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一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一百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现代的杜甫研究，应该从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算起，迄今已百年有余。百年杜甫研究，可谓风风雨雨，坎坷不平。2012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系列活动。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皇皇12巨册的《杜甫全集校注》。此书问世，可谓杜诗学史上的百年盛事，令人振奋。今年又恰逢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成立与创刊35周年，因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百年以来的杜甫研究做一个梳理和总结。这种梳理与总结，既是对杜甫的一种尊崇，也是对长期默默支持《杜甫研究学刊》同仁们诚挚敬意的一种表达。 行文之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新世纪杜甫研究做过系统梳理和讨论的文章主要有焦裕银、郑庆笃、张忠纲和冯建国的《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文史哲》三期连载)、祁和晖和濮禾章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情况述略》(《杜甫研究学刊》)、段海蓉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林继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王辉斌和王丽娟的《杜甫研究五十年》(《贵阳金筑大学学报》)、吴中胜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例》(《杜甫研究学刊》)、张忠纲和赵睿才的《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史哲》)、杜晓勤的《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节选自《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等，上述诸文，或观点，或分期，大致相同，对本文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尤其是在数据统计和书目援引时，本文主要以郑庆笃等编的《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以及张忠纲等编的《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诸书为据。笔者在此特予以说明，并向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本文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地区，而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 不管是什么文学，什么研究，它都必然植根于现实社会当中，杜甫研究亦是如此。百年杜甫研究与中国政治形势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以时间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阶段为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三阶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三部分。 一、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以民主观、科学观的现代视野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一时之新风气，杜甫研究亦包括在内。民国时期第一位关注杜甫的是谢无量先生，他的《中国六大文豪》于1916年1月由中华书局首印出版，书中列举了屈原、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韩愈六位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此书第五编为“杜甫研究”，对杜甫的生平、诗歌作品以及李杜比较均有涉及。该书很受读者欢迎，在出版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印刷了四次。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在延续晚清考证、校勘、笺注与诗学研究的同时，开始出现新的气象。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梁启超刊载于1922年5月28日《晨报》上的《情圣杜甫》，此文是梁启超当时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稿，梁启超首以人文情怀和真、善、美的标准来评价杜甫，称杜甫为“情圣”，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继梁公后，这种旨在还原杜甫真性情和本来面目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又以胡适和苏雪林等为代表。与此同时，杜甫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特点，即有学者开始关注杜甫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与地域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近20篇。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共160余篇，两者相较，20亦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几乎占了民国时期杜甫研究论文总量的八分之一。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实不然，在民国早期这类研究就已然有之，中后期就更多了，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是老派与新派并存，传统与现代兼融。民国凡三十八年，本文把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从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期则从193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两期的杜甫研究均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民国前期杜甫研究 民国前期(1912-1937)二十五年间，发表杜甫研究相关论文有30余篇，出版专著20余种。杜甫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杜诗艺术和杜甫生平研究两方面，研究方法则以传统的校勘、笺注、考辨、系年为主。杜甫地域文化研究在这个时期亦开始出现，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引人注目是梁启超《情圣杜甫》一文的发表，开启了以现代科学与民主主义思想来关注和研究杜甫的新风气。 这个时期以研究杜诗为多，杜甫生平思想研究相对要少些。论文中涉及杜甫其人研究的仅5篇，有闻一多的《杜甫》、定翔的《李白与杜甫》、佚名的《诗人与词人：杜甫与李白》等。20余种专著中，有6种关涉杜甫生平研究，如汪静之的《李杜研究》、顾彭年的《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等。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彭年《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一书值得注意，据题目，可知此书具有强烈时代色彩。民国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加诸1931年的“9.18”事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过着极不稳定的困苦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此书为发端，关注杜甫战争思想的研究文章开始多了起来。涉及杜诗研究的论文以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常工的《弥尔顿与杜甫》、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等为代表。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其实大都属于比较研究，这种跨时代、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对我们以多视角、多维度来认识和理解杜甫与杜诗是非常有益的。民国前期关注杜甫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不多，以陈鸣西的《杜甫地图十幅》和鞠清远的《杜甫在夔州的瀼西与东屯庄》两文为代表，有学者把这类研究归到杜甫的行踪遗迹类，这也是可以的。行踪遗迹研究和杜甫地域文化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在某种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专文讨论杜甫文论观的文章，如段熙仲的《杜诗中的文学批评》、郭绍虞的《〈戏为六绝句〉集解》、罗庸的《少陵诗论》等，这些研究说明在杜诗研究中已经从文本研究上升到了理论批评研究，晚期程千帆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均属此类研究。专著研究中，则多为选诗和分类研究两种。选诗研究以吴闿生选《杜诗》为最好，此本首载年谱，所选杜诗不分卷。熊希龄的《精选杜诗》则为近代杜诗研究中较早的一本通俗读物，对普及杜甫文化、杜诗艺术是很有好处的。此书于1921年首印后，1930年又再次印刷，可见在当时很有市场。承宋代门类研究的流风余绪，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虞铭新的《杜韩五言古诗类纂》，此书分类凡十一种，其《自序》云：“读其目，直《文选》耳，而编以诗，学诗者可以知所变焉。”①周采泉先生对此书亦赞赏有加。 在研究方法上，这个时期以传统的校勘、编年和笺注等为主。如黄景仁的《朱竹垞先生批杜诗》、傅增湘的《校宋残本〈草堂诗笺〉跋》、巩固的《杜工部年表及杜诗年表》、梁廷灿的《杜工部年谱十二种考略》、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汇笺》和吴鼎南的《工部浣花草堂考》等，或考、或校、或笺等等，不一而足。《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尤值得关注，傅璇琮先生在《〈唐诗杂论〉导读》中对其评价甚高，说它开拓和创新了中国年谱学和人物历史的研究。在整个杜甫研究中，甚而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方法都一直存在，并在不同的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胡适)，则把杜甫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变迁中，认为杜诗是那个动乱社会的产物，那个社会是杜诗产生的土壤，杜甫的诗歌表现离乱人生，反映社会现实，杜甫是那个时代的诗人。《白话文学史》还谈到了杜甫诙谐风趣的性格，这是较少有人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过这个观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遭到一些人的否定和批判。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和吴经熊的《杜甫论》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论来分析杜甫的诗歌艺术，认为杜诗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现实性。 总的来说，民国初期的杜甫研究，还是以老派研究为主。而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研究只是开了个头，还没有形成气候。在研究内容和对象上亦是继续以往，虽有个别研究开始关注杜甫与地域文化，杜甫文论观，以及跨文化、跨时代的杜甫比较研究等，但这些研究真正开始成为杜甫研究中的热点，并被广大学者关注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二)民国后期杜甫研究 民国后期(1937-1949)发表杜甫研究相关论文约130余篇，专著5种。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以杜甫生平思想为研究内容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而专文研究杜诗艺术的则明显下降。 杜甫研究与政治形势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都参与到了救国救民的抗日活动中。这个时候，民族情感空前高涨，抵御外侮、兴我中华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杜甫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大一统观念等与这个时代正好契合呼应，把杜甫研究纳入到时代大环境中来讨论，是民国后期杜甫研究的最显著特点。