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实务
专利、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一个综述
温 军，张 森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专利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围绕专利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既有研究大体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专利衡量技术创新的可行性；专利制度和专利申请动机对技术创新的双向影响；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制约专利成果转化的因素。文章从上述四个方面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专利；技术创新；经济增长
一、引 言
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新增长理论，技术创新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外生到内生的角色转变。至今，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也是企业和国家层面追求的创新绩效目标之一。为激励专利申请，世界各国争相出台专利促进政策，使得专利申请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大幅增加。这种现象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99年上海市首推专利资助政策以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层出不穷。其结果是，中国的专利数量呈指数型增长，并于2011年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专利申请第一大国。中国的这一专利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已就中国的专利质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出质疑，但中国的专利申请热潮仍方兴未艾。
Kortum and Lerner（1998）［1］、Boldrin and Levine（2013）［2］等学者曾基于美国专利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专利现象：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与其专利数量之间具有弱相关性。这使得专利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最优专利制度设计、专利申请动机、专利质量以及专利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迄今，学者们就专利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仍未达成统一的认识。那么，专利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到底如何？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发挥好专利和专利制度在促进技术创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助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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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围绕既有文献就专利表征技术创新的优势和缺陷、专利制度和专利申请动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以及限制专利成果转化的因素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明确专利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并试图从中挖掘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议题。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专利衡量技术创新的可行性以及专利制度和专利申请动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以及限制专利成果转化的因素；最后一部分是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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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如何衡量技术创新。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阶段性产出成果，被认为是衡量技术创新的重要维度（Schmookler，1962；Griliches，1990；Schmoch，1997；Nagaoka et al.，2010）［3-6］，同时也能对后续的技术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Allred and Park，2007；Chu，2009；Chen et al.，2014；Hu et al.，2017）［7-10］。
（一）专利衡量技术创新
精准扶贫实际上是一个包括“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环节的复杂过程。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首先要遴选好扶贫对象，着力从贫困人口中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促进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脱贫。为此，除了要重点选择地处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企业带头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学生村官、种植养殖大户等作为培育对象以外，还要从贫困地区人口中重点选择青壮年、较高学历者、返乡农民工等人群作为后备培育对象，通过对遴选对象的科学考察，按照技术型人才、经营型人才、服务型人才等不同层次分别加以培育，充分发挥其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带头与引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量文献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证实了专利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必须看到专利成果的转化问题仍不容乐观③。Torrisi et al.（2016）［40］基于2009-2011年间对日本、欧盟和美国在欧洲专利局申请专利的调查数据发现，日本约有46%的专利既没有应用也没有授权给他人，美国和欧盟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8%和36%。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专利调查主要结论》显示，中国高校和小微企业的专利实施率和产业化率严重偏低。2016年，中国高校有效专利实施率仅为12.1%，企业层面的平均水平为60%左右。这些事实说明，专利实施率低是当今各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究其原因，归结如下：一是部分专利申请的初衷就不是用于商业开发，而是出于战略性动机（Torrisi et al.