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学学科体系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6"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3)04-0009-08
按照国内外学术界通行的观点，回回民族（简称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开始形成于元代，最终定型于明初。由于回族全民信奉世界性的伊斯兰教，而明清以来历代政府对回族的民族资格判定与其宗教信仰二者的逻辑界限上存在着严重模糊的缘故，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前，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对回族的综合性学术研究中，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被纳入到了“中国回教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之中，学者们的学科视点、使用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史学和宗教学两大学科领域内。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客观上却是欠科学的。“回族学”概念在中国民族学界和回族研究界最早的提出时间，是1985年11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全国第二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上[1]。自此而后，国内学术界先后有多位学者就回族学的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提出过探讨（注：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后中国学术界直接以“回族学”为标题或核心概念的学术论文，先后有伍贻业（1995、1998）、林松(1996)、马维良(1996)、李健彪(1997)、马祖灵(1998)、王永亮（1998、2001）、李膺、高占福(1999)、黄庭辉(1999)、吴庆云(2000)、丁明俊(2001)、谈天(2001)、姚继德(2002)等学者的专文论及。）。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始终未能从总体上或学科体系上给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普遍接受的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拟就回族学学科体系的性质、定位、定义、范畴，回族学与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关系及其应当遵循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诸问题，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发表一己之见，姑作引玉之砖，意在促进中国民族学界对此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回族学学科的性质及定位
回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自元明之际形成以来，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是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当然对象。根据当前世界民族学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欧洲大陆国家所谓的民族学，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诸学科，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都几乎重合，都是一门对世界上的民族、族群或人们共同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2]，因此，从中国学术界多年来对回族开展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来看，回族学的学科性质应当隶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畴。为了与世界民族学界或汉学界(sinologist circle)的学术接轨，回族学一词在英文中不妨对应地翻译作Huisolosy或Huizu Studies。前者系按拉丁语系语言中命名独立学科的通行做法拼写而来，前缀部分的Huis来源于英文的The Huis“（回族人）”中的定冠词后面部分，而后缀部分来源于希腊语表达“××学科”的词根ology；后者则是当代国际汉学界已经广泛使用的固定术语。它应该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领域里的一门分支学科，并取得同中国藏学、蒙古学、彝学、朝鲜学、维吾尔学（或突厥学）、敦煌学、丝路学（丝绸之路研究）、壮学等中国现有的“广义民族学学科群”下的一个二级民族学学科的同等地位（注：广义民族学”的提法，可分别参见施正一主编《简编广义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总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高发元《构建民族学学科群：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实践》，文收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两位专家的著作中都主张在民族学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应当结合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实际，主张建立中国民族学大学科群的构想，值得我们参考。）。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回族学的民族学学科属性，是由它的研究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19世纪末叶，随着蔡元培先生等老一辈民族学学者把近代意义上的西方民族学引入中国后，古典进化论派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学说开始在华传播，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崭新阶段，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下的民族史分支学科（实际上当隶属于民族学下的分支学科“民族志”ethnography的范畴）“史”的藩篱，转向了全面性的以人种、语言、宗教、民俗、社会结构、文化特征为主要方向的少数民族研究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门学科在中国的迅速恢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境内及跨境民族的研究，开始与世界学术界逐渐接轨，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和本土化的全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和后来回族学概念的最终提出，既是在中国民族学界进行全面反思和推进民族学中国本土化的大背景下回族研究的客观需要，也是既往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学术界对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实践经验与成果积累的必然需求。
二、回族学的定义及研究范围
