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例如，1979年至1992年，8个民族省区GDP年均增长率依次为：新疆11.1%、云南9.6%、贵州9.2%、西藏8.7%、宁夏8.6%、内蒙古8.5%、广西8.3%、青海6.2%，绝大部分高于或接近全国9.0%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与沿海的江苏、福建、山东不相上下。1991—1995年全国平均GDP增长率为12%，民族地区的广西、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分别为16.9%、11.7%、9.8%、8.1%、10.1%、10.2%、8.6%、7.6%。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成绩的背后掩盖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仍十分落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至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效益低下，没有走出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困境，它不仅妨碍了现实经济的发展，使民族地区经济无法达到应有的水准，而且将对民族经济发展的未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透过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我们会发现，它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严重污染环境等为代价换取的，是以大量物质投入、大量的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支撑的，资金、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技术贡献率等效益指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因此，在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应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地区经济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一、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现况
受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和影响，民族地区现行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典型粗放型经营方式，而且其粗放型程度比非民族地区高。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近代生产力乃至古代生产力和原始生产力占较大比重；代表现代生产力的生产单位为数不多，多数中小生产者还处在使用传统工具设备的近代生产力阶段。遍布农村及城镇的手工作坊，工具简陋，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农牧业生产基本上仍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有的地区甚至还保留有刀耕火种、轮耕游牧的原始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大部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在质量上很少提高，内部结构基本上没有质的变化，生产力系统处于封闭状况、缺少与外界的交流。从农牧业来看，大部分农牧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耕作和放牧方式，广种薄收，经营粗放，劳动工具简陋，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从工业来看，大部分企业设施陈旧，管理落后，职工科技文化素质低。
农业方面
（1）劳动生产率低。从总体上看，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仍处于靠天吃饭状态。以粮食亩产为例，1990年5个自治区分别为：内蒙古167公斤、广西257公斤、西藏193公斤、宁夏178公斤、新疆247公斤，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265公斤）的63%、97%、73%、67%和93%。1990年每个农村劳动力创造的社会总产值，除新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95.7%、47.3%、51.3%和64.2%，每一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农产品也大大低于国内其他地区。1990年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全国为1324.8公斤，而广西、西藏、贵州、云南、青海分别只有855公斤、636.1公斤、572公斤、700公斤和933.7公斤。
劳动生产率低还表现在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不高上。本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就比较低，生产过程的绝大部分环节都由人力畜力完成，而少数民族地区的“二化”水平则更低，沿袭数百年的各种落后生产方式仍在许多地区盛行。农田基本建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距现代化的要求仍很遥远，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且缺乏有效管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弱，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农业机械总动力为4137万千瓦，仅占全国的12.1%，化肥施用量为全国的10.9%。另据统计，1986年民族8省区农机总动力，每亩耕地化肥用量及亩均拥有动力在全国的位置大都在20位之后。
（2）农产品商品率低，农业效益差。由于生产率低，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生产的农畜产品大部分被自身消耗掉，只有少量土特产品可供交换，因此农牧业生产的自给性很强，农产品的商品率较低，农村市场不发达，多为季节性的以交换自给有余的零星农副产品为主的初级市场。1989年，全国有乡村集市59019个，其中民族8省区另加甘肃也只有9019个，占全国的15.28%，商品成交额164.5亿元，占全国的13.16%，低于16.5%的人口比例。低商品率带来低购买力。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3006842万元，仅占全国的6.6%，占民族自治地方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8.5%，大大低于全国55%的平均水平，更何况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于其他地区。
（3）内部结构不合理。少数民族地区有丰富的农牧资源，它为农牧业的发展及多种经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开发面窄，开发度浅，至使资源有的白白浪费，有的利用率极低，出现“捧着金碗讨饭吃”、“富饶的贫困”等不正常现象，大部分地区以种粮为主，多种经营不发达。199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75.1%，而内蒙古、西藏、云南、宁夏四省区却分别高达81.4%、89%、81.3%和80.8%。本应以林、牧业为主的民族地区，种植业反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产业结构不合理之状况。1991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比重分别为：57.18、6.64、27.22、7.10、1.86，全国相应指标为57.16、4.51、26.43、5.97、5.90。从表面上看，似乎结构大体一致，但由于民族地区资源是以林、牧为主的，其森林面积占全国的38.4%，林木蓄积量占全国的57.4%，草原可利用面积占全国的94.5%，种植业所必需的土壤、气候条件从总体上说不如其他地区，按理说，其林、牧业比重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农业所占的比重则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所以，尽管其农业结构与全国大体一致，但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民族地区的农业结构不应与其他地区趋同，而应体现出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与其他地区的差别。