，2016）［40］；二是专利的质量较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王瑞敏等，2013；杜德斌，2015）［59-60］；三是专利成果的转化机制不畅通（庞瑞芝等，2014；陈发明，2018）［61-62］。鉴于前文已对专利申请的动机做过详细的讨论，这里重点分析专利质量和专利成果转化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可否认，专利数据是目前不可多得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但专利信息存在的“噪声”和误差也同样不容忽视（OECD，2009；Nagaoka et al.，2010；Hauser et al.，2018）［11-15］。首先，并非所有的技术创新都申请并获得了专利。Cohen et al.（2000）［16］通过对1994年美国制造业部门1 478家研发部门的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行业的发明者都更倾向于以商业机密的形式保护其核心技术，因为专利保护具有时限性且需要披露必要的发明信息。Huang and Cheng（2015）［17］基于我国台湾165家ICT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发现，当企业规模、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等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才有能力为其发明申请专利。Hauser et al.（2018）［15］指出，服务创新、过程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都不适于申请专利，专利数据难以体现上述方面的技术创新。其次，专利价值呈现高 度 偏 态 分 布 。 Scherer and Harhoff（2000）［18］和Harhoff et al.（2003）［19］基于对222项美国专利和772项德国专利的所有权人所做的问卷调查发现，德国样本中，约5%的最具价值专利占全部专利价值的46%～61%，约10%的最具价值专利占全部专利价值的84%；美国样本中，约8.5%的最具价值专利占全部专利价值的76%～80%，约10%的最具价值专利占全部专利价值的81%～85%。Scherer（2001）［20］将发明人的专利类比成彩票，认为绝大多数专利都只具有极小的价值，甚至毫无价值，仅有极少数专利具有较高的价值。再次，专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Griliches et al.（1989）［21］将美国1970-1980年间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低迷部分地归因于专利局预算和效率的周期性波动。OECD（2009）［11］指出，各国在专利制度安排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授权的专利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应使用同一专利局授权的专利进行创新活动的国际比较。事实上，仅仅关注不同专利局授权专利的异质性固然有益，但这却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同一专利局授权的专利也并非同质。Dernis and Khan（2004）［22］指出，本国申请者较之于外国申请者具有明显的本土优势，前者通常能在本国专利局申请到更多的专利，故OECD所界定的三方同族专利（Triadic Patent Families）更适用于创新活动的国际比较。
在表征技术创新方面，专利数据兼具其他指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固有的缺陷，但大多数相关文献都表明，如果谨慎使用，专利数据仍不失为不可多得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
（二）专利影响技术创新
在探讨专利申请动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之前，非常有必要先对专利申请的动机进行梳理。Cohen et al.（2002）［38］、Blind et al.（2006）［39］和 Torrisi et al.（2016）［40］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尽管绝大多数发明人仍以防止其发明被模仿或非法使用为专利申请的首要目的，但战略性动机已日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工具（Roy，2013）［41］，而专利战略则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铁宁，2011）［42］。通过制定和实施专利战略，发明人不仅能在专利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Torrisi et al.，2016）［40］，还能对其他在位者和潜在进入者构成市场和技术上的防御性封锁（Hall and Ziedonis，2000）［43］或 进 攻 性 封 锁（Jell et al.，2017）［44］，进而实现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以及对国际市场的开拓（Blind et al.，2006）［39］。此外，专利战略对内有助于建立和完善针对研发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Levin，1986）［45］，对外则能够塑造和宣传发明人的创新形象（Long，2002）［46］，这种无形资产还能够有效助推发明人参与或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增强发明人的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Kang and Bekkers，2015）［47］。同时，发明人还能通过专利战略迫使竞争对手与之谈判（Cohen et al.，2002）［38］，如以专利许可的方式巧妙地向潜在发明者收取“租金”，以补偿发明人自身的研发投资（Torrisi et al.，2016）［40］。应该指出的是，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通常是以限制竞争为主要目的，或是力图打破现有的竞争格局而谋求新的市场势力，而不是出于技术创新方面的考虑。
1.专利保护制度与技术创新
现有的技术创新衡量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创新投入的衡量，如研发投资总额或强度、研发机构和人员数量等；二是基于创新产出的衡量，如新产品产值或开发数量、科技论文发表量以及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等。其中，专利数据是学术界最常用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①。
专利制度安排的合理期望是以给予发明人暂时的垄断权为代价，激励其进行研发与创新并通过专利而非商业机密的形式保护其发明，因为专利保护的时限性被认为是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Hall and Harhoff，2012）［24］。应当指出的是，只有当专利制度是由公正无私的经济学家设计并经由明智廉洁的公务员管理时，专利和专利制度才能切实提升创新水平（Boldrin and Levine，2013）［2］。遗憾的是，专利制度安排往往受到热衷于增加垄断租金而非总体福利的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具有为获取和保持其垄断权而进行大量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动机和激励，专利制度的潜在副作用甚至足以抵消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Boldrin and Levine，2002；Scherer，2009；Boldrin and Levine，2013）［26-27，2］，这也使得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不甚明确。
