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与北伐政局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教育行政论文,政局论文,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2-0039-07
1926年3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试图行使中央教育行政职权。从机构设置而言，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中央教育行政机关首次采用委员制，同时完善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随着广州国民政府的统治从广东向全国拓展，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北迁与变革，“俨然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的最高机关”[1] (P48)。关于教育行政委员会，专题研究尚付阙如。相关研究往往依据章程条文陈述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机构设置状况，较少注意其成立、北迁与裁革的过程，因而忽略教育行政委员会与当时国民政府体制及政治局势的事实联系及影响①。本文通过披捡爬梳当时报刊报道，辅以近年来新出相关的档案、文集资料，对有关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渊源、成立和北迁等问题，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探讨。
教育行政委员会从1926年2月开始筹备，到1927年10月1日正式归并大学院，前后持续近1年零8个月。从1917年的广东护法军政府到1925年的国民政府，虽以中央政府自居，实际控制范围却有限。加之时局动荡，政权不稳，政府无暇顾及中央教育行政的建置。1920年，陈独秀等人曾组织过一个广东教育委员会管理广东省教育事宜，仅存在1年多。1926年，汪精卫讲“广东自民国六年脱离北方政权之后，最高之教育行政机关只有广东教育厅”[2]，大体属实。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前，广东省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即私立岭南大学。其他3所高校，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8月改称广东法科大学)，均属省政府管辖，经费由“管理广州中上七校经费委员会”统筹[3] (P106)。
国立广东大学与国民政府的成立，推动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置。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国立广东大学直隶于大元帅府，校长由元首任命[4] (P2～36)。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仍以直辖形式管理国立广东大学事务。当时的情形是“国民政府下之教育机关，一向只有广东省教育厅。惟教育厅系属于省政府下之机关，其范围只及于一省，不能统辖其他之国立教育，即如广东大学为国立教育之一，而教育厅无从管理，以致教育行政上不能统一”。同时，国民政府其他各部行政陆续建置，教育行政尚付阙如，“而教育为国家培植人才之要政，不可无一机关统属之”[5]。1925年秋季以后，广东教育厅职权之外的教育事宜日趋繁杂。至1926年春天，“广东完全统一，而广西亦已加入，此后教育行政事权扩大，故亟宜设立一中央最高之行政机关，以便计划一切”[2]。
国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行政采用委员制，有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原因。广东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受苏联体制影响，大都采用委员制。此外，教育行政委员会与此前的广东教育委员会有一定的渊源。两者的相承关系，在人事脉络上有迹可寻。1920年，广东教育委员会以陈独秀为委员长，另有汪精卫、戴季陶、许崇清3位常委。许崇清时任广州市教育局长，“和陈独秀一起，组织了一个全省教育委员会，汪精卫、戴季陶未到任，只得我(许)和独秀两个在搞，时间共一年多”[6] (P4)。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备时，汪精卫已是国民政府主席，积极推动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备工作[7]。而许崇清已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在教育行政委员会的筹备中充当要角[8]。
1926年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陈公博、甘乃光、许崇清、金曾澄、钟荣光5人为教育行政委员，筹备教育行政委员会②。陈公博是国立广东大学的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甘乃光是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许崇清是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金曾澄为广东省教育会副会长，钟荣光是私立岭南大学监督③。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颇有深意的人事安排：教育行政委员会体现了广东教育界各方的利益。然而，当教育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只有许崇清和金曾澄出席，会议改为谈话会[7]。
筹备过程不尽如人意，事出有因。陈公博和甘乃光醉心党务工作。早在2月初，陈公博就请辞农工厅长，以求“专心办理政治训练部”[9]，对于代理广东大学校长一职心不在焉。其“兼任教育行政委员，似与(国立广东)大学校长资格稍有关系”，既已决辞代校长，“拟将所兼教育行政委员一职，亦一并辞去”[10]。2月19日，陈公博辞广东大学校长照准。甘乃光亦身兼多职，早在2月初，即打算“辞去本兼各职，俾专心办理党务”[11]。甘氏对于教育行政委员一职，似乎并不热衷。而另一委员钟荣光，当时尚在海外。
