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博弈与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合作论文,制度建设论文,脆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8－0071－10
本文意在探讨并解决在一个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如何创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当前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霸权稳定论认为，没有霸权，国际制度就无法创建；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只要行为体都意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就能克服困难、创建国际制度；而依附论则只是着力批判在霸权体系下创建的不公平的国际制度，而对在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如何创建，则没有涉及。用东亚经济合作制度的发展现状去检验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给出的答案后发现，霸权稳定论无法解释东亚地区东盟和中、日、韩（“10＋3”）在1997年之后在金融合作制度建设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无法解释东亚地区东盟和中、日、韩在创建自由贸易区（FTA）上的迟滞不前。这证明了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笔者借用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和博弈论，提出了脆弱性博弈的概念。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围绕本文核心问题“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如果没有霸权国，国际制度如何创建”梳理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然后运用东亚经济合作制度的发展现状检验上述文献所给出的结论，指出其解释的局限性；第二部分重点阐述本文的核心命题“在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中，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制度的创建必将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第三部分运用脆弱性博弈概念分析东亚经济合作制度的发展现状——东盟＋中、日、韩在创建自由贸易区的迟滞不前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东亚金融合作，这一方面为脆弱性博弈提供个案验证，另一方面也尝试为解释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建设提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文献梳理和验证
本文的核心问题为：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如果没有霸权国，国际制度如何创建？下面梳理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以探寻它们所能给出的答案。当前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主要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现实主义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认为霸权的存在是作为国际制度的国际公共产品产生的必要条件。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中不仅最先将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而且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有赖于一个稳定者，简言之就是需要某个国家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是世界权威或其他国际权威，而是世界政治中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超强国家，即国际体系中的霸主，也只有霸主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剩余，才能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巨大成本，而取得其他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同则是它的收益。① 当然这里的“承担”并不绝对地意味着所有的公共物品都是由霸权国一家提供的，如环保等物品必须共同合作才能提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也有能力去“施压或行贿”，② 以使别的国家共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是国际制度创建的必要条件，没有霸权国，国际制度便无从产生。
自由主义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代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主要探讨了霸权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霸权衰落之后，霸权国原来所创造的国际制度将持续存在，并促进国际合作，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霸权稳定论相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将国际制度视为国际公共产品，但在没有霸权国的情况下，面对新的全球问题，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制度如何创建呢？基欧汉虽然承认创建国际制度要比维持国际制度困难，况且在创建的过程中国际行为体面临着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分析的集体行动困境，③ 但基欧汉却坚持认为，“不管是否存在霸主，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互相补充的利益的存在，这些利益要能被政治行为者所意识到，从而使生产共同收益的联合行动符合理性。”④ “促成国际机制形成的激励因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取决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⑤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基欧汉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即只要存在共同利益，且被行为体意识到，国际机制就能被创造出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依附论为代表，它产生、发展于拉美，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原因及发展出路。依附论分为三派：（1）激进的依附论，以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的宗主—卫星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中心—外围积累模式为代表；（2）正统的依附论，以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为代表；（3）改良的依附论，以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 Cardoso）的依附发展论为代表。