农业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乡镇企业的落后上。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要说与沿海发达地区没法比，就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比，也相差一大截。1991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产值占57.1%，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占43.5%，而同期民族自治地方乡镇企业产值仅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5.58%，其中乡镇工业产值仅占14.5%，占全国农村工业产值的2.5%，乡镇企业产值也仅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3.4%。乡镇企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使得农副产品难以加工，绝大部分以原材料形式输往外地，既增加了运输成本和压力，又丧失了增值机会，一举两失。
（4）劳动者素质低下。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只有与高素质的劳动力有机组合，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否则，资源再丰富价廉，其优势也发挥不出来。人们常说民族地区是“一流的资源、二流的技术、三流的产品”，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根源在于劳动者素质太低。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只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耕种、放牧、砍伐等简单的手工体力劳动，各种现代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法，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畏惧。据调查，1990年全国15周岁及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15.88%，而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却分别高达44.4%、27.7%、27.9%、25.4%和24.3%，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全国平均每一百个农村劳动力中，有文盲半文盲20.73人，而西藏、青海、宁夏、新疆、贵州、云南6省区则分别高达70.86人、51.50人、38.12人、25.6人、36.21人和36.20人，分别高出全国53.1人、30.77人、17.79人、4.87人、15.48人和15.47人。
工业方面
（1）企业规模小，产品批量小。民族地区现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50000家，占全国的10%，比80年代初增加41%。企业数量虽不算少，但规模却很小。户均产值只有152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其中大中型企业只有约1000家，占总数的2%，占全国的6.5%，98%的企业为小型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所以产品批量难以扩大，以至单位产品成本居高不下，规模不经济。
（2）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民族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创办于五、六十年代，技术、设备大都是四、五十年代的，建成后经历了三、四十年的超负荷运转，从未进行过全面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设备老化严重，技术陈旧厉害，可仍在超期服役，这怎么能保证生产出高标准、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民族地区七、八十年代新创办的企业，设备技术起点也不高，大部分属同期传统的中初级技术，真正处在国际国内先进行业的为数很少。
（3）结构不合理。从部门结构来看，民族地区工业明显偏向重型化和初级化，重工业、原材料工业比例高于轻工业、加工工业。轻重工业数和产值之比分别为49.6∶50.4和44∶56，轻工企业数和产值比例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3个百分点和6.6个百分点。重工业大多为国家投资所建，技术装备较好，现代化程度较高；以民族地区自身力量为主建设起来的轻工业则相反，技术和设备水平无论是与重工业相比，还是与其他地区同行业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重工业和轻工业又分别是以采掘、原材料、机械化工等和纺织、服装、食品、皮革等为主的，所以，轻重工业的状况也就是加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的写照，轻工业的簿弱也就是加工业的滞后。民族地区加工工业，特别是深加工和精加工十分落后，大部分以农副土特产品为原料，进行初加工，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总之，民族地区工业部门以传统产业为主，具有高、精、尖特点的新型现代产业较少、是一种典型的“三为主”结构，即以传统产业、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
再从产品结构来看，受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工业品多为原料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加工精深的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很小。这样，一边是优质原料的低价运出，一边是名优产品的高价调入，原料和成品市场在内，中间加工在外，增值的部分都被别人拿走了，产生利益的双重流失。
由于重工业、原料工业的利润低，轻工业、加工工业的利润高，所以民族地区“两重两轻一低”的工业结构必然导致企业乃至整个工业经济效益的低下。
（4）经营管理水平低，管理手段落后。受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的限制，民族地区企业普遍存在忽视经营管理和不善于经营管理的现象，许多企业管理水平停留在经验层次上，一些行之有效的、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如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等得不到运用，以至企业内部生产秩序混乱，原材料浪费惊人，工人没有劳动积极性，吃大锅饭；盲目生产，产品不适销对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5）生产率低、物质消耗大、经济效益差。这可以从全员劳动生产率、资金占用、利税创造、产值实现、企业亏损等指标中明显看出。
首先让我们对民族地区国有集体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作一比较：
年份全国(国有)民族地区国有集体
1983
13049 8343 88705851
1984
14070 8088 86095658
1985
15198 919210308
1986
1545110315119157465
1987
1667110371116547009
1988
1805611484127328269
1989
1832011853130178808
1990
1863912627137339663
1991
323042445827272
17010
1992
360742669129295
19359
1993
491512799231132
20331
注：1991年以前为1980年不变价，1990年以后为1990年不变价。
从表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只有相当于全国的70%；二是提高缓慢，有时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再就是提高不稳定，时快时慢。
再来看一下民族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及其与全国水平的差距（1994年数）。
工业百元固定资产 资 金 产 值 百元销售收 工业成本 流动资产
地区 增加值率 原价实现利税 利税率 利税率 入实现利润 费用利润率 周转次数
(%) (元) (%)(%) (元)
(%) (次/年)
内蒙古
32.999.05 7.25 11.14 3.364.23 1.15
广 西
32.38
20.0013.16 11.42 4.675.80 1.74
贵 州
36.77
14.26 9.29 14.35 2.122.89 1.02
云 南
46.18
54.3337.02 36.2012.45
21.14 1.68
西 藏
63.523.71 4.00
9.44 3.574.55 1.08
青 海
35.324.60 4.69
7.31-0.47
-0.60 1.10
宁 夏
30.466.56 5.04
7.97 0.560.68 1.12
新 疆
32.345.65 4.54
7.65 0.410.52 1.14
全 国
28.63
14.7610.21
9.61 4.245.17 1.55
从表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无论是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的利税、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还是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除云南、广西两省区外，其余六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较大。