回族既然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People)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她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nationality/ethnicity)或“族群”(ethnic group)的所有特征，因此，凡是围绕该民族或族群而进行的所有研究，都理所当然地属于民族学的范畴。根据欧洲大陆国家（传统上主要指法、德、奥三国）对“民族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情况，广义的民族学即等同于“人类学”，它包含了人类学下辖的四个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e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和文化人类学（狭义“民族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第二种意义上的民族学则指除了体质人类学以外的其他三大分支学科的总和；美国学术界则把“人类学”界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大支脉，在文化人类学下又分辖语言学、考古学和狭义的“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根据中国民族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实际，中国的民族学既打上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的深深烙印，早期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民族学、社会学的意味，中期深受前苏联的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当代则补充吸收了美国式的文化人类学理念，目前正走向整合世界各国新兴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反思并试图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学学派的过程之中。从积极推进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道路，必须紧紧结合中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类型等的实际，博采欧美众家之长来进行整合和构建。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我们不妨按照欧洲大陆国家通行的广义“民族学”观点，根据上述的“回族学”学科性质与定位，给出这样的一个“回族学”的学科定义：回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中国境内和迁徙境外的回族穆斯林的形成、发展、演变为己任的民族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回族的族源成分、族称的演变、历史发展规律、文化变迁历程、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成员的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回族与中国的汉族等55个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以及回族穆斯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和交律关系、世界范围兴起的“回儒对话”运动等主要方面。
三、回族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从上述回族学学科性质、定位和研究范围出发，我们认为回族学同以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分支学科的关系相当密切：
（一）与人类学关系密切。如前所述，美国的人类学包含着两大核心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含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狭义民族学），回族的族源与形成具备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方面的显著特征。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来看，回族的血缘（人种或遗传学特质）中包含着大食（阿拉伯）人（闪米特人／贝都因人／北非人）、波斯人（雅利安人）、西域中亚人（多属突厥人）、蒙古人（蒙古利亚人）、犹太人（如从部分开封犹太人演变而来的“蓝帽回回”）、吉普赛人（如元代来华的“啰哩回回”或“剌里回回”演变而成的部分回族）、南亚和东南亚人，（如海南岛三亚的部分回族）、汉人（内地的部分回族）、藏人（如青海、甘肃、四川西部藏区和云南迪庆地区的回藏通婚形成的“藏回”）、彝语支民族（如云南彝族、白族地区的回族的派生族群“白回”、“彝回”）、壮侗语族（如缅甸、泰国和云南西双版纳掸—傣族地区的“潘塞人”、“秦和人”和“帕西”）等。其中父系世系中以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血统为主，母系世系中则融合了上述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和周边各非穆斯林土著民族的血统。因此，仅从族源上来看，中国回族是一个由世界范围内的多个民族（或种族）融合而成的新型民族，同时在她700余年的民族化历程中又派生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个亚族群(sub-ethnic groups)，以及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而迁徙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三国的陕甘回族后裔东干人（突厥语作Tunggan，俄语作дунган)，明末清初因从事跨境马帮贸易和杜文秀起义失败而迁徙逃亡到东南亚的云南回族后裔——缅甸的潘塞人（缅语作Panthay)、泰国的秦和人（泰语作Cin-Ho/Chin-Ho/Haw)等三个境外回族派生族群。从文化人类学或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回族文化是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文化特质（culturaltraits)具有“阿拉伯—波斯—伊斯兰”与“儒家汉文化”的二元一体的内在结构。因此，从广义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回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最具研究价值且不可多得的“样范民族”（sampleethnic-group)。这是我们回族学研究者值得珍视，并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与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丝路学研究关系密切。公元7世纪以还的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与回族先民大食、波斯、西域中亚和南亚、东南亚各族穆斯林的来华商贸经济、外交、征战（如唐代的怛逻斯战役、帮助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战役、13世纪蒙古西征及统一中国）、科技、传教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唐、宋、元三朝的中外交通、文化交流和中外关系史上，回族先民一直独领风骚，贡献至伟。设若没有回族先民的参与，中国历史上这三大王朝的对外交通、交流历史将黯然失色，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化宝库中将失去许多璀璨的瑰宝。众所周知，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实质上是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的研究或丝路学而展开的。连接并沟通世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三条国际大动脉——古老的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前身为“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香料）之路，构成了庞大的丝绸之路网络，上古至今的世界东西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得以在这张庞大的网络上自由流淌交汇，创造着数世纪中人类文明的辉煌。回族的父系先民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是其主要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们在这三条国际交通动脉的开通中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天使”的关键角色。因此，这三大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回族学的参与。