⑥ 与霸权稳定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制度视为效益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截然相反，依附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或称宗主国或中心）所创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剥削他们的工具，导致了他们的依附地位。“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反而是前者扩展的反应。”⑦ 依附论论述的重点在于批判由霸权国家所创建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剥削性质，并探索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附论主张落后国家要想发展，应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同中心资本主义脱钩（激进依附论），⑧ 或者改变内部政治经济结构（正统依附论），⑨ 或者利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实行“联系性依附发展战略”（改良依附论）。⑩ 对于在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如何创建的问题，依附论则没有涉及。
下面我们运用东亚经济合作制度的发展现状，检验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上述结论。这里的东亚指东盟十国＋东北亚三国（中、日、韩），也即“10＋3”合作框架覆盖区域。在东亚国际体系中，以中、日实力最强，但由于中国技术方面和日本原料方面的缺陷，两国均构不成霸权国，(11) 所以东亚是一个没有霸权国的国际体系。
霸权稳定论主张霸权国的存在是创建国际制度的必要条件，可以解释“10＋3”自由贸易区难以建成的原因，但却无法解释1997年之后东亚金融合作制度的顺利发展。2000年5月，东盟各国与中、日、韩签订《清迈倡议》（CMI）。《清迈倡议》是东亚各国建立的一种相互融通外汇储备以防止货币危机发生的合作协定。2003年6月2日，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会议（EMEAP）各成员方决定设立亚洲债券基金（ABF）。亚洲债券基金是东亚国家在国内资金短缺时，除借调他国外汇之外的另一条有效融资途径。2008年5月4日，“10＋3”财长会议宣布将出资至少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在没有霸权国的同一个国际体系中，金融领域机制发展顺利，贸易领域机制发展却迟滞不前，由此说明霸权国的存在并不是国际制度创建的决定性变量，因而霸权稳定论的结论不成立。
接下来检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结论。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国际行为体意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就能够创建国际制度。它虽可以解释1997年之后东亚金融合作机制的顺利发展，但无法解释“10＋3”在创建自由贸易区方面的迟缓状态。三个“10＋1”自由贸易区协议皆已达成：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协议；2006年，韩国与东盟签署商品自由贸易区协议；2008年，日本与东盟达成协议。这样，“10＋3”自由贸易区形成的障碍就在于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协议的难以达成。况且建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三国皆能享受巨大的宏观经济收益（见表1）。
表1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三国经济福利和生产的影响(12)
动态模拟静态模拟
经济福利 国内生产 经济福利 国内生产
(亿美元) 总值(％) (亿美元) 总值(％)
中国 641.1
150.2
日本 740.1
570.0
韩国 114
2.8
560.7
从表1可以看到，根据动态模拟，中、日、韩三国的总收益达到252亿美元。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均呈增长状态。其中，中国的增幅为1.1％，日本为0.1％，韩国为2.8％。就经济福利而言，中国为64亿美元，日本为74亿美元，韩国为114亿美元。实际上，中、日、韩三国对建成自由贸易区之后总的宏观经济收益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且对三国共同构建自由贸易区也已达成共识。2000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共同倡议启动“中、日、韩经济合作共同研究”项目。2003年，三方研究小组开始研究可能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日、韩的宏观经济影响。2004年，三方研究小组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各国产业的影响，特别是对农业、汽车、电子三个部门的影响进行研究。2005年，三方研究小组的研究内容涉及渔业、纺织、钢铁三个部门，并开始分析自由贸易区对中日韩三国服务业的总体影响。(13) 如果把自由贸易区的生成过程分为意向、研究、谈判、达成四个阶段，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目前还一直停留在研究的阶段，在协议达成方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10＋3”自由贸易区的搁浅。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局限性根源在于基欧汉虽然承认国际制度创建的困难，但仍然对于创建国际制度抱有极强的信心，忽略了对制度创建前过程的探讨与阐述，从而留下了“因为需要国际机制所以就有国际机制”(14) 的逻辑缺陷。所以本文将着力探讨国际制度在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中创建的过程。
二 脆弱性博弈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上述文献表明，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在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如何创建问题之解答皆不成立或解释力不够，而依附论对国际制度的创建又没有涉及，因而本文着力探讨在没有霸权国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创建的过程。本文的核心命题为：在没有霸权国的国际体系中，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制度的创建必须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
何谓“霸权国”？基欧汉定义为“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15) 掌握关键的原料是国家自立于世界的根本保障，拥有主要的资本来源和庞大的进口市场是霸权国向其他国家“施压或行贿”的重要基础，而生产技术的领先优势则是霸权国生命力的源泉。这几项资源均是构成霸权国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没有霸权国的国际体系”，既可以指全球国际体系，也可以指地区国际体系。如果在全球国际体系中存在霸权国，而在地区国际体系中没有霸权国，那么在地区国际体系内，国际制度的创建也必须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