（6）产品加工程度、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低，质次价高、缺少名牌，竞争力弱。这是粗放生产经营的必然结果。如上所述，民族地区企业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是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原料性产品，加工程度深的制成品，尤其是消费品，所占比例较小。例如，新疆的长绒棉，内蒙古、新疆的羊毛、羊绒都是质量上乘的原料，由于缺乏先进的加工技术、设备，大部分不经加工或只初步加工就被沿海地区以较低的价格调走，附加值很低。如都像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羊绒衫厂等企业生产的“天山”牌羊毛衫、羊绒衫、“鄂尔多斯”羊绒衫那样，以优质原料为基础，对其进行深加工、精加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生产出优质名牌产品，则产值、效益将大幅度提高。
可事实是，民族地区有些企业，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一副“老面孔”，既没有质量的提高，也不见花样翻新，可价格却随着成本的上升而越来越高，以至在外地质优价廉的新产品的竞争下，逐渐失去市场。
二、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以上我们对民族地区目前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了一个粗略的分析，从中不难发现，它与当今各国所普遍孜孜以求的现代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大相径庭、格格不入，根本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尽快转变高度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是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要求。“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是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要实现它，不仅需作出艰苦的努力，而且要以大量的劳动、资金、能源、原材料投入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实行集约经营，节约能源、资金和原材料，提高其利用率，现有物质基础将无法满足需要。例如，铁路运输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运力严重不足。未来15年内，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货运输将成倍增长，尽管铁路通车里程和运营车辆都将大幅度增加，但如仅靠增加车辆和运营里程，不提高运输效力，仍将难以满足需要。必须在车辆高速、重载上下功夫。煤、电的使用，也必须提高利用率，降低消耗。“九五”计划确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是：资本系数由“八五”的3.6降为3左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6.5%；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由1995年的2.2吨标准煤下降到2000年的1.7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5%。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0%以上，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达到2次。民族地区也应从本地实际出发，确定相应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目标，以保持与全国的同步协调。
2.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保持高质量、高效益是经济活动的目标，只有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才有意义，才能以尽量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的需要。这就要求采取集约增长方式，因为集约生产经营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径。只有实行集约经营，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提高收入产出率，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极大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迥然不同，在等量投入的前提下，采取粗放或集约型增长方式，其产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往往相差很大。即使是投入较少，但如果采取了集约经营方式，其产出也会比投入多、经营粗放者高；相反，一味粗放经营，即使投入再多，其效果也不一定比投入少、经营严谨者好。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经营之路，是必然选择。
3.是改善环境、节约资源的要求。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民族地区的环境日益恶化，资源也面临逐步枯竭的危险，环境与资源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环境与资源认识的深化，环境与资源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要求保护环境与资源的呼声日益高涨，那种以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日益遭到谴责和反对，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呈尖锐对立之势。其实这完全是出经济增长方式不当所造成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在于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统一，改变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粗放增长方式，采取保护环境，以有效利用资源为特征的集约经营方式，在追求经济增长时，时刻想到它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利用，形成爱护环境、珍惜有限资源的经济增长机制。
4.是民族地区迎接国内外竞争的重要举措。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民族地区不仅要迎接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而且要迎接来自国外的竞争。要维持和扩大生产，必须保住市场，并以主动出击迎接国内外的“进攻”，而这全靠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因为国内外输往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部分设计新颖，包装精美，质量上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民族地区企业不能紧跟产品时代潮流，就无法与之竞争，就会面临生存危机。生产质优价廉、富有竞争力的产品靠什么？靠技术、靠规模、靠管理……，一句话，靠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抛弃高耗、低效的粗放增长方式，民族地区经济才能上档次、上水平，腾飞才有希望。
三、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所以应围绕提高生产力来采取各项措施，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提高生产力水平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循序渐进，既要积极主动、有紧迫感，又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企图在短期内完成须经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应在遵循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结果来说，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必然表现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就是如何改善经济效益的问题。凡是能够改善经济效益的举措，都可以视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按此逻辑，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有：