围绕专利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相关问题，既有文献大多基于技术创新的累积性来探讨专利保护制度对后续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首先，由于技术创新具有累积性，在位创新者的技术垄断通常会引致“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效应以及“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Anti-Commons）问题，使得潜在创新者难以跨越技术壁垒、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这显然会提高后者的研发成本，甚至会阻滞社会整体的创新进程（Erkal，2005；Hall and Harhoff，2012）［28，24］；其次，技术垄断是市场势力的重要来源，在位创新厂商往往通过限制竞争来获取垄断租金，同时也能在与潜在进入者博弈的过程中攫取后者的利润（Segal and Whinston，2007；Chu，2009、2010；寇宗来和石磊，2010）［29，8，30-31］，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后者研发投入的增加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基于这种认识，Chu（2009、2010）［8，30］探讨了专利长度和宽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长度对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而降低专利宽度却可以缓解专利保护的扭曲效应。这是因为降低专利宽度可以提高创新者的当前利润，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足以抵消专利宽度降低造成的创新激励减弱的影响。Giummo（2014）［32］基于1977-1982年德国职务发明人的补偿记录检验了专利的跨时期回报率，研究发现，低质量专利一般只在专利保护期的前半段获得回报而高质量专利则相应地集中在后半段，故缩短专利长度会降低专利的实际回报率。
在专利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问题上，既有文献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专利保护面临着激励创新和克服垄断的两难选择，专利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取决于专利的创新激励与垄断力量的权衡。毋庸置疑的是，废除专利保护制度并非最理性的选择，设计和实施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相耦合的最优专利制度才是促进技术创新的最优路径。
尽管大部分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专利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的负面效应，但也有文献提供了专利保护制度促进技术创新的证据。Allred and Park（2007）［7］基于美国、日本等29个国家制造业部门的706家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专利权对企业研发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控制了国家、行业和企业的性质后依然显著。他们还发现，专利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即其主要作用于化学加工业和基于仪器而发展的行业，对食品加工业和家用电器业则未产生显著的影响。Sampat and Williams（2015）［33］基于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的基因专利数据研究发现，基因专利权未对后续的研发和专利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但非专利形式的知识产权（主要为商业机密）却显著地降低了后续的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寇宗来和周敏（2012）［34］也认为，较之于商业机密，专利保护在鼓励信息披露、降低技术失传或提高技术知识累积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更能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Chen et al.（2014）［9］认为，专利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创新频繁的国家、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研发固定成本较高的技术上，严格的专利保护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
2.专利申请动机与技术创新
一些文献关注发明人专利活动的动机，试图据此考察专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的几项研究表明，发明人申请专利的动机已不再局限于规避其技术被模仿和非法使用，更多的是出于战略性目的，而这无疑会对发明人自身的创新绩效以及他人和社会的创新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Cohen et al.，2000；Parchomovsky and Wagner，2005；Dang and Motohashi，2015；Yin and Mao，2017）［16，35-37］。
专利是政府授予发明人排除他人制造、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其发明的权利。其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政府若不对发明人的权益进行保护，技术创新收益的弱排他占有性将导致私人部门的研发和创新不足（Nikzad，2013）［23］。在理论上，似乎一个合理的假定是专利及专利保护将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在经验研究当中，专利及专利保护对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似乎并不一定成立（Hall and Harhoff，2012；Yang，2018）［24-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中国发明人专利活动的动机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政府专利资助政策。在以数字化指标作为主要的绩效考核依据的当下，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制定并实施了以鼓励专利增长为目标的专利资助政策，这种政策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专利“创新假象”和专利“泡沫”问题（张杰等，2016）［48］，中国大规模的专利申请和授权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水平（Kroll，2011）［49］。大量的经验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利的佐证。Dang and Motohashi（2015）［36］将1998-2008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研究发现，超过30%的专利申请是由政府资助政策所驱动的，而这其中不乏低质量和低价值的专利。换言之，政府资助政策虽显著提升了专利数量，却未使得专利质量得到与之相称的提高。龙小宁和王俊（2015）［50］、Fisch et al.（2016）［51］和 Fisch et al.（2017）［52］等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还有一些文献尝试分析中国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Hu et al.（2017）［10］使用2007-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发现，专利和研发支出以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随着专利数量的井喷而变弱，据此认为非创新相关的动机，即战略性考虑和政府政策激励是企业专利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Yin and Mao（2017）［37］基于中国 2013年专利调查报告数据考察了专利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出于政府政策激励和战略性动机的专利申请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抑制性作用。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各级政府应科学决策并适时调整创新激励政策，否则不甚合理的专利资助政策会对创新质量和创新资源配置产生不良的影响。