什么是国际公共产品？弄清楚这个概念，必须明确何谓“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产品与劳务。最初公共产品理论仅限于一国范围内，包括国防、外交、治安以及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16)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给公共产品下过经典定义，即“供所有人享有，并且任何个体对它的消费并不能导致减少任何其他人对它的消费”。(17) 它包含两个特征：一是非排他性，即一旦实现产品供应，其收益便可供所有人享有，如环保，这也是公共产品为大家所熟知的外部性；(18) 二是非竞争性，也称非对抗性或无拥塞成本，即一个人对产品的消费不影响他人对此物品消费的数量，如月光欣赏。符合这两个特征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但纯公共产品在现实中却极为少见，为了分析现实问题的需要，本文将公共产品的内涵暂定为非排他性物品，这样就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和理论意义，但并没有改变原来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特征。国际公共产品指“一种产品的收益普遍惠及各个国家（包括一个以上的国家群体）、群体（涉及多个人口群体，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将涉及所有人口群体）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涉及当今的人口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或至少是在满足当今世界各个时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剥夺子孙后代在发展上所拥有的各种选择）”，(19) 如环保收益等。不过在国际上多为俱乐部国际公共产品，即产品的效益只为俱乐部成员所共享。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特征，即每人均可免费享用他人提供的产品，而供给又需要承担成本，所以人们便会有搭便车的心理，因而最终导致公共产品市场失灵、(20) 供给不足，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这时只能由政府出面以强制征税的方式来供给公共产品，如安全、公共交通等。那么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如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呢？比如，八个国家(21) 为减排10％的温室气体进行博弈，减排的成本为8、收益为6，减排收益为纯公共产品（参见表2）。
表2 八个国家的囚徒困境(22)
国家0 1 2 3 4 5 6 7
不减排 0 6 12 1824 3036 42
减排-24 10 1622 2834 40
在表2中，左边为八个国家中任意一国甲所采取的不减排或减排温室气体的策略，表中第一行数字（0～7）表示八国中除甲国之外其余七国中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数目，数字“0”表示七国中没有国家减排，“1”表示七国中仅有一国减排，依此类推。表中第二、第三行数字表示国家甲在面对其他不同数量的国家减排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不减排或减排措施所得到的不同收益。当甲国在其他国家均不减排（首行数字为0）的情况下，自己减排，净收益为收益6减去成本8最后所得为-2，不减排的收益为0。其他国家中有1个减排（首行数字为1），如甲减排，则甲净收益为收益6＋6减去成本8所得为4；如不减排则净收益为收益6减去成本0，所得为6；其他依此类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每一个国家来讲，不减排所得收益总是比减排收益要大，因而作为理性的行为体总是会采取不减排的行为，最后导致气温升高、气候变暖，这也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经典案例。曼瑟尔·奥尔森曾指出：“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的寻求使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23)
何谓“国际制度”？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曾将其定义为“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24) 基欧汉认为制度是界定行为角色、解释行为和塑造预期的持续并相关的一系列规则（正式和非正式的）。(25) 笔者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行为体达成的具有长时间效力的共识性安排，根据组织性程度分为国际组织（有常设机构和管理人员，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表现为规则、协议等）及国际惯例等。
国际制度是不是国际公共产品？霸权稳定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均持肯定态度，认为国际制度是由霸权国或国际行为体联合提供的奖励合作、惩罚欺骗的制度安排，其效益为成员国所共享。但依附论则将国际制度视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认为国际制度只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利益，是它们的私有物品，这种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受到国际现实的挑战，如《反地雷公约》、《京都议定书》明显的是保护全人类健康与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毋庸置疑，大多数国际制度是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上达成的关于利益分配的安排，制度的提供者往往是最大受益者，但同时其他成员也是制度效益的享用者，只是效益分配的份额有所不同。在没有霸权国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的生成几乎排除了权力不对称所施加的影响，因而新的国际制度更为公平、公正。国际制度符合国际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特征，非排他性不一定意味着效益为全球人所共享，为一部分人所共享的公共产品被称为俱乐部国际公共产品，因而国际制度的生成过程符合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特征。
对于脆弱性，基欧汉定义为“每个国家试图改变政策以减少外部条件的强迫所付出的代价”，“做出这种政策变化代价的大小和承受这种代价的政治意志就是衡量脆弱性的标志”。(26) 讲到脆弱性，就绕不开基欧汉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敏感性。“敏感性指的是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做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变化速度的快慢和付出代价的大小。”(27) 本文的脆弱性概念与基欧汉的脆弱性概念稍有区别，基欧汉的脆弱性概念侧重指行为体面临外在压力而创建替代性制度所付出的代价，本文侧重指行为体在创建制度前由于重要事项缺失所付出的代价。国际行为体的脆弱性既包括绝对脆弱性，也包括相对脆弱性。绝对脆弱性是指由于公共物品缺失单方或多方行为体所付出代价的绝对值，相对脆弱性是指由于公共物品缺失行为体所付出的代价与其他行为体代价的比较。