（三）与宗教学关系密切。宗教学的理论研究离不开各宗教信仰族群的宗教实践。回族作为一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群体，本身具有一个“宗教族体”(religious-ethnic group)（注：此概念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资深犹太专家Donald Daniel Leslie教授在其著作《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1986)一书中所首倡，见该书第139页。）和“人们共同体”合二为一的二元结构，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合二为一，现世与来世两世并重，从民族整体到每个成员个体的身上，都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理念，中国境内的世界性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所具有的“五性”（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在回族穆斯林身上都全部具备，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宗教信仰渗透到了整个民族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此外，中国回族穆斯林形成的民族化历程本身，为世界宗教学界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在一种完全陌生的非伊斯兰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适应机制，提供了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个案。
（四）与蒙古学关系密切。回族先民进入东土华夏虽然肇始于唐宋时期，但大量东来却是蒙古西征并建立王朝的公元13世纪。蒙古西征震撼了亚、欧两块大陆，他们建立的中亚各汗王朝，南亚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和中国元王朝等政权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构成了蒙古学研究的主要范畴，而这些活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回族先民的参与。回族先民中的中亚突厥语系各族穆斯林、阿拉伯人与蒙古人之间，又有着相同的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种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同构形态。此外，元代是中国回族最终形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的关键时期，不仅回族血缘里大量融进了蒙古人的成分，而且作为色目人主要成分的“回回人”，还成为了蒙古统治集团所倚重的主要力量，积极参与到蒙古人对国家的统治管理活动之中，这些管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一方面服务于蒙古人对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分布、民族融合、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uration)等三大方面加速了回族的民族化进程，回族后来的民族血缘里融入了大量蒙古人的成分，部分蒙古族甚至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而最终演变成为回族。因此，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关键的历史时期，蒙古学作为东方学中与藏学、敦煌学齐名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离不开对回回人的历史、宗教、语言等文化要项的研究。
（五）与语言学关系密切。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不同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和稳定的评判要素（如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语言的研究历来是我们对某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层解读的“通天塔”。如前所述，回族先民的父系主体来源极其复杂多元，既有大食（阿拉伯）人、波斯人，也有中亚各族人，南亚和东南亚各族人，他们来华之初，分别操着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印欧语系的波斯语，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吐火罗语、古叙利亚语、古粟特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南岛语系的占城语（如海南三亚市回族的“回辉话”）。语言学划定的世界上的语言共有十一大语系，回族先民们使用的语言，目前学术界已经明确的就有上述的四大语系中的近10种语言[3]。从唐宋时期开始，侨居中国长安和东南沿海的泉州、广卅、明州（宁波）、扬州等国际港埠城市“蕃坊”里的回族先民通过“蕃学”逐渐学习了汉语，元代则开始以色目人中的“回回人”身份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最终于明初转而通用了汉藏语系的汉语。但迄今为止，回族仍然在通用汉语文的同时，保留着部分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汇。此外，明清以降，随着回族向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迁徙，跨境而居的回族人又把回族在中国境内形成的这种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带入了侨居国家，在掌握了寓居国主体语言俄语、泰语、缅语等语言的同时，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母语（即陕甘、云南汉语方言及少量古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混合而成的回族化了的汉语）。因此，开展对回族语言的研究，不仅具有国内民族学研究上的语言学价值，而且成为当今国际语言学界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这是中国回族文化中表现在语言文化方面的一大特色，值得我们民族学界给予高度重视。
