坐佛2，二佛并坐与交脚菩萨各1。 假设交脚坐势为倚坐像的一种，北朝30个洞窟中竟有26个窟的本尊归为倚坐佛。交脚坐势的菩萨已知其为于兜率天等待下生的弥勒，如此一来交脚如来如何考虑？依据交脚弥勒菩萨，目前多数学说将交脚如来定为弥勒佛。附表一中除一、二为例外，基本是按照洞窟营造顺序而列，交脚佛较并足倚坐佛出现时间早，约在5世纪前期至5世纪末。敦煌地区以外，尚见于云冈石窟、义县万佛洞，陕西省亦有数身单体造像。其中云冈石窟遗作最多，而主要集中于第7、8、9、10、12窟，约开凿于天安、皇兴年间(466-470)至太和十八年(494)。第7窟东壁第3层北龛的交脚佛和与其相对应的西壁第3层北龛的交脚佛，以及第8窟东壁交脚佛最早，在洛阳迁都后营造的洞窟内完全不存在。交脚佛在龙门石窟等6世纪以后营造的石窟内基本不见，其单体造像亦极少，仅存陕西省的数身以及河北省定县的白玉像。 关于单体造像交脚佛，《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中收录3件石雕交脚佛造像，均定为弥勒[8]。刘保生等造弥勒像(17)台座正面有明确铭记为弥勒，有据可证。而皇兴五年(471)石雕交脚佛像与石碑弥勒释迦造像(18)铭文中，不见可推定尊像名的记述，可知陕西省博物馆依据刘保生等造弥勒像而定其为弥勒造像。陕西省博物馆藏除造像以外，北魏普泰元年(531)释迦牟尼造像(19)背面造交脚佛，可见陕西省较其他地区偏好倚坐佛形式，其流行亦持续到北魏末期，需引起注意。交脚佛至6世纪后期，于河北省定县样式白玉像中有极少几件。目前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石造交脚五尊像(20)，以透雕双树下说法交脚佛为本尊，背面有佛说法坐像及半跏思惟菩萨，树上飞天、化生佛、树叶等雕刻得精致。如其表现出龙华树，此交脚佛应为弥勒佛。陕西省博物馆藏景明二年及普泰元年四面造像亦与正面释迦造像相对应，其为弥勒佛的可能性极大。 云冈石窟的交脚佛未发现有关尊名的铭文，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两氏《云冈图像学》提及交脚佛：“交脚佛仅见于第7、8、9、10、12窟，且第9、10、12窟中于前室上层与交脚菩萨相对。由此，此像是为配合交脚菩萨的一种形式……交脚佛不出现于中心龛内，且必有佛龛与其相对应，故可认为其是作为一种造型上的需求而存在。”(21) 如此，交脚佛多是石窟营造构成上顺应造型的需要而存在。类似情况如敦煌的壁画千佛，在构成上寻求变化而赋以颜色。然而，云冈石窟第7、8窟等的情况并非仅为简单的造型需要，交脚佛有佛教内容作为其前提。云冈石窟上述几窟中，东西两壁对应壁龛所造交脚佛和交脚菩萨在佛教含义上至少可有两种解释：一为强调释迦佛与弥勒菩萨的继承关系而将释迦佛表现为交脚形式；一将下生成佛后的弥勒佛和兜率天的弥勒菩萨共同表现为交脚形式。 交脚佛和交脚菩萨的这一对应形式，上溯到哪一时代尚不可知，至少在克孜尔石窟可发现其先例。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前室后部有纵长形穹窿顶主室，穿过主室正壁左右廊至横长穹窿顶后廊(22)。修行者由前室进入主室，左右壁面所绘因缘、佛传图映入眼帘，窟顶绘有本生、因缘图，展现释迦的前世与现世所修德行。正壁中央开龛，内置释迦尊像，上部一般影塑菱形山岳，亦有洞窟绘说法图或降魔变。穿左廊进入后廊，深处壁面绘释迦涅槃图。再由右廊转入主室面向入口时，入口上方半圆部的前壁绘弥勒菩萨于兜率天说法图。修行者由释迦前世本生到现世涅槃，最后仰视未来兜率天净土。克孜尔石窟现存中心柱窟主室前壁的弥勒菩萨一般为交脚像，对应的正壁佛龛尊像已无一保留，坐势不可而知。但第80窟(
)主室正壁上方半圆拱形壁面上，绘眷属环绕的佛说法图[9]，佛为交脚坐姿。正壁相对的前壁上方的半圆拱形内尚有壁画残留，仅存供养菩萨，原绘应为众菩萨围绕的弥勒菩萨[10]。第80窟主室正壁上方佛说法图可推测为释迦圣喻地狱的情形(23)，故交脚佛应为释迦佛。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穹窿顶侧壁菱形区划内主要描绘以释迦为主的因缘故事，结跏趺坐与交脚坐交互相绘，可窥见于克孜尔交脚佛相当流行。仔细观察其坐姿，或足略下垂，但不着地，为一种由结跏趺坐演变而来的形式。犍陀罗雕像坐佛一般为结跏趺坐，交脚坐极为罕见[11]。如此，见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等地，以及陕西省流行过一个时期的交脚倚坐佛应是受到龟兹等西域地区佛教造像形式的强烈影响。至此，交脚佛的尊名应有两个可能，一弥勒佛，一释迦佛，将其简单归类于弥勒佛的结论并不妥当。 弥勒由兜率天下生阎浮提后，于龙华树下思惟开悟，其“佛陀”身姿为弥勒佛，在唐代一般表现为倚坐佛。