脆弱性博弈指行为体之间在公共物品创造前耐力的博弈，如果耐力越小，脆弱性则越大，成本承受力(28) 便越强。并且随着博弈的持续，行为体各方的绝对脆弱性都将增大，合作的意愿都将增强，因而脆弱性博弈，即行为体各方在绝对脆弱性都持续增大的基础上，进行各方相对脆弱性的博弈。博弈的终止点即公共物品的提供，应该在最脆弱的一方耐力耗竭之前。在脆弱性博弈中，行为体的绝对脆弱性决定着博弈持续的时间，相对脆弱性影响着公共物品成本的分配。下面试举两例以阐述脆弱性博弈概念。第一个是农村结婚中关于彩礼的博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对男女双方来讲就是公共物品。但是，男女双方在订婚之后，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够顺利结婚，原因在于彩礼的矛盾。男方想少出，女方想多要，如果男方提出要结婚，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较多，而女方提出结婚，男方出的彩礼就较少，最后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双方的年龄都将变大，因而结婚的意愿也都增强，这样男方承担彩礼的意愿逐渐增强，女方对于彩礼的执著也会逐渐淡化。最后，相对脆弱性最大的一方提出结婚请求，公共物品（婚姻契约）从而得以提供。男女双方从订婚到结婚所持续的时间就是脆弱性博弈的过程。再举一例，有同等大小、相邻的甲、乙两家农场，甲农场种植小麦，乙农场种植水稻，且这两个农场是甲、乙两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干旱，甲、乙双方欲合作打一眼井，引地下水灌溉，打井成本为10万元。小麦抗旱能力较强，在生长期需浇灌三次；而水稻抗旱能力较弱，需要浇灌七次。由于甲、乙两家均追求利益最大化，减少承担成本，因而如何分担成本，成为两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在第一个月，甲农场只愿分担1万元成本，原因是小麦抗旱能力强，需水少，因而甲脆弱性不强，谈判的筹码大；乙农场只愿承担5万元，理由是甲、乙农场面积相等。因而在第一个月，甲、乙两家农场谈判失败，小麦、水稻皆遭受一个月的干旱。第二个月，为了减少收成损失，甲农场同意出2万元，但仍然坚信乙更脆弱，应承担其余成本；而乙农场同意出6万元，并且威胁如甲不同意，将独立打井，但拒绝甲农场搭便车。在第二个月，合作仍未成功。第三个月，甲、乙两家的小麦、水稻几乎枯萎（水稻更严重），甲、乙两家绝对脆弱性也到了顶点，因而甲农场同意承担3万元，乙农场同意承担7万元。这时甲、乙两家合作才最终成功。在这个案例中，脆弱性博弈持续了三个月，如表3所示。
表3 打井的脆弱性博弈
第一个月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田 1万元
2万元
3万元
乙 5万元
6万元
7万元
总和 6万元
8万元
10万元
脆弱性博弈也是各个行为体对公共物品偏好程度被迫显示的过程，协议的达成意味着每个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真实偏好程度的认可。各个行为体在脆弱性博弈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也是行为体理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为什么会发生各个行为体皆不愿看到的脆弱性博弈过程呢？国际行为体是理性的、利己的，“理性是指行为体有一致的有序的多种偏好，在这些偏好下面，它们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会估算自己各种行为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利己意味着行为体的效用不会因其他行为体的得失而发生变化”。(29) 这样国际行为体在联合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时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之中，以鹰鸽博弈为例，矩阵如图1：
图1 鹰鸽博弈
“鹰”指行为体采取强硬策略，要对方承担较大成本份额，己方承担较小份额；“鸽”指行为体采取温和策略，为了促进合作，己方愿意承担较大份额，向对方要价较低。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作为理性的行为体显然都希望对方采取鸽派策略，自己采取鹰派策略，结果落得（1，1）双输的最劣结果。当鹰鸽博弈持续进行的时候，便成为了脆弱性博弈，如下面脆弱性博弈图所示，也就是说，在制度创建之前肯定经过数次谈判，而行为体在每次谈判中面临的情况都是鹰鸽选择困境。在鹰鸽博弈矩阵图里，数字1、2、3、4表示的是优劣次序，但为了在脆弱性博弈图里表示A、B之间、前后两次博弈之间所得效益的优劣，假定数字1、2、3、4为效益值。在脆弱性博弈图里面，时间是一个有价值的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的损失都将增大，绝对脆弱性增强，即A、B双方在下次鹰鸽博弈中的收益值比上次皆减少一个单位。相对脆弱性较强的一方积极发起谈判，并且谈判的终止点应该在相对脆弱性最强的一方绝对脆弱性达到顶点，即耐力耗竭之前（参见图2）。
图2 脆弱性博弈图(30)
从本质上来讲，脆弱性博弈是持续地、每一阶段行为体收益皆要减少的鹰鸽博弈的序列。在国际关系中，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可以说是脆弱性博弈的经典案例。二战后初期，对美苏而言，双赢的办法就是两家协商、和平共治，即鹰鸽博弈图中的鸽鸽象限。但势力范围如何划分呢？这主要取决于两国的硬实力，在当时来讲就是军力水平。苏联军力与美国相比稍逊一筹，但弱者示强，不甘愿充当鹰鸽象限中鸽的角色；美国抛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杜鲁门主义”，接下来双方便展开军备竞赛，滑入脆弱性博弈的轨道，双方都扮演了鹰鹰象限中鹰的角色。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主张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但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戴维营会谈也无果而终，美苏军备竞赛照常进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有感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因军力不及所遭受的耻辱，因而加大了对军备发展的投入力度，从而实现了在其任内苏联核武器数量超过美国的目标。里根总统在上台之后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准备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已是强弩之末，军备竞赛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承受之重，绝对脆弱性几乎达到顶点。作为相对脆弱性较强的一方，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在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结束了军备竞赛，最后不得已还是充当了鹰鸽象限中鸽的角色，但苏联由于常年以倾国之力进行军备竞赛，积重难返，大大加速了其“亡党、亡国、亡制”的进程。美国虽然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但也大大损耗了本国经济，使美国经济从二战后初期独占西方国家的鳌头下降为冷战结束时的三巨头之一。这场脆弱性博弈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缓和的迹象，但作为双方的缓兵之计，并没有阻滞军备竞赛的进程，使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如何摆脱导致脆弱性博弈的集体行动困境呢？奥尔森主张降低集体规模，增强有效性，进行社会激励。(31) 应当说降低集体规模有利于降低合作难度，但不能保证成功，“鹰鸽博弈”足以证明；就社会激励而言，在行为体权力均势的情况下，激励标准的创设又成为另一个集体行动困境。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通过计算机模拟证明，“一报还一报”策略（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就按对方上一步的选择去做）在重复博弈中与所有其他的策略相比收益最大，因而建议增大未来影响、改变收益值、教育人们相互关心和回报、改进辨别能力。