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途径与方法_国民教育论文

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途径与方法_国民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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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4-0146-(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4.018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近年来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核心价值观传播、融入国民教育的具体方法、途径方面的做法或经验,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一、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理论前导

       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相适应,其核心价值观也对其他国家产生着持续的渗透和影响。关于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托马斯·帕森特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指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自治;[1](P9)也有人认为美国社会所追求的主流传统价值应为民主政体、自由原则、个人主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关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和种种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原则、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等。[2](P152)追溯历史,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早在建国伊始就已写入《联邦宪法》和《独立宣言》中,但其在全社会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则离不开国家教育力量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践行,其效果的显著性在于思想观念的渗透力最终是以社会成员的认同为依据的。

       核心价值观是一国文化的精髓,离不开政治、宗教、法律等文化因素的聚合效力。在美国个人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融入国民教育获得认同的历史过程中,民族情感、宗教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成为重要的理论前导。

       1.民族情感是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推力

       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民族情感的培养则是美国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为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基本动力。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美国的历史教育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11袭击、恐怖主义兴起、伊拉克战争的综合作用,这一切使许多人将目光投向历史,试图借学习过去来确定和灌输爱国主义、美国价值观和公民参与。在此期间,出于类似的理由,联邦大量的资金流向历史教育”。[3]

       以历史教育入手灌输核心价值观,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以民族认同感培养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推力,与美国人口构成特点有关。由于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如何使得具有不同祖先的美国人形成共有的价值观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正是混杂的婚姻、美国爱国主义与信条的基础,使美国多种族组成的社会得以生存与发展。瑞典人加纳·默达尔在1944年写到,拥有各种民族根源、来自各种地区、信仰各种信条、并赋有不同肤色的美国人,共同尊崇西方世界任何国家都皈依的、最明确无误表述的、总的理想的体系,即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以及人的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2](P103)

       2.宗教意识是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根基

       宗教对美国社会存在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将宗教视为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分因素,他在《国家与帝国的结构》中提出,美国和共产主义帝国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由源于基督教宗教的正义感统治,而后者是由源于共产主义宗教的自我正义感统治。[4](P59)早在17世纪,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因反对英国圣公会国教的繁文缛节及专制统治而遭到镇压和迫害的清教徒们,怀着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和对基督教的虔诚,从英国到马萨诸塞后,发誓要把这块殖民地建成一个没有宗教迫害、没有专制统治的“清白无瑕”的“圣经共和国”。美国建国后,虽然实行政教分离的宪政制度,但宗教信仰却主要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不仅是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而且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5](P1)

       基督教甚至成了美国《独立宣言》《联邦宪法》这些建国纲领的精神源泉。《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并将这种使命感具体化为“民权神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天赋人权不容侵犯的思想。这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了美国人一种不同于其他外国人的“天命”感、正义感。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以《圣经》精神建立起来的特殊、神圣的民主制度,是把对《圣经》的信仰和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的信仰融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比如被高扬的个人自由或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以及人人生而平等思想,就是同基督教中的公义联系在一起的。[5](P9)宗教意识深深植入美国建国理念之中,对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此外,美国教会组织在培养国民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托克维尔认为,教会组织将美国人纯粹关心个人私有的利益引导到公共事业中,在公共事业中他们学会了心灵的习性,而心灵的习性有利于民主妥协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6](P6)例如,宗教团体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徒自由价值观的培育中作用十分显著。宗教自由不仅涉及信仰自由,而且包括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后者成为宗教信徒信仰自由的保障。

       3.法治观念是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坚实基础

       法治观念在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从法治的内涵来看,法治与民主、自由、人权、个人主义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关联十分密切,法治国家必然崇尚民主,在赋予并维护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可以说,没有法治观念作为国民教育的坚实基础,就没有美国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广泛共识。因而,培养社会成员的法治精神是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美国,最能体现法治理念的是《联邦宪法》,宪法禁止确立国教,美国也不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规定,在精神方面维系全体国民的主要是对其基本政治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和信念,而宪法正是它们的集中体现。宪法是美国的核心以及美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权威,它包含着他们公认的自由平等公正。[7](P196)

       法治观念对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为维系公民精神的权利意识需要公民对法治观念保持崇尚心理。在美国,研究者认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发挥公共精神的教育功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使公民能够真正感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增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要使公共精神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占主导地位,使公民真正在政治实践中感受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核心是尊重宪法,实现宪法秩序。可以说,法治教育尤其是宪法中有关美国的民主体制的规定,赋予了美国公民的基本参政权利,法治观念中的权利意识是美国民主、自由、人权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本质体现。