这个时期专文讨论杜甫与时代、杜甫战争观、杜甫民族观、杜甫爱国思想的文章，呈雨后春笋态势纷纷多了起来。这类作品以一鸣的《杜甫反战诗歌的研讨》、许惕生的《反战文学》、易君左的《杜甫的时代精神》、杜若莲的《民族诗人杜少陵及其生平》、冯至的《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以及申如的《杜甫的战争诗歌》等等为代表。身处战乱中的冯至在《杜甫与我们的时代》中对杜甫的“三吏”“三别”感同身受，他认为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他的诗歌真实反映了战乱中人民的痛苦生活。1940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了易君左的《杜甫传》，此书则重在分析和讨论了杜甫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这个时期专文讨论杜甫儒家思想的文章亦不少，因政治与时代的需要和召唤，这类文章多从杜甫的君臣观、稷契志与民胞物与的情怀去讨论和分析。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应该说，这类文章都是在国家不幸、民族灾难深重时创作和产生的，杜甫的作品是这样，上述诸家的文章亦是这样。所以，每逢家国离乱沧桑时，历代的志士仁人总会把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向杜甫，在杜甫那里，他们总能找到寄托与慰藉。另外，较之前期，杜甫地域文化研究文章数量明显增加，其中又以杜甫与蜀地文化研究成果为多，如易君左的《杜甫居蜀》、贺昌群的《记杜少陵浪迹西川》、朱偰的《杜少陵在蜀之流寓》、杜呈祥的《关于杜甫在蜀流寓一文的商榷》、郭祝崧的《杜工部浣花草堂生活》、银化愚的《杜子美流寓成都的生活》《杜少陵在梓阆间的生活》等等。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迫携家小流寓西南，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正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民生活的写照和缩影。这个时候的杜甫地域文化研究与时代相结合，深刻真实地反映和表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和苦痛。与此同时，李杜比较研究中出现较为一致的“扬杜抑李”的现象，这种不约而同的“一致”，是因为人们看到了较之李白的诗歌，杜诗更多地体现了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感，这类诗歌对于身处战乱时代的人们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民国晚期杜甫研究的主要成就还表现在对文献版本的整理和研究上，以洪业的《杜诗引得》和程千帆的《杜诗伪书考》二书为主要标志。《杜诗引得》由燕京大学引得校印所于1940年首印，后台湾与上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分别重印。此书序文长达万字，是一篇关于杜集版本源流、考证、评介的简明杜诗学文献史，其中许多观点和论断业已成为当今学界定论，被诸家屡屡称引，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程千帆的《杜诗伪书考》对历代杜集注本伪书的形成、流布、弊端等均有详细考辨和说明，极有发明和见地。 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中，有一件事情应该特别值得关注。据焦裕银《杜甫研究综述(1911-1949)》文可知②，1946年11月，《解放日报》刊登了焕南《案头杂记》和钱来苏《关于杜甫》两篇文章。《案头杂记》还转引了胡乔木关于纪念杜甫的指示信，③并介绍了解放区的杜公祠等纪念地，及相关纪念活动等。《关于杜甫》则对杜甫和纪念杜甫的现实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二文是目前关于解放区纪念杜甫的最早史料文献，特别珍贵，从中亦可看出解放区对杜甫的重视。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虽有罗振玉、梁启超、章太炎、梁实秋、闻一多、翦伯赞、冯至等名家撰写了相关杜甫研究的文章，从研究成果，研究力量，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等来看，与建国后蓬勃生气的杜甫研究相比，都显得要单薄得多。这个时候，全国没有一家杜甫研究会，没有专门的杜甫研究刊物，研究成果与建国后六十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④但是，其发端意义却不可小觑。尤其是首次以现代民主科学文艺观来关照和研究杜甫，使得杜甫的形象更为真实，更为丰满。当然，因时代使然，战火纷飞的年代，杜甫研究亦被染上了硝烟味。这也正好说明了无论是我们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即或是看起来似乎有些脱离现实的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也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 二、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成为分析和评判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反映在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中，就是围绕着杜甫的政治性、人民性、现实性等命题，展开讨论。期间，发表相关研究论文1100余篇，专著近70种。较之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继续向前，虽然前进的道路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以1962年杜甫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为分水岭，前后的杜甫研究总体来说，都不太令人满意。尤其是1962年以后的杜甫研究，因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和影响，几乎完全处于一种停滞状态。1962年以前的杜甫研究，因五十年代后期极左思潮的泛滥，亦受到波及。这些时候的杜甫研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显得死气沉沉，惟阶级论的研究方法使杜甫研究陷入了教条化和简单化的僵硬局面。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同年杜甫亦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杜甫的同时，北京也隆重召开了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大会。大会开幕式上，郭沫若作了题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讲话，冯至则作了《纪念伟大诗人杜甫》的主题发言。这次会议，给予了杜甫极高的评价和肯定，掀起了建国后杜甫研究的第一次热潮，杜甫研究成为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仅这一年，全国发表相关杜甫研究文章就超过300篇，占了当年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半，⑤多出民国三十八年所有杜甫研究成果总和的一倍之多。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虽然总的来说是一路向上，但走着的却是一条崎岖道路。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杜甫研究秉承民国研究余绪，开始步入正轨，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冯至的《杜甫传》为重要代表。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杜甫研究专著。但是随着五十年代末期中国浪漫主义政治的抬头，极左思潮的出现给杜甫研究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个时候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并不多见。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左的思潮慢慢隐退，加之杜甫在1962年又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研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但好景不长，1966年马上又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在那样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哪还有什么心思来进行学术研究。十年当中，整个中国除了香港和台湾还在继续研究杜甫外，大陆地区的所有研究工作几乎都停了下来，期间因配合政治运动需要，也零星刊发了一些文章，甚至专著，但其学术价值和水平亦可想见。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清算和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各种谬论和错误观点。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结束了杜甫研究中的各种乱象，李、杜研究，也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沿。这个时期，杜甫的生平、思想、行踪、交友，杜诗的创作手法、风格特征、修辞艺术、分体分类等，无一不被涉及和关注，且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令人鼓舞。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我们拟分三个时段来叙述，即：建国十七年的杜甫研究、“文革”时期的杜甫研究、“文革”结束后的三年杜甫研究。 (一)建国十七年的杜甫研究 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围绕着杜甫的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等问题作了很多的探讨和分析。认为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政治诗人，其诗歌的艺术创作手法和风格都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最高峰。此时的杜甫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的扈从，但对杜甫的评价毕竟还是正面的。在研究中虽然受苏联模式影响，存在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但其成绩是不容抹煞的。 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文章是冯至的《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杜甫》，第一部杜甫研究专著是冯至的《杜甫传》。《杜甫传》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运用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成果。该书曾在《新观察》上连载，后来作者又进行了一些完善与补充，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于1954年、1980年、1999年再版，现海外有多种译本流传，影响很大。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傅庚生的《杜甫诗论》和萧涤非的《杜甫研究》等。《杜甫诗论》被认为是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比较早的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杜甫诗歌创作成就的专著”。书中部分观点，在今天看起来虽值得商榷，但许多见解仍有可取之处。《杜甫研究》则分为上、下卷，上卷和下卷分别在1956年、1957年先后出版过，后于1959年又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上卷主要是关于杜甫其人的研究，下卷则选注了260余首杜诗，此书“代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杜甫研究的水平”⑥，在今天它仍然是杜甫研究者的必备之书。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复强调杜甫的人民性和现实性。萧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提出“人民诗人”的观点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一时间，杜甫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以论证杜甫为人民诗人为最高的研究之风，并迅速席卷了整个杜甫研究领域。这个时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两部高等院校教材，均开辟专章、专节来讨论杜甫和杜诗。