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界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来，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它给二十世纪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历史上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可比拟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有胜利的长征，也有受挫的纪录；它得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也遭到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仇视和反对。继第二国际时期遭受挫折之后，近年来由于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马克思主义又面临空前严重的打击和挑战。事情往往是如此。当革命处于高潮时，许多人涌进革命队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鱼目混珠，也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粉饰自己。但当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范围内遭受挫折，处于低潮时，不少人离开革命队伍，放弃原有的信念，尽量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倾向也甚嚣尘上。这是一股国际性思潮，当然在我们国内也有反映。对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漠然视之。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严肃地指出：“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同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说话。”在当前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所以，作好这篇文章，应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笔者就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为引玉之砖。
一
理论要彻底，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当前，理论方面的争论已经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甚至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都遭到怀疑和否定。因此，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更加猖獗。西方政客和资产阶级的学者宣称马克思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埋葬”。《大失败》一书的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领域”，是对历史发展作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曾流亡英国的前波兰哲学家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他们都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论调在我国理论界也是有反映的，如有的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了产”；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沦为教条”，是“伪学术”，不能被视为“社会科学”；甚至有人将马克思主义诬为“霸道理论”，“霸道逻辑”等等。如果说存在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话，那末这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为了反驳这种论调，我们不得不再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的ABC。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伟大学说，其产生决不是偶然的。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因资本主义矛盾而兴起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为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客观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工人运动，通过实际调查，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正确地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创立了崭新的无产阶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也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观察中，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这种综合，同以往各种远离现实生活、徘徊于抽象“人性”和“理性”王国之中的社会学说不同，它把理论奠立在现实基地之上，与具体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把社会主义“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0页），从而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社会思想领域实现了伟大的变革。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而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都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17—18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等等，对人类知识宝库都提供了部分真理，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沿着螺旋形的上升线，不断地向客观真理接近。它们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提供对自然和历史的真正科学的说明，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合理的因素和有价值的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前人提供的思想文化成果为前提的。他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5页）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6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继续不断地从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成果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其他一切学派，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从不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恰恰相反，它认真继承和汲取各个学派中一切有价值的内容，包括点滴的合理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切科学思想的光辉结晶，是完整的世界观。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总结了过去，而且继往开来，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地开拓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宏伟前景。以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质决定的，当然在现实中解决好这些问题，并非易事，甚至会出现失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
从理论形态来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者的观点、学说的体系，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进一步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严整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它从这三个基本方面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规律作了最深刻的揭示。正象现实生活诸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这三个方面也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中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其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纲领和由以上两方面所得出的结论。这三个方面的结合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的科学认识，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预见。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并不是凝固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是同革命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一道前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同其严整的思想体系，并非相悖，而是完全一致的。真理是全面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体系，不仅反映客观世界的整体，而且反映它的运动过程。它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0页），也只有在发展过程中才能达到对全体的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质上是包含发展原则在内的完备的学说。恩格斯曾这样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结论要是没有使它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2页）可见，并非任何体系都会窒息发展，问题是要对体系作出科学的理解。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加以分析，或者说把它进一步划分成不同层次或部分，我认为，可以分成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即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观点和方法，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通常所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一再强调，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指南。这是不会过时的。
二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体系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概括地讲，这些基本原理主要包括：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学说；劳动价值论和关于揭露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等。这些基本原理，主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特殊运动规律，解答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和时代课题。只要这个历史过程和时代矛盾依然存在，这些基本原理就不会过时，就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坚持和研究这些基本原理，并且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用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去丰富和发展它，决不能因为某些局部的特殊情况和特殊变化而否定其普遍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今天仍然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决不能因为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失误，从而便贬损和抛弃这个学说。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仍然是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就是在我们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和平演变”并未止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如果完全丢掉阶级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势必会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社会矛盾和革命形势而得出的个别结论。