因此，许崇清与金曾澄操作了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具体筹办。首先，制订教育委员会的组织章程。本来推定许、金2人起草[12]，实际操作者盖为许崇清。许氏回忆：“大革命时期，我任过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草订了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6] (P5)组织章程制订伊始，“会内拟设秘书一人，科员二人”。鉴于司法行政委员会已经成立且章程业已确立，有例可循，“或参酌司法行政委员会之组织办理”[7]。许崇清此前有组织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经历，所以教育行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组织章程便已经出台。许崇清本来打算开会时提出讨论，由于陈、甘有事未至，不得不推到再次会议时讨论，然后报国民政府批准公布[13]。2月20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行政委员会组织法》，于次日公布实施[14]。依据该法，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议决权属于教育行政委员组成的干部会议，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主持，下设行政事务厅，由秘书处、参事处和督学处构成[15]。教育行政委员会以教育行政委员为主脑，以常务委员为行政主宰[16]。常务委员，当然由许崇清和金曾澄担任[17] (P127)。
其次，教育行政委员会办公地点的选择。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的议题涉及教育行政委员会会址，有两个方案：或在教育厅，或在国民政府[7]。以体制而论，教育行政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监督一切教育行政，自以后者为宜。由于第一、二次会议，陈公博、甘乃光、钟荣光均未与会，且出于“办事务求实际”的考虑，教育行政委员会择定教育厅偏间地方办公[18]。
教育行政委员会办事人员的选聘，是该组织机构设置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教育行政委员会在人事方面同样依赖广东省教育厅。国民政府下令：“查教育行政委员会组织法业经公布施行，该会应即遵照办理，惟办事务求实际，会内职员可于广东省教育厅内遴选兼充，以节经费。”[19] 所以，教育行政委员会虽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任人行事却是一番“教育厅”色彩。
1926年3月1日，各位教育行政委员在广东大学举行就职典礼，陈公博、许崇清、金曾澄、甘乃光以及增补的褚民谊等5人就职④。钟荣光因为赴南北美洲向华侨募捐办校经费，此时仍在墨西哥，未能就职⑤。钟荣光任教育行政委员，主要“以其为私立大学校长(监督)也”[5]。钟迟迟未至，给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运作带来不便。所以，教育行政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钟荣光未就职以前，由高冠天代行职务[20]。
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备初期，特派的5位委员都是广东人，确有地域局限。陈公博辞去广东大学代校长后，国民政府任命褚民谊署理校长职，特派褚民谊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此后，国民政府不断增添教育行政委员，改变了原有的人事格局。5月24日国民政府增派张乃燕为教育行政委员。张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又曾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6月5日增派韦悫。因为钟荣光久未回粤就职，岭南大学内又起风潮。韦悫时任岭南大学教授，又是教育界新进，所以“国民政府现议决以韦悫为教育行政委员”[21]。8月17日增派经亨颐。此前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戴借养病为名不到任，由经亨颐代理。经氏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又曾连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及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22] [23]。3人均为教育界一时之选，他们的先后加入使教育行政委员的地域局限被打破。
张乃燕、韦悫，加上后来回粤的钟荣光，于6月20日补行就职典礼[24]。经亨颐受任后即赴粤，8月23日到教育行政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并出席是日干部会[25]。众委员对于教育行政，均有建议。尤其是张乃燕和韦悫，对于教育行政事宜提案甚多，颇有大展宏图之势。于是，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地方狭隘异常，不敷办公之用”为由，呈请国民政府拨惩吏院旧址作为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办公场所[26]。
虽然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从机构到人事，都与广东省教育厅，以及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依赖教育厅；但随着教育行政委员的增加，教育行政委员会的相关举措逐渐发挥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作用，渐渐走出筹备时的尴尬境遇。然而，由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迁，教育行政委员会又卷入党派纷争的漩涡。
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委员制，人事安排上费尽周折，无非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减少教育行政的阻力。北迁进程中，由于国民党派系分化，各教育行政委员不得不在政治立场上有所选择，导致内部四分五裂，折射出国民党派系冲突的复杂关系。
北伐后，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开始从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分批迁往武汉，但教育行政委员会迟迟未动，只派褚民谊与韦悫先行北上。12月20日，褚民谊致电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已在武昌择定会址”。广州方面“请其就近向武昌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请示北迁，以便拼档各项文卷，定期北迁”[27]。褚、韦二人“在汉口模范区同善社地址，设立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汉办公处，并委派岑某为驻汉办事处科员，办理该处文牍庶务事务”[28]，迎接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