上述文献表明，中国情景下的专利资助政策是催生大量低质量专利的一个重要因素②。值得注意的是，低质量专利泛滥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创新强国，专利价值亦呈现高度的偏态分布（Harhoff et al.，2003）［19］。毋庸置疑，发明人不会对其低质量专利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寄予很高的期望，自然也就不依赖这些专利来获得研发投资补偿。那么一个显然的问题就是，在创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明人为何普遍具有高涨的积极性去申请价值并不高的低质量专利呢？一些文献尝试从专利活动动机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解释，较为经典的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是内部评价标准理论（Levin，1986）［45］。基于委托代理理论，Levin认为专利可能被用于评价企业内部研发人员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效率。面对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研发人员具有较强的激励去促成企业的专利申请和授权。二是专利信号理论（Long，2002）［46］。Long认为，对于专利权人来说，专利的价值不局限于其排他性，更在于其信号传递功能。较之于知识资产，专利这种量化的指标更易用于向第三方传递与发明和发明人相关的可置信信息，进而缓解专利权人与第三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彩票理论（Scherer，2001）［20］。因为发明的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Scherer将专利类比成彩票，认为发明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其能从专利申请中获得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乐观的估计激励着发明人大量地申请专利。四是专利组合理论（Parchomovsky and Wagner，2005））［35］。在评述前面三种观点的基础上，Parchomovsky and Wagner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即发明人所关注的不是单项专利的价值，而是试图打造由一揽子专利所组成的专利组合（Patent Portfolio）。此时，专利成为构建专利组合的必要投入，无论对单项发明的期望价值是高还是低，发明人都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为其申请专利。
如前所述，出于战略性动机而进行的专利申请能给发明人带来特定的好处，但也会引发其对于市场和技术的垄断，而这无疑会对后续的研发和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发明人在战略性动机下不顾发明的质量和价值而大肆地申请专利的做法，是对其自身有限创新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他人和社会创新环境的干扰。鉴于此，政府部门应在专利制度和政策上进行调整，以防止出于战略性动机的专利申请对社会整体的创新环境和绩效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专利与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专利作为最为常用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对技术创新兼具促进效应与抑制效应。从逻辑上看，既然专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双向的，那么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效果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况且，专利活动只是整个技术创新链条中的一环，其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专利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鉴于此，专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围绕专利与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既有文献大多关注专利对国内生产总值（Crosby，2000）［53］、全要素生产率（Lach，1995）［54］、企业和产业层面劳动生产率（CréPon et al.，1998；Hu and Png，2013）［55-56］和企业经营绩效（Ernst，2001；Christodoulou et al.，2018）［57-58］等的作用效果。Crosby（2000）［53］使用澳大利亚1901-1978年数据考察了本国和外国居民在澳大利亚的专利申请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专利申请都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Lach（1995）［54］对美国1959-1983年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专利存量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CréPon et.al.（1998）［55］基于法国1986-1990年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专利数量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正相关关系。Hu and Png（2013）［56］使用1981-2000年72个国家54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专利能促进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在专利密集型行业，较强的专利权与较快的增长率相联系。Ernst（2001）［57］利用德国1984-1992年50个机床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本国居民的国内专利和欧洲专利申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质量更高的欧洲专利申请比国内专利申请对企业销售额的提升作用更大。Christodoulou et al.（2018）［58］利用 2000-2010 年中国深沪两市1 191家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专利申请和授权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积极影响并不受政府激励政策的影响。