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杜甫一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歌颂人民”“赞美人民”，他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使“中国古典诗歌走向人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亦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它同情人民、热爱祖国，同时憎恨统治者一切的残暴罪恶行为。这些论著都力图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探究和分析杜甫与杜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六十年代，高唱杜甫的人民性，赞美杜诗的现实性，重视和阐释杜甫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时期见诸各类报刊杂志的各种论文，亦大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阐释和生发，如夏承焘的《读〈爱国诗人杜甫传〉》、刘大杰的《人民诗人杜甫》、谭丕谟的《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刘绍亭的《〈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读后》、刘永年的《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看杜甫的基本政治态度》等。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也染上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全民进入了“大跃进”时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1958年3月，毛泽东到四川视察工作，并参观了成都杜甫草堂，他对草堂里面的杜甫塑像和碑刻诗文都很感兴趣，老人家还向杜甫草堂借阅了馆藏杜集。毛泽东认为，杜诗是政治诗。主席的观点，很快就成为了杜甫研究中的最高指导思想，之后所有相关的论著，无不坚定贯彻主席的这一思想。这个时期出版的各种杜甫研究专著，发表的各种报刊论文，包括二部《中国文学史》都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阐释和演绎了杜诗的“政治性”。这个时候杜甫研究的主调就是：杜甫是伟大的政治诗人，杜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专门针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杜甫性格具有诙谐风趣的滑稽特点的批判文章。五十年末期的杜甫研究大多脱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成为政治附属物。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有所收敛，此时的杜甫研究开始更多的关注诗歌本身的文学特征和艺术特色，对杜甫其人的研究亦不再仅仅局限于从政治的角度和眼光去解读，对杜甫的评价和认识较之以往，更为公允客观。 1962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后，也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聚焦点。与此同时，成都杜甫草堂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瞩目，仅关于成都杜甫草堂介绍和研究的文章就有40余篇，或介绍，或缅怀，或游览等，譬如钟树梁的《杜甫草堂》、杨平的《献给诗圣——雨中访杜甫草堂》、知渐的《重游杜甫草堂》、吴寿松的《游杜甫草堂》、刘开扬的《人日游杜甫草堂》、黑瑛的《万里桥西一草堂——访成都杜甫故居》等等。 (二)“文革”时期的杜甫研究 杜甫研究在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不久，就直接进入了冰寒季节。“文革”十年期间，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发表杜甫研究论文共150余篇，论著20余部。其中：大陆论文仅18篇；专著仅1部。只有香港和台湾的杜甫研究沿着正常轨道继续向前，其中亦产生了许多的名篇佳构。大陆地区的杜甫研究从1966年到1972年七年之间，无一篇关于杜甫研究的文章出现。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一文介绍，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江青在审查国产影片时，对1962年拍摄的纪录片《诗人杜甫》非常不满，认为冯至等人影射现实，攻击社会主义，并说毛主席不喜欢杜甫。杜甫很快就被扫地出门了。⑦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十年之中出版的唯一一部杜甫研究专著，此书一出，反响巨大。书中一反郭沫若1962年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立场，认为杜甫实际是为地主统治阶级服务的。在解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说：“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⑧这样的观点和论调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随处可见。很明显，此书是在有意的“扬李抑杜”，是在曲意迎合。作为当时杜甫研究中的唯一一部研究著作，虽有其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书中对杜甫与杜诗的评价，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主观性太强，有些看法和论断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学者们虽对该书的学术观点持怀疑态度，心中不满，但囿于当时政治环境，无人站出来回应，从而形成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奇怪现象。由此亦可见，当时的思想禁锢和意识形态管控之严，之深。1975年，中国大陆地区又掀起了“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1976年再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对杜甫与杜诗的评价也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奇谈怪论，该书把杜甫研究纳入儒法斗争模式中，认为法家优于一切，全篇贯穿的都是非儒思想。与此同时，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对杜甫是儒家诗人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认为杜甫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中具有积极的法家思想基础，杜甫应该是法家诗人，而非儒家。围绕着杜甫到底是法家还是儒家的这个问题，杜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讨论。当时，大多数学者或许已断学术研究之心，没有心思再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这场由“四人帮”事先预设好的学术讨论，其基调也早已定好。这场讨论就本身而言，无甚学术价值可言，只不过是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和目的而已。期间发表的大多数论文，亦多是谈杜甫的政治问题、政治倾向，鲜有论及杜诗的艺术创作和文学特点，篇篇文章读之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令人不忍卒读。在那样一个疯狂动乱的年代，要想寻一方净土来安心学问，恐怕也是难事。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学以致用，这本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但“文革”十年的杜甫研究，其实用主义与功利目的已经膨胀到无视学术研究的基本的规律和特点，而直接把杜甫研究视为当时政治运动的一个部分。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准确的来讲，已经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了。 (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年杜甫研究 1977年到1979年三年期间，是杜甫研究的清算与复苏阶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对“文革”期间出现的各种谬论，进行清理和拨正。同时也沿着以往杜甫研究的路子，继续探讨。这些讨论虽未能超出建国十七年间杜甫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但一些大型研究项目的启动颇令人期待。譬如，《杜甫全集校注》的初期筹备组建工作，就始于此时。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出面来主持《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并在山东大学成立了校注小组，当时由萧涤非先生任主编，廖仲安先生任副主编。另外，这个时期有两部专著亦不得不提一下，一是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该书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甫《戏为六绝句》言简辞约，诸家注解歧义纷呈，为还杜诗本意，郭氏铺排众说，以杜论杜，使诸说不辨而自明。此书研究方法，对杜甫研究很具启发意义，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很难说没有受到此书的影响。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由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次年3月香港中华书局再版。徐氏认为历代研究杜诗者多，注杜者少，注中又尤少于杜诗语法与虚词用法的注本，这给准确理解杜诗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杜诗注解商榷》以其精辟准确的解释，纠正了历代注杜中存在的许多语法问题，赢得了学界的肯定和赞誉。“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三年期间，各报刊杂志发表杜甫研究论文有140余篇。1977年，十年浩劫刚一结束，《四川师院学报》(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就发表了《一篇包藏祸心的反党黑文——批判梁效炮制的〈杜甫的再评论〉》(成都杜甫草堂文物保管处大批判组)，与此同时《湖北文艺》亦刊载了闻始平的《揭露“四人帮”歪曲杜甫的罪恶阴谋》，以这两篇文章为发端，杜甫研究中涌现出了大批为杜甫“平反昭雪”的清算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梁效的《杜甫再评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三种上，以及“四人帮”横行时出现的种种奇谈怪论。譬如，牟世金的《斩断“四人帮”伸进文学史领域的黑手——评梁效〈杜甫再评论〉》、萧涤非的《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原则的罪行——评梁效的〈杜甫再评论〉》、陆侃如的《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徐中玉的《能够这样评价杜甫么——评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萧涤非的《关于〈李白与杜甫〉》等等。与此同时，关于杜甫思想、创作手法、艺术特点、杜诗文献研究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譬如，罗宗强的《浑涵汪茫，兼收并蓄——杜甫文学思想隐议》、吴小如的《略论杜诗的用事——读杜札记》、邓绍基的《读杜随笔(十二篇)》，以及李一氓连续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四篇关于杜诗文献的文章《〈击楫题跋〉选录》(一、二、三、四)等等。这些研究中，虽然还有些文章未尽脱政治腔调和说教模式，但较之以往，在研究的深度和研究的方式与方法上，更为深入和多样。 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因受意识形态影响严重，大多研究成果都富有强烈时代色彩。与此同时，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在这个时期却取得了显著成绩。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出版的《杜少陵诗集详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1957年分别影印的《杜工部诗集》和《宋本杜工部集》，中华书局于1958年出版的《钱注杜诗》(钱谦益)，1961年出版的《读杜心解》(浦起龙)，1962年出版的《杜诗镜铨》(杨伦)和《读杜诗说》(施鸿保)，1963年出版的《杜臆》(王嗣奭)以及1964年出版的《杜甫资料汇编(唐宋部分)》(华文轩)等。