比如，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和“一国胜利”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爆发夺取政权和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等。这些个别结论因根据当时特殊革命形势和环境而得出的正确认识，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对当时的革命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但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它们会因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变成过时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个别结论失效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以这样极其审慎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们著作中所阐明的这些基本原理的。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这部划时代的著作，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同时也反映着它问世时代的革命形势。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它的作者敏锐地看到，《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有的“是不完全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是同时又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还是完全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 恩格斯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用每个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去说明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见同上书第257页。1972年版的译文为“基本原理”）。 后来，当有人把这个原理作了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理解时，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个基本原理，同时又进一步阐明了思想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交互作用，从而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为我们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从上述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对社会历史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因为它正确。它不仅科学地揭示出社会历史的客观真理，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化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种与时俱进、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科学学说，是不会枯萎的。本世纪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好，而不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对社会历史作出“根本错误的判断”。我们知道，列宁曾高度地评价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正是由于它的创立才使社会科学变成真正的科学。他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而我们有些人，不去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不去认真地研读马列著作，也不对近百年来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作认真的思考，竟信口开河地将马克思主义诬为“伪学术”，甚至要把它从社会科学中驱逐出去，如果不是带有某种偏见，也是一种浅薄的表现和轻率之举。
二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不能简单化。既不能把一般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不同的学术观点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把探讨中的失误或明显的错误看法，视为反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我们打破成规，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提出一些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讲的看法，甚至会出现一些偏颇的看法，只要大方向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鼓励，而不能视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一方面鼓励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另一方面对那些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批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个全面、准确地理解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只有从它的科学体系着眼，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观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或某些观点从它的整体中游离出来，加以片面夸大，加以绝对化，那将会把它变成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概念，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政治，长时期没有解决好，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就是没有从辩证统一，从总体上，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判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观点。首先要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为标准。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仅包括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包括它的发展过程。那些为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性认识，无疑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凝结了各个时代的科学真理和新的经验。比如，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经验，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自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真伪的标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中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损害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在这里应该是统一的。总之，我们所谓的反马克思主义，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进行观察，是指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倾向和观点，而不是指一般性的错误观点。
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确是存在的，就我国而言，其核心仍然是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几十年。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因为“在我们的国家，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同上书，第124页）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 什么时候也不应当忘记。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在各个学术领域。比如，在哲学方面，宣扬一种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的主体哲学，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甚至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鼓吹政治多元化，否定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历史学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定任何革命，曲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特别是否定本世纪的中国革命史，等等。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就不属于一般的学术问题，如果不予以抵制和澄清，就很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谈不上用正确的理论引导人。
下面我仅就当前反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主要倾向加以剖析。
（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无用论”
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一种国际性思潮。早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是科学的问题上已经‘过时了’”。（杜威：《自由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3页）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从新技术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出发，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失去应用前提”，（哈贝马斯：《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80页）并试图用西方学术派别的观点来补救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多年来一直都有人鼓吹“过时论”的观点。比如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学说，今天早已过时了。”有的人则用时代主题“转变论”为“过时论”提供理论依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即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反映今天的实践，甚至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过时论”的主要理论错误在于，借口时代条件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揭示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看成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把它的一些原理教条化，一旦某个原理不能说明变化了的情况，他们便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其次，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理论”。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学说，它不断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的过时，正是这种发展精神的体现，而不意味马克思主义“过时”。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是常青常新的。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由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变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和继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这个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过时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 页）马克思主义在当前遇到挫折，但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取新的思想成果，它是会更加茁壮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多年来流传的一种说法，即“马列著作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它为宣扬“过时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将他们的著作当成照方抓药的圣典经书。因为，要把理论变成现实，除了理论本身需要完善外，还需要有一系列中间环节。但无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观点和方法，正是通过他们的一系列著作阐发和完善起来的。否定马列著作，无异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必须承认，马列著作、包括象《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经典性著作，都带有它写作时代的某些特征，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观点会失效，但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所以，讲“马列著作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实际上是在宣扬“过时论”和“无用论”的观点。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阅读马列著作时透过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握其中的普遍原理，并善于将这些原理转化为现实。
