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盐政
张来林
大生产运动
国民政府卡脖子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严峻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对内政策，走上国共合作、共渡劫难之路。不久，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大批涌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八路军及地方党政军人员扩展迅速。
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对华政策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受其影响，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并制定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军事上，国民政府指使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让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遭遇失败后，国民党又将军事摩擦重点转向华中的新四军，先后挑起定远、半塔、郭村、黄桥等冲突，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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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新四军军饷，连八路军的军饷也停发了。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对陕甘宁边区等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政治蚕食、经济封锁，企图全方位封堵陕甘宁边区，扼杀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
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靠100民众养活边区10万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边区面临着缺衣少食的严峻形势，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1942年所写《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描述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零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共产党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制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食盐自古就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就开始盐铁专卖，盐铁成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以后历代皆沿袭之。陕北的池盐储藏量丰富，但陕北池盐含芒硝等杂质多，因生产工艺落后，千百年来只能出产质量低劣的苦盐，不受市场欢迎。
化工专家克难关
夏、商两朝都宣扬君主“受命于天”“代天行罚”，滥用刑罚镇压臣民的反抗，最后都走上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道路。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总结前代教训，深刻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命与民心息息相关，只有爱护百姓、施行德政，才能获得上天的垂青。他告诫分封在列国的王室子弟，一定要“明德慎罚”：审判囚犯要多加考虑，反复思量数日乃至十数日再做出判决；对怙恶不悛的累犯必须严惩，对悔过自新的初犯可以赦免；杀罚大权要集中，不可随意委托他人。[1]“明德慎罚”的统治方式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
此时，食盐的运销事关陕甘宁边区的生死存亡，是边区的希望所在。中共西北局要求边区政府组织广大民众运销食盐，渡过难关。为此，边区党政部门间爆发了关于如何运销食盐的大争论。
以边区政府领导林伯渠、谢觉哉发现了运盐工作存在的劳民问题，并开展了相关调研，他们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并为此写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决断。
此前，陕北盐业生产经营为私有制，盐田、盐坝为地主和小生产者所有，边区政府在三边设立税务局，征收盐税。华寿俊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对陕北的池盐进行了分析，反复试验，帮助边区解决了三边池盐的杂质问题，研究出分离芒硝、碱等矿物质的工艺，应用于工业生产，使陕北的苦盐变为优质食盐，边区食盐一举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
只有把边区北部出产的优质食盐运到边区南部，才能换取边区紧缺的粮食、布匹等物资，边区为此开展了全民性运盐、销盐运动。首先边区发动群众修通了1000多公里的大车路，接着组织每户参与往外驮运盐。定延线群众为此编了顺口溜道：“今年民国三十年，边区经济正困难。定延路上是九站，边区政府把令传。调工调民路修宽，计划三年要修完。发展运输把盐运，克服困难渡难关。”
当时延安计划出口食盐60万驮，其中6万驮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虽仅占任务10%，因该任务具有大面积、持续性，严重影响边区农业生产，加重了广大干群的负担，出现《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报告提及的“经过经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人民负担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等劳民情况，基层干群颇有怨言。
1940年6月，边区政府将主要盐田、盐坝收归公有，交军委后勤部接管盐业生产，大力提高产量。1940年秋，三五九旅四支队的2000余名指战员，开拔到定边盐场堡驻防打盐。战士们自己动手，在花马池盐湖畔的长城上挖窑175孔，割草铺地为床，垒土筑灶为炊。他们同群众一起，砍柴压坝、修田整畦、打井挖巷、筑路平坨，进行盐田基本建设。至年底，修筑盐坝子801块。同年，驻定部队警三旅，收回苟池盐湖，并新筑盐坝子280块。是年，定边盐湖便产盐40万驮（每驮75公斤）。除此之外，定边县政府还采取多项奖励举措，吸引移民前来打盐；并开展劳动竞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
对于24个磁极的发电电动机，为满足绕组完全对称的条件，可选的支路数包括1、2、3、4、6、8、12、24，发电电动机额定功率为250 MW，额定电压为15.75 kV，对应不同支路数时的支路电流与槽电流见表1。
陕北军民运送食盐
运盐引发的争论
为把大量优质食盐源源不断运销到南部，1941年5月，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实行带有军事化、半强制性“官督民运”的全民运销食盐政策：全边区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督促民众运销食盐，完成运销食盐的指标。
对于自然河道，特别是分汊型河道，在河道内高于洪水位以上的区域，在不影响河道行洪、工程安全、堤防管理和防汛抢险的情况下，可以种树。如长江下游河道江心洲上地势较高的区域。
于是，食盐成为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最大收入，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成为边区的战略物资。边区盐税收入迅猛增长，1940年盐税仅4.4万元，1941年近40万元，1943年达400多万元，1944年达2400多万元，1945年近1.8亿元，承担了边区70%的财政来源。
1937年，之江大学肄业生、青年化学家华寿俊辗转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工作。
三边军民晒盐的场景
毛泽东亲解矛盾
因为食盐的运销事关边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洞悉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慎重调处边区党政之间的矛盾。
建设海绵城市归根结底是要恢复水在自然和城市中的正常循环。具体来说，“渗、滞、蓄、净、用、排”是落实海绵城市理念的措施。池州市一方面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城区河湖众多，具有天然的海绵城市构架；另一方面，区内地表土壤渗透性差、地下水位埋深较浅等问题突出。故建议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应根据具体的地形、地质、水文等特点，合理选用 “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确定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及适用设施，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能。
两害相权取其轻。1941年7、8月间，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并与二人多次长谈，要求二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还要从政治角度看待运盐问题。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财经问题主要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的方针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大量出口盐，平衡出入口。1942年12月，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解释道：“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此外，毛泽东指示开展调查了解，总结运盐工作的是非得失，尽量避免失误，提高工作效率。鉴于每户运盐不利于节约人力畜力，加上不少农户缺少长途运输的经验，南区合作社主任、共产党员刘建章建议各农户以公盐代金方式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包运包缴的办法，得到农民响应，年底南区合作社超额完成了全区公、民盐的运销任务。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边区的做法高度肯定，予以推广，并授予刘建章“特等合作英雄”称号。于是，边区普遍推行南区合作社的做法，1944年陕北合作社的驴马等畜力达6267头，承担了边区运盐的主要任务，减轻了广大干群的负担，边区顺利渡过了难关，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在盐政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党在盐政领域的卓越实践,体现了初始形态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作用。经历了陕甘宁边区执政的锻炼，我党培养出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为我党走上执政党地位、全面接管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假如没有国民党在陕甘宁的卡脖子、出难题，我党可能还难以获得执政的经验，新中国可能还要走更大的弯路，这是国民党最初所没有想到的。
（责任编辑：杨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