用专利数据来表征技术创新的做法较早地见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chmookler（1962）［3］的文章，他利用1836-1957年美国铁路运输业、农业、造纸业和石油加工业的专利申请量来考察这四个行业的技术变革情况。专利数据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者Griliches（1990）［4］认为，专利数据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信息来源，它在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以及创新信息的披露等方面具有其他指标所不可比拟的优势。Schmoch（1997）［5］指出，研发预算和研发人员等指标通常只在总体层面上进行统计，难以用于分析特定领域的技术创新水平，而专利数据恰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OECD（2009）［11］指出，除具有获取成本低、完整度高和适用性强等优点外，专利和专利数据还能披露发明所属的技术领域、发明的申请人和授让人以及发明人的居住地和流动情况等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利数据之所以能够广泛应用于经验研究，还得益于专利数据库的构建以及高性能计算机和相关软件的普及。
（一）专利质量与经济增长
在专利质量的度量和评价问题上，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一般来讲，专利的质量包括技术特性和经济价值两个维度，技术特性是专利在新颖性、创造性方面高出现有技术的程度，而经济价值则表现为专利对相关产品价格、销量以及利润的影响（Lanjouw and Schankerman，1999；Reitzig，2004）［63-64］。龙小宁和王俊（2015）［50］认为专利授权率和续期率与专利质量正相关，而专利撤回率与专利质量负相关。Dang and Motohashi（2015）［36］、Fisch et al.（2017）［52］等学者认为，较低的专利质量往往与较低的引用率相联系。鉴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可操作性，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往往依据专利类型对专利质量做出简单化处理，如国际专利的质量高于国内专利（Ernst，2001）［57］、发明专利的质量高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赵彦云和刘思明，2011；张杰等，2016）［65，48］。
目前，有关专利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多见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赵彦云和刘思明（2011）［65］基于1988-2008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专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专利类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具有阶段性差异。具体而言，1998年之前主要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在发挥作用，在这之后，质量更高的发明专利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张英（2013）［66］利用199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专利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张杰等（2016）［48］基于198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发明专利对人均真实GDP增长率的影响呈U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则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自1999年开始盛行的专利促进政策对专利质量以及产业运用价值造成了扭曲效应，只有当发明专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才能抵消由专利资助政策所引发的负向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都以1998年为分界点进行分阶段回归，并得出了国内三种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的结论。Hu et al.（2017）［10］使用 2007-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实用新型专利对专利丰裕省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专利贫乏省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则具有抑制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上述文献都是以专利类型为判断专利质量的依据，考察了不同质量的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总体而言，尽管发明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阶段性差异，但较之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说明质量越高的专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二）专利成果转化机制与经济增长
对依山而建、受山坡地表径流危害的城镇、集中居民点、重要设施等，需修建截洪沟、排洪沟渠，将坡面地表径流引入沟道排泄。对沟道内淤积的泥沙、乱石、杂物和人为卡口进行清理疏挖，提高沟道泄洪能力。重点在城镇河段清除河道行洪障碍，确保沟道泄洪畅通。疏浚、扩挖的淤积物、弃渣等应堆放在距沟道有一定距离的低洼处，严禁人为设障。截洪沟、排洪渠应尽量利用坡面原有沟埂、天然沟道，其断面大小应满足排洪量的要求。在经过重要位置或弯道凹岸、跌水等冲刷强烈地带，需考虑必要的护砌措施。
目前，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成果转化问题，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法律和制度等理论层面，实证研究方面的文献还相对较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联系不强，专利授权后又缺乏成果转化的动力和能力，导致大量“沉睡”专利的产生，故而专利成果转化难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更为严峻（王瑞敏等，2013；杜德斌，2015）［59-60］。另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专利调查主要结论》显示，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无法支持后续产业化生产所需的资金，资金问题成为阻碍其从技术创新活动获得收益的重要因素。从高校和小微企业的专利成果转化问题上可以看出，专利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企业家精神缺乏以及融资约束是目前阻碍专利成果转化的主要因素。