（六）与考古学关系密切。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19世纪以来都是世界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国家和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曾经蜂拥来华，对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新疆和西藏地区的中国文化遗址进行强盗式发掘，窃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在中国掀起了考古热潮，在欧洲掀起了汉学狂飙。其中的许多文物恰是回族先民沿着北方丝绸之路来华的经济商贸活动流下的见证。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还散布在另外的两条丝绸之路——从阿拉伯海经波斯湾、印度洋、南中国海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或香料）之路，从阿拉伯半岛腹地天方麦加经由南亚次大陆印度到达东南亚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越南，再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的西南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沿途陆地、海疆、岛屿，以及唐、宋、元、明、清各历史时期里回族先民们足迹所历的中华大地上。这些文物多是丝绸、瓷器、珠宝、玉石、玳瑁、珊瑚、茶叶、香药、钱币、乐器、宗教经书、穆斯林古墓葬、古碑铭、古清真寺和各种金属器具等。它们是中国考古文物的一个重要成分。中国国内的泉州、广州、南京、扬州、海南、陕西、宁夏、新疆、山东、河南、云南、四川、北京故宫、天津、上海等省区市的博物馆和清真寺里，都珍藏着大批回族伊斯兰文物，它们是回族先民在华夏大地上进行经济文化活动的历史见证，理应成为未来回族学学科范畴里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因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回族学的参与。
（七）与航海科学关系密切。回族先民的主体大食、波斯穆斯林，从上古时代及至宋元时期，一直主宰着从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东下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盛唐时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军队在中亚与中国军队发生的怛逻斯战役（公元751年），把俘虏的2万多大唐汉军带到阿拉伯腹地，阿拉伯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习掌握了中国先进的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科技发明，并把指南针技术运用到了航海事业中，建造了领先于当时世界船舶界最高水准的阿拉伯硕大海舶，扬帆驰骋在广阔的阿拉伯海、地中梅、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独领世界航海和造船技术的风骚。定居中国的大食、波斯穆斯林后代的回族人继承了这一优良的航海传统，及至14世纪的明朝初年，诞生了代表中华民族率先开拓世界航海伟业的回族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郑和(1371-1435)，创造了享誉寰宇的人类航海创举[4]。在人类即将进入千禧年之际的1998年，美国著名的《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y)杂志评选千禧世界航海家名人，郑和是东方唯一的一位；稍后的2000年，郑和被美国《生活周刊》评选为千年全球百位伟人，荣登入选的6位中国历史伟人之首；2001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Times Weekly,May,2001)又出版了郑和专号，在美国和英语世界掀起了郑和研究热潮[5]。2002年3月15日，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指挥官、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先生(Gavin Menzies,1937—)经过14年的潜心研究，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庄重地发表了中国明代的回族穆斯林航海家郑和才是世界环球航行并发现美洲和澳洲新大陆第一人的惊人结论。孟氏新论一出，犹如平湖落石，激起千层波浪，已经打破并正在挑战着4个多世纪来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首次环球航行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西方航海神话。设若盂氏新论最终能够确立，则世界历史必将重新进行改写。对回族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航海壮举的重新研究，正是当前和今后世界航海科学界的一件急迫的学术任务。2002年12月初，由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和新成立的云南省郑和研究会联合在昆明举办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会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地区，英国、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诸多共识，揭开了郑和研究的新序幕（注：关于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果及达成的共识，请参看《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未来回族学的研究中，我们既要系统研究总结回族先民执掌唐、宋、元时期(618-1368)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科学成果，又要密切关注以明初郑和率领庞大远洋舰队七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航海科学的成就。当前“郑和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有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趋势，它也理所当然地需要回族学的参与。
（八）与天文历法和医药学关系密切。世界历史上通行的古老历法，共有基督教公元历、阿拉伯一伊斯兰历法（希吉拉历）、中国农历、印度历法、佛教历法等几大历法体系，而所有的历法体系的形成都与天文学的高度发达紧密相关。其中起源于阿拉伯和波斯的回回历法（又称天方历法），从唐宋时期起，就对中国天文历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元明两代的影响尤为显著。元明两朝都专设有“回回司天监”、“回回钦天监”、“回回司天台”、“回回观星台”，以马依泽、扎马刺丁、伍儒为代表的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天文学家络绎东来中国供职，专司天文历法，成为天文历法世家，流传至今的《武经总要》、《应天历》、《万年历》、《西域历法通径》、《七步推政》、《象宗书》、《回回历》、《天方历源》、《寰宇述要》等阿拉伯、波斯天文历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老的天文历法科学。医药学方面，元代以来，大批回回医师接踵东来，将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穆斯林的医药学著作大量传入中国，元朝廷还在广惠司下专设了“大都回回药物院”、“上都回回药物院”等回回医药机构，接纳东来中国的回回医学人才，专司回回医药学的研究和临床救治工作，《回回药方》、《梅药本草》、《饮膳正要》等医书医典流传至今，绝大部分回回穆斯林医药学的精华，都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中，成为了今天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九）与经济学关系密切。回族先民的主体大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沿着贯通东西方世界的三条丝绸之路络绎东来，历唐、宋而元、明，持续时间长达千余载。他们以各种身份东来中土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从事国际贸易，沟通东西方的物资交流，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交流传播了彼此的灿烂文化。众所周知，阿拉伯、波斯人以善于营商而著称于世，古老的丝绸之路带给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滚滚的财富，使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社会经济保持着极度的繁荣，被阿拉伯艺术家们用生花妙笔描绘在脍炙人口的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天方夜谭》中。