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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奥运会是历史上最赚钱同时也是最环保的奥运会，前悉尼奥组委主席桑迪·豪威来华面授机宜
最近的雅典奥运会因为对“人文奥运”的完美诠释，让人记忆新鲜。不过在大多数人眼里，近几届奥运中最成功的还是悉尼奥运会，因为悉尼奥运会在环保和商业上做得更成功，组织工作也更有秩序。
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其意义被数倍放大了，超过悉尼和雅典是北京的任务。要出色完成这项任务十分困难，当2008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前悉尼奥组委主席桑迪·豪威来华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他在接受《经济》的采访时说：“我相信，我们的经验和技术，对北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很有帮助”。
悉尼奇迹
用“奇迹”一词来形容悉尼奥运会并不为过，在闭幕式上，这场世纪之交的盛会被萨马兰奇称为“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在很多很多方面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最赚钱的一届奥运会同时也是最环保的奥运会，组织工作最细致缜密，奥运会期间城市秩序井然。所有这些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是体育，其次才是电脑”，有人如此评论。
1984年以前的奥运会能盈利的极少，1976年15天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巨额亏损20亿美元，直到1996年这些钱才通过征收特别税还清。所以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城市只有洛杉矶一个。这是一次首次由民间私人主办的奥运会，主办人尤伯罗斯成功地让这届奥运会盈利2.5亿美元。
1988年汉城奥运会恢复了官办，盈利3亿美元，开创了当时官办奥运会盈利纪录。来自国际奥委会的数据显示，悉尼奥运会收入达到17.56亿美元，比7年前悉尼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时的预计高出了80％。而雅典奥运会由于在安全方面的费用超支，肯定是亏损的，具体数据现在还不得而知。
雅典奥运会的亏损更凸显了悉尼奥运会在商业运作上的成功。盈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赞助商特别是顶级赞助商的巨额赞助，这一门槛在2000年的时候提到了4000万美元；二是出售电视转播权，悉尼组委会最初预计出售转播权可得4.88亿美元，但实际收入达到7.98亿美元；三是门票和赛会纪念品的销售收入。
另外，奥运会也给悉尼带来了大批的游客。在奥运会的16天里，到达悉尼的国内外游客人数达到100多万，为澳大利亚旅游业带来8.8亿美元的收益，如果从1997年算起的话，4年里奥运会给澳大利亚带来的旅游总收入达到了42.7亿美元。同时，奥运会为悉尼带来的海外投资达到了87亿美元，创造了15万个就业机会。
悉尼奥运会在商业上获得了空前成功。至今仍有很多人通过研究悉尼奥运会的盈利模式为北京奥运会支招。但是桑迪·豪威先生认为，最大的成功并不是在商业上，而是通过奥运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悉尼和澳大利亚，同时增强了澳大利亚民众的自信心。
国际奥委会曾经在1994年把“环境”与“运动”和“文化”并列为奥运活动的三大要素。自此之后，国际奥委会在选择奥运会举办城市时，环境方面的考虑就变得至关重要。
“美丽悉尼，绿色奥运”，这是当初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时打出的一句颇有冲击力的宣传口号。国际奥委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主席波尔·施密特认为，悉尼奥运会是历届奥运会中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最好的一届。
的确，悉尼呈现给世人一届洁净、绿色环保的奥运会。悉尼将“绿色奥运”展示得淋漓尽致，它广泛利用了太阳能、雨水和自然通风，体育场、馆等建、构筑物及其工程设备都带有节能、环保特征。奥运场馆、奥运村使用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处理发电设备，许多体育馆能够自行发电并且还让超额的功率直接转入国家电力网。这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各地建造体育设施都有可供借鉴之处。
悉尼奥运会成功地让世人了解到，澳大利亚是个美丽的国度，悉尼是座美丽的城市。悉尼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的积极礼貌的参与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的亚特兰大，满大街是卖纪念品的小摊贩，整个城市像是个大型跳蚤市场。没有门票的市民只能日夜挤在奥林匹克公园里，后来还发生了爆炸事件。志愿人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训。悉尼吸取了亚特兰大的经验教训，控制与奥运会有关的商品和广告，市容整洁，处处布置了彩旗。在市区热闹的广场设立了大屏幕电视，市民们可以天天在广场看电视转播和联欢，从没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故。
澳大利亚观众在奥运会期间受到外国代表团的普遍赞扬。他们对什么比赛都同样热心，一些在别处会冷场的体育竞赛，座位也全满，曾经一天内有10万观众冒雨观看田径比赛，秩序井然。观众不只为澳大利亚队鼓掌，只要是好的动作或表现，任何国家的运动员都一样听到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比赛结束后，观众一般也都留下来看颁奖仪式，即使没有澳大利亚选手获奖。
悉尼奥运会是环保奥运会，赛场里不准吸烟，观众都自动配合。各赛场都很干净，没有遍地食物包装纸和塑料饮料瓶。散场、乘车等许多场合需要长时间排队，或走很远的路，大人小孩都耐心等候、顺序前进，不会争先恐后。
共同烹制北京奥运大蛋糕
北京需要向悉尼学习的实在太多。悉尼奥运会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就，桑迪·豪威居功至伟，作为这场盛会的总导演，他的主要任务是在4年筹备期和为期16天的奥运会期间协调超过12万名工作人员、1万多承包商和4.7万名志愿者的工作。桑迪·豪威因此获得了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政府官员劳动奖章，这个殊荣只授予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官员。