（二）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维系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所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存和对立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都是争论的焦点问题。早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出版了《意识形态的总结》一书，鼓吹“淡化意识形态”。后来，西方资产阶级舆论工具，针对六十年代下半期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又提出“再意识形态化”，即他们称之为是“政治社会化”，认为当前“由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的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是十分有益的”。八十年代以来，当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时，更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超级武器”，认为“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中“将起决定性作用”。很显然，西方政界要人和学者，对意识形态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淡化”还是“再化”，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他们决不“淡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加以强化。
在我国理论界，有些人不去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淡化论”的实质，反而受其影响，近年来又进而出现一种“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调，比如，有的人提出“‘疏离’主流意识形态”。所谓“疏离”，即疏远、离开之意，就是要人们远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的人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可以消解正统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浸蚀”和“解构”“正统体制”。这里所谓“正统意识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谓“正统体制”，是指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用什么取代“主流意识形态”？有人主张西方的“后现代观念，在现在的中国，有瓦解、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人主张“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主要成分”等等。这些见诸于报端的言论，恐怕就不能视为一般的学术观点，其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是一目了然的。它同西方学者提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念取而代之，并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排斥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否定“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地汲取其中包含的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以丰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试图以西方现代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既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现实，同时也违背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人为的，归根结底，它是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同时也决定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是，意识形态并不只具有受动性，它反过来又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能动的反作用，支持和推动它们的巩固与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削弱或者取消某一个方面，都会危及社会主义整体。苏联演变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苏共长期以来脱离了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也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群众基础，导致具有七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各个时代都是如此。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概念，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它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在理论上的反映。这些理论不能不作为意识形态在当时的上层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页）社会主义思想的存在， 在社会主义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当然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指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同上书，第46卷（下）第35页）所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主旋律，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剧变和意识形态上的惨痛教训，是应该认真汲取的。
（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多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过不少争论，但对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并没有什么置疑。然而，最近学术界竟有人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天然联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而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并且找到所谓“经典”依据，即列宁说过，“工人阶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从外面灌输给工人的”。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它与工人阶级并没有什么关系”（《告别革命》）。这种奇谈怪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多年来理论界出现的曲解马克思主义，歪曲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甚至贬损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结果。
列宁在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针对经济派否定革命理论的错误观点，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的关系，论证了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工人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信念，而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根据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或者说“灌输”，才使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从而自觉地去为本阶级的整体利益进行斗争。（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17页）列宁这里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的这些思想，有着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是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指导作用。
如果从列宁的论述中得出，马克思主义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因而就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那末这不是有意的歪曲，也是非常肤浅的看法。
首先，正如列宁所说，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也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是一个备受压迫的阶级，他们不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从而也不占有精神的生产资料，他们没有条件单独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因而，他们的思想体系只能由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来创造。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背弃原来的阶级，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上，才能完成这样的创造任务。历史正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过程中，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最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创立的学说，已不属于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是属于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工人阶级。正象马克思在他理论活动初始所预示的，“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可见，从一开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把自己的理论创造同工人阶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象他们的同时代人费尔巴哈和卢格那样，脱离当时的社会实践和工人运动，那末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呼唤自己的理论，才应运而生的。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日益激化，如果没有当时以三大工人运动为标志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正是科学地解答了当时时代矛盾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并逐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才成为他们公认的指导思想。