回族先民的骆驼商队、海舶络绎东来，在千余年的时空跨度中，用生命、智慧和辛勤汗水，绘制了一幅幅东西方商品经济交流、社会繁荣昌盛的绚丽画卷。兼有游牧、商业和农耕三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回回先民的到来，还打破了中国汉民族传统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矫正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理念，成为刺激和孕育古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的一道曙光。回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急先锋和主力军，他们超前的商品经济思想意识和成功的社会实践经验，是中国商品经济思想宝库里不可或缺的瑰宝。回族学研究，需要认真总结回族善于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规律及其文化机制。该领域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回族自身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西部开发和小康社会建设，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如何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等，都将大有裨益。
四、回族学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
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的—个“古老”话题。1949年之前的历史上，回族的研究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因“族”与“教”的关系被人为的混淆，曾经长期陷入一个话语怪圈，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研究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的概念混淆，既困扰着汉族和其他非穆斯林学者，更困扰着回族或其他穆斯林学者。笔者认为其中有两个学理上的认识障碍必须厘清：一是伊斯兰教仅仅是—个纯粹的宗教吗？二是回族穆斯林在中国伊斯兰教的结构框架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二者能否简单等同起来？
从世界学术理论界公认的权威定义来看，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还是—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从文化结构的角度言之，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包括宗教的、世俗的、精神的、物质的、科技的诸多层次的庞大、积极和开放的文化综合体。这种表现在文化结构上不同于另外两大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的特点，浇注固化在了每个穆斯林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社会结构之中，使得他们在对待外来异文化时，能够始终怀有一种积极而从容不迫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评判。因此，作为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10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无论是从民族的起源、形成过程，还是从其发展演变和不断适应非穆斯林社会文化的历史来看，她与世界性的伊斯兰教之间，彼此形成了如影随形、水乳交融、形神兼备的二元一体结构，其中民族群体是“形”，伊斯兰教信仰是“神”。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族的诞生；没有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就没有回族形成后700余年来能够与时俱进的不断适应与发展；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是回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回族学的研究中，对其族体所一致信奉的伊斯兰教及其负载的文化的研究，必然成为回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但需要注意三个方面：其一，要从学科体系和学理上将回族穆斯林与中国伊斯兰教区别开来，要知道中国伊斯兰教的信仰载体也包括了回族之外的其他9个穆斯林民族，中国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个东亚分支，不能完全等同于回族穆斯林，我们不能以回族学的研究简单地代替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其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1300余年中，已经同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汉文化发生了一种“双向涵化”(two-way acculturation)，即“儒化回”、“回也化儒”。其三，回族在社会分布格局、所操语言、传统文化以及推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贡献四个方面，也迥异于突厥语系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等穆斯林民族。具体来说，即回族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社会格局分布在华夏2000多个县（区、旗）里，除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新疆5省区回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外，近千万回族穆斯林（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回族人口数为981.68万[6]）几乎散布在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社会的汪洋大海中，突厥语系的穆斯林兄弟民族则相对集中在西北地区其祖先的世居地域内；回族传统文化主要来源于域外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本土的儒家汉文化，突厥语系穆斯林民族的传统文化，则主要来源于域外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各自伊斯兰化前的固有文化；分布在内地的汉语系穆斯林民族回族，从明代中叶陕西胡登洲首倡的经堂教育到明末清初之际回族知识精英开展的“以儒诠经”运动，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换言之，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主要是由内地汉语系的回族穆斯林承担的。因此，在回族学视野下开展的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重点，应当集中在回族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两大方面。这是我们今后在回族学学科建设和实际研究工作中，应当正确处理好的关键所在。