(32) 国际制度的生成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且经过多次谈判，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次博弈，一旦签约，制度将具有长期效力，改变收益值、进行教育和改进能力也不适合国际无政府状态。奥兰·扬（Oran R.Young）将克服困境、生成制度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者身上。根据领导方式的不同，他把领导者分为结构型领导（权力施压）、企业家型领导（利益引导）和智慧型领导（思想说服）。(33) 结构型领导由于以权力为基础，不适合本文讨论的无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至于企业家型领导与智慧型领导，虽然有利于国际制度的生成，但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二战时反法西斯阵线可谓群英荟萃，但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依然十分漫长。所以唯有进行脆弱性博弈，用行为体的绝对损失和相对损失来促进合作、创建制度。
三 个案研究：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建设
在本文核心命题中，“国际体系”既可以指全球国际体系，也可以指地区国际体系。而用东亚这一地区国际体系作为个案来证明上述命题，是因为地区国际体系和全球国际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全球国际体系是地区国际体系的延伸，地区国际体系是全球国际体系的缩影，如果此命题适用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也照样应该适用于全球国际体系。东亚是一个没有霸权国的国际体系，那么体系内的制度建设也应该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现以东盟＋中、日、韩（“10＋3”）自由贸易区的迟滞不前和1997年之后东亚金融合作制度的顺利发展为例，来阐述脆弱性博弈概念。
（一）“10＋3”自由贸易区的迟滞不前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造业内部的分工有了巨大发展，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然后又统一组装、销往世界各地，这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撤除贸易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况且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它便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加强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等积极作用。(34) 当前，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俱乐部国际公共产品。
表4 2001年中、日、韩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比较(35)
资源密集劳动密集 资本技术
型产品
型产品 密集型产品
中国 -0.28
0.39 -0.12
日本 -0.89 -0.04
0.43
韩国 -0.61
0.16
0.24
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而言，上面已经论述过，三个“10＋1”自由贸易区皆已形成，余下的障碍就是如何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虽然中、日、韩三国均可从自由贸易区中得到可观的宏观经济效益，(36) 但由于三国的产业各有优劣，那么劣势产业的萎缩便成为创建自由贸易区这一俱乐部国际公共产品所付出的代价。中、日、韩三国按生产要素来划分的产品竞争力指数比较如表4所示。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在某产业上的贸易差额（顺差或逆差）占该国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表4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绝对优势，待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中国就业机会将增加，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会受到较大冲击，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的难度将增加；日本既可以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也可以弥补资源短缺的先天劣势，但就业机会将减少；韩国三种产品竞争力皆处于中、日之间，因而对产品的影响不是太大。由于中、日、韩产业互有优劣，因而在创建自由贸易区的时候都想扬长避短，尽力使自己具有优势的产业关税降低、延长劣势产业降低关税的过渡期，这样就滑入脆弱性博弈的轨道。
在中、日、韩三国创建自由贸易区的脆弱性博弈中，三国的损失（即三国的绝对脆弱性）是由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贸易转移效应所导致的。对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而言，随着贸易壁垒的撤除，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原来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进行的贸易将转由成员国之间进行；但对于非成员国而言，这种被转移走的贸易便成为它们的损失。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便可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美国、加拿大可以向墨西哥出口更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墨西哥可以向美、加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加之间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扩大工业产品的双向贸易。对于作为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中国而言，墨西哥抢走了美国市场中原属于中国的市场份额；对日本和韩国而言，由于大量墨西哥廉价劳动力涌入美国，美国产品成本降低，美国的技术产品变得更有优势，日、韩两国也就失去了世界技术产品市场的部分份额。