另外还有西安文史馆于1954年油印的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选辑、周君南编的《杜甫在长安时期的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由四川省文史馆编的《杜甫年谱》，⑨中华书局则分别于1962年12月、1963年2月、1963年9月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的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等，这些杜诗文献的出版和整理研究工作，为后来的杜甫研究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和帮助。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杜诗文献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台湾大通书局于1974年影印出版了由黄永武主编的《杜诗丛刊》，凡三十五种，均为历代杜诗笺释评注本，其中多为罕见珍贵的孤本、善本、稿本等。《丛刊》的出版，对保存和传承杜诗文献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为推进杜甫研究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丛刊》所附“索引”，亦甚便查检。 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起起伏伏，甚为坎坷。五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末期三阶段的杜甫研究，以六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成就为最高；五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多为杜诗赏析类，深度与创新稍显不够；七十年代末期杜甫研究则较多纠缠于历史问题，属于清算阶段。无论如何，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与共和国一起虽历经风雨，但仍然在曲折中向前。为迎接杜甫研究的下一个春天，亦做了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三、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研究 真正迎来杜甫研究的春天，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从1980年到现在，杜甫研究又经过了三十多年。处于世纪之交的杜甫研究，其间经历了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变迁与转换，思维更为活跃，方法更加多样，视角更加丰富，并从不同层面集中讨论了许多新的问题，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活动。这时期的杜甫研究不再局限于杜诗文本的研究，而对杜甫的家世谱系、交游行迹、相关典章制度等外围研究多了起来。同时从宏观的层面来关注杜甫研究的成果显著增多，其中尤以“杜诗学”史的研究最为明显。这个时期，许多杜甫研究的学术团体、杂志开始成立和创刊。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发表杜甫研究相关论文近6000篇，出版专著400余种，比前面任何时期的研究成果都要多得多。从1980年到2014年期间，举办了各种学术会议30余次，纪念活动10多次。创办杜甫研究刊物3种，其中1种为海内外公开发行期刊。八十年代初期，在胡乔木的指示下，成都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杜甫研究学会。其后，1994年10月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1999年6月夔州杜甫研究会成立，2006年8月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2010年3月河南省杜甫研究会成立。至此，目前全国成立杜甫研究会共有5家。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共同创办的《杜甫研究学刊》(原名《草堂》)成为改革开放后展示杜甫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平台。迄今为止，已发行124期，发表杜甫研究论文近2000篇，1000余万字。夔州杜甫研究会亦有自己的会刊《秋兴》，以专门登载杜甫相关研究文章为务，到现在为止已发表杜甫研究文章300多篇，20余期。河南省杜甫研究会亦办有杂志《杜甫》。四川省杜甫学会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在海内外举办杜甫学术研讨会已有18次，杜甫诞生周年大型纪念会议4次。中国杜甫研究会也举办杜甫学术会6次，天水杜甫研究会举办杜甫学术会8次，夔州杜甫研究会举办3次。这个时期的杜诗文献研究整理成果卓著，令人瞩目。2014年1月，《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代表了中国古代作家别集整理研究的最高成就。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后，杜甫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它的最好的历史时期。周采泉的《杜集书录》，郑庆笃、焦裕银等的《杜集书目提要》，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张忠纲、赵睿才等的《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等，这些成果把杜甫文献研究整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这个时期对杜甫的研究和关注，超出了任何一位古代作家。区域研究、现地研究、文化研究成为这个时期的研究热点。研究队伍在这个时候也逐渐壮大，仅据《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来看，就有数百人，云集了几代学人。年轻作者们，几乎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对杜甫研究都有自己较深的独特体会与理解。这个时期，与域外杜甫研究有了较多的交流与互动。2011年10月，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就在韩国大邱举办。2014年7月，韩国汉学会与四川省杜甫学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就“东亚视野中的杜甫诗学”为题召开了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成都杜甫草堂与海内外著名语言学家就“唐诗语言艺术与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学术座谈。这些活动对推动杜甫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和宣传作用。 总的来说，八十年代后的杜甫研究从各个方面全面推进，使世纪之交的杜甫研究呈现出了百花齐放、万花争艳的热烈绚烂场面。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可分为二十世纪末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两个阶段。 (一)二十世纪末期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纪末期的杜甫研究指的是1980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这段时期的杜甫研究具有复兴、承上、启下的意义，有梁津作用。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口号的及时提出，这无疑给杜甫研究领域吹响了振奋人心的号角，许多因时代因素而抑郁不得发的学者们，在这个时候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来开始撰写文章，以一吐为快。仅1980年1年的时间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近150篇，出版专著10余种。据笔者粗略统计，二十世纪末期全国刊发杜甫研究相关文章约3000多篇，发表专著100余种。这些成果，在继续回应以往杜甫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亦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发现，诸如杜甫家世谱系，杜甫辞官与罢官、杜甫复杂的思想、建构“杜诗学”体系等等问题。二十世纪末期，杜甫研究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交流活动踊跃。这个时期有3家杜甫研究会成立，其中以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时间为最早，影响最大，举办学术活动亦最为频繁，并办有杜甫研究专门刊物。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级别为最高，学会领导和理事均由全国各地的研杜名家担任。夔州杜甫研究会成立于九十年代末期，虽面临研究队伍匮乏，资金困难等问题⑩，但他们仍然坚持举办学术会议和会刊《秋兴》杂志，特别令人感动。不过目前重庆方面对重建夔州杜甫草堂非常重视，据说现在已经在论证与规划当中了。恢复、重建、维修在文革时期被损毁的杜甫遗迹和遗物，在二十世纪末期被提到了各个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杜甫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和士人精神的杰出代表，弘扬杜甫精神和研究杜诗艺术，是各界有识之士和地方政府的共识与愿望。 1980年12月3日，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号问世的前几天，冯至来到了成都杜甫草堂，与同年4月才成立的成都杜甫研究会(即今天的四川省杜甫学会)的同志们举行了座谈。会上，冯老说杜诗中描绘大自然的诗歌很少有人关注，被忽略了。他认为这些诗歌包含了很深的哲理，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冯老对建国时期的杜甫研究是不太满意的，他认为：“仅仅用现实主义来评价杜甫是不够的。我们要破除迷信，大胆探索。”(11)当时，与会的四川省杜甫学会首任会长缪钺先生也认为，“在‘四害’横行时，杜甫备受冤枉。”(12)并认为《李白与杜甫》造成对杜甫看法的思想混乱是不可低估的。这次座谈会，其实已经指出了今后杜甫研究的方向，一是在继续关注杜甫忧国忧民诗歌的同时，更要重视杜甫描写自然美的诗篇，要关注杜诗的艺术美；二是如何评价杜甫，这是一个关涉很广的话题，涉及到对“诗圣”“诗史”“忠君”“集大成”“李杜优劣论”等的再评价。冯至在《祝〈草堂〉创刊并致一点希望》中说，我们现在研究杜甫，应该有我们这个时代自己的看法，应该力求对杜甫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入的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关照杜甫，这既是冯老的希望，也是新时期对杜甫研究提出的要求，更是《草堂》(《杜甫研究学刊》)办刊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标。 1.八十年代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纪末期的杜甫研究，前十年(1980-1990)在继续“拨乱反正”的同时，在普及杜诗如鉴赏、选注、导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与此同时，为了使人们能更全面真实地认识和了解杜甫，这个时期推出了好几种杜甫传。其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杜甫叙论》(朱东润)、《杜甫评传》(陈贻焮)二书影响最大。李杜比较是杜甫研究中的不老话题，八十年代初期，大概是杜诗学史上有关李杜比较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四川省杜甫学会首届年会收到关于李杜评价的文章，就占了会议论文的三分之一。这类研究以罗宗强的《李杜论略》为最高成就代表。四川省杜甫学会于1980年4月成立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杜甫学术会议，每次会议均确定一个专题。以专题的形式来集中研究杜甫，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中，有方向和引领作用。这个时期，报刊杂志和出版社所刊发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与专著，多与这些专题讨论有关。杜甫区域文化研究、杜甫文赋研究、杜甫题画诗研究等，在这个时候亦渐为学人们关注重视。杜集文献的整理研究亦在继续向前推进中。 八十年代初期，各种文化事业百废待兴，杜甫研究同样如此。这个时候的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杜甫文章多以赏析为主，且多集中在广为人知的几首名篇上，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壕吏》《登高》《望岳》《秋兴八首》等等。当时许多名家也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如马茂元的《杜诗〈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赏析》、廖仲安的《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吴小如的《诗词意札(三则)》、许永璋的《说杜诗〈望岳〉》、邓绍基的《读杜随笔》、萧涤非的《不要强杜以从我——三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等等，这类鉴赏文章多发表在《语文教学》(江西师院)、《中学语文教学》(北京师院)、《语文学习》(上海)等师范类院校创办的杂志上，这些文章在普及杜诗知识、弘扬杜甫精神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这个时期各大出版社亦及时地推出了一批与杜甫相关的通俗读物，其中以巴蜀书社推出的“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系列之一的《杜甫诗集导读》(刘开扬、刘新生著)最为简明扼要，适于初学者使用。