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盐政论文

陕甘宁边区的盐政

张来林

大生产运动

国民政府卡脖子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严峻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对内政策,走上国共合作、共渡劫难之路。不久,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大批涌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八路军及地方党政军人员扩展迅速。

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对华政策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受其影响,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并制定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军事上,国民政府指使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让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遭遇失败后,国民党又将军事摩擦重点转向华中的新四军,先后挑起定远、半塔、郭村、黄桥等冲突,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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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新四军军饷,连八路军的军饷也停发了。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对陕甘宁边区等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政治蚕食、经济封锁,企图全方位封堵陕甘宁边区,扼杀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

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靠100民众养活边区10万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边区面临着缺衣少食的严峻形势,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1942年所写《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描述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零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共产党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制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食盐自古就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就开始盐铁专卖,盐铁成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以后历代皆沿袭之。陕北的池盐储藏量丰富,但陕北池盐含芒硝等杂质多,因生产工艺落后,千百年来只能出产质量低劣的苦盐,不受市场欢迎。

化工专家克难关

夏、商两朝都宣扬君主“受命于天”“代天行罚”,滥用刑罚镇压臣民的反抗,最后都走上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道路。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总结前代教训,深刻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命与民心息息相关,只有爱护百姓、施行德政,才能获得上天的垂青。他告诫分封在列国的王室子弟,一定要“明德慎罚”:审判囚犯要多加考虑,反复思量数日乃至十数日再做出判决;对怙恶不悛的累犯必须严惩,对悔过自新的初犯可以赦免;杀罚大权要集中,不可随意委托他人。[1]“明德慎罚”的统治方式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

此时,食盐的运销事关陕甘宁边区的生死存亡,是边区的希望所在。中共西北局要求边区政府组织广大民众运销食盐,渡过难关。为此,边区党政部门间爆发了关于如何运销食盐的大争论。

以边区政府领导林伯渠、谢觉哉发现了运盐工作存在的劳民问题,并开展了相关调研,他们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并为此写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决断。

此前,陕北盐业生产经营为私有制,盐田、盐坝为地主和小生产者所有,边区政府在三边设立税务局,征收盐税。华寿俊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对陕北的池盐进行了分析,反复试验,帮助边区解决了三边池盐的杂质问题,研究出分离芒硝、碱等矿物质的工艺,应用于工业生产,使陕北的苦盐变为优质食盐,边区食盐一举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

只有把边区北部出产的优质食盐运到边区南部,才能换取边区紧缺的粮食、布匹等物资,边区为此开展了全民性运盐、销盐运动。首先边区发动群众修通了1000多公里的大车路,接着组织每户参与往外驮运盐。定延线群众为此编了顺口溜道:“今年民国三十年,边区经济正困难。定延路上是九站,边区政府把令传。调工调民路修宽,计划三年要修完。发展运输把盐运,克服困难渡难关。”

当时延安计划出口食盐60万驮,其中6万驮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虽仅占任务10%,因该任务具有大面积、持续性,严重影响边区农业生产,加重了广大干群的负担,出现《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报告提及的“经过经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人民负担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等劳民情况,基层干群颇有怨言。

1940年6月,边区政府将主要盐田、盐坝收归公有,交军委后勤部接管盐业生产,大力提高产量。1940年秋,三五九旅四支队的2000余名指战员,开拔到定边盐场堡驻防打盐。战士们自己动手,在花马池盐湖畔的长城上挖窑175孔,割草铺地为床,垒土筑灶为炊。他们同群众一起,砍柴压坝、修田整畦、打井挖巷、筑路平坨,进行盐田基本建设。至年底,修筑盐坝子801块。同年,驻定部队警三旅,收回苟池盐湖,并新筑盐坝子280块。是年,定边盐湖便产盐40万驮(每驮75公斤)。除此之外,定边县政府还采取多项奖励举措,吸引移民前来打盐;并开展劳动竞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

对于24个磁极的发电电动机,为满足绕组完全对称的条件,可选的支路数包括1、2、3、4、6、8、12、24,发电电动机额定功率为250 MW,额定电压为15.75 kV,对应不同支路数时的支路电流与槽电流见表1。

陕北军民运送食盐

运盐引发的争论

为把大量优质食盐源源不断运销到南部,1941年5月,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实行带有军事化、半强制性“官督民运”的全民运销食盐政策:全边区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督促民众运销食盐,完成运销食盐的指标。

对于自然河道,特别是分汊型河道,在河道内高于洪水位以上的区域,在不影响河道行洪、工程安全、堤防管理和防汛抢险的情况下,可以种树。如长江下游河道江心洲上地势较高的区域。

于是,食盐成为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最大收入,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成为边区的战略物资。边区盐税收入迅猛增长,1940年盐税仅4.4万元,1941年近40万元,1943年达400多万元,1944年达2400多万元,1945年近1.8亿元,承担了边区70%的财政来源。

1937年,之江大学肄业生、青年化学家华寿俊辗转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工作。

三边军民晒盐的场景

毛泽东亲解矛盾

因为食盐的运销事关边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洞悉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慎重调处边区党政之间的矛盾。

建设海绵城市归根结底是要恢复水在自然和城市中的正常循环。具体来说,“渗、滞、蓄、净、用、排”是落实海绵城市理念的措施。池州市一方面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城区河湖众多,具有天然的海绵城市构架;另一方面,区内地表土壤渗透性差、地下水位埋深较浅等问题突出。故建议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应根据具体的地形、地质、水文等特点,合理选用 “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确定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及适用设施,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能。

两害相权取其轻。1941年7、8月间,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并与二人多次长谈,要求二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还要从政治角度看待运盐问题。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财经问题主要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的方针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大量出口盐,平衡出入口。1942年12月,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解释道:“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此外,毛泽东指示开展调查了解,总结运盐工作的是非得失,尽量避免失误,提高工作效率。鉴于每户运盐不利于节约人力畜力,加上不少农户缺少长途运输的经验,南区合作社主任、共产党员刘建章建议各农户以公盐代金方式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包运包缴的办法,得到农民响应,年底南区合作社超额完成了全区公、民盐的运销任务。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边区的做法高度肯定,予以推广,并授予刘建章“特等合作英雄”称号。于是,边区普遍推行南区合作社的做法,1944年陕北合作社的驴马等畜力达6267头,承担了边区运盐的主要任务,减轻了广大干群的负担,边区顺利渡过了难关,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在盐政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党在盐政领域的卓越实践,体现了初始形态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作用。经历了陕甘宁边区执政的锻炼,我党培养出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为我党走上执政党地位、全面接管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假如没有国民党在陕甘宁的卡脖子、出难题,我党可能还难以获得执政的经验,新中国可能还要走更大的弯路,这是国民党最初所没有想到的。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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