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源流论文,发生论文,四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般的理解与描述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滥觞于“五四”思想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思想革命的发轫；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要求变文言为白话，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进一步从思想革命出发提倡文学革命，由此划开了新、旧文学之界限。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陈独秀和胡适在文学变革临界点上的“点爆”之功，但这种理解与描述的主要问题是，它忽略了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的内在根源，忽视了“五四”新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学的符合逻辑的变革性承续与发展的事实；同时，以往的判断基于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理解与描述，如果从“过程”看“结果”，显然可以深化我们对“五四”新文学发生的认识。
从“结果”转向“过程”，首先应该着眼的是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章太炎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前者重在革命的政治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后者重在对思想文化变革的倡导与实践。尽管孙中山也有自己明确的思想文化纲领，但是他们二人变革主张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孙重在思想文化的政治内涵，而章则重在思想文化的学术内涵。在我们这个学术渊源如此深厚的千年古国，任何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都不能不带有学术性。而且，思想文化可以适时而生，转瞬即逝，纷繁多变；学术却要求自身在变革中的承续性与稳定性，并在深处制约着思想文化的发展；离开学术性的思想文化变革是肤浅的、短暂的，只有学术的发展才能带来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变革。因此，“五四”时期从思想革命的需要出发要求文学革命，是通过学术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这正是鲁迅“五四”时期的基本思路，他多次提到应重视“学术思想”的变革（注：参见《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第324页；《书信·210103·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1页。）。进一步看民初主要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现实，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章太炎各自的侧重点开始分流。孙的政治军事革命历经挫折坠入低谷，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变革却显得非常活跃，抵制袁、张复辟，驳斥康、梁保皇，终于酿成新文化与新文学大潮，主导这一潮流的正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继承者。
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有三种成分。其中，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相对于此，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从正与反两个方面作用于新文学。我们在下面将对这三种成分逐一加以分析，以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及源流。
二
让我们先看看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是近、现代之交中国政界中的显要人物。他1902年进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署名参加了励志会（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社团）分化后由其中激进派另组的青年会，这是“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陈独秀投身革命即表现出热心政治与军事的突出特点。此后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参加了旨在制造暗杀等暴力事件的爱国协会，成为狙击清政府出洋五大臣事件的策划者之一；他在安徽创建了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并担任会长，主要在军界中发展革命力量；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参与了1912年的二次革命。但是，陈独秀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有所不同，他并非始终驻足于政界与军界，他与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并追随章太炎的一些文化人章士钊、刘师培等的关系十分密切（注：陈独秀1906年曾与章士钊、刘师培、苏曼殊一起执教于芜湖皖江中学。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刘师培倾向革命；民元后，刘师培因依附端方，被革命政府追捕，陈独秀上书孙中山为刘请求宽宥。“五四”时期二人政治主张、文化观念相悖，私交甚深，陈延聘刘入北大任教，刘病卒也由陈独秀主持丧事。