悉尼奥运会之后，桑迪·豪威和北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也是加入到北京奥申委中少数来自海外的奥林匹克专家之一，协助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2002年2月，悉尼-北京奥林匹克秘书处（SBOS）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专门向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输出悉尼奥运会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技术和服务的官方组织，也是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州及地区发展委员会、澳大利亚贸易促进会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商会，共同合作组建的奥林匹克专家智囊小组。桑迪·豪威是这个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并且担任高级顾问。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块大蛋糕，需要国内外政府机构，跨国公司、文化团体的广泛参与，共同将这块蛋糕做大，做得色香味俱佳。当然，做蛋糕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的目的，主要是想在蛋糕做好后分得一份。
比如，曾经参与悉尼奥运会的国际游泳中心和Newington的奥运村建设的PTW Architects建筑设计公司，目前正在设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和运动员村。
1月18日至1月20日，桑迪·豪威率领五年来最大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奥林匹克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北京国际体育基础设施和场馆技术展。代表团中既有ACT Government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政府等政府机构，也有PTW、ICN行业能力网络、博格斯钢铁这样的知名企业。
悉尼奥运会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奥运会后的场馆闲置问题，奥运会临近时的公共交通问题等。悉尼奥运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来说，都是一种财富，桑迪·豪威无疑是这笔财富的最大的股东。
1月18日，桑迪·豪威先生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经济》：您和您领导的团体在悉尼奥运会后主要和北京奥组委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合作？
桑迪·豪威：在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的过程中，我是竞选班子的一员；在莫斯科投票表决时，我也在现场和刘淇等北京奥组委的官员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庆祝北京获得胜利。
在那之后，我们主要致力于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帮助中国获得一些组织奥运会的经验和技术。例如，2002年，我们在悉尼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都是来自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专家，探讨了奥运会组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问题。我们这次还组织了一些澳大利亚的企业来中国，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有为奥运会生产产品或参与组织的经验。北京和悉尼还组织了悉尼-北京奥林匹克秘书处，致力于技术咨询和商务交流活动。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我频繁地往返于北京——悉尼，大概有十四五次了。
《经济》：您现在的工作和以前有哪些不同？
桑迪·豪威：以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把重要的赛事吸引到澳大利亚：将奥运会带到悉尼，英联邦运动会带到墨尔本……现在我们不光做这种单向的工作了，我们也在输出：将澳大利亚的经验和技术，以及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输出给世界各国的其他赛事。北京就是我们输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因为中国经济日趋强大，还因为北京要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最伟大的奥运会的决心。中国当然有能力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非常出色的盛会，不过澳大利亚的专家能够做到锦上添花，为北京奥运会节省时间、成本，利用我们的组织经验，还可以帮北京少走弯路。
《经济》：澳大利亚的企业主要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哪些方面？
桑迪·豪威：澳大利亚的企业迄今为止参与北京奥运会主要是在场馆设计方面，也有一些咨询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还有在建筑材料方面，比如博格斯钢铁公司提供了场馆拱顶以及首都机场扩建需要的特种钢材。澳大利亚在食物安全及卫生方面，公共智能交通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不想参与每个细节，但是想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做得更好。
《经济》：在奥运场馆建设方面，您最担心什么？
桑迪·豪威：最担心奥运会之后的场馆闲置问题。奥运会开完后，场馆还在，这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在奥运会之后将何去何从？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该在建设过程中考虑到奥运会的特殊需求，建设一些临时设施，这些设施要能在奥运会之后拆除或者移作别用。悉尼奥运会的主会场有116000个座位，奥运会之后我们拆除了30000个，以节省开支。场馆闲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大型赛事都可能出现。
悉尼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支出为26亿澳元，场馆闲置带来了4亿澳元的多余支出。如果能在预算方面做得更详细的话，很多钱是可以省下来的。但是奥运会的预算工作非常复杂，因为准备过程很长，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事，预算也是随时在变。
《经济》：中国的宏观调控压低了原材料的价格，同时场馆建设也在瘦身，这有没有对澳大利亚参与建设的企业造成影响？
桑迪·豪威：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们理解中国政府的做法，只不过是将场馆建设热中多余的热量挤了出去而已，因为不光是在奥运场馆建设上，在全国范围内其他的建设项目中也是一样。
