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西方的观察家来说，中国的政治是一个悖论：共产主义政权引入了市场经济，但共产主义标签和一党制仍然纹丝未变。中共十六大上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但是，像这样的话为什么给人留下悖论的印象呢？或许，西方人的视角无法理解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发展。我们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连接起来，因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变成无法想象的事情。市场经济往往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威胁。这可能是中国经常被视为不稳定和学术界关注离心力量——例如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的发展、民工和边缘群体——的原因。① 在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的《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一书中可以找到极端的例子。他在书中分析了自由民主政体如何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它是否会出现。
然而，在将近30年的市场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执政。因而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提出一个问题：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能够行得通？又是如何得到合法化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运用了一种话语理论的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至今的各种讲话和公报。这些材料的主要来源是一份由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周刊——《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所有讲话都是官方批准的英文版，要么与中文版同时发表，要么随后发表。对这些讲话和公报的分析表明确实存在一种“党的话语”，因为这种话语代表了一种自我指涉的意义，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这或许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但并不应当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先验性。对各种话语的判断和排序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话语的霸权地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因为中国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因此，政治话语和所有的政治行动必须在这种话语内进行定位。不过，为什么分析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中的政治话语——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政党对权威拥有着绝对的控制——令人关注呢？正如下文所证实的那样，即使一个权威主义政权也需要把自己的政策合法化，并为这些政策的前进方向和根据确立一种有意义的理解。
从话语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可能区分出不同类型的霸权话语。这些霸权话语只要已经确立，就被视为分析的重要对象。在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骑虎难下》（Riding the Tiger，1993）一书中，我们可以为关于权威主义国家中霸权话语的研究找到一种基于经验的辩护。在怀特看来，共产主义政权（与其他任何政权相比）是一种意识形态政体：“它们依赖一种明确和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赋予政权合法性、论证党对权力垄断的合理性和指导政治精英的行为。”这种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分析了程式化政治术语的力量，指出了霸权话语的影响：“作为国家管理和操纵的一种权力，语言的程式化因而对中国政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运用和滥用这些论述的主体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不断进行战略性的协商。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决策过程无法同政策表述过程区分开来。”（Schoenhals，1992，3）
这种在措辞上的极端敏感性似乎是中国政治的独特特点。（1963年）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楚：“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这段引文证明党深刻地认识到话语的重要性和力量。这段引文的第二句话也值得注意，因为它强调话语最终会产生出物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拥抱并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证实了这种观点，使我们想起了话语与措辞的力量。
总而言之，选择党的话语作为分析的对象是因为如下假设：即便是一个权威主义的政党也不得不合法化自己的政策。政治话语（党的话语）必须被视为有意义的，因而必须被视为中国政治的制约和动力因素。
二、话语理论
正如上文所述，理论上的起点是拉克劳和莫菲提出的话语理论。拉克劳和莫菲所说的“话语”一词是指一种从接合实践中产生的结构化总体，换句话说，它是一系列构成一个结构化总体的具有差别的地点。
话语被视为漂动和不完整的结构。这就是说，话语不可能表现为一种完全结构化的客体。话语的不完整性使新的接合成为可能，但同时带来稳定或固定话语的持续努力。② 在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语理论中，这种固定话语的企图发生在建立一个中心的过程中，话语能够依靠这个中心得以固定。这种中心被称为具有特权的话语点——节点（nodal point）。我们仅仅是在讨论固定意义的企图，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完全固定住一种话语是不可能的。意义始终会存在剩余，因而任何固定都是局部性的。③ 然而，对话语中的所有接合实践来说，固定意义的持续努力使节点变成了转动点（point of rotation）。
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能够建立市场经济呢？我们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借助节点理论。根据话语理论，像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只有同其他的术语和概念——尤其是节点概念联系起来，才会变得有意义。因此，市场经济在党的话语中处于何种位置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如何评价特定位置的重要性呢？我们不能选择话语之外的标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中国的政治如何能够引入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的问题。相反，市场经济与节点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可以充当讨论和评价市场经济在话语中的位置及其重要性的最佳起点。于是，这一理论假设为判断这些关系在话语中的性质的努力奠定了基础。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也使发现节点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步骤。
三、市场改革与节点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充分利用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打开的“机会之窗”。邓小平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从政治议程上取消了阶级斗争，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次会议的公报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④ 这不仅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上来，而且也使党不再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其他所有概念、问题和政策必须与之相连的新节点。因此，一切阻止增长的东西都不得不改变了。例如，这次公报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⑤ 因而，党的话语的节点同经济和经济发展连接起来了。这一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政治也认为持续的现代化是理所当然。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变成日益市场化的中国的一个核心特征。政治创新行动的空间得到了扩大，因为“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是必然的。这种话语变化所引起的发展最好说成是一种从严格的意识形态到经济和具体结果的转变。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自由市场在其中首次与社会主义经济——例如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指导原则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自由市场被赋予了补充性的作用。
从1984年起，党的话语的节点发生了改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出现在那些过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保留的关系中：“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⑥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了节点的性质，因为它基本上可以与一切东西连接起来。⑦ 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未完全取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反，两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交替，似乎开始向彼此靠近。⑧
回顾1987年以来的党史，1978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被说成是一种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即使后者的概念当时并不存在。⑨ 这表明了两者本质上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它们直到今天在党的话语中都保持了节点的地位。
四、市场经济的合法化：一种话语理论的透视