参见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52页注释31，三联书店1997年版。），他先后协助章士钊办《民国日日报》和《甲寅杂志》，与友人在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民报社谒见章太炎，讨论清代汉学（注：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2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他还出版过一本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陈独秀每每在政治、军事上遇到挫折，就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幡然醒悟，创办《新青年》，力主思想启蒙，并非偶然；只不过这次转向决心甚大，如胡适所说，他们办《新青年》时，“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注：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是胡适1931年10月30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载1933年北京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但是，陈独秀每次转向思想文化领域，都未能真正地立足于学术思想的变革，他写的文章多数具有为政治革命进行舆论鼓动的性质，即使是他创办《新青年》后发表的那些几乎期期皆有的文章，也大多概莫能外，这决定了自称“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在其办刊个性上无法抹去的政治色彩（注：参见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胡适曾提出改变《新青年》性质的“三个办法”（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1页注释2。），鲁迅也明确表示：希望《新青年》“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注：《书信·210103·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1页。）。问题的根子在陈独秀身上，他的国学修养和对文艺的了解都明显不足。即使进入全国学术中心北京大学，也并非出于主动，而是想借此扩大《新青年》影响和有利于《新青年》的出版发行（注：陈独秀1916年11月26日与亚东老板江孟邹为这家书店招股从上海启程到北京。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因汤尔和推荐，蔡找到尚在北京的陈独秀，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以办《新青年》推脱，蔡让他把刊物搬到北大来办，二人议定。（参见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7页注释20））。在人才济济的北大，陈独秀一到就担任文科学长，殊难立足（注：据罗章龙回忆：陈独秀初到北大，“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喷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见《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载《新华文摘》1983年第8期。），因其既不开课，也无多少学术建树，所以，他不可能在思想文化领域驻足很久，1918年末，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后，“文科学长”更是有其名无其实，他已经全身心介入政治活动了。进一步说，陈独秀及《新青年》所以能成就文学革命，确有北京大学之助。周作人回忆陈进北大前，“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的名士而已”（注：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陈万雄称1916年2月前的《新青年》为“同仁杂志时期”，“主要作者几全属章士钊、陈独秀办《甲寅杂志》的作者”，两个刊物“有一定人事和思想渊源”（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新青年》的变化自第二卷即1916年9月始，进入北大后，北大以章门弟子为主的革新派加盟，一校一刊相结合，文学革命倡导的核心力量形成，才开启了新文学大潮。
相比之下，胡适作为学者，他的思想主张和文学观念都具有学术性，这是他与陈独秀的不同和日后与陈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但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而“暴得大名”，其原因一方面是恰逢其时——语言载体的变革不仅在文学界蕴蓄已久，张弓待发，而且已成为思想革命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又是一种学理性的探讨，易为学术界的新派所接受。另一方面，胡适的“成名”也不无地缘性人事关系的借助。胡适与陈独秀同为皖籍，陈因深得皖籍文化人的帮助而对同乡抱好感，又有长期资助他办报刊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推荐，胡适得以结识陈独秀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因陈的举荐进入北大。但在1917年前的国内思想文化界，胡适其实是一个不为时人所知的“局外人”。
陈独秀和胡适的如上情况可以说明，他们是作为外源性成分介入以章太炎学术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文化及文学变革主潮的，所以陈独秀说他们成就文学革命之功是一种“不虞之誉”（注：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但正是他们以激进的思想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进而跻身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广有影响的北京大学（注：罗家伦说：“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见《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触发了矛盾日重、浑沌未开的北大文科的裂变。我们关心的是1917年前的北京大学的状况，它为“文学革命”的倡导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怎样促成了这场文学裂变一触即发的大势。
三
着眼于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首先应提到的是维新派，北京大学的前身即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清廷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维新运动改革最多的是教育，留下这一所“皇家大学”就足以说明其在近代史上的贡献。正是这所学校的建立及其在生存艰难中的苦撑，才有了十九年后的北京大学的颇有作为。北大学人说起“校史”往往如数家珍，但能这样去肯定京师大学堂的并不多见——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文献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而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说明，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无干。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注：陈平原：《“太学”传统》，载《读书》1997年第5期。）
