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劳动力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英国论文,圈地论文,劳动力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1-0096-06
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这就为大工业的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1]，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来源。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本文试图通过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圈地运动中农民的出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等问题的论述，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并提出圈地运动不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而只是来源之一的观点，以求方家指正。
一、圈地对农民的影响
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两个重大的事件。所谓“圈地运动”(Endosure)，是指西欧的公有农地和牧地转变为现代模式的围以篱笆的小园田和联合农场的过程。英国圈地运动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叶，持续时间长达6个多世纪。从圈地运动开始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为早期圈地运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为晚期圈地运动，整个运动的最高潮在1793-1815年拿破仑战争时期。圈地运动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转入低潮。1876年议会正式颁布法令禁止继续圈地，圈地运动至此基本告终。
早期圈地运动和晚期圈地运动对农民（注：关于“英国农民”一词的确切含义在史学界并无统一看法。通常把自耕农(Yeoman)当作农民。法国史学家芒图认为，自耕农即拥有土地并自己耕作的农民（参见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页）。英国史学家亚伦认为，自耕农即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家庭农场主，即农业革命时期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农民——占有维兰地的自由人。它包括公簿持有农、契约持有农和自由持有农（参见Robert C.Allen,Enclosure and Yeoman,Clarendon Press,Oxford,1992,P56-57、166）。明盖则用“小农场主”来形容占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不仅包括大大小小的自由持有农，还包括公簿持有农，他们“既占有一部分土地，又耕种一部分租来的土地”(G.E.Mingay,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MacmillanPress Ltd.London,1968,P68、10)。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一般说来，农民的基本队伍由自耕农组成。我们在使用“自耕农”一词时，泛指独立耕作自己土地的农民，它包括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和有期租地农，他们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是否一样？有观点认为，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分离，导致农民衰落和消亡。对这一观点应作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早期和晚期圈地的目的、规模、特点及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都不相同，因而对农民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
早期的圈地运动尽管在16世纪出现过狂潮，但总的来说对农民的影响程度比较轻，并未造成农民与土地的最终分离。“1525年以前圈地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制造业工人的可能性不大”[2]，原因有二：一是被圈土地和被赶农民只有一小部分。当时人口少，大量土地抛荒，只有劳动力短缺而不缺少土地，故而这部分被驱赶的农民很快在敞地制地区继续耕种；二是当时几乎没有城市工业可以吸纳农民。全英国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仅24%之多。到15世纪末，英国已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圈地并未创造出一个工业无产阶级。
从15世纪至工业革命前，乡村工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受圈地运动的冲击只是小范围的，因而，大多数农民仍占有小块土地。乡村工业主要是靠在当地雇佣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乡村工人[3]，他们农时耕田养畜，闲时纺纱、织布、打铁。乡村工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城市中未能充分就业的人员[3]，出现了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到17世纪末，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共有人口约550万，其中农村人口410万。直至1760年以前，英国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多数[4]。
18世纪至19世纪的议会圈地运动因其规模大、范围广，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早期圈地运动，但也未造成土地的集中或农民的消亡[2]。圈占的土地除公地外，还有1/3左右是荒地[5]。圈占公地容易减少农民人数，而圈占荒地、山林等只会引起局部地区人口的增加。直到19世纪中叶，兰开夏、肯特、德文、康沃尔等郡圈地仍很少。虽然圈地在整个英国都有发生，但随之产生的解雇雇工和减少人口的现象，却主要发生在米德兰平原[6]。
关于农民与土地分离的程度和农民衰落的时间，史学界多有不同意见。早期历史学家认为，议会圈地运动期间的1760-1785年农民衰落最快；较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衰落主要发生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末之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农民的人数反而增多了。因为在18世纪上半叶，农产品价格低廉，税收重，导致许多农民破产。有的农民因负担不起圈地的费用而在圈地之前就卖掉了土地。在1780年以前，被圈占的土地许多变成了牧场，耕地减少，兼并土地的情况比较多，这一时期农民衰落的速度较快。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粮价飞涨，造成了有利的市场条件，许多农民得以生存，小土地持有者的数量上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逐渐取代了农民经济，农民人数才开始减少。
现有的统计资料对小农的衰落程度还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但明盖认为，圈地对小农并没有严重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过程[7]。在18世纪至19世纪，持有20英亩至100英亩土地的小农仍有很大数量。后来的学者也证实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8]。钱伯斯指出：圈地只标志着小农以它较低的成本而占优势的一个阶段，尽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并不是小农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消灭的信号[9]。直到19世纪，在农耕地区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小农场主和小土地持有者[10]，但他们已不是自耕农意义上的农民，其经营方式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消亡的。因此，不能夸大圈地运动的作用，也不能夸大同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相一致的议会圈地的影响。早期圈地运动规模小，数量少，对农民的影响程度不大，未造成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大多数农民仍占有土地；晚期圈地运动因其规模大、范围广，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较深，但主要体现在土地的集中方面。农民的衰落与圈地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圈地运动结束后仍存在着农民，整个圈地运动并未突然地、猛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一过程是逐渐而持久的。事实上，圈地也没有最终消灭农民阶级。