就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分歧的表面化，打乱了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北迁计划，使北迁之事一波三折。迁鄂的国民政府人员在新国民政府组织起来之前，于1927年元旦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党政最高机关。而蒋介石欲谋求党政军大权，坚持以南昌为新都，并将国民政府迁鄂的第二批人士留在南昌成立新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原由广州抵达武昌的褚民谊等人不得不奔赴南昌。1927年1月29日褚民谊电告广州方面，“择定南昌新巷汇划公所为该会驻赣办事处地点”[28]。
未待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做出回应，形势又有变化。中央联席会议决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设在武汉，并决定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号召停滞南昌的党和政府人员赴鄂。褚民谊等人又自行迁往武昌。经亨颐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至迟在3月初已抵武汉，成为武汉方面教育行政委员会的主事者⑥。
实际上，教育行政委员会只有经亨颐、褚民谊和韦悫3位委员到鄂，机构和其他办事人员尚未北迁。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方面却决定裁撤教育行政委员会。1927年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决议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并委派各部部长，以顾孟馀为教育部部长[29]。武汉国民政府一旦准备成立教育部，便取消武汉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名义，还饬令留守广州的教育行政委员会“不必北迁，立即裁撤”[30]。
留守广州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原计划：“国民政府势力日趋扩展，军事结束后，教育事业亟图发展，为指导督率起见，该会实有改部之必要。”[28] 突然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显得无所适从。武汉政府的举措无疑割裂了广州与武汉在教育行政机构上的关系(后来褚民谊和韦悫亦先后赴沪)。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接到裁撤令后，表面上遵令办理结束事宜，将事务拨归教育厅办理，实际上转而谋求继续生存的可能[31]。
不久，宁汉对峙的形势为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带来转机。1927年4月，蒋介石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会议名义发动清党，向武汉政府立异，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政权除了与武汉方面立异外，更重要的是与广州方面求同。南京政府决定不设教育部，而沿袭教育行政委员会。与汉方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政府不同，宁方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成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任命，首先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然后咨送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南京教育行政委员会便通过这样一套程序组建。4月20日，吴稚晖提议：“拟添请蔡元培、李煜瀛、汪兆铭三同志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并请即以该会行使教育部职权。”决议通过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即电召留守广州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赴宁[31]。
留守广州的教育行政委员仅剩下许崇清、金曾澄、钟荣光3位粤人。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到达广州后，金曾澄作为广州代表赴宁谈判。其间蔡元培召开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出席者只有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和金曾澄4人，推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为常务委员⑧。此外，金曾澄报告了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情况。蔡元培等人议定将在粤各处办事人员择要加聘，来沪办理事务[32]。这种安排得到双方认可。
金曾澄返粤后，立即和许崇清等商议北迁事宜，经议定，于“二十六日停止办公，六月一日由粤乘轮启程”。由于许崇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要策划实施广东教育行政事务，不能同行，由金曾澄和钟荣光偕同众职员赴沪。许、金等人计划：“抵沪后，即召开全国教育行政大会，讨论教育行政方针。”[33] 6月2日，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一干人等会集香港，即同乘加拿大邮轮赴沪[34]。
至此，在宁汉之间，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最终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35]。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北迁的目的地，由武汉转向南京。不过，所谓目的地，视为政治立场更为恰当。时事报道中的“迁宁”，应该是指政治立场，而非实际迁移地。