为了使初学者能更好地阅读、学习杜诗，此书还特辟一章“怎样诵读和研究杜甫诗集”，尤为实用，备受读者好评。另外秦似选析的《杜甫诗歌赏析》注释详备，并附赏析，极适合青少年们学习阅读。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杜诗论稿》(李汝伦)则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通俗特色的专著。八十年代初期的杜诗普及与推广工作，在名家的参与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极具质量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诸本外，尚有陈香的《李白与杜甫》，燕白的《简论李白与杜甫》，金启华、陈美林编撰的《杜甫诗选析》等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儿童为主要阅读群，以故事的形式，对杜甫的一生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在行文中有意识地推出杜甫的名篇佳句，这种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是非常有卓见的。八十年代，各出版社密集地推出了各种杜甫传记。第一本杜甫传是李森南的《杜甫诗传》，该书由台北洪氏基金会出版，对杜甫的一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林玉瑛的《杜甫》则是这个时期的第二本杜甫传，由台北名人出版社1980年出版，为梁实秋主编《名人伟人传记全集》之一种，作者博采各家说法，较为客观地再现了杜甫的一生。曾枣庄的《杜甫在四川》则是选取杜甫流寓四川(今四川和重庆)十年间的生活与创作等事迹，进行叙述交代。该书以文献为据，重地域文化和作家心理等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和开拓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杜甫叙论》(朱东润)以时间为序，共十章，把杜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杜甫的生平事迹、思想变化、诗歌创作等进行了评介。该书资料充分，结论公允，对了解认识杜甫极具参考价值。八十年代以“杜甫评传”为题名的杜甫传记就有三种，分别为台北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评传》(陈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评传》(陈贻焮)、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评传》(金启华、胡问涛)。其中以陈贻焮的《杜甫评传》最为详赡、全面、完备，代表了二十世纪以来系列杜甫传中的最高研究成果。该传一百余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对明清以来所有杜甫研究的相关成果作了一次大清理，并澄清了杜甫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和疑惑，对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也作了分析和阐释。该传立体、完整地呈现和展示了杜甫的精神面貌和复杂性格，成为了当代研杜者们的必读书目。 八十年代，李杜比较研究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虽然这个时候的比较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李杜二人，但仍以李杜比较研究文章最多。这些文章大都从评价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入手，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譬如袁行霈的《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罗宗强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陈昌渠的《关于李杜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重读〈李白与杜甫〉》、张步云的《谈李杜优劣之争——兼谈对〈李白与杜甫〉的一点意见》、刘夜烽的《试谈〈李白与杜甫〉的评价问题》、陈介如的《〈李白与杜甫〉质疑与点滴》、张式铭的《关于李杜优劣论》等等。这个时期李杜比较研究成果专著主要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李杜论略》(罗宗强)、台湾凤凰城图书公司1980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陈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简论李白与杜甫》(燕白)以及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三大诗人新论》(黄国彬)等。其中罗宗强的《李杜论略》在各本中，更具理论系统性和整合性。该书在回顾和总结历史上李杜优劣诸说后，从李杜二人的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等几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了比较，认为李杜二人实乃并驾齐驱，不分轩轾。这个时候的李杜比较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再给李杜二人排座次，贴标签，而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来进行述评比较，而得出一个比较公允客观的结论。罗宗强的《李杜论略》就是这种研究趋势、研究特点的代表成果。与此同时，论及李杜二人友谊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这个时候的观点多以为二人友谊深厚，其间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认为李杜友谊实乃一般的泛泛之交而已，但这并不是主流。八十年代的杜甫研究，大多是在为杜甫正名，并努力发现和阐释杜甫的光辉与伟大。到了末期，杜甫崇高的圣者形象已经被固化，令人仰视而难以企及。这个时候，有几篇文章尤值得我们留意，如王许林的《论杜甫与“干谒”》、林继中的《杜甫早期干谒游宴诗试析》、范文质的《论杜甫羁旅长安十载的生活与创作》、跃进的《〈箧中集〉与杜甫》等，这些文章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杜甫早期干谒权贵之事作了客观公允的讨论和分析，这种讨论对全面了解和认识杜甫是有帮助的，也是必要的。只有了解了杜甫的这段经历，我们才能更加深刻体会他的悲辛和屈辱，才能做到了解之同情。也惟其如此，杜甫的形象才能丰满起来，才能活起来。 杜集文献的整理在这个时候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主要以郑庆笃、焦裕银等编著的《杜集书目提要》和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为代表。与此同时，成都杜甫草堂陆续推出了《杜甫纪念馆藏杜集目录》一、二、三、四、五期，引起广泛关注。陈尚君的《杜诗早期流传考》对宋人所见唐至宋初的各种杜集、手稿、碑刻、选本均作了详细考察，影响很大。《杜集书目提要》和《杜集书录》在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是被同时推出，二书在编撰的理念和方法上也几乎完全相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巧合。郑庆笃等编撰的《杜集书目提要》由齐鲁书社于1986年出版，该书收录杜集书目近900余种，以时代先后为序，先介绍著者生平，次介绍著作内容、体例、特点，次介绍版本与流布。《提要》最后附有《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目录(1909-1984)》，颇便检索，非常实用。仅隔数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周采泉先生的《杜集书录》，该书分“内编”“外编”两类，凡十六卷。“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外编”则以存目及参考资料为主。书目以著作时代为序，各书首列书名、下系卷数、著者小传，然后依次是“著录”“板本”“序跋”“编者按”四栏目。书后附录有四：“历代杜学作者姓氏选存”“近人杜学著作举要”“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与杜诗有重要论述著作简介”“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该书末尾还附有书名索引和姓名索引两种。《书录》收录书目约1200余种，具有重要参考和使用价值，是当今治杜者们的必备之书。《提要》与《书录》二书的出版，代表了二十世纪末杜集书目文献整理的最高成就。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好几种与地域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许应华的《杜甫夔州研究》，李谊的《杜甫草堂诗注》，黄素娥的《杜甫入夔以后的七律》，郑元准的《杜甫长安诗之研究》，李济阻、王德全、刘秉臣注析的《杜甫陇右诗注析》等等。这些研究开始注意到地域文化、地方风物、民俗民情以及作家的心理感受等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与作用。这类研究中，尤受人们关注且创获颇多的是杜甫的成都诗和夔州诗。研究表明，杜甫的成都诗尤为清新明丽和闲适写意；夔州诗则是他艺术创作达到巅峰状态下的作品，尤其是七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神妙地步。杜甫文赋历来较少有人注意，八十年代初期始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四川学者刘开扬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上，连续撰文以专题的形式对杜甫的文赋作了集中的探讨和分析，引起了学界广泛注意。当然，这个时期仍然还有学者以“两个主义”和“三个性质”的标准来研究杜甫与杜诗，虽然这种研究已成昨日黄花，不再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亦可见出建国三十年间杜甫研究的遗风与影响。 这个时期，有学者以随笔的形式来解读和研究杜甫，并形成了系列成果。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就是这样的一部论杜笔记，该书凡20余万字，收录文章103篇，分为一、二两辑。文中考释不乏新意与创见，值得重视。 2.九十年代的杜甫研究 一些在八十年代才提出来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渐已升温，如“杜诗学”体系的建构等。八十年代曾炽热一时的如“诗圣”“诗史”“忠君”“集大成”等论题，到了九十年代，有的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则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学术观念的更新，学术研究环境较之八十年代，更加开放宽松。杜甫研究的范围更加宽泛，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亦更为多样。人们在这个时候能较少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以前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公开辩论和商榷。这个时候，曾经的青年学者们开始逐渐成长为杜学研究领域里的骨干和中坚。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学者，尤其是那些正在就读的博士研究生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杜甫，这部分年轻的群体正是杜甫研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纷纷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初次的研杜心得和体会，其中不乏创见。这个时期见诸报刊杂志的杜甫研究相关论文1000多篇，出版专著近100种。研究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仅关于杜甫的思想，就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艺术思想、人性思想、政治思想、战争思想等等，论及诗歌体裁的就有七律、五律、排律，以及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和绝句等等，不一而足。 这个时期学术活动开展更为频繁，学术氛围异常活跃，老、中、青三代学术梯队业已形成。