二、圈地运动后农民的出路
传统观点认为，圈地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加入工业劳动力大军。其实，农业人口是否向工业转移，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即农民是否受土地束缚，是否具有自由迁徙之权而能自由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力，农民本身眷念土地的传统观念是否发生变化。归纳起来看，圈地后农民的出路主要是留在农村及从农村流向城市两大类。
留在农村的有几种情况：一是留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圈地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基本依靠人力和人的技能。农业的改良使劳动力趋向密集。除围圈公地外，围篱和挖沟也需要劳动力，森林、荒野和沼泽地的围圈更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9]。二是从已圈地区出来的农民流入未圈地区，或是就地留在农村，或务农或半工半农。三是议会圈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沦为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工人。1850年以前的不列颠农场需要很多而不是很少的工人[11]。许多农民同土地彻底分离，成了纯粹的被雇佣的农业工人[12]。四是海外移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大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和国内圈地运动对农民的排挤，使他们离乡背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谋生，其中大部分人侨居他国，并仍然从事着农业劳动。
农民之所以留在农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民眷念土地的传统观念和农民对于新型工业雇佣劳动的恐惧无知，使他们不愿面对新的环境和职业，加之“小农意识”的影响，使农民尤其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愿移动[2]。从某种程度上讲，移居到加拿大的农村对一个农村人来说，比移居到曼彻斯特更为熟悉环境[12]。当南部村民最终决定移民时，他们更愿意到美国或加拿大，而不是兰开夏。他们宁愿做农民，也不愿意去城市当一名工人。
其次，《济贫法》、《定居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也限制了农民的自由移动，剥夺了农民的迁徙权。《定居法》的作用至今仍在争论，但它显然阻碍了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定居法》禁止农业工人任意离开受雇地区，阻止了工人走向劳动力市场展示他们的最大能力，也阻碍了资本家对合格工人的雇用。《济贫法》则成为劳动力的桎梏。1833年，工厂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明确指责《济贫法》，认为该法“是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力量”。实际上，儿童和壮劳力在城镇制造业的工资一般说来高出农业地区的两倍，但在济贫院中却仍旧滞留了大批的待雇者，“《济贫法》的实施非常有害，它未能促使工人跟随工业劳动的需求进入新教区，也削弱了他们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动机”[12]。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和所掌握的大量确切资料，我们很难把农村失业者与工业劳动力需求的潜在力量相联系。
再次，很多农民除了在土地上耕作之外，并无一技之长，不可能转做他活，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
最后，由于当时交通运输条件差，通信联系落后，也限制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个从肯特或格洛斯特来的人很容易由伦敦或布里斯托尔乘船而不是由陆路到达曼彻斯特或利兹”[12]。当工业区大量需要劳动力时，主要依靠的是邻近地区的劳力提供，即使这里劳动力的工资已经很高，并且劳力资源并不充裕。吉斯本、塞德伯、佩特利布里奇和西赖丁区的凯特尔韦尔等北部一些正在兴起的工业区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南部却出现了劳动力的过剩。只有到了1825年，铁路建成，才改变了这种妨碍跨区迁徙的状况，但许多农村劳动力却被吸引到了铁路建设上去。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主要是进入工业及服务类行业，也有的无处谋生而成为无业游民，或死于饥饿和贫困。但是，这类农民并不总是受到城市手工业者的欢迎，因为他们破坏了劳动力市场，排挤掉一些本地手工业者，增加了城市就业的难度[13]。工业革命以前，农民流动的范围和规模很小，并没有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工业化的开始伴随着农业的加强，农业必须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满足由于人口剧增和城市扩展引起的需求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占全体劳动者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其绝对数反而有所增加。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1801年下降为35%，1851年下降到16%。农业人口真正的大批迁移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14]。
三、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
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起初机器的运用还不普遍，许多工业部门和行业仍以手工劳动为主。1650年至1750年，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缓慢增长造成了对劳动力十分有利的经济形势，对劳动力总的需求还是很大。那么，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呢？传统观念认为，圈地运动就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但一些英国史学家指出，圈地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移动并无多大联系[4]，圈地并未为工业革命提供大批劳动力。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主要不是剥夺农民和圈地运动的结果，而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兰特认为，劳动力的增长主要来自本地区出生人口的增长[15]。雷德福德则认为，从农村到工业区和城镇的移民不是圈地时驱逐出去的，而是受到城镇较高工资的引诱。因此，圈地也没有使农业人口的绝对数字减少[16]。
其实，不能简单地断定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农民进入工厂的人数并没有过去所说的那么多。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开展时期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步，很难说圈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主要劳动力，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圈地本身需要大量劳动力。在富裕的公共牧场，未圈地区每1000英亩土地需要470个劳力，被圈地区则需要1500个劳力；未圈地区公地和荒地每1000英亩需要190个劳力，被圈地区则需要1800个劳力[8]。总的说来，圈地对劳动力的节省并不注意[17]，它使土地上劳动者的人数增加，吸收了那些也许可以成为工厂工人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本来也许会被工业很好地吸收和雇用[18]。