国民革命期间的宁、汉、沪、粤四方的关系格局，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北迁过程中得到具体反映。由于国民党派系斗争表面化，各教育行政委员不得不在政治立场上进行选择，遂分裂成粤、汉、宁、沪四支。汉方的陈公博、经亨颐和居于宁汉之间的甘乃光等3人，在教育行政委员会中的身份比较复杂，其态度取舍依据党派立场；许崇清、金曾澄和钟荣光，属于粤方，关注重点在于教育。至于其他委员，基本在沪宁之列。他们不仅在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北迁进程中充当要角，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教育行政的倚重力量。教育行政委员会在沪的人脉，主要是指上海教育委员会和中央(南京)教育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的人事。
上海教育委员会设置的初衷在于维持和整顿上海各大学，并非作为一个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北伐军攻下上海后，蒋介石不承认上海临时政府，组织上海临时政治会议为上海最高军政机关[36]。关于上海教育秩序，蔡元培提议由上海各大学主要负责人“维持各该大学现况，早日开学”[37]。
该提议虽然议决通过，但整顿和维持各大学的工作确实需要教育行政机关出面统筹。1927年4月14日，上海临时政治会议决定“推蔡元培、李石曾、张默君、王世杰、周览、胡明复、杨杏佛、朱经农、刘大白、周仁、姜琦十一人为教育委员会委员”，以蔡元培为主席，希望各委员“克日集议，进行办理”[38]。上海教育委员会的设立，旨在维持上海教育界秩序，所以用人方面主要依靠上海各大学校长及教育界名流。
4月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秘书处发出通知，当日组织各委员开会⑨。上海教育委员会“委员蔡元培、褚民谊、胡明复、姜伯韩、朱经农、周仁、刘大白诸委员先后到会，当推蔡元培主席，议决该会即日成立，并推定褚民谊、胡明复、姜伯韩、杨杏佛、朱经农五人为常务委员，开始办公。并议决其他案件多件”⑩。
上海教育委员会，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教育委员会，职权介于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之间，兼有原来江苏省教育会辅助地方教育行政的职能[39]。
由于南京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尚在筹备中，上海教育局也没有成立，上海教育委员会的权力实际超过章程所限定的范围。众委员在制订教育委员会组织章程的同时，选定上海陶尔斐斯路24号为办公地点[40]。
上海教育委员会与广州教育委员会的北迁发生关系，关键在于中央(南京)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的设立。金曾澄赴宁与蔡元培等人商议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北迁事宜，最后决定以上海为目的地，大概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上海教育委员会已经成立，兼有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职能，且运作已上轨道，可以接纳广州的北上人员。二是蔡元培的教育学术方略。蔡元培在1927年后的学术教育活动，有以上海作为基地的倾向。蔡元培等以为“上海为教育最发皇之区，且为便利指挥办事起见”，在上海委员会内设立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沪办事处[41]。
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的设立，改变了上海教育委员会的历史使命，使其成为连接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与南京教育行政委员会的纽带。6月4日，由粤北上的教育行政委员会一干人等至沪，即由上海各教育团体迎接，随即入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工作[42]。
上海教育委员会在党派纷争中因缘际会，吸纳广州教育委员会北迁的机构和人事，成为教育行政委员会汉、宁、粤、沪的重要一支。6月8日，蔡元培便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11)。李石曾在会上提议实行大学区制，经各委员议决通过[43]。大学区制是法国的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因此蔡元培等人遂仿法国设立大学院[44] (P177)。6月13日，蔡元培等教育行政委员提议设立大学院。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并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6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大学院组织法》也于6月27日决议通过，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45] (P56)。
大学院进入筹备阶段后，加之上海各学校已恢复正常秩序，南京国民政府拟设上海教育局，上海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自然应当撤销。7月2日，上海教育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时，有委员临时提议“讨论上海教育委员会的结束问题”。经讨论决定，该会于即日结束，职员办理移交，以一星期为限[46]。于是，原上海教育委员会职员基本用于教育局的人事安排，而常务委员和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则归并到筹备中的大学院。上海教育委员会常委、后任大学院普通教育行政处主任的朱经农回忆：“教育行政委员会于十六年七月归并大学院。”[47] (P254)大概即就此而言。
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正式成立，“所有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即行撤销”[48]。南京教育行政委员，能够将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宁、汉、沪、粤四个分支合流，并不是由于它在组织上更胜一筹，而是因为国民党各派系的分化整合，南京一方占据上风。政治天平的倾斜，为南京教育行政委员会在整合教育行政委员会各支力量过程中增加了砝码。