1.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所谓市场机制，就是通过不同企业同类产品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质次价高的企业其既无社会的产品需求，也无原材料来源或有供给，更无购买力；相反，质优价廉的企业，既不愁产品销不出去，也不担心没有原材料来源，因为它既有实力以较低价格出售产品，也有实力以更高价格购买原材料，这样，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而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则得不到生产所需的各种要素，难乎为继。市场机制逼迫各企业节能降耗，更新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以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要深化企业改革，切实保障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因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须以企业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前提。
2.扩大生产规模。任何固定效益都有其额定的生产能力，如这种能力得不到完全运用，或者说生产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固定资产就会出现闲置或浪费，单位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利税就不会饱满，经济效益也就无法提高。规模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在企业生产能力的限度内，扩大生产规模，可节约生产费用，降低产品平均成本，获得规模效益。发展规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集约经营形式或增长方式。民族地区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厂房、设备利用率低，生产设施负荷不满，开工不足，以至单位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效益，有很大潜力可挖，因此应把发展规模经济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
3.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立足现有基础，挖潜、革新、改造，提高投入产出效益。经过40多年的建设，民族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工、农业基础，今后除部分必不可少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重点项目外，一般项目应尽量避免重复建设，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扩建、改造来解决，以节省资金，使现有企业设施配套，结构完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消耗降低，最终使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
4.推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走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增长之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粗放的重要表现和原因就是技术落后，劳动者素质低。要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必须狠抓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这项工作。要在企业和农村牧区大力推广能提高工业品、农特产品产量和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减少原材料投入的各种现代先进适用技术，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和技术等级；还要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使他们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本岗位的生产技能，符合技术规范要求。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科技进步就会因此而无法付诸实施。
5.狠抓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资源利用单一，浪费十分惊人，节约资源，多途利用的潜力很大，应把这项工作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首先要提高对这项活动意义的认识，把它当作事关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事来看；其次，要上下齐动员，各行各业共同行动，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寸地，不以小而不为之，“汇涓涓细流以成江河”，形成珍惜、爱护资源，想方设法扩大资源利用途径的强大社会力量。此外，还要有具体的目标和措施，坚持不懈地狠抓落实。
6.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畸形，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是民族地区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症结所在，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以重工业、原材料工业为主的粗放经营，使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在低效益状态下徘徊，无法摆脱旧生产方式的羁绊，走上集约经营的道路。要改善效益，必须调整经济结构。首先是部门结构，应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加工工业和高附加值的消费品工业，改变重工业比重大，轻工业比重小，轻重倒置的状况；其次是产品结构，应由以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市场为导向，多生产市场需求量大的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产品；当然，这有赖于民族地区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而且，实现结构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非一蹴而就。
7.实施名牌战略。以此为契机，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名牌战略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它对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想赢得竞争，占据市场，必须创造名牌；而实施名牌战略，又必须以集约经营为条件，名牌只有在集约经营方式下才能创造出来，因此，民族地区要创名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必要条件，所以，应把转变增长方式与实施名牌战略、创造名牌产品结合起来，使之相互推动，一方面要借创名牌活动，促进企业改革技术和管理，使之登上新台阶，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转变粗放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生产优质名牌产品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以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和一流的职工队伍为保障，使名牌工程的实施取得成效。
8.强化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转变增长方式是全方位的，除了上述诸方面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向它要质量、要效益。经营管理是否严格科学，对产品质量、企业效益有很大影响。民族地区有的企业产品质量低劣、效益滑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营无方、管理松散。要扭转不利局面，克服困难，必须从加强管理着手，节能降耗，严格执行各项程序规章，把住产品质量关。实现经营管理现代化之时，也就是民族地区企业兴旺之日。
说明：本文所用数据引自《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库（少数民族经济卷）》、《中国民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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