二是在圈地中被剥夺了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农场充当农业雇佣工人，许多农场通过雇用全日制工人来替代多年来的非全日制工人，使农业的单位产量得到提高[18]。因此，资本主义大农场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
三是只有人口的流动才能使劳动力进入工业成为可能。但钱伯斯认为，圈地和人口流动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联系[18]。是没有被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是全体劳动力成为了工业的劳动力，而这一过剩并不是圈地引起的，由圈地造成的人口流动仅是次要因素。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大机器生产的不断排挤及工场手工业的破产，才相应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受传统观点影响。传统观念认为，圈地和农场兼并减少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导致了劳动力的大量剩余，这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但在18至19世纪，人口向工业的转移并未发生。新的工厂主要座落在北部，但南部劳动力却不向北部迁移。工业革命时代，劳动力迁移到工业区的史证几乎没有[2]。圈地稳定了土地上的劳动力，而工业设法使之解体，因此，如果相应的农业人口减少发生，社会造就的劳动力既不是圈地，也不是农业资本主义，而是工业革命本身[18]。
我们认为，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的自然增长。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在1700年至1741年时约有580万至600万，1760年为666.5万，1790年达到了821.6万[19]。人口中的70%至90%都是在18世纪下半期增长的。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初期，工业的发展促使人口大量增长，人口的增长又成为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人口从农业区向工业区流动主要不是由圈地造成，而是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工业革命最初的劳动力是那些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被推向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1780年至1800年期间及以后，当农村向城市迁移活动的规模增加时，工业所需要的基本队伍的大部分是由工业人口（已是他们的第二代）本身所提供的[14]。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劳动力，因此，“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人口的自然增长”[5]。
第二，传统手工业者队伍。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乡村工业极为发达，手工工场的高度发展，为大工业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他们是未来大机器工业劳动大军的主干[1]，工业革命在他们中吸收后备力量，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在农村劳动力中招募工人。当工业革命到来时，这支强大的传统手工业者队伍被新的技术所超越，又被工厂的竞争所搞垮，别无选择，只能签订合同进入工厂。小师傅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工厂工人[20]。
第三，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间的移民。在工业革命以前及期间，英国有大量国内移民。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区的数量并不多，最大量的流动人口当属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从爱尔兰来的移民有特别重大的意义[4]，他们形成工业革命劳动力组成的重要因素[12]。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为躲避周期性收获危机和受英格兰经济发达地区较高工资的吸引，他们大批来到英格兰。1801年约有2.2万名爱尔兰移民，到1845年时，已有100万以上的爱尔兰人迁到英格兰等地的工业区，特别是大城市中，几乎有1/5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后代。爱尔兰移民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21]。“移民不是本身的人口过剩，是劳动力的来源”[2]。
第四，农民。不能否认农民也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一个来源，但他们并不都是因圈地而被赶出土地的。工业革命造成大量的就业机会，加上工业工资优越于农业工资，吸引了大批的农村居民，这是促使农民脱离土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使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增高并超过了城市。为了寻找就业机会，大批农村过剩人口进入城市。再次，一些农民受圈地运动的影响也进入了城市。但是，圈地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议会圈地的中间时期。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初期，并没有出现农民大批出走的现象，因此，议会圈地对农民的影响主要并不是使农民与土地分离，进入工业。应当说，农业过剩人口能否转化为工业劳动力还要取决于人口流动的条件，如农民本身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等，这在前面已有论述。
第五，女工和童工也是工业劳动力的来源之一。资本家往往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人力以赚取最大利润。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标语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22]。据1788年统计，当时英国的142个纺纱厂中，女工有3.1万人，童工有2.5万人，成年男工只有2.6万人。到1835年，英国棉纺织业中18岁以下的童工有9.5万人，占全部工人的43.3%；女工11.9万人，占全部工人的54.3%。1839年，在大不列颠的419560名工厂工人中，除了23%是成年男工之外，其余都是女工和儿童[1]。他们成为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劳动力资源。
此外，还有一些退伍士兵、教区养活的贫民、各阶级和各行业的流民等也加入了劳动力的队伍。工厂人员起初就是由一些极不相称的成员所组成的[2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之间并不存在严密的因果关系。圈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农民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早期圈地运动规模小，数量少，对农民的影响程度不大；晚期圈地运动（即议会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较深，且主要体现在土地的集中方面。而晚期圈地的最高潮是在工业革命中期而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或初期，因此，圈地为工业提供自由劳动力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圈地并没有起到驱逐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的作用。一方面，农民的衰落已在工业革命后期，另一方面，圈地本身也需要大量的劳力，因此，圈地并未给工业革命提供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自然增长的人口，此外还有传统的手工业队伍和移民，农民当然也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一个来源，而由圈地所产生的劳动力只是此来源中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0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