中国的建筑公司和澳大利亚的设计公司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以前曾经向澳大利亚的PTW公司以及北京城建集团建议过，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去其他国家大展拳脚呢？
《经济》：悉尼奥运会有没有给您留下什么遗憾呢？
桑迪·豪威：有，有些事情本来应该做得更好。最大的遗憾是在门票的销售，我们主要是从世界杯系列赛以及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中学到的经验。但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第二，在奥运会开幕的前几周，在公共交通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代表团和游客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迷路的事常有发生。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在那几周里忙得够呛。第三，场馆建设过程中，对奥运会后的闲置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另外，在和公众的沟通和交流上，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争取市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如果可以再办一届奥运会的话，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经济》：商业似乎成为了近几届奥运会的一个压倒性主题，如果要你来定义现代奥运会，你会怎么定义？
桑迪·豪威：体育和文化的盛会。在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是商业气息，但是当奥运会真正临近的时候，人们会感受到这是真正的体育盛会。
开幕式的大型演出，传遍世界的火炬接力都是文化活动。奥运会很好地将体育与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不但是最盛大的体育盛会，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文化交流盛会、人与人交流的盛会。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展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好机会，会给中国带来持续的收益。
奥运会还是一场大规模的建筑运动，不光建设场馆，最主要的是会改变一个城市的乃至一个区域的环境。
《经济》：您是否认为现在的奥运会沾染了太多的商业气息？
桑迪·豪威：我的个人观点是：不是。现在的奥运会确实有很多商业活动参与其中，但是很难说是“太多”，实际上，很难想象没有商业活动的奥运会，很难想象奥运场馆内没有赞助商的广告牌。奥运会确实蕴藏了巨大商机，但是我觉得商业气息并没有污染奥运会，两者是互相需要、互相促进的。
《经济》：那么您认为悉尼奥运会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悉尼奥运会在商业上是空前成功的，他们认为这是悉尼奥运会的最大的成功之处。
桑迪·豪威：我认为悉尼奥运会最大的成功实际上是不可触摸的（intangible）：悉尼奥运会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了澳大利亚，这是其他任何活动都无法成就的。悉尼奥运会也成了澳大利亚人民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什么样的：澳大利亚是个能力超众的国家，可以办成最出色的奥运会。所以归结起来有两点：对外，塑造了澳大利亚的美好形象；对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经济》：可能有些普通民众并不欢迎奥运会，因为奥运会会提高房价，还会使交通变得越来越拥堵。悉尼的老百姓是如何看待悉尼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
桑迪·豪威：我们在悉尼有一个社会影响委员会，研究奥运会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结论是，奥运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非常小，而受益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从奥运会期间悉尼居民的从未间断的庆祝活动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但是北京的情况可能更困难一些，因为中国太大了，流动人口太多，奥运会带来了人口的集聚效应，这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桑迪·豪威：我不认为这样。我们还有将近四年的时间，我相信北京在这四年中会将这些比较严峻的问题一一化解。
《经济》：您愿意对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提哪些建议呢？
桑迪·豪威：我觉得北京今明两年应该保证奥运场馆的顺利建设，注意场馆的潜在闲置问题；第二，要争取到更多的赞助商。第三，要在奥运之前做好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在悉尼奥运会之前的三个月里，我们对员工和志愿者的各种形式的培训，累计时间达到100万小时。
《经济》：能否给点建议，怎样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将奥运会办得更出色？
桑迪·豪威：要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以及世界各体育组织甚至各国国内的体育协会的联系。奥运会是个国际盛事，不光运动员来自各个国家，它的各方面都已经做到国际化：场馆设计者、建筑商、赞助商、专家……悉尼奥运会是这样，北京奥运会做得更好，从场馆设计到建设的国际化中就可见一斑，北京还请了很多外国专家参与奥运会的组织工作。
《经济》：北京和悉尼是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竞争对手，之后又是2008年奥运会的合作伙伴，您怎么看待这一转变？
桑迪·豪威：我认为在这两件事上，世界的选择都是对的。2000年的时候悉尼准备得更充分，2008年的时候北京则占据更有利的形势。北京在1993年仅以两票之差失去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智慧了。人们只记得悉尼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却没人记得，在那之前，墨尔本曾经失败过，另外一些非常具有实力的申办城市比如巴黎、斯德哥尔摩也失败过。
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很乐意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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