于莫高窟，第96窟高达33m的北大像，第130窟26m的南大像同为弥勒佛[12]。莫高窟于唐代武则天后期以后流行弥勒净土变相，有17例之多[13]，弥勒净土变相之中，龙华三会的弥勒佛均绘为倚坐像。 弥勒佛为倚坐像的例子在唐代有龙门石窟宾阳南洞、惠简洞、万佛洞等，均有铭文明示其尊名为弥勒。另，唐代造像碑所刻倚坐佛亦有多个可由铭文定其尊名的。 据此，上溯到北朝是否可确定倚坐佛为弥勒佛尚存若干疑点。如麦积山石窟北魏后期第163窟，正壁本尊为结跏趺坐佛，右壁为倚坐佛，左壁为菩萨坐像，表示现在、过去、未来的三世信仰。本尊如为释迦佛，右壁倚坐佛即应定为过去世定光佛。 北朝单体如来像中，铭文明示其为弥勒像的见附表二。在此强调一点，表中所收有尊名的弥勒佛单体像，大部分为现在的河北和山东所造，另有陕西1件，山西和河南皆无。即便如此，24件弥勒佛像中，立像最多，达16件，结跏趺坐像5件，交脚坐像陕西1件，倚坐像仅2件。至少可见北朝时，河北和山东在造型上，弥勒佛和释迦佛不予区别。考虑到释迦和弥勒在性质上相似，弥勒下生后于龙华树下开悟成佛以继释迦，两者性质相近理应当然。 如附表二所示，单体像和倚坐像始见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在敦煌为北凉第268窟，云冈石窟出现于天安、皇兴年间(466-470)的第7、8窟。由此，倚坐像流行始于西方，云冈接受凉州影响后传至华北各地。 在此将云冈的倚坐佛提上议题。第7、8窟为双窟，主室正壁即北壁，开上下两层龛，尊像形式如下： 上龛 思惟菩萨 倚坐佛 交脚菩萨 倚坐 佛 思惟菩萨 下龛 二佛并坐 上龛 思惟菩萨 交脚菩萨 倚坐佛 交脚 菩萨 思惟菩萨 下龛 佛立像 佛坐像 佛立像 上下两层龛内置菩萨交脚像与二佛并坐的例子见于第17窟明窗东侧，据太和十三年铭文(24)，第7窟上段为弥勒菩萨，下段为释迦多宝。问题在于弥勒菩萨两侧二倚坐佛，或可认其同为释迦，或释迦佛和定光佛。据此推断可知，第8窟的形式为上层以释迦佛为中尊，左右置菩萨形的弥勒。 第9、10窟亦为双窟，尊像形式如下： 第9窟 胁侍菩萨 倚坐佛 胁侍菩萨 第10窟 思惟菩萨 交脚菩萨 思惟菩萨 第9、10窟本尊均毁损而补修，两者同为大佛，第9窟倚坐佛对应第10窟交脚菩萨。如此处交脚菩萨为弥勒菩萨，第9窟倚坐佛应为释迦。云冈石窟中如此倚坐佛和交脚菩萨的呼应，尚见于东西相对的佛龛。交脚释迦佛与弥勒菩萨的呼应在克孜尔石窟中已述，而在云冈石窟，与交脚弥勒菩萨呼应表示释迦时，偏好倚坐造像，并且这一呼应形式常见于石窟及四面像等。 北魏倚坐佛单体造像在河北省曲阳出土的白玉像中，有正光元年(520)王女仁父母造释迦像(25)。如附表二，其后的两件同为弥勒佛。如上所述，北魏时期倚坐佛考证以甘肃以东的例子，除表现释迦佛以外，尚有弥勒和定光佛，大致从北齐、北周时期开始，倚坐佛表示弥勒的例子渐多。当然仅依靠一定地区的几个例子而作结论尚需谨慎从事。笔者窃以为，云冈石窟等所示释迦倚坐像与弥勒交脚菩萨像的组合逐渐以弥勒倚坐像的形式固定下来了。 敦煌莫高窟倚坐佛和交脚菩萨的组合，在北魏窟较多，西魏和北周窟中各有1例。以北魏塔庙窟为例，方柱正面(东面)大龛置本尊倚坐佛，相对应的，交脚菩萨一般置于方柱的南北两面上层阙形龛内。方柱上层西面开圆券龛，内置禅定印坐佛，下层南西北三面圆券龛内同样置禅定印坐佛(参照附表一)，南面多置苦修像。禅定印坐佛表现结跏趺坐入禅定的释迦。如此看来，方柱正面龛与下层各龛表示现世释迦佛的世界，上层龛表现兜率天宫弥勒菩萨的世界。
图3 莫高窟第259窟西壁 二佛并坐说法像 北魏时期莫高窟的造像即如上述表现释迦佛与弥勒菩萨信仰，尚有一点不能忽略，即第259窟的尊像构成。窟内本尊为二佛并坐(图3)，上文已提及云冈石窟弥勒交脚菩萨像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于上下龛相呼应的例子。二佛并坐见于《法华经》卷4《见宝塔品》[14]，过去佛多宝佛听释迦说《法华经》，赞叹不已，现于宝塔之中并迎释迦于内。二佛并坐像于云冈石窟大量制作，6世纪后在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等地得以继承，但在云冈以前或同时期的例子除敦煌莫高窟以外，并未发现，在犍陀罗以及中亚亦无先例。 第259窟为现存北魏窟最早的洞窟，本尊样式接近云冈初期。其西壁中央部分似如方柱一般凸出，但并非方柱，正面龛内置二佛并坐像。据此，其他造像置于南北两壁上下层龛中，其具体位置参照附表一。南壁东部下方基本损坏，其原状只能根据北壁进行推测。下层龛由本尊一方起有说法相坐佛、倚坐佛、禅定佛。上层龛四个阙形龛并列，置交脚菩萨与思惟菩萨，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莫高窟北朝窟主尊占主流的并足倚坐像进入隋代以后仍旧持续了一段时期，但在属于隋代第一期窟中结跏趺坐像开始增多，倚像与趺坐像各半，第二期窟中倚像进一步减少，转而替之倚坐菩萨像开始出现。