四川省杜甫学会在1992年的2月和4月，分别在成都、河南两地隆重举办了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大会和杜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均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为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杜甫研究学刊》在1992年以“专号”和“专栏”的形式，刊发纪念文章近80篇，其中汇聚了如王运熙、王利器、冯汉镛、金启华、廖仲安、屈守元、刘开扬、邝健行、张忠纲、张志烈、祁和晖、吴明贤、邓小军、莫砺锋、胡可先、刘明华、詹杭伦、徐希平、黄玉顺、蔡锦芳等几代学人的文章，内容广泛，题材多样，视角新颖，方法纯熟，可谓盛况。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杜甫研究学刊》还在1990年、1991年分别举办了“四川省杜甫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暨第六届年会”和“《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十周年作者座谈会”等活动。1994年成立的中国杜甫研究会，先后在河南巩县、甘肃天水、湖北襄樊等地连续召开了三届杜甫学术年会，汇集了海内外学者数百人，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可谓是“命题集中，亮点突出”，集中展示了当时最新的杜甫研究成果。夔州杜甫研究会于1999年成立的同时，还创办了专门研究杜甫的《秋兴》杂志。九十年代，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杜集版本展”“杜甫诗意画与书法展”等活动，并与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学术团体进行学术交流，1992年恢复“人日游草堂”(源于杜甫与高适友谊)活动并成功申遗，同时还编撰了“杜甫草堂历史文化丛书”十一种等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相关杜甫纪念地，如四川的丹棱大雅堂(宋曾刻黄庭坚书杜甫两川、夔峡诗诗碑300余方)、梓州杜甫草堂、河南巩县杜甫故里、湖南耒阳杜甫墓祠等，在这个时候亦拟维修与重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杜甫文化、杜甫研究在此时已成为了一种气候，一股热潮。无论是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方面，还是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弘扬杜甫精神，研究杜甫文化都已经具有了当下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的杜甫研究，应多关注杜诗的自然美和艺术美，这是冯至在《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号上提出的希望。而这个希望真正被践以行之的是在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时候关注杜诗艺术，论述杜诗风格和艺术手法，成为杜甫研究的中的主流。如文自成、范文质的《诗圣的写作艺术》、刘明华的《杜甫的修辞艺术》、朱梅韶的《杜甫七律诗句中的“虚词”运用之探究》、吴梅芬的《杜甫晚年七律作品语言风格之研究》、张经宏的《杜甫七律与李商隐七律之比较研究》、候孝琼的《少陵律法通论》等等。这些研究中，多为杜甫律诗创作专论。杜甫的律诗是唐人中写得最好的，尤其是到了居夔期间，其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若要讨论杜诗的艺术美，通过分析其夔州诗歌尤能说明之。叶嘉莹在《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中认为杜甫晚年的夔州诗已臻于化境，表现在格律内是腾挪跳跃，格律外则是横放杰出，并认为七律在所有诗体中最具艺术性。(13)侯孝琼的《少陵律法通论》系统的讨论了杜甫律诗的创作艺术手法，凡五篇。该书特别突出了杜甫在创作中的推陈出新，启示学人要师古而不泥古。这个时期专文讨论杜律文章很多，且多有创见，如苏为群的《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赵谦的《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孙琴安的《关于杜甫五律诗的评价》、易伟的《谈杜甫格律诗对仗特点》、林继中的《杜律：生命的形式》等等。文自成、范文质的《诗圣的写作艺术》和刘明华的《杜诗的修辞艺术》二书则集中的讨论了杜诗的创作艺术与方法技巧。《诗圣的写作艺术》对杜诗的艺术美作了很好的诠释与分析。在“诗美特征”部分对杜诗的色彩美、凝炼美、含蓄美、曲折美、整体美等五美特征作了讨论。分类讨论杜诗艺术美的文章不少，但是像该书如此集中、全面地进行研究，在杜甫研究中则并不多见。《杜诗的修辞艺术》从题名即可看出，该书主要是讨论杜诗创作中的各类修辞艺术手法。全书凡十章，作者运用接受美学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杜诗创作的对仗、借对、互文、用典、拟人、夸张、对比、句法、构词、叠字等艺术修辞手法作了论析，该书新见迭出，极富特色。这个时候报刊杂志上专文讨论杜诗艺术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有影响的亦不少。 与此相应的是，这个时期的“忠君”说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诗史”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人们更加努力地发现“诗圣”的人文情怀和生活情趣。杜甫的“忠君”思想，经过历代的阐释与意义叠加，已经成为中国士人精神的体现和代表。在社会动荡、万方多难时期，全部杜诗几乎就是“忠君”思想的体现和外化，而杜甫的其他思想，则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和掩盖。九十年代，对杜诗的其他思想诸如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美学思想等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是继陈贻焮《杜甫评传》之后杜甫生平研究中的又一力作，该书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书中对杜甫的人生哲学、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等均作了述评，认为杜甫不仅是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这个时期讨论杜甫思想的文章特别多，如邓小军《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何根海《杜甫题画诗绘画美学思想刍探》、王抗敌《试论杜甫的遁世思想和道教、佛教思想》、钟来因的《再论杜甫与道教》、徐希平的《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讨论——兼与钟来因先生商榷》等等。以上可以看出，杜甫的思想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下，或这种思想多一点，或那种思想多一点，虽然贯穿其终身的是儒家思想。这个时候对“诗史”的界说和阐释不再局限于反映论和写实论，而是从更广袤的文化背景、叙事的艺术形式、主体的情感体验等方面对其进行重新界说和阐释，这种界说和解释是对传统“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超越和颠覆。邓小军的《杜甫诗史精神》认为“诗史”精神是：“诗人国身通一精神，良史实录精神，孔子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平等精神的集大成”(14)，认为杜甫“诗史”精神不是单一的所指，而是一个综合指向，它综合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各种优秀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谢思炜的《杜诗叙事艺术探微》、祁和晖的《诗圣诗史论》、许德楠的《论“诗史”的定位》、韩经太的《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见》等文章对“诗史”说给予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阐释，颇值得关注。同时，人们对“发现”杜甫生活情趣和可爱性情的一面亦特别有兴致。通过学人们的努力“发现”，这个时候的杜甫变得可亲可近，极富人情味。这类研究文章，有唐典伟的《试论杜甫的幽默情趣及文化意义》，赁常彬的《谐趣、欢趣、奇趣——杜诗与美育三题》，张应华、张兵《略论杜甫诗歌中的人情美》，黄维华《杜诗中的幽默意趣及其审美特征》，庾光蓉《论杜甫的爱情诗》，蓝旭《论杜甫诗中的自适主题》，吴明贤的《试论杜甫的“狂”》等等。另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乱世流萍——杜甫传》(邓红梅)，则着重探讨了杜甫的心路历程，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杜甫“神化”和“扁平化”的单一模式，使杜甫形象更为立体丰满。百年杜甫研究，“诗圣”历经沉浮，从“情圣”到“平民诗人”，到“人民诗人”，到“法家诗人”，甚而“地主诗人”。这个过程“不能不激起群体性的反思：这不仅仅是某些知识分子人格缺失的表现，更是学术之道的失落”。(15)杜甫在不同时期被冠以不同的大帽，这既是杜甫的无奈，亦是杜甫研究的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决定着学术，而不是学术决定时代”。(16)八十年代，“诗圣”荣耀回归；九十年代，“诗圣”更富人情味，变得可亲可爱。与此相应，这个时候人们更将“集大成”与“诗圣”联系起来合而论之，令人耳目一新。 九十年代，杜集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分别是钟夫、陶钧编的《杜诗五种索引》、张忠纲的《杜甫诗话校注五种》、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及王学泰点校的《杜工部集》等。《杜诗诗话校注五种》收宋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五卷)、宋蔡梦弼集录《杜工部草堂诗话》(二卷)、清刘凤诰撰《杜工部诗话》(五卷)、清潘德舆撰《养一斋李杜诗话》(三卷)和近人蒋瑞藻辑《续杜工部诗话》(二卷)五种。在此本基础上，张先生后来又新增《新编渔洋杜诗话》(六卷)，是为后来的《杜工部诗话校注六种》，兼具文献与学术价值。《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林继中先生的力作，凡百余万字，收杜诗一千四百余首，可谓卷帙浩繁。宋人赵次公的杜诗注是一部杜诗全注本，在宋时即享有盛誉，诸家杜诗集注多有引录。今仅存明清钞本，均残。林先生据数十种杜集本子，广辑杜诗，配以残本合而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实为不易。此本前面长达万字的“前言”，是对赵次公杜诗注的综合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2012年，此本经过林先生修订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另外，1999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张志烈主编的《杜诗全集今注》(2007年再版)，以简体横排的形式，参考各种本子，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对一千四百余首杜诗以“题解”“注释”的形式，进行了疏解，尤适合初学者使用。 二十世纪末的杜甫研究，在继承与扬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辟和引领了新世纪杜甫研究的范围和方向。许多传统的老话题在这个时候被重提，被解决，然后淡出视野；同时许多新的话题又被提出，关注和研究。世纪末的杜甫研究，是新世纪杜甫研究的蓄势和准备。 (二)新世纪的杜甫研究 二十一世纪初，有几件与杜甫相关的大事值得人们关注。一是杜甫诞生1300周年，二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三是“杜甫很忙”事件。这三件事情，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除了均与杜甫有关外。杜甫研究，杜甫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和体现。2012年，官方在隆重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同时，网络上“杜甫很忙”事件却甚嚣尘上，使“诗圣”光辉形象荡然不存。官方与民间对杜甫的理解和态度如此的不同，很值得人们思考。2014年，学术研究领域推出了一份厚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杜甫全集校注》，它的出版是百年杜甫研究的一个完美总结。同时，新世纪的杜甫研究，在普及与提高方面亦做了很多工作，并出版了许多专著，其中亦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开始总结过去杜甫研究中的得与失，希望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可资可鉴的经验和教训。建构“杜诗学”学科体系的呼声，始于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开始被学者关注，世纪之交，则成为了杜甫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研究遵循着它自身的内部规律向前发展推进，不因时代的变迁而立刻改变。新世纪的杜甫研究有因袭有继承，也有批判与扬弃。它既是上世纪杜甫研究的延续，同时在内容范围和方法理念上又有开拓与创新，而有别于以往的研究。关于杜诗中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风俗民情、唐代官制、女性形象等研究的文章更为丰富，运用统计学、心理学、田野调查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更为纯熟，分类研究、分体研究、意象研究、外围研究等更成系统。