鉴于专利成果转化问题的严峻性，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涉及风险机制、市场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等的构建和完善（徐辉，2006）［68］，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也务必涵盖上述方面的内容。首先，研发成果转化同研发一样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所加剧的融资困难，这就需要企业家遵循市场规律做出科学的决策，同时也需要风险投资为研发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Michelacci（2003）［69］构建了一个需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完成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据此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充足的企业家精神是实现研发回报最大化的必要条件。Samila and Sorenson（2010）［70］使用1993-2002年美国328个都市统计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有效激发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商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次，技术的发明者和应用者往往不是同一个人，需要市场在技术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刘凌（2012）［71］认为，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受制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竞争化程度的影响。隋广军等（2005）［72］基于对2000-2002年我国31个省市区高科技产业化地区差异的度量和聚类分析，强调了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在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再次，科技成果转化往往未被纳入绩效考核标准，导致发明人对其发明成果继续研究和转化的动力不强。陈发明（2018）［62］认为，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以激发科技人才活力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最后，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其顺利进行。尹锋林（2016）［73］指出，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正确的政策激励环境也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张铭慎（2017）［74］认为，建立健全有利于提升成果质量和促进成果转化的制度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
事实上，专利成果转化不尽如人意并非单纯是由某一特定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要认识到，专利本身的质量和经济价值是决定其能否被转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张铭慎（2017）［74］指出的那样，构建和完善提升成果质量和促进成果转化的制度基础，从源头上解决当下专利成果转化所面临的问题，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专利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总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上建立的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自由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自由平衡贸易的思想、古典经济学货币数量论以及保留了大危机之前建立的主张金融自由的跨国金融组织，但是总体而言，它的运行主要是为给西方国家的国内政府干预政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它的政策选择次序是先国内、后国际，先贸易、后金融。这一制度特征在1945～1958年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2018年10月海尔推出第四代防干烧技术，不仅能够实现控制火情产生，更能精准控制烹饪温度，针对烹饪时的不同场景实现个性化的温度控制功能，将油温控制在起烟的临界点以内，即可实现少油烟甚至无油烟的烹饪效果，打造健康烹饪新风尚。
中国专利质量问题已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专利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从专利申请到专利授权再到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专利成果转化机制的缺失或不健全无疑会制约专利申请向经济增长的转化效果，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不能实现与专利申请量相称的提高。叶锐等（2012）［67］利用1999-2010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高技术产业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较低。王斌和谭清美（2013）［12］基于1995-2011年我国五个一级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各高技术产业专利成果转化效率有所提升但幅度不大。庞瑞芝等（2014）［61］以专利授权量和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为创新生产系统的中间产出，实证考察了2009-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研究发现，各省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普遍偏低，而这主要是因为创新成果未能有效转化。杜德斌（2015）［60］指出，技术专利转让应用不足是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些事实说明，如何完善专利成果转化机制这一问题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研讨和解答。
四、总结与展望
专利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政府当局调整专利保护制度和创新激励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专利表征技术创新的可行性、专利制度和专利申请动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限制专利成果转化的因素等方面都已经有大量的分析，形成了有益的认识。既有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外生到内生的角色转变，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作为最为常用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专利数据兼具其他指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固有缺陷，使用时要谨慎规避其缺陷。此外，专利对技术创新兼具促进效应与抑制效应，具体作用效果则要取决于专利的创新激励与垄断力量的权衡，而这种权衡则受专利保护制度和专利申请动机的影响。从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来看，尽管大量文献证实了专利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专利质量及专利成果转化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专利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实现专利向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转化，应构建和完善专利成果转化的风险机制、市场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