既是新式大学，就少不了反对派，遗老遗少的唾骂自可不必去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颇有声望的革命元勋章太炎就是反对派中最激烈的一个。1905年清廷谕令停科举而广办学校。1906年，章太炎在《与王鹤鸣书》中针锋相对地抨击，并提出自己的办学思想——
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此时俗所数称道者。远观商、周，外观欧、美，则是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注：《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52-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此话对官办京师大学堂之弊，可谓一语中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明确规定：“大学卒业，领有文凭作为进士，引见授官。”所以，杭州诂经精舍出身的陈汉章被京师大学堂聘为教习而不就，为点翰林宁愿在此做学生。更有不少在京的中、小官吏考进来过半老爷半学生的生活，其中难免有耐不住苦读而去寻花问柳者，衍及民初，遂有八大胡同顾客多为两院（国会参众两院）一堂（京师大学堂）之恶名。
民初以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确体现出章太炎的“学在民间”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北大（注：按照近年来陈思和的“民间”之论，1917年前后北大，即体现了学术由“庙堂”走向“民间”而形成的学术自由的“广场”。）。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校长，而后有何燏时、胡仁源继任。陈万雄说：“北京大学的主持者由原来的官僚阶层转移到一批开明学者身上，这是从传统官学走向民间的重要转变。”（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5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学术由官府走向民间，使北大充满勃勃生机。具体分析北大的学术文化走向，应着眼于校长、教授、学生三个方面，关键是一校之长。严复任职时间不长，但其作用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严复在近、现代之交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一生贡献重在思想启蒙，译介《天演论》产生的巨大影响延及“五四”，可见，他是维新派中唯一与革命派的章太炎的作用相接近的人物。进一步说，在“章太炎与鲁迅之缘”所开启的从“复古”到“取今”的新文化与新文学源头中，进化论思想起了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鲁迅留日时期所受影响，先严复而后章太炎：他承章而排除严的局限，又取严而超越章的局限——这可以反映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承续者从“复古”到“取今”的主导思想趋向。所以，严复主掌北大，承前期思想之余绪，厉行改革，主要表现是“文经两科合并而为文科”，其影响可谓“惊天动地”——“经学是传统中国千年来培育官僚和士人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最根本的社会伦理的根据，现在在最高学府断然予以取消，是近代中国打破传统意识形态桎梏的开天辟地的行动。”（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6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严复进而抵制政府拟停办北大的意图，北大声望日重。这可以从学生方面看出——1913年夏，沈雁冰、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五四”时期颇有作为的学生投考并考入北大预科。所以，从近、现代之交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整体格局看，严复出任北大校长，有助于北大逼近“五四”。
另一方面，严复时期的北大之逼近“五四”，还表现在由严复自身负面影响的加著，吸引了封建正统思想文化的最后一批经典性人物集中于北大文科，这无疑把北大推到近、现代之交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中枢位置。
近、现代之交的严复一类显赫人物都是旧学根柢，援新蜕旧，当他们身上的新不足蜕旧时，转而开始以旧排新。1912年的严复即如此。严复早年受业于桐城门下，中年在京与吴汝纶交好，愈服膺桐城。后期桐城派尤其像严复这样的非直系传人，早已脱出独尊经学的思想樊笼，但却认为自孔子开创以来盛行不衰的千载道德文章是维系国家命脉之所在。严复眼见自己手造的西学日益流行，深恐道德文章之丧，晚年固守桐城古文以自重；由于他的影响，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齐集北大文科。林纾因“林译小说”已声名昭著，古文笔法并不专宗桐城，入北大后，“以得桐城学者之盻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注：钱基博：《林纾的古文》，《林纾研究资料》第18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俨然为北大桐城学者之首，称推崇魏晋古文的章门弟子为“狂谬巨子”，摆出相拼之势，要“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注：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生序》，引自张俊才著《林纾评传》第22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盛行数百年已见衰竭的桐城古文为之一振，在北大文科蔚然成风。仅举一例可见。姚永朴（姚莹之孙）开文科必修课，专讲桐城文法，而成《文学研究法》一书，“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注：张玮：《文学研究法·序》。）；钱基博说：他“每成一篇，辄为诸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志倦”，“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85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桐城学者独揽北大文科的局面的出现，绝非偶然，实为国势之缩影。辛亥革命思想启蒙之不足，造成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严重滞后，康、梁“定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喧嚣一时，严复带头列名为孔教会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张勋相继急不可待地登场复辟帝制。凡此种种，刺激着思想文化领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反复辟力量，疏离于孙中山的政治、军事路线而以独立的面貌崛起。