为什么中、日、韩三国的绝对脆弱性没有促使它们合作、创建自由贸易区呢？因为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截止到2007年已有151个成员。(37)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关税已经很低，2000年，所有工业品的加权关税水平，发达国家已从6.3％降至3.8％，其中美国对80％的进口产品都实行免税，只有3％的进口产品的关税高于10％；发展中国家则从15.3％降至12.3％；转型经济国家从8.6％降至6.0％。(38) 中、日、韩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在享用着低关税。此外，中、日、韩与东盟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签署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区协议，这些因素都有效地缓解了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对这三国所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这决定了当前中、日、韩在脆弱性博弈过程中损失不大，绝对脆弱性不高，从而敞开本国重点保护的领域（如日、韩的农业，中国的制造业）的意愿不强。这表现在脆弱性博弈中，即由于博弈各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值减少的幅度不大，距离绝对脆弱性的顶点十分遥远，因而鹰鸽博弈还要持续进行，所以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成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二）东亚金融领域制度建设在1997年之后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20世纪下半叶，日本充当东亚经济发展的头雁，随后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及中国相继跟进，使东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区域外资金海量涌入，其中不乏大量短期热钱。到1996年底，东亚的游资热钱达到了5600亿美元。(39) 以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游资正是瞅准这个漏洞，向东亚新兴经济体先后发动袭击。1997年，国际热钱大量撤离，套现东亚各国的美元外汇，使得东亚各国外汇储备捉襟见肘。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当日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跌17％。之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受到攻击，开始大幅贬值。11月中旬，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并直接冲击到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随后，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中国为了遏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势头，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不过也付出了贸易出口骤减的代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皆遭受重大损失，就东盟国家而言，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受创最为严重，1998年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均为负增长；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都下跌约3～4个百分点。就中、日、韩而言，中国由于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股市也没有完全放开，因而受创相对较轻，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缓约1个百分点。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创较为严重，1998年呈现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跌6.5个百分点。(40) 金融危机使日本“多年在东南亚建立的生产体系被破坏，在东南亚和韩国的大量商业贷款约1000亿美元，其中泰国350亿美元、韩国265亿美元，无法按时收回，更加恶化日本国内经济的局势，而危机之后东南亚和韩国经济衰退，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对这一地区占总额近1／4的出口”。(41) 日本与其他国家的不同还在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来就不高，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日本雪上加霜。运用脆弱性博弈来分析，由于各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都较大，鹰鸽博弈在脆弱性博弈图中急速下滑，愈来愈接近东亚各国绝对脆弱性的顶点，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东亚各国开展金融合作的积极性，因而也就缩短了脆弱性博弈所持续的时间。此外，由于日本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创较为严重，日本的相对脆弱性就较强，因而在创建东亚金融合作制度方面也最为积极。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组成的货币基金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因遭到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对而搁浅。1998年10月，日本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的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日本的“新宫泽构想”基金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42)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做出了贡献。1997年12月，中国在与东盟首脑的会晤中表示中国将对东盟提供40亿～6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以帮助东盟国家度过金融危机。中国还承诺在短期内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会对外贸出口采取补贴政策。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韩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亚洲借款安排的建议，以便对受流动性限制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
东亚金融危机加剧了脆弱性博弈的进程，使各国的金融合作意愿明显增强，东亚金融合作的制度安排便呼之欲出，之后《清迈倡议》、亚洲债券基金、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等金融合作的举措相继出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结语
本文提出的脆弱性博弈概念属于结构层次的分析，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决定着国家的行为。倘若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存在霸权国，国际制度的创建则较为容易；如若不存在霸权国，国际制度的创建就必须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国际制度的创建难易程度取决于体系内行为体各方的绝对脆弱性大小，如果绝对脆弱性越大，则国际制度的创建便越容易。此外，相对脆弱性最强的行为体对创建制度最为积极、负担成本的意愿更为强烈，一般也是发起谈判的倡议国，协议的达成应该在相对最脆弱的行为体绝对脆弱性达到顶点之前。脆弱性博弈概念的提出，在于纠正霸权稳定论中没有霸权便不能创建国际制度的观点以及弥补被新自由制度主义忽略的国际制度创建前所经历的过程。本文以东亚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合作制度的不同进展作为案例，不仅为脆弱性博弈的概念提供佐证，而且为探讨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收稿日期：2008-10-27］