如果无线局域网采用本地转发模式，就比较容易地实现同有线用户一样的802.1x认证方式，解决Web Portal方式的不利因素。无线局域网802.1x准入认证方式，在具体的部署上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与AP直接连接的交换机端口启用802.1x模式，由接入交换机完成802.1x。这样，就可以将无线用户当成有线用户一样管理，无线用户使用的802.1x的supplicant与有线用户一致。为了保证AC对AP的管理，这种方式下，需要对连接AP的交换机端口进行相关配置，使得该端口透传AC与AP的管理数据传输。这种方式，淡化了AC的作用，无法实现无线用户的漫游服务，用户切换不同的AP时需要重新认证。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该领域内还有如下若干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尽管学者们都认识到专利在表征技术创新上的局限性，但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专利依然是目前最为常用的创新衡量指标。因此，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衡量指标仍然是颇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次，不同专利局授权的专利以及同一专利局授权的不同类型专利的质量难以进行比较，甚至同一专利局授权的同一类型专利的质量有时也不容易比较。因此，构建评价各种专利质量的指标体系构成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再次，现有文献对于发明人专利申请动机的分析或根据调研数据或基于理论分析，未能明确发明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如何更为精确地分析发明人的专利申请动机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最后，现有研究尚未明确提出对专利应用程度的度量和评价方法。随着人们对于专利成果转化的日益关注，对专利应用程度的度量和评价可能是未来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 释：
当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中国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从什么是生态文明,到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丰富完善的理论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①在专利申请数据和授权数据的选择问题上，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专利申请量更能表征技术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专利授权环节涉及诸如审批流程、管理者偏好等人为因素（王斌和谭清美，2013）［12］，其更长的时间滞后性也易引起信息失真（Schmookler，1962）［3］。Burhan et al.（2017）［13］则认为，发明人往往出于战略性动机去申请专利，甚至不以获得专利授权为目的，故而专利授权更能衡量技术创新。此外，也有学者使用专利的引用率来表征技术创新（Paci and Usai，2009）［14］。
② 鉴于此，Dang and Motohashi（2015）［36］认为，政策制定者应高度重视专利资助政策的副作用，并根据区域差异实行分类指导的创新激励政策；龙小宁和王俊（2015）［50］认为，专利资助政策的激励对象应仅限于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专利资助的水平不得高于专利申请或维持的成本；Fisch et al.（2016）［51］认为，旨在提高专利质量的创新政策应着眼于研发支出的增加而非专利活动的成本的降低。
2015年9月，一则新闻在网络上和微信上被迅速传播：重庆出版社编辑、雨果奖获奖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杜虹做出惊世骇俗之举：已于5月30日去世的她，将头部冷冻在美国A l cor机构，以期在人类攻克癌症难题之际，通过技术“复活”。她也是中国第一例、亚洲第二例冷冻人体的实验者。杜虹的选择，引发了广泛热议。这是杜虹的女儿张思遥写的怀念母亲的一篇文章。现在是2018年，距离她和妈妈见面，又近了3年。
③也有学者认为，专利未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Boldrin and Levine（2013）认为，竞争程度、专利活动和生产率同时内生于经济系统且都与技术变革相互交织，内生性问题使得专利促进生产率提高这一研究结论并不可靠。他们认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专利通常会引发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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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Review
WEN Jun，ZHANG S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patent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Regard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pat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economic growth，the previous literature most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patent statistics to measure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impacts of patent system and patent application motiv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role of patent in economic growth，and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tent technology achievement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comments on the existing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aspects，and then prospects for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patent；technical innov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 ：F273.1；F06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9）08-0152-09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80919007
收稿日期： 2018-09-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风险投资与小微企业创新：增值与盘剥的新视角”（71673216）
作者简介 ：
温 军（1977-），男，内蒙古化德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公司金融，新政治经济学，企业创新；
除了拍照之外，明星还会有什么样的应用？在电脑的帮助之下，我们越来越难辨认电影中的角色是不是由真正的演员出演。
张 森（1993-），男，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企业创新。
［责任编辑：欧世平］
标签：专利论文; 技术创新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