回族学除了与中国本土伊斯兰教的研究有着天然关系外，它与世界伊斯兰教研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主要表现在后冷战时期以来正在兴起的“文明对话”(civilizations dialogues)运动上。具体来说，回族学的提出和今后研究的规划和具体开展，还要积极配合当前世界范围内因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文明冲突论”(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后，由哈佛大学新儒学代表人物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为代表发起的新一轮“回儒对话”运动的开展。事实上，明清之际发轫于江南金陵的回族知识分子的“以儒诠经”运动，既是古代回族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运动，也是仅限于中国国内的首次“回儒对话”运动。这场本土化运动和文明对话非常成功，取得的最终成果是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社会扎根，并逐渐获得了儒家文化圈和中国主流社会的普遍接受。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一轮“回儒对话”运动，因受到美国发生的“9·11”事件、阿富汗反恐、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围绕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刺激，发起者不是单一的穆斯林学者，而是包含了东西方学术界的颇负社会历史责任感的非穆斯林精英，起源地始发于深受“9·11”事件之苦的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波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中美两国，进入了整个东西方社会和主流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回儒对话”运动，实际上是在亨廷顿氏“文明冲突”理论启迪下兴起的一场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civilizations dialogues)运动，正在引起学术界之外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全球非穆斯林社会和穆斯林社会的大众的普遍关注（注：1993年亨廷顿氏“文明冲突论”问世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激烈争论，学者们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下，对之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尽管亨氏此论有明显的缺陷，但它给予我们的理论启迪却是不容否认的。西方世界思考文明关系的同时，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袖们也有积极思考，如伊朗现任总统哈塔米先生曾于1998年向联合国建设：将2001年确定为“世界文明对话年”，并著有《文明的对话》一书，受到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关注。）。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回儒对话”中形成的近千万人口的中国回族看来，她的文化正是“回儒”对话的典范性成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两个认识：其一，中国回族学学科的建立，正是当前国际国内“回儒对话”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需要；其二，回族学研究与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研究的这种天然关系，应当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研究“回儒对话”的—个现成范本，它必将获得一种国际性学科的当然地位。
五、回族学应当借鉴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回族学隶属于中国民族学，是它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二级学科。因此，它就理所当然地要遵循着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从基本理论方面来看，正如前述第二、三两部分所论及的那样，站在广义民族学和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回族学与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生着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举凡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语言学、考古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历法学、医药学、海洋学甚至遗传学等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的基本理论，都可以成为回族学自由采纳使用的范畴。其中，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应当成为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中主要采用和借鉴的核心部分，这是由回族学的性质、定位、任务和特点所决定的。这几大学科里可供回族学借鉴的具体理论实在太多，恕难一一在此介绍。
从研究方法来看，笔者认为必须要做到以下的几个结合：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与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ies)相互结合，综合研究(holistic studies)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相互结合，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与现实研究(practical studies)相互结合，本土研究(native studies)与跨境研究(crossborder studies)相互结合，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es)与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es)相互结合，文献研究(literature studies)与田野调查(field work)相互结合，历时研究(diachronic method)与共时研究(synchronic method)相互结合，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studies)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相互结合。
此外笔者还要提出的是，由于回族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全民信奉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救的穆斯林民族，它的研究视野必然要超出中国本土的畛域，如同藏学、蒙古学、敦煌学那样，在当代世界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或汉学(Sinology)研究领域，理所当然地占有当仁不让的一席之地。因此，它的理论体系建构和学术视野，必然是一种国际性的，而凡是欲从事回族学研究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民族学者，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都必须具备一种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宽泛知识结构，具有一种放眼环球的学术眼光、学术气魄、学术风格和学术雅量。这或许正是回族学先哲白寿彝先生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所欲表达的殷殷期盼。
以上所述，乃笔者结合自己十余年间从事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肤浅体会进行的些许思考，思绪所至，信笔写来，时间所限，不遑仔细推敲，疏漏错谬之处必多，尚盼各位前辈、同龄和后昆不吝赐教焉。
收稿日期：200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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