       二、政治社会化是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重要途径

       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是西方政治观念的核心,是国家教育的主要实施内容。在美国,政府主导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以“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实现的。“政治社会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在1958年发表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政治社会化的主旨是传播政治信念、准则和价值,尤其是在青少年政治教育中灌输本国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即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通过某种方式得以传播、普及和延续的过程,其中核心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集中表达。在美国,以政治社会化推动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媒体力量实现的。

       1.家庭教育是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启蒙阶段

       家庭教育既是国民教育的起点、基础,又是全程式教育。美国家庭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启蒙学校”,在培养儿童核心价值观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自主意识、选择意识和自由观念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在美国家庭中备受关注。个人主义价值观要求把个人作为行为选择模式的具体参照点,这种教育不仅存在于儿童阶段,而且是从幼儿时期就已开始。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美国母亲挑选了两种不同的婴儿麦片作为早餐,每一种麦片的包装盒颜色都有明显的区别,母亲两手各拿一盒麦片,让幼儿挑选其喜欢的颜色,如此不到一岁的小孩就已经开始学着表达其个人的爱好并做出自己的选择。[8](P183)与大多数国家家长忽视孩子意愿不同,美国人注重孩子“自我中心”意识的培养。在美国价值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个人主义中,“自我中心”观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反映。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所说,个人主义所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个人的尊严,乃至个人的神圣。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为自己而判断,为自己而作决定,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而生活”。[9](P3)赫伯特·胡佛认为,“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体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概念之上,即只有通过有秩序的自由、解放和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才能充分发挥”。[10](P200)

       2.学校教育是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主要路径

       关于“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的理解,美国学者西格尔和格林斯坦界定为“正式教育机构有意识地灌输政治和政治价值观的过程”。[11](P2)依此标准,学校无疑是美国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领域,也是促使青少年完整掌握民主、自由、人权以及个人主义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学校教育竭力向广大青少年学生传播核心价值观,是与学校的办学性质和教育生存环境分不开的。由于学校是由国家资助或支持的,因而它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政治意图和政策方针,所以学校是个体系统接收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场所和最重要的阶段。按照“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特点,学校教育比家庭教育更具有权威性和系统性,学校通过有计划的课程安排和有意识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能够增强和扩大学生的政治倾向,使他们对核心价值观形成完整而系统的认知,再经过长期熏陶加以接受、认同,从而形成较为清晰和完整的政治价值倾向。前文中所提联邦倾注资金加强的历史教育,就是学校实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举措。在美国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大学始终扮演着非比寻常的角色。由于大学是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教育的主阵地,因而在核心价值观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

       3.媒体是政治社会化进程中传播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助推力量

       政治社会化是美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习得过程。在传统社会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是家庭、教会、学校和政府。近代以来,增加了政党和现代大众传媒的新形式。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超时空性、迅速性以及大众性等特点,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脑互联网等信息手段对民众施加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影响;新闻媒介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现代西方社会十分巨大,被称为传统“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传播媒介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价值的判断标准,将会对人们的政治观念与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传播媒介也为社会成员进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多种平台。

       在美国,新闻媒体能够传播民主、自由、人权和个人主义等核心价值观,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其一,新闻报道本身的自由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新闻自由赋予了媒体对美国自由价值观的推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指出,“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美国新闻界把宪法第一修正案看作美国首部新闻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早期的政治家都把争取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视作美国政治观念中“人权”的一个核心内容。美国人认为,其中体现了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其二,美国新闻媒介能够传播核心价值观是与其利益需求不可分割的。美国新闻媒介的运作原则虽然是以自由独立的方式谋取利益,但主流社会价值的现实需求又使其不得不屈从于强势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冲击。因此,无论媒体的政治倾向如何,接受和认同主流价值观念都是其基本立场。

       三、政治参与是美国公民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美国自建国以来,民主、自由、人权和个人主义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领域的传播始终是与公民政治参与相统一的。例如,民主作为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政治参与。公民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使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耳,起到感同身受的效果。另一方面,公民政治参与也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要求。公民接受核心价值理念,并将其融入政治生活实践中去,才能起到价值认同和行为选择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机制。