历史也提供了某种机缘。
1912年10月，严复因与教育部有隙卸职离京，何燏时、胡仁源先后担任北大校长。何、胡二人皆为浙江人，又是留日的，对桐城势力早有不满，着意于通过增聘教员来改变他们独揽北大文科的局面。沈尹默说：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注：沈尹默：《我和北大》，《过去的学校》第3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所说“太炎先生负重名”，其因有二：一是曾经给予康、梁今文经学以最有力的批判的章太炎于1913年发表长文《驳建立孔教议》，在学术上追根溯源，以汉之历史说明建立孔教带来的只能是“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巫道乱法，鬼事干政”（注：《章太炎文选》第494-49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对垒鲜明，义正辞严，其门生弟子同人纷纷响应；为人传扬的，前有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后有张勋复辟，鲁迅愤然中止在教育部的工作。二是此时章太炎正在北京，“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被袁软禁，以绝食相抗，一时成为京城的舆论中心。章门弟子纷至探望，黄侃干脆搬进其师禁所钱粮胡同，与师日夜读书论学，抨击时事。章太炎进而在禁所办“国学讲习会”，报名听讲者蜂至，俨然与相隔不远的北大文科对峙，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永、金毓黻等皆来投师求教，而使酮城派之天下黯然失色。
1913年始，章门弟子黄侃、马裕藻（幼渔）、朱希祖、朱宗莱（蓬仙）、钱玄同、沈尹默等进入北大文科，加上章氏《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同人马叙伦，章氏在诂经精舍的同窗陈汉章等，在北大文科形成与桐城学者势不两立的对垒局面。
四
我们重视1917年前的北京大学之于“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基础意义，更主要是指1913年后的章太炎学术思想进入北大文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一影响之于“五四”的意义，一方面表现在章氏学术思想的强化与深化，另一方面表现在章氏学术思想的分化与蜕变，二者内在相连，自成脉络。
先看前一方面，即章门弟子与桐城学者的较量，沈尹默称之为“新旧之争”（注：沈尹默：《我和北大》，《过去的学校》第3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蔡元培称之为“已启革新的端绪”（注：蔡元培手稿：《自写年谱》（三），转引自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9页。），应该是指这一较量与后一方面的内在联系。较量首先表现在章门弟子所谨守的朴学（古文经学）与桐城学者尊奉的宋学之争上。宋学在清代为汉学攻难而不败，章氏以史学为根柢的古文经学之阐发，在学术上力见宋学之弊端，而使当时北大文科学生读书的风气，迅速转向章太炎。如傅斯年，进北大后广泛涉猎，欲览国学之全貌以求其“通”，在比较中信服于章氏之说。他认为章太炎学以求是，把“经”当历史看，以文字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释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对章氏之说锐意探求，深得黄侃、陈汉章器重与赞许，由于他在学生中颇有影响，文科学风以之为范（注：参见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第16-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桐城派自曾国藩始，已将经书当文学看，以唐宋八大家为宗，推崇“文以载道”的道德文章。这样，章门弟子与桐城学者的较量，集中在“六朝文”与“唐宋文”之间展开——“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注：钱基博：《林纾的古文》，《林纾研究资料》第1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章门弟子所开课程皆为朴学与六朝文学。朴学讲学有本原，修辞用事要有根据，这有利于骈文的发展，所以朴学家多骈文能手而兼治六朝文学。《典论》、《文赋》、《文心雕龙》、《中古文学史》等搬上北大文科讲台，仅《文心雕龙》就有黄侃、沈尹默、朱宗莱等多人讲授，似有意与“仿之《文心雕龙》”而作《文学研究法》的姚永朴针锋相对，示之以真《文心雕龙》。黄侃的授课讲义《文心雕龙札记》，首章《原道第一》开宗明义——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膠滞而罕通矣。……使文章之事，愈瘠愈削，寖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撢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3-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文如层层剥茧，痛快淋漓。不仅切中了唐、宋以来所谓“文以载道”之说有悖人心、物理、学术，以“空文号天下”的要害，力戳桐城学者的空疏之学；而且将文章之事归于“自然”：“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3-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对文学自身特征的深刻理解。结合舒芜对六朝文学的分析可见，黄侃之论，确可谓力呈六朝文学“注意于艺术的技巧，而于载封建之道不甚积极”的特质，自然有助于“王纲解纽”，而引出“非圣无法”、“无父无君”的反封建倾向（注：舒芜：《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校点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此后，北大桐城学者的势力日渐衰微。“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1913年底，林纾及担任北大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相继辞职，马其昶、姚永朴不久也离去。林纾在写给南归故里的姚永概的信中骂语连篇，说：“今日妄庸之巨子”章太炎，“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娓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注：林纾：《与姚永概书》。）其行其言，反见出章太炎学术思想顺应时代发展的反封建意义。