教育行政夹在政争中间，总揽全局者在人事上既注意平衡各方关系，又有所倚重。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教育行政倚重上海方面机构与人事，努力吸引原教育行政委员会人事与制度。然而，平衡与倚重之间的尺度较难把握。由于宁汉对峙，在汉的原教育行政委员经亨颐没能进入南京中央教育行政之中。1928年，经亨颐领衔要求废大学院，改设教育部，矛头对准蔡元培等人，与此不无关系。对于粤方来说，1927年6月，许崇清在《关于岭南大学事件》中提到“沪宁各要人”[6] (P428)，难掩弦外之音，矛头所向正是教育行政委员会倚重沪宁的格局。以暨南大学校长进入大学委员会的郑洪年向胡适透露大学院的暗潮：“当政府在广东时，仅有教育行政委员会，其中主要人物现在都不得意而去，存者仅有湘帆(金曾澄)，初为秘书长，今杏佛作(大学院)副院长，便作他的上司了。故他不甘郁郁久居此。”[49] (P118)许崇清、金曾澄等人失势，意味着平衡被打破，直接关系到大学院的存废，影响深远。
北伐期间，由于党派纷争，国民党各派系分别组织不同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以成立中央机构的形式，招揽力量来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教育行政委员会不得不在政治立场和归属上有所抉择。因此，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北迁的过程中，由于政争的反复而分裂成宁、汉、沪、粤数个分支。这正是当时错综纷繁政情的具体反映。考察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北迁过程分化整合的史实，在厘清国民政府中央教育制度脉络的同时，凸显出北伐前后国民政府派系纷争与政局演变的复杂进程。
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负责中央教育行政者，一方面要谋求教育的统筹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在变幻的形势中做出立场的抉择。如何平衡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争取有利于实施其教育主张和理念的政治归属，对负责中央教育行政的那批教育家来说，无疑是一极大考验。
注释：
①民国时期，何炳松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庄俞、贺圣鼐主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一文较早注意使用报刊史料，且以当时人述当时事，所述史实亦有史料的价值。近年来，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在学制、思想、管理等篇都涉及到教育行政委员会。
②《设置教育行政委员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9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3号，第7页。刘寿林、万仁允、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9页，列5人为陈公博、甘乃光、许崇智、金曾澄、钟荣光。其中许崇智盖为许崇清之误。
③参见袁征：《1924～1927年广东教育的基本制度与史实》，《学术研究》2001年第5期。广东省教育会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兼任，金氏为教育会实际负责人。
④2月19日，陈公博辞广东大学校长照准，国民政府任命褚民谊署理校长职，特派褚民谊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4号，第10～11页；《广大校长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0日。
⑤《教育行政委员昨日就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日。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编印：《钟荣光先生传》，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1996年印，第71～79页。
⑥据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1927年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时经亨颐均出席会议。
⑦见《中央政治会议第76次会议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当时汪精卫已抵武汉，并未就任教育行政委员。
⑧根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七年一至六月份》(中华民国史科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779页材料记载，该材料记为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和甘乃光，与事实不合。实是金曾澄赴宁谈判，蔡等才召开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商议事务。教育行政委员会原来只有两位常委，金曾澄即是其中之一。出现这种变动，大概是因为蔡元培和李石曾均是教育界元老，又不能不添设原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故增为3人。褚民谊先于金曾澄赴宁，金曾澄自然避席。
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即上海临时政治会议，1927年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成立后，即将上海临时政治会议改名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
⑩《(上海)教育委员会昨日成立》，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4日。关于常务委员的人选，有褚民谊、姜琦、朱经农3人之说。见《(上海)教育委员会明日开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1日。《(上海)教育委员会昨讯》，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11)蔡元培日记1927年6月8日，见《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289页。许崇清等人原来计划：“抵沪后，即召集全国教育行政大会，讨论教育行政方针。许委员崇清，因在省任教育厅长，策划实施教育行政进行，俟全国教育行政大会开会时，即赶程赴沪参加，将所创制之教育行政方针，提出大会加以说明，讨论施行，使全国实现党化教育。”此次会议，许崇清并未参加，直至192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时，许才北上 见《教育行政会定期迁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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