       1.政治参与提升公民的民主价值理念

       政治参与是美国公民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展示了公民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说,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所形成的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形成社会良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信任氛围。从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所形成的民主意识是公民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石。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提高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政治体制的宽容精神,积淀民主意识,增强民主观念,提高民主能力,从而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懂得如何发挥公民自己的政治作用,并在政治参与中感受公民自己的人格和价值。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还可以提高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因而从本质来看,政治参与体现了国家核心价值观尤其是民主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通常来讲,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决定着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在美国,政治社会化推动了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的形成,提升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具体而言,公民通过参与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接触以及政治结社和政治表达等具体的政治参与方式来提升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其中,政治选举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政治活动,公民可以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表达价值关切。例如,美国的两党竞选就在培养公民民主价值观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根据美国宪法,美国选民每隔四年改选总统及副总统,每隔两年改选美国联邦众议院全体议员以及近三分之一的美国联邦参议院议员。这样,围绕竞选活动而形成的公民选举就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公民政治,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普遍流行的美国社会,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成为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政治参与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公民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2.政治团体活动增进公民的权利价值理念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以政治团体的面目出现,正是大量由公民实行自治的地方组织成就了美国民主。公民通过所属的利益集团及舆论工具实现政治参与,以影响政府制定与他们利益相关问题的决策。政治团体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集团性力量,因此在培养公民核心价值观上的作用十分显著。托克维尔指明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无处不在的社会组合,这种社会组合的特点是个人自愿与道德观、价值观的认同性,它不是为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务,也不是为了商业的、营利的目的。这样一种公民自己的组织形态,首先能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提供监督以保证公民的利益不被忽视、不被损害;其次是为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可选择的渠道。托克维尔指出,“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相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12](P649)

       在当代美国,政治团体活动已经扩展和深化,其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普通公民通过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动的形式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这些社团组织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同时也在权利斗争中实践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观。例如,全美长枪协会是美国社会利益集团中最为典型、影响力也最为强大的一个组织。为了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持枪的自由,该协会主席赫斯顿在全国大会上举起一支长枪,呼吁抵制枪支管理法案。在美国公民的政治观念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而合法政府的权威和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个人应当拥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美国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人权,在社会成员生活中的本质体现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崇尚和维护。

       四、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启迪

       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本国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传统、内容结构以及教育对象的差异。就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路径方法而论,我们可以从中寻求共性以便为我所用。譬如,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国政治社会化就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其做法就能够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提供一些参考借鉴。当然,这也要注意“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慎重辨析何种方式于我不利或不宜采用。从目前研究看,中国学者大都注重前者的借鉴性分析,缺少对后者的分析梳理。我们认为,应着重辨析,在参考上述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方法和途径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价值观建设的可行思路。

       1.核心价值观传播方法和途径选择应考虑相关价值观传统与现实基础

       核心价值观融入一国国民教育的方法途径选择,需要首先考察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就如同我们绝不照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价值观一样,当然也不能随意照搬西方传播价值观的方法和途径。例如,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普遍关注宗教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是因为其历史文化中积聚了深厚的宗教意识及民族发展中的宗教情结。而对于中国这种非宗教文化国家而言,就缺乏相应的文化实践基础。

       另外应看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在新的历史阶段进行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靠那些首先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来传播。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近百年前的时代条件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但也应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还需要不断夯实。此外,与美国资本主义两百多年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不足60年,而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务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加之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和西方思潮的持续冲击,以及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交织杂陈,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传播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因此,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状况寻求科学的教育传播方法,是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必要前提。

       2.价值观传播方法和途径选择应适合价值观的内容构成

       从上述美国核心价值观内容构成来看,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和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在历史发展中得到深厚积淀,在社会中形成广泛认同,因而在教育和传播方式上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当前我们正在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已具有基本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已将其纳入现阶段需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概括言约义丰。我们提倡的这些价值理念与美国核心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一般理论层面的理解差异,而主要是价值观反映在制度领域中的根本不同。从如何应对这种差异所引起的价值观论争来看,主要是如何消除所谓普世价值传播的负面影响和西方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的渗透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核心价值观,避免错误地传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念和采用不适合我国实际的传播路径方法。譬如,现在有些人错误地把群体性事件也视为政治参与,把传播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当作言论自由,在许多问题上套用民主、自由、人权概念。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等的歪曲认识。因此,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科学理解以及对国外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识,是我们寻求正确价值观传播方法途径的基本前提。

       3.价值观教育方法和途径要考虑公民政治素质的影响或制约

       要使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卓有成效,所采取的方法途径要与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相符合。这里所谓的政治素质不仅是指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水平,还应包括与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能力及法治观念等,这些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的感悟和接受能力。一般来说,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政治素质较高的社会成员往往能主动接受,而政治素质较低的成员则往往要采取灌输式的被动方法。前述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表明,公民所具有的政治参与水平及其内心根深蒂固的法治观念,使得他们在接受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不是更多地依靠灌输,而是在积极的政治实践活动中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

       近年来,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素质虽有了明显提升,但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淡漠,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成员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往往在认识和行为方式中超越了中国法治建设和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故而不是准确把握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将西方自由观念和行为方式直接照搬硬套,极有可能在方法形式上导致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民众的侵蚀。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观念的传播,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成员的接受方式和接受能力,要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传播路径和方式。

       总之,核心价值观教育、认同的路径和方式要以适应与否及效果如何来予以选择取舍。中国当前核心价值观建设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有效方式途径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另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社会成员懂得为什么要传播、认同和实践该价值观念,因为只有“知之”才能“好之”“乐之”,才能成为其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努力践行者,不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转化为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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