再次，从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身解放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社会主义运动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虽然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但这决改变不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胜利进军的历史纪录。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毕竟还是暂短的，经过挫折的教训，它会迎来新的更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让工人阶级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斗争的过程。“灌输”也是一种斗争，是以马克思主义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过程。列宁指出，在两种思想体系对立的情况下，“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放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必然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对《告别革命》的作者所散布的这些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四）根本否定社会主义
当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更突出地表现在反对社会主义及其根本原则问题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国际敌对势力掸冠相庆，叫嚣社会主义“大失败”，说社会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攻击俄国十月革命是犯了“原罪”等等。在我国理论界，也有一些人宣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了产”。他们不顾事实的造谣中伤。其实，破产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这些人早已丧失了社会主义信念，转到了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乌托邦”也即空想之意。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缺乏唯物主义基础，以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作为它的理论依据；二是脱离现实斗争，仅停留于对工人阶级的道义上的同情。从根本上讲，这种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不成熟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洞见到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非科学性，并立志为共产主义提供“理论论证”。针对它的代表人物所搞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现在不是要搞什么社会主义的实验，“如果实际试验成为普遍性的，那么，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我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34页）可见，青年马克思就已深深认识到， 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坚不可摧的。使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重要任务，实际上也是他们毕生的使命。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理论活动初始，就注重研究当时的社会斗争和工人运动，研究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研究当时的各种哲学学说，一旦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便立即从中引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并对建立在各种唯心主义历史之上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理性的体现和人性的实现，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产生后，便最终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恩格斯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才使无产阶级真正认识到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道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他们根据这两大发现，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作了科学的预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最基本原则，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以下几条：1、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2、在此基础上，对全社会的生产进行计划调节；3、社会劳动产品直接分配给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到高级阶段进而实行按需分配；4、在实行公有制的前提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5、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原则的科学预测，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视为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同上书，第3卷第674页）。其次，这些原则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具体实现形式“当然完全取决于将来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特定历史环境。”（同上书， 第643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科学地预测到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的重要指导性原则。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如果提出这样的方案，那末科学社会主义真的会成为乌托邦。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经过严格理论论证的科学学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学说已是终极真理，无须再发展了。恩格斯曾告诫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他强调他们的学说是发展的理论， 并且要人们以科学态度对待他们的学说，也就是要研究它。
把社会主义诬为“乌托邦”、“空想”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蓄意的攻击。这种人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们诬蔑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
其二是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历史事实。正如恩格斯所告诫的，这些人把社会主义原则当成不变的、现成的定义，用这种不变的公式去说明和剪裁现实，当他们发现这些原则不符合当前的实践，便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空想。其实，这些人是用教条主义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上的最大失误，也正在于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因此，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并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历史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恰恰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因此，更需要根据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新的解释和新的发展。就象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作的理论创新一样。可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这些错误，不仅成为导致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也为一些人将社会主义诬为“乌托邦”提供了依据。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来看，只要正确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以及坚持两个文明建设共同发展，等等，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存在，而且还可以健康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创新，把它同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割裂开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三是在马克思著作中，确有一些内容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或者现实与马克思著作讲的有很大的差距，有些人便据此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论述是“乌托邦”。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的。在这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商品和商品生产的问题。对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们应作辩证的分析，而不应简单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把主要精力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在他许多著作中，都主张未来社会的产品，是直接分配，不通过商品交换。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明确断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出发，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发达商品经济为前提的，特别是以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即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的是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问题。我认为：
首先他们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根据的，而不是随意的。人类历史发展到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即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那时马克思主义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需要商品生产，应由那时的实践去检验，去回答，而不应该从我们今天的实际去判断。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去判断更高阶段的实际，显然是不合适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下子实现。“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因为要实行公有制，就要把现实生产力扩大到它所必要的程度，就是说，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商品生产，他们更不可能涉及。但按照他们的观点和方法，他们是决不会赞同把对更高历史阶段的设想搬运到一个低级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生的错误，正在于机械搬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一种缺乏活力的、扭曲的形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是，也不能把这种过错完全归于某几个领导人，应该看到，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曲折过程。由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出现曲折也是难免的。从根本上说，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的、深入的认识，只能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结果。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甚至把它诬为是“空想”，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和个别结论，可能会脱离变化着的实际，带有某些空想成分，但决不能因此说他们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是“乌托邦”。
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只要我们对它正确地理解、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对它教条主义地解释和运用及对它的种种扭曲和诬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一重要论述， 不仅是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回击，也是我们评价马克思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指导原则。