迄今为止的众多新文学史著作以及文学革命发难者的回忆文章，包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不述1917年前北大的这场“六朝文”与“唐宋文”之争，而将二者不加区别地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来描述，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的真实，阉割了章门弟子提倡“六朝文”在结束封建正统文学的统治地位，使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的意义上对“五四”新文学发生所应该具有的影响。从“唐宋文”到“六朝文”再到“白话文”，这是文学的语言载体由传统向现代衍变所呈现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相生相克、步步推进的必然发展过程，不能仅取两端而舍中间。可以佐证于此的是与这一发展脉络相应的人事上的渊源——先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提倡“六朝文”的章门弟子中的大多数，1917年转而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与响应者。
五
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1917年前后的北京大学文科，在提倡“六朝文”与倡导“白话文”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仅是文学形式的“文言”变“白话”，而且是文学内容的“传统”变“现代”，这是对几千年古典文学在实质意义上的超越——1917年前的北大文科以章门弟子为核心的“新派”人物，是无法迅速实现这一蜕变的，近、现代之交急遽发展的历史也不允许他们鸭行鹅步地完成这一自身的蜕变。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立即聘请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并让陈把已见起色（1916年9月第二卷始）的《新青年》带到北大。蔡、陈二人又聘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来北大文科担任教授。“一石激起千层浪 ”——北大文科迅即形成新的对垒，这是较之前述“六朝文”与“唐宋文”之争严重得多的一次较量，因为：章门弟子在北大几年，已经形成了从校长到教授再到学生的一个势力强大的阵容，虽然内部存在矛盾，但陈、胡倡导文学革命的反对派中最顽固的是黄侃和拥袁称帝失败而入北大任教的刘师培——黄是章太炎的高足弟子而有“章黄”之称，刘师培（申叔）也曾与章太炎（枚叔）并称为“二叔”，二人的学术思想因与章太炎的深刻联系而在北大师生心目中是最有学问的人。蔡元培、陈独秀能言辞激烈地反驳来自校外的林纾的攻击，却不敢漠视黄侃、刘师培的学术地位，要在北大给他们一席之地，允许他们办反对文学革命的学术刊物《国故》。
面对如此压力，陈独秀和胡适所以能在北大立足，文学革命所以能在北大成为众心所归的主潮，根本原因之一是章门弟子的迅速分化——前有钱玄同最先站到陈、胡一边，并且提出了较之陈、胡更为激进的主张；后有鲁迅（注：鲁迅虽然1920年才到北大任教，但实际上他1913年开始就与北大文科关系十分密切，后文有述。）与周作人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且提出了较之陈、胡更为深刻的主张。在这里，钱玄同所起作用十分重要，诸如他提出的那些“用条石压驼背”的观点（注：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3卷第1期。）和演的那出“双簧”戏，把来自反对派的压力转向自己，为陈独秀尤其是胡适以后一再提及，不无“难中见救”之慨。这也可以从反对派一面看出：林纾用小说《荆生》打陈、胡，要外加上“金心异”；黄侃对钱恨之入骨，在课堂上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骂钱玄同（注：参见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胡适在北大真正立足，还得力于学生的支持。北大文科中的几个国学根柢深厚而为黄侃、刘师培、陈汉章赞许因而颇具影响力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转而支持文学革命。对于傅斯年的帮助，胡适在几十年后仍念念有词（注：参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黄侃对傅的“倒戈”则始终耿耿于怀（注：参见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两方面也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1917年的北大文科师生中从章太炎学术思想分化出去转而支持文学革命的人，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仍然与章太炎有深刻的联系。比如钱玄同，他在倡导文学革命时提出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口号：“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
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的方言有什么分别？……再看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到了西汉，言文已渐分离。……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感情……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人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了什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什么“义法”的话……这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段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注：钱玄同：《尝试集序》。）
钱玄同的这种认识的来源，显然可以追溯到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对此，在《新潮》与《国故》之间的一场有关“国故和科学”争论中，毛子水的那篇为傅斯年大加赞赏的文章《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把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的来龙去脉说得更为清楚，起码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从章太炎先生作《文学总略》……把一切著于竹帛的文字都叫得“文”，大家因此就可以知道“文”的用处就是达意思代语言。他这篇论略里又提出“作文取法疏证”和“修辞立诚”的两个意思，大家因此就可以觉得媚生谀死的滥作和凭空说理的妄言的讨厌。……胡君的《刍议》的意思，和章君的《总略》的意思，有没有一点关系，……章君的《总略》实在有“培植灌溉”的功劳，一个人能够知道“文”的功用就是达意思代语言，又知道时间的可贵，断没有绝对的去反对“国语的文学”的。一个人能够明白“修辞立诚”的意思，断没有不觉得从前中国的大部分的文学是没有文学的价值的。设使现在有一个人，他已经赞成章君的《总略》，但是又反对胡君的《刍议》，这个人就可以说得没有真的知道章君《总略》，亦就可以说得没有科学的精神。（注：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文后有“斯年附识”。）