这个时候，研究队伍总体趋向呈年轻化特点，大批思想活跃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到研杜队伍中来，曾经的年轻学者在这个时候勇挑重担，成为杜甫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二十一世纪，杜甫研究地区分布明显。南方地区以成都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学刊》为据点，汇集了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一大批研杜学者，他们齐心合力协助四川省杜甫学会创办刊物，举办活动，开展研究，使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做得风生水起，极富特色。北方地区则以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为主要研究阵地。尤其是山东大学，近年来在张忠纲先生的带领下，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随着《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杜甫全集校注》等一批有分量的成果陆续面世，山东大学作为杜甫研究重镇的地位愈趋明显。另外，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前身为漳州师范学院)在杜甫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亦很突出。尤其是南京大学，在程千帆先生的弟子莫砺锋先生带领下，一大批年轻人加入到杜甫研究的队伍中。莫先生曾对他的博士生研究生说：你们做杜甫研究，至少要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表三篇文章。在杜甫研究中，南北地区也曾开展过很多项目的合作。可见，全国杜甫研究重镇虽分布于祖国各地，研究会也成立有5家，但是他们在杜甫这面大旗的号召下，共同协作，彼此借鉴，在避免重复研究的同时，从宏观和整体上推动和深化了杜甫研究。与此同时，域外杜学研究亦呈蓬勃发展之势，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汉学家，在这个时候开始把目光更多的投向杜甫。作为杜甫研究成果主要展示平台的《杜甫研究学刊》，在这个时候亦特辟“域外杜学研究”栏目，以专门介绍海外及港、澳、台地区的杜甫研究现状与历史。杜甫诞生1300周年，除海峡对岸的台湾外，韩国、俄罗斯亦纷纷举办活动以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新世纪初，杜甫研究会又新成立了2家，一是天水杜甫研究会，它的成立对区域杜甫研究，尤其是陇右地区的杜甫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二是河南省杜甫研究会，该研究会致力于拓展传统文化产业，打造杜甫文化旅游品牌，并组合相关资源，服务于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 新世纪之初，杜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人翘首以盼数十年的《杜甫全集全注》终与人们见面，大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初校注组为《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做准备，重走了杜甫当年行迹，形成了《访古学诗万里行》，该书结合杜诗与相关史志文献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以开当今杜甫“现地”研究热之先。《全注》工作在萧涤非先生带领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工作过半，成绩斐然。然不幸的是1991年萧先生却因病逝世。因诸多因素，1994年《全注》工作停止。2009年山东大学在学界的殷殷期盼下，重启《全注》工作，由张忠纲先生主持并担任全书终审。2014年1月，《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在学界万般期盼的目光中面世。厚厚12巨册，近40年的光阴，几乎就是一段历史的记录与见证。《全注》凡680余万字，对杜甫诗文进行了重新编年，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附录五部分，末尾还附有篇目索引，颇便检索。《全注》以《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参校了宋、元刻本十三种，明钞本一种。凡存世的宋、元杜集本子，均得以利用，明钞本则为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五十卷)，为残卷。《全注》尤为称道的是“备考”部分，对有争议和不同观点之诗篇，汇录该诗相关资料与诸家观点，以为参考。全书“备考”近千条，可谓繁富。这种文献处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陈尚君先生称：“此书的问世，是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重大收获。”“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毫不为过的。新世纪杜甫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除了世人瞩目的《杜甫全集校注》外，还有《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两种。《杜集叙录》于2008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主要编者为张忠纲、赵睿才、綦维、孙微等。该书在众参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录杜集文献1261种，且多为亲见书目。该书在收录、体例、考辨、研究等方面，较之《杜集书录》(周采泉)和《杜集书目提要》(郑庆笃、焦裕银等)更为完备与成熟。《杜甫大辞典》于2009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据“前言”可知，该书是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根据傅璇琮先生的建议编纂的。此书编纂目的有两个：一是对过去杜甫研究的一个总结，二是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以往杜甫研究的概况及最新研究成果。作为工具书，《大辞典》为杜甫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颇受学者们好评。 新世纪杜甫文献整理研究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郝润华的《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张忠纲的《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孙微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考》、蔡锦芳的《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郝润华等著《杜诗学与杜诗文献》、陈茝珊的《〈钱笺杜诗〉研究》、吴淑玲的《杜诗详注研究》等。这些杜诗文献研究中，涉及到断代文献研究，地域文献研究，或者综合二者研究等等。另外张忠纲的《杜甫诗话六种校注》是在《杜甫诗话五种校注》基础上增添修订而成，收录诸家论杜共近900条。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则是在1994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再版。 建构“杜诗学”学科体系的呼声，始于八十年代末期许总的《杜诗学发微》，该书为作者“杜诗学”相关研究论文集，分为内、外二编。该书首次从史的角度，对杜甫研究进行了宏观描述。该书“后记”认为：“杜诗学”研究实早已形成专门之学，相较已初具规模与体系的“诗经学”“楚辞学”的研究，“杜诗学”体系的建构几乎就是一片处女地。八十年中后期，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宏观研究”热。受此风影响，学者们开始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杜甫研究首当其选。九十年代后期，许总又推出关于建构“杜诗学”体系的第二本宏著《杜诗学通论》，该书是作者八十年代“杜诗学”研究的继续。该书对杜诗学的研究进行了全景式的观览，并力求以诗学研究为其本位。早在1984年，傅璇琮在邓绍基《杜诗别解·序》里就认为，“杜诗学”同杜诗文本一样，是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的。建构“杜诗学”体系，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杜诗学”进行关照和研究的热潮，真正形成是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时候大量关于“杜诗学”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开始出现，譬如杨义的《李杜诗学》，胡可先的《杜甫诗学引论》，杨胜宽的《杜学与苏学》，孙微的《清代杜诗学史》《杜诗学研究论稿》，杨经华的《宋代杜诗学阐释》，赫兰国的《辽金元杜诗学》，刘文刚的《杜甫学史》等等。另外，还有徐国能的《历代杜诗学诗法论研究》(台湾师大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聂巧平的《宋代杜诗学研究》(广东省高教厅2003-2005项目)、魏景波的《宋代杜诗学史》(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彭燕的《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四川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中以杨义的《李杜诗学》和胡可先的《杜甫诗学引论》最具代表性。《李杜诗学》200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杜甫研究中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对李白与杜甫的诗歌成就艺术给予了全新的描述与解读，对建构中国诗学体系作了极具意义的探索和分析。全书分为导言、上编(李白诗学)、下编(杜甫诗学)、余论(诗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建设)四部分，全书还配有李杜相关图片128幅。下编“杜甫诗学”对杜甫的“诗史”思维，杜诗的叙事方式、复合意象的创造、抒情共振原理及结构学、语句方式等，都做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研究。这种多维度、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对杜甫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胡可先的《杜甫诗学引论》侧重于建构杜甫诗学学科的论著，该书将文献研究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对“杜诗学”的内容、史论、专题、年表均作了深入研究。书末还附录了“安史乱中杜甫行经地名笺证”和“杜集善本目录”两种，具有文献参考价值。“杜诗学”研究，实际涉及到杜甫对前代文学成就的继承，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两大部分。以此论，这样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一世纪简直是汗牛充栋，虽然有的成果在研究题目中没有直接点出“杜诗学”三字，但实际上仍属于“杜诗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如陈文华主编的《杜甫与唐宋诗学》、朋星的《杜甫与先秦文化》、赵海菱的《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张巍的《杜诗及中晚唐诗研究》等，本文所提及的这些研究成果，仅就专书而言，还未涉及大量的单篇论文。在强烈呼吁建构“杜诗学”学科体系的同时，有学者亦不以为然，或以为这种研究似乎意味着杜甫研究已再无拓展空间和开拓余地。 这个时候，许多学者开始对上世纪的杜甫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进行反思与总结，包括综合类和专题类两种。综合类总结主要有林继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张忠纲、赵睿才《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评》、王辉斌的《杜甫研究五十年》、吴中胜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例》、段海蓉的《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杜晓勤的《二十一世纪杜甫研究概述》(节选自专著《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以及赵睿才的《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专著)等等。专题类总结则有沈文凡、孟祥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杜甫“生平”研究述论—兼评〈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等。