［修回日期：2009-03-27］
注释：
①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② 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International Order,Mass:MIT Press,1988,p.186.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④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95页。
⑤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96页。
⑥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84～94页。
⑦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扬衍永、齐海燕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⑧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89页。
⑨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92页。
⑩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93页。
(11) 中日两国不符合在下文中基欧汉所界定的关于霸权国的四项必要条件：掌控关键的原料、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拥有先进的技术等。
(12) Kazutomo Abe,“Preliminary Long-term Macroeconomic Vision and Effects of Tr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转引自孙晓郁主编：《中日韩可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2页。
(13) 孙晓郁主编：《中日韩可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前言），第1页。
(14) 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A.Simmon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3,1987,p.506.
(1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95页。
(16)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13页。
(17) Paul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1954,pp.387-389.
(18) 个体、企业、国家或其他行为体采取了一种行动，但并不承担相应的全部成本或者并不享有全部收益。
(19) ［美］英吉·考尔等编，张春波、高静译：《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术语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20) 市场无法取得经济效率；市场有效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动对他人所造成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必须有所补偿。
(21) 这八个国家是抽象的八个国际行为体，不是特指哪个国家，它是N个国家博弈的数字具体化阐述。
(22) Todd Sandler,Global Collection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3.
(23)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4) 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25)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3.
(26)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13.
(27)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p.12.
(28) 此概念的运用得益于秦亚青教授的指正。
(29)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26页。
(30) 这里用三个鹰鸽博弈图来说明脆弱性博弈中博弈各方收益均将减少的过程和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脆弱性博弈都将经历三个博弈阶段。
(31)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64～74页。
(32) ［美］罗伯特·埃克斯罗德著，吴坚忠译：《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107页。
(33) ［美］奥兰·扬：《政治领导与机制形成：论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发展》，转引自［美］莉萨·马丁、贝恩·西蒙斯编：《国际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4) 张鸿、文娟编著：《国际贸易——原理、制度、案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230页。
(35) 胡俊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贸易效果的实证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5页。
(36) Kazutomo Abe,“Preliminary Long-term Macroeconomic Vision and Effects of Tr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转引自孙晓郁主编：《中日韩可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第262页。
(37) 《汤加即将成为WTO成员》，http://to.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707/20070704855143.html.
(38) 《WTO成员关税有多高？》，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2001/000203.shtml.
(39) 李冀峰：《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能否成为东亚金融安全“稳压器”》，载《产权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页。
(40) 陈秀英、何新华：《东亚地区金融危机一年来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载《世界经济》，1998年第6期，第86页。
(41) 朱文晖、王玉清：《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63～67页。
(42) 周亮：《东亚金融合作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第26～29页，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 QueryID=30&CurRec=2.
标签：公共产品论文; 合作博弈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博弈论论文; 自由贸易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