据水野清一氏的研究，倚坐菩萨为弥勒菩萨[15]。华北地区由北齐起始的倚坐菩萨于敦煌至隋代第二期开始出现，而倚坐佛的再次出现需跨至唐代武则天时期，其倚坐佛尊名由释迦变为弥勒，由上生信仰转变为下生信仰。 《高僧传》道安传记述，道安曾与弟子法遇等一起，向弥勒祈愿发誓，但愿往生兜率天。道安逝去之前有异僧来访，授予浴法，手拭天之西北，云即开而兜率天妙土现出[16]。这一记述约在道安殁后东晋建元二十一年(385)，长安僧人中兜率天净土信仰盛行，人们对西北方有兜率天深信不疑。这一记述饶有兴味。在凉州，张轨之后的统治者代代信奉佛教(26)。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不断，从罽宾、西域来的外国僧侣驻足敦煌、姑藏等地。前凉最后一位君主张天锡统治时期(363-376)，其地成为汉译经典与修禅的一大胜地。张天锡扶持龟兹王世子帛延，并积极推动二卷《首楞严经》等大乘经典的汉译[17]，为虔诚的信佛者。敦煌莫高窟于升平十年(366)草创与张天锡的大力支持不无关系。 从东晋到北朝时期，僧人修禅尤其受到重视，其中敦煌作为西域进入中原的门户一派繁荣，由中原前来修行的僧人络绎不绝。敦煌禅窟修行的经典依据为鸠摩罗什所译《坐禅三昧经》[18]、《禅秘要法经》[19]等。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安乐行品》中有“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 修禅僧人于窟内释迦像前反复观像，以待成就解脱。《禅秘要法经》卷下：“若有四众，修系念法……当知此人，世世所生不离见佛，于未来世，值遇弥勒龙华初会，必先闻法，得证解脱。”另，《上生经》：“佛灭度后四部弟子天龙鬼神，若有欲生兜率陀天者，当作是观系念思惟。”禅观实践如此为往生兜率天之路。《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中道：“何况受持读诵，正忆念，解其义趣，如说修行。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义趣，是人命终，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堕恶趣，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而于中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应当一心自书，若使人书，受持读诵，正忆念，如说修行。” 敦煌北朝窟内置释迦多宝、兜率天宫的弥勒和壁面千佛、弹奏伎乐的天女，窟内庄严正是再现《法华经》所描述的世界。众所周知，《普贤菩萨劝发品》反复强调于末世受持、守护《法华经》的功德，书写、受持、读诵、理解《法华经》，死后将再生兜率天。而受持、书写、读诵《法华经》均为膜拜供养释迦佛，其中心不言而喻为释迦佛。显而易见，敦煌北朝洞窟的本尊为释迦无疑。 原文《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の図像的考察》，载于《东洋学术研究》通号108，1985年第5期，第76-100页。
①倚坐为一种坐势，分并足和交脚两种。此处依习惯用法，并足称倚坐，交脚称交脚坐。 ②萨利·巴洛尔出土的菩萨立像，白沙瓦博物馆收藏。 ③莫哈默德·那利出土，释迦说法像，拉合尔博物馆收藏。 ④上原和《ガンダ一ラの弥勒菩薩像をめぐる諸問题》，美学会第三十五回全国大会研究发表，《美学》139，1984冬。 ⑤依据束发、持瓶，Grünwedel(德国考古专家)提出弥勒菩萨的见解。其后，由贵霜王朝出土秣菟罗样式的持瓶菩萨，其铭文中有maitreyal(弥勒菩萨)，故普遍确定束发持瓶为弥勒菩萨。A.Grünwedel-J.Burgess,Buddhist Art in India,London,1901，第188页；J.Rosenfield,The Dynastic Art of the Kushanas,Berkeley & Los Angeles,1967，第231页。 ⑥樋口隆康《巴米扬》(京都大学中亚学术调查报告)Ⅲ本文篇第二章壁画，京都，同朋舍，1984年。宫治昭《バ一ミヤ一ンの仏教世界》，弘前大学哲学会《哲学会誌》第19号，1984年4月。 ⑦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MIK Ⅲ 8147) ⑧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MIK I 87) ⑨云冈石窟第17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三年造像铭文如下：大代太和十三年岁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愚重患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愿患消除愿现世安隐戒行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转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咸同斯庆。 ⑩单体造像的交脚菩萨亦有弥勒尊名的例子，如藤田美术馆北魏神龟元年(518)铭金铜交脚菩萨像铭文：“造交脚弥勒坐像……托生四方妙乐国土莲华三会与佛相随所愿如是故记之耳。” (11)以佛倚像为五尊形式的中尊时，其两侧置交脚菩萨，有时为半跏思惟像，而三尊形式思惟像的中尊基本为交脚菩萨。 (12)罗福颐《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李锡金《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考古通讯》1959年第3期，北京)。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总2期，1960年，北京)。修德寺出土的白玉像共2200件，有铭文的247件。 (13)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编》，东京，1915年6月，第325页。帝室博物馆藏天保十年比丘惠祖等造龙树思惟像，现仅存台座。 (14)水野清一《中国の彫刻》，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60年，第97图。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经雕刻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9月，第24、25图。铭文如下：台座背面“皇兴五年三月廿七日新成县民仇寄奴为父母造像一区愿父母上生天上直(？)遇诸(？)佛下人间侯王长者”，左侧“清信士仇成侍佛时清信士女韩□□□供(？)主寄奴佛主伯生萨主阿姬侍佛时□□僧(？)任(？)侍佛时”，右侧“韩双侍佛时清信士女韩□□□”。 (15)高田修《ガンダーラの菩薩思惟像》(《美術研究》235号)，1965年。茧山顺吉编《龙泉集好》Ⅱ，东京，茧山龙泉堂，1976年，621图。 (16)如足部缺失，而Waldschmidt亦介绍了同样形式的菩萨。E.Waldschmidt.Gandhara Kutscha Turfan,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Leipzig,1925,Taf.1.Trauernder Avolokiteschvara. (17)《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第20图，弥勒造像。 (18)《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第16图弥勒造像，第22图弥勒释迦造像。 (19)《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第18图释迦牟尼造像，第19图释迦牟尼造像。 (20)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经雕刻史研究》插图116A、B。 (21)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云冈石窟〉》，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第8卷、第9卷正文，第5页。 (22)中国石窟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1卷，东京，平凡社，1983年12月，第3页克孜尔石窟内部名称。 (23)参照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第十九地狱品》等(《大正藏》第1册121中—127上)。 (24)参照第3页注②。 (25)《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第53页，第4图。 (26)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
标签：兜率天论文; 弥勒佛论文; 云冈石窟论文; 莫高窟壁画论文; 释迦牟尼论文; 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