进一步看，作为文学革命倡导中心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虽非章门弟子，但他整顿北大的核心思想是：“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过去的学校》第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这可以追溯到前述章太炎“学在民间”的思想。文学革命倡导者胡适更明显表现出向章太炎学术思想靠拢的趋向。他进北大以后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多有借鉴，他对以史学为根底的古文经学产生浓厚兴趣——读《文史通义》，为章学诚作年谱，提出研究国学首先应具备“六经皆史”这一“历史的观念”（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俞吾今编《胡适文选》第5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年版。）。
显然，胡适、蔡元培以及“倒戈”的章门弟子及北大学生，他们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响应者而与章太炎学术思想的联系，实质上是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发展与蜕变。
六
鲁迅因其与章太炎最深刻的联系，在倡导“五四”文学革命中确立了自身的独立位置并作出独特选择——
一方面，鲁迅支持钱玄同，肯定文学革命倡导者以“白话”代“文言”，说：“白话在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注：《书信·220821·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3页。）。他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应钱玄同之约而写，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但鲁迅与钱玄同又有不同，他所重并非仅仅在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他针对钱的废汉字而以世界语(Esperanto)代之的主张，表示：
……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注：《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
对此，他同意胡适“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的意见（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1-372页注释2。）而有别于当时的陈独秀，其目的则在“改良思想”，与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相一致，实则是他1907年承续章太炎而发思想启蒙之先声的继续。
另一方面，鲁迅又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对派黄侃、刘师培提倡的“六朝文学”有深刻的联系，这是他迥异于文学革命倡导者陈、胡尤其是钱玄同的独到之处。
鲁迅与“六朝文学”的联系值得重视。这一联系形成的时间，正是黄侃为首的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的前后。民元初至“五四”前，鲁迅的古籍整理重在汉魏六朝，确立了魏晋时代文人著述在古代文化典籍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他与魏晋时代相当深刻的精神联系。结合前述章门弟子进入北大后展开的“六朝文”与“唐宋文”的较量可见，鲁迅辑校魏晋著述绝非仅仅是个人偏好而游离于时代；据他的日记所录，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与提倡“六朝文”的章门弟子频繁往来，攀谈、宴饮、赠书，关系相当密切。鲁迅投注如此多的心血去发掘魏晋时代的文化底蕴，显然是与关乎时代发展的北大文科的那场较量息息相关，不过他自己还别有所侧重罢了。
1917年，鲁迅中断了与趋于保守的黄侃的往来（注：据鲁迅日记，他1917年前与黄侃有两次接触，一次是1913年9月30日把《城外小说集》赠送给黄侃，另一次是1914年9月27日与黄侃、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马幼渔、朱希祖等一起聚餐（《鲁迅全集》第14卷第75页、129页）。），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中断与“六朝文学”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在他的为人称道的“魏晋文章”。但所说“魏晋文章”并非专指他的新文学创作中的魏晋风格与特色，还包括他汲取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由于有“魏晋”参照，而能够由表及里，切中要害。这体现了鲁迅确立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学的特殊深刻之处。
另一方面，在鲁迅的认识中，新文学的启蒙性质应该包含文学本身，即新文学应该从艺术的审美本质出发，唤起人们对文学的重新认识，这在“五四”时期同样具有反封建意义。正是在这方面，更能显示鲁迅与“六朝文学”的深刻联系。比如，鲁迅不止一次地向人推荐刘师培所著《中国中古文学史》（注：参阅《鲁迅全集》第3卷第502页，第11卷第609页。），他自己则撰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并表明此文参考了刘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但刘于六朝所重在梁之《文选》，鲁迅于六朝则重在魏晋之嵇阮；所以鲁迅为文之于刘著，略其所详而详其所略——如此详略，又反映出鲁迅与刘师培的文学观存在着一致之处：刘强调六朝“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这是“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9页，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鲁迅则进一步提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04页。）。就艺术内部规律而言，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是与六朝文学相通的。
显然，魏晋文学构成了从章太炎到鲁迅所开启的“五四”新文学与传统联系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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