1992年，由于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中共十四大全面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被建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⑩随着自由市场的扩大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消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11) 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党不得不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12) 相反，市场和计划的共同特征得到了强调，即两者都是经济手段。中共十四大的报告重申了邓小平同一年所发表的评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3)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别仍然存在，但这种区别并非计划还是市场。相反，公有制的规模成为决定性的差异。按照这种推理方式，选择计划还是市场并不重要。然而，提到宏观经济管理本身加强了市场的地位，因为这应该从先前的行政控制相反的方向来理解。这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法化的第一种解释。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这种解释很少出现，但是只要提及市场经济，随后就会提到宏观经济管理。这是1993年时的一个例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拥有适当的宏观经济管理。”即使在2002年，这仍然是相同的模式：“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14) 在党的话语中，与“市场经济”一语伴随的是“宏观调控”，这基本上是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共同特征。
第二种解释旨在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规划中合法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种解释也遵循了相同的模式，因为就第一次市场改革指出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而言，它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判断改革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
1987年党的一项决议支持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一种建立市场经济的方式。该决议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16) 把这一论证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时党的话语的节点——直接连接起来，这就强调了认识到中国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17)
这种认识中国发展阶段的新方式是建立在如下主张上的：中国处于一种独特的条件下，“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18)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这个独特阶段的解决办法：“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 因此，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
正如上文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被称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在建立的时候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决定性特征。1997年党的一篇讲话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讲话中，生产据说要“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20)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实现现代化，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当市场经济被合法化的时候，这也表明了节点的重要性。
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在党的话语中引入市场经济后，中国进行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拥有一个公分母：它们全都建立在一种市场主张上。例如，1993年，要求企业遵照市场经济的法则，随后是要求改变管理、工作纪律、技术研发、质量管理、销售、融资、决策等等。政府也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21) 这些例子全都证明了市场经济在党的话语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市场经济如何与这个节点连接起来呢？建立市场经济被说成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2)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节点的重要成分，也成为现代化建设——节点的最重要方面——的重要成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经济甚至同现代化建设具有等同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3) 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市场经济在党的话语中的核心地位。倘若关于根据同节点的关系来评价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无法想象出比此更强的同节点之间的联结了。
六、结论与批评
我为研究权威主义国家乃至中国的霸权话语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论证。本文就是关于选择党的话语作为分析的对象的论证。然而，对这种路径的主要批评可能在于它简单地提出了错误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自由市场是否产生了社会的影响。这类观点可以表现为许多形式。例如，超市中的自由选择将会溢入到政治领域中，要求自由选举。或者就像福山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他运用了黑格尔的观点，解释了民主制度最终获得胜利的原因，指出了人对承认的需要。这些是可能相关的不同推理方式。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时机问题，即当前的状况何时发生改变？另外，现有的研究表明，党的话语是一个稳定因素，努力维持着中国当前的秩序，但它的逻辑却是不连贯的。党的话语认为，它的基本前提包括党在中国拥有一种全面的统治地位和理解党的推理非常重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执政同样是它的基本前提。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引言提出的问题：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得以可能？又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呢？第一，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后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自从1978年以来，只有一项计划成为中国政治的转动点：现代化计划。这仍然是中国今天的计划。从理论上来看，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党的话语的节点。因而，市场经济被尽可能地整合成中国政治的一部分。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具有种种意义。例如，市场经济的成功加强——而不是削弱或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把市场经济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进行合法化依靠如下主张：（1）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2）市场经济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这第二个主张还是建立在承认中国的“独特性”的基础上。
从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显然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只有从西方的视角才能看出这样一种不协调，因为西方的视角不重视中国政治的组织方式。把中国视为一种悖论，使我们认为中国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但是这种视角表明了中国的政治话语作为一种稳定来源所具有的意义。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把市场经济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推动因素更为合理，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来，我们（西方人）在试图认识中国发展的动力时就能够超越悖论的视角，获得更好的理论武器。
（本文译自丹麦Politik杂志第2卷第11期，中译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注释：
① 在题为“In the article‘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的文章中，Kjeld Erik 
指出，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是关注向心力量的例子。
② 如果一件事没有意义或不能整合到话语内，话语就会去稳定化，用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语，就是脱节。
③ 这种意义的剩余被称为话语性场域，并且使新的接合称为可能。（Laclau & Mouffe 1985,111; 2001,24）
④ Beijing Review 1978,no.52,p.7.
⑤ Beijing Review 1978,no.52,p.11.
⑥ Beijing Review 1985,no.39,p.18.
⑦ 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然被认为能够创造出公司的活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当能够为公司注入活力。”（Beijing Review 1984,no.44,p.6）
⑧ 例如，1986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被要求研究“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中获得的新经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这两个概念由于被这样使用，因此，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东西，因而是可以互换的。
⑨ “中国的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Beijing Review 1987,on.45,p.25）
⑩ Beijing Review 1992 no.43,p.14.
(11) Beijing Review 1992 no.47,p.12.
(12) Beijing Review 1992.no.43,p.17.
(13) Beijing Review 1992.no.43,p.17.
(14) Beijing Review 1993.no.47,p.19.
(15) Beijing Review 1993.no.47,p.13.
(16) Beijing Review 1987.no.45,p.3-4.
(17) Beijing Review 1987.no.45,p.3.
(18) 全部的引文如下：“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Beijing Review 1987,no.45,p.4）
(19) Beijing Review 1987,no.45,p.4.
(20) “Holding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Deng Xiaoping Theory,Carrying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21st Century”, Xinhua Domestic Service,21 September,1997.
(21) Beijing Review 1987,no.45,p.4.
(22) Beijing Review 1993,no.47,p.12.
(23) Beijing Review 1993,no.47,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