三
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际的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比较容易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比如，第二国际时期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们都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当前，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所谓“新思维”，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在国际范围，掀起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浪潮。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展“和平演变”战略，并把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的主要战场，主要斗争武器。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机会，大量渗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或者他们通过电台、书刊等出版物，直接散布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如果我们抵制不力，任其发展，就会逐渐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人们的信念，在我们国内形成反马克思主义的气候。
再次，当代社会实践出现许多新情况，提出许多新问题。比如，新科技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的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提出许多新课题，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等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回答。但是，要回答这些新问题，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非易事，而是需要大量的占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总结当代社会的实践经验，并要进行长期的艰苦深入的潜心研究，才能解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当马克思主义还未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以此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提出一些错误的、具有蛊惑性的材料和观点，混淆视听，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最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并存和对抗，将是长期的，而且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一定时期社会主义处于劣势。正象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更加全面地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他们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十分艰巨的。这不仅取决于要敢于并善于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而且还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政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日益发挥，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形势。
从以上几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对此，必须有明确的和冷静的认识，并采取积极、稳妥、有力的对策。
第一，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西方敌对势力向我们加紧进行“西化”、“分化”的情况下，淡化意识形态，只能是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削弱人们的政治意识，消融我们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反过来又为该社会的经济、政治服务。我们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离开意识形态的支持和保证作用是不可能的。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意识形态工作功不可没。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一种误解，认为它只具有社会实践的功能，而不具有科学认识的功能，也就是把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具有阶级性。然而它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形式，也包含某些科学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意识形态，尽管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但它也包含某些真理性的认识。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公开申明，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而作理论论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阶级性丝毫无损于其客观真理性，相反地，它愈是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便愈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58页）这一本质特征，就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高于和优于以往一切关于历史的理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和科学性是一致的，它既是一定阶级利益的表达，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又是科学真理，具有理论思维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科学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不对的，但完全抹煞意识形态斗争也是错误的。
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如此。理论争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形式。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复杂多样的，是存在矛盾的，通过争论，明辨理论是非，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果放弃理论争论，错误思潮就会滋长，甚至泛滥，不仅会危及理论本身，而且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过去因理论混乱，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最后引发社会动乱的教训，是不应忘记的。但是，理论争论，批评错误的观点，并不是搞大批判，而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化的毛病。只有方法对头，才能有好的效果。总之，我们应该承担起理论战线战士的任务，在原则问题上，在大的理论是非面前，要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只有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胜利，才能赢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第二，要正确理解和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然以思想理论争论的形式出现，但并非所有学术理论争论都属意识形态的范畴。学术理论自身的发展，也要通过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讨论、争论得以实现，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展自身。对这样的学术问题，应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而不应横加干涉。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学术争论同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有些学术理论问题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况且有的人还蓄意利用抽象的学术理论形式进行政治斗争，即所谓“非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异常复杂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善于分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正确理解和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双百”方针的基本含义是：一、通过“双百”方针，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二、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学术批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创造宽松的研究和探讨问题的环境，但又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社会主义学术理论的繁荣，就是在这两者矛盾统一中实现的。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实行学术理论的自由讨论和争鸣，社会主义理论就一定能够繁荣起来。有的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利于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这确实是一个原则问题。其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实现“双百”方针，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要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繁荣社会主义学术理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没有前提是不行的。如果否定了这个前提，“双百”方针就变成了自由化的方针，同时也违背了我们党提出和实行“双百”方针的初衷。只有正确理解“双百”方针，也才能坚决贯彻“双百”方针。
第三，在当前，要战胜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关键在于，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区分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完整性。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适应新的时代特征。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站在当代社会实践的高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如前所说，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新科技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影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等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加焕发青春，更具生命力。解决这些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庄严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反马克思主义、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在当代，社会主义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最突出问题。可以说，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主义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毫无疑问，当代社会主义问题，应当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重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当前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思想结晶。邓小平同志对此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会发生巨大影响，而且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挑起历史的重担，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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