这个时候，也有学者开始对港、澳、台地区，及欧美等国家的杜甫研究进行总结与回顾，如王红霞、李廷宰(韩)的《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杜甫研究》，李特夫的《21世纪以来杜甫诗歌在英美的译介与传播——兼论首部英译杜诗全集》，陈少芬的《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杜甫研究概况》等等。这种研究对总体把握和认识近现代杜甫研究的状况、特点，及相关文化背景等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外，这个时候有学者开始关注杜甫精神、杜诗艺术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与作用，如徐希平的《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以李白和杜甫的个案研究来展现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和当下意义，值得关注。 2012年，全国许多地方都举办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来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譬如中国的成都、西安、郑州、重庆、天水、夔州、巩县、绵阳等。9月21日，四川成都隆重举办了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纪念大会，该大会由国家文化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同志和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同志等。另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杜甫纪念地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8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为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成都从2012年初，即陆续推出各种主题纪念活动，如人日游草堂、杜甫创意画像征集活动、草堂书法艺术展览、“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等主题纪念活动。其中“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为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的高潮部分，它包括：1300周年纪念大会、杜甫学术研讨会、杜甫诗意书画展、夜游草堂等大型文化活动。在成都举办系列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活动的同时，中国杜甫研究会、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天水杜甫研究会也纷纷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2012年10月，中国杜甫研究会为弘扬杜甫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在西安召开了“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来自美国、韩国及全国各地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在2012年也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如杜甫学术论文征文比赛、出版《俱欢颜》丛书、举办诗圣杯海内外诗词大赛、筹拍《大唐诗圣》电视剧等。天水杜甫研究会在2012年5月12日亦举办了“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流寓陇右1253周年纪念活动”。2012年夏天，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举办了“馆藏精品杜集”等活动。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俄罗斯也受到广泛欢迎。同年4月，俄罗斯莫斯科举办了“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研讨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赵永琛出席会议并致辞。这一年，各种活动精彩纷呈，学术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仅四川省杜甫学会和中国杜甫研究会召开的学术会议所收到参会论文就有200多篇，《杜甫研究学刊》辟“专号”与“专栏”以连续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孙家正的讲话、王文章的发言，马识途即兴演讲的录音整理，冯其庸的贺函及书法等，均一一在《学刊》上转载与发表，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和广泛关注。 2012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同时，“杜甫很忙”却甚嚣尘上，引全民围观。这个时候，官方媒体、各杜甫纪念地及专家学者们纷纷发声表态，有严厉斥责，有宽容理解，但对无底线的庸俗恶搞均持强烈批评。其实，这个事件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新世纪，在杜甫诗歌文化普及方面做的工作实际并不少，出版与杜甫相关的专著有200余种，这些专著中大都属于普及类，学术研究并不是很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普及类成果，大部分做的都是重复工作，面孔相似，缺乏新意，难以起到浸润心灵的作用。新时期的杜甫研究，虽然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诗圣”的研究，毕竟还是多了些严肃气，少了些活泼气。我想，我们如果把杜甫当作一个“人”，而非“圣”来研究和宣传，或许杜甫“忙”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研究，遵循着学术研究的规律与特点，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继续向前推进和拓展。八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在继续对《李白与杜甫》《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再评价的同时，出版了大量关于杜甫与杜诗的普及读物。作为最能直接展现杜甫一生的各种传记，在这个时候开始大量出版，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应该说，八十年代前期的杜甫研究主要就是关于如何认识杜甫和如何评价杜甫的问题，这是一个为杜甫“正名”的时期。八十年代后期，研究开始转向关注杜诗的艺术美，大量讨论杜诗创作艺术手法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整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学东渐，波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杜甫研究。这个时候的很多文章，动不动就在开头大谈一段西方文论，显得视野广阔很有深度的样子，但实际上与文章内容关涉不大，令读者频频蹙眉。作为对这种空泛研究与不实之风的抵制，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杜集文献的整理研究并结出硕果，如《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校》《杜甫诗话校注五种》等。二十世纪末期很多学者开始用史的眼光来关照杜甫研究，即“杜诗学”研究，新世纪初，成果初现。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开始对以往的杜甫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试图从中发现规律。希望通过这种回顾与梳理，能给以后的杜甫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可鉴的经验与教训。新世纪的杜甫研究，最令人振奋和鼓舞的无疑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这部代表着近现代文人别集最高整理成就的成果，给百年杜甫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符号。 通过对百年杜甫研究的梳理与回顾，我们知道近现代杜甫研究发生了三次明显变化：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初，即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明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中国，波及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以现代学术视野和人文关怀来发现杜甫，研究杜甫，评价杜甫，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第二次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最高指导，这个时期杜甫研究被置于广阔的现实社会中，联系时代，结合背景，捕捉历史特征，挖掘现实意义，成为这个时期杜甫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但是这种过度联系与生硬研究，与真正的学术研究却相去甚远。第三次变化发生在世纪之交。西学东学三十年，在经历了最初全盘接受“外来文明”阶段后，国人开始集体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逐步摸索，并试图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模式。杜甫研究在经历了各种外来“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后，通过对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东学，理论与文献等融会贯通的思考，最后回归到了对文本细读的重视和对文献研究的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杜诗学”研究的框架与体系。“杜甫研究是文学史、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可是，杜甫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此一个案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全局意义和引领作用。”(17)通过对杜甫研究一百年的梳理与回顾，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纪杜甫研究的状况与特点，亦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曲折道路。 ①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796页。 ②焦裕银《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年)》，《文史哲》1986年第6期。 ③一九八○年，四川省杜甫研究会、《杜甫研究学刊》亦是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指示成立和创刊的。 ④笔者粗略统计，建国后六十余年发表杜甫研究论文有8000余篇，专著近500种。 ⑤王兆鹏《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历程的量化分析》，《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⑥张忠纲《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10月，第521页。 ⑦转引杜晓琴《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出版社2003年3月。 ⑧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215页。 ⑨宋后所有杜甫年谱中，以此谱最为详尽。全谱凡三十五万字，分为时事、生活、作品、备考四项。 ⑩夔州杜甫草堂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严重破坏，几尽毁灭，目前除了在奉节中学边还立有一块残碑外，与杜甫相关的遗迹、遗物均已不存。这里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由当地的中小学教师业余兼职，他们没有开展学术活动固定场地和经费，非常困难。但他们对杜甫的热爱与执着很令人感动唏嘘。 (11)(12)濮禾章《记冯至先生访问成都草堂》，《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第1期。 (13)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 (14)邓小军《杜甫诗史精神》，《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5